汉斯·森霍尔茨:相关是一种优点

Peter Boettke, Living Economic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Chap 5.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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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经济学研究致力于学习其他经济学家如何思考,学习他们使用的语言,学习他们创建的模型,以及学习他们提供的证据。你的经济教育极少会致力于研究真实经济和对给定问题的适当政策回应。总之,你研究的是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而非真的去研究经济本身。

作为一位经济学教师,我也常常想起自己在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的教育经历,想起自己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一位经济学教授。我意识到,森霍尔茨博士所用方法背后的力量,在于他所传达的相关——关于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学的相关。我们极少在凯恩斯身上花时间,较少在马克思身上花时间,会花一些时间在弗里德曼身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森霍尔茨博士都把他的精力倾注于运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洞见解释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大萧条、金本位的运作,以及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失效。他颂扬自由贸易的好处,揭穿保护主义的缺点。

在森霍尔茨博士的课堂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一致、最清晰地拥护了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制度。但是,和被困在学院里的其他经济思想学派一样,奥地利学派也容易不相关。大约在1983年,此时我刚开始迈向一位职业经济学家,森霍尔茨博士这样向我描述了当代奥地利学派:柯兹纳是个方法论者,他涉足了其他学者却没有认真地涉足这个世界;拉赫曼写了本关于资本的好书,但别无他物;罗斯巴德满足于做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对公共政策的实际世界不相关;但奥地利学派的森霍尔茨分支却在华盛顿(他会读成“华盛”)不断就公共政策进行战斗。当时(以及到今天),我已经赞同了罗斯巴德的自由主义,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森霍尔茨的描述过于保守并对其置之不理。而且,由于我更偏向于钻研当代奥地利学派的学术研究,所以我不同意他对柯兹纳和拉赫曼的评价,并且,比起他们的政策立场,我更看重这些人的纯学术贡献。但现在,在我职业生涯的中期,我比任何时候——从30年前还是他学生的开始——都更加欣赏森霍尔茨博士对不断参与公共政策领域的要求。我们经济学家应该铭记我们对公共政策辩论的相关。当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相关时,我们所做的经济学更好。当然,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科学和哲学问题以及真理。但是,我们希望真理让位于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更好洞察,并且,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更直接地涉足这个世界。我们必须避免这个恶习: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或其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经济学家而不是经济之上。[1]

森霍尔茨博士自己‪的学术研究就是谋求相关的典范

毫无疑问,正是在教室和报告厅里,森霍尔茨博士取得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最有意义的贡献。作为一位充满活力的演讲者(他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德国口音来突出要点),森霍尔茨多年来在格罗夫城市学院,以及后来作为主席在经济教育基金会(FEE)面对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外行听众进行了演讲。他在公共政策领域写了连绵不绝的评论。其中许多作品,都不能被称之为学术研究,而是在经济新闻中的运用。有的其实更像是道德布道而非经济学——关于私有财产秩序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布道。除了保证几乎每天都参与当代公共政策问题,森霍尔茨还出版了多本意在更持久贡献的书籍。但是,他的学术兴趣的特点是,这些书籍的每一本都致力于公共政策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是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失业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是正在迫近的债务和赤字问题和恢复货币自由的建议。[2]

在这些书的每一本里,森霍尔茨都在试着利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洞见,特别是那些来自他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来揭露政府管理经济体系的政策的失效。米塞斯和威廉·勒普克一样,都是对森霍尔茨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这体现在他对私有财产安全、开放贸易、自由劳动、稳健货币和财政责任的强调之中。米塞斯的功利主义,体现在森霍尔茨提供的反对政府干预的结果主义论点之中,而勒普克的道德主义,则反映在森霍尔茨在自己的著作里很少排除的伦理维度上。在森霍尔茨的所有著作里的基本信息是,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有效率的,也是在道德上正确的。政府对经济自然运行的干预不仅是无效率的,也是一种必须予以抵制的罪恶。通胀政策不仅扭曲了经济计算,也代表着从根本上违背了政府和它的公民之间的信任。工会不只是阻碍了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工会并阻挠契约自由的法律障碍也把冲突引入了市场,否则市场将通过自愿选择趋于利益和谐。债务和赤字不只是通过排挤私人投资耗散了未来的生产力,它们还摧毁了保持政府受控制所需的财政纪律,避开了民主进程所固有的权利意识,并带来社会冲突和种族冲突。

森霍尔茨尽量避免职业经济学家的术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这些论点。他的听众主要是感兴趣的外行,而不是其他的经济学家。不过,他的确让自己的论述大量切中对其他经济学家(尤其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A.C. 庇古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著作的评论。他对经济学界中经济思想演化的引用,总是在揭露错误公共政策背后的流行误解这个更广泛任务的背景下的。森霍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家的角色,需要对一个勇敢的姿态来反对“指向错误方向的公共利益的假定守护者。”[3]

从他的第一本书到他最近的著作,森霍尔茨试图传达给他的读者的基本信息都是一致的。举个例子,考虑一下从他的第一本书《欧洲何以生存?》(How Can Europe Survive? )摘录出的一段话:

如果全世界都是干预主义的,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也就将是不可能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有利于某些生产者损害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这种“有利”和“保护”,通常以影响和调节价格的形式进行,而这又基于对进出口的限制。然而,进出口限制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会引起国际经济冲突。通货膨胀政策与武断的平价管制一起,带来外汇短缺,进而导致对外贸的进一步限制。各种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和保护——对竞争和投资的限制,对生产财货的数量和质量的控制,对采用生产方法的监管,消耗资本并使流动资本外流的税收,以及对各种贸易和职业组织的保护——要么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直接作用,要么依赖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补充作用。无论我们可能如何分析干预主义制度,其固有的国际方面都是劳动分工的解体。经济民族主义的每一个法案,都要求那些和违规国家打交道的国家做出痛苦的调整。归根结底,通过外贸互相依存的所有国家的生产结构,都会因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单一行为而被迫作出调整。只有个人自由的制度和不受阻碍的世界经济,才能提供国际劳动分工的巨大优势,并为各国提供和平的环境。[4]

一次干预何以招致另一次破坏平静的市场秩序的干预,这一主题在森霍尔茨的书籍、文章和讲座中一再重复。他在课上抛出的比喻在20年后仍在我耳边回响;例如,他把现代福利国家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圆,我们所有的人的手都在我们邻居的口袋里。但森霍尔茨不只是会有效运用修辞和比喻来激发幼小的心灵关于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如前面的摘录所示,他的分析有一种持久的相关。他在1955年所写的东西在今天和在当时一样相关。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最引人注目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呼吁实施资本管制。[5]但正如森霍尔茨所指出的,对资本的限制政策消耗了今天的资本并把流动资本驱赶到其他地方。对当代欧盟的形成,他的论点也仍然是相关的(主要是作为警告)。产业特殊利益集团和工会并没有在整个欧洲创造出一种资本自由和劳动自由的环境,而是行使政治权力维持各种限制。但正如森霍尔茨博士在20世纪50年代所指出的,建立贸易自由和人与资本流动的自由是欧洲人可以采用的最重要的政策举措。如果大多数欧洲人在政治倾向上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s),统一是可以接受的,但大多数欧洲人都倾向于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个经济统一的欧洲的承诺将无法兑现。统一假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福利国家需要移民法和对劳动力供给的限制来维持特权劳工团体的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统一假定了各国政府将废除国内企业的外国竞争者进入的所有障碍,以确保这些企业在生产中不断为了成本最小化而有效竞争。而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为了确保实现安全和社会目标,提高了开展业务的成本。这意味着,必须保护国内企业免于国外竞争对手的竞争,否则他们有竞争力的地位将受到威胁。总之,福利国家滋生保护主义。统一假定了稳定的通货,而福利国家导致信贷扩张,以资助社民主义政策。统一需要资本自由迁移,但福利国家需要政府控制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正如森霍尔茨所指出的,“很明显,福利国家与国家间的统一不兼容,这需要欧洲各国做出重大的决定。他们必须在政府福利和国家间的统一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不能兼得。”[6]

‪除了对干预主义和信贷扩张的经济分析,正如我以前说过,森霍尔茨的著作中一致的主题是,不应该遗忘道德的元素。只有在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上的改变,才能导致需要的改变。他认为,“归根结底,重大改革都是道德的改革,对正确行为看法的改变。”[7]

结论

我在格罗夫城市学院接受的经济“布道”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没有一天我会不深情地怀念森霍尔茨博士授课的方式和内容。作为每年几百个学生的基础经济学老师,我慷慨借用了那些回忆,试图传递经济学原理及其对一个自由社会的意蕴。对于把道德元素引入课堂讨论的做法,我并不那么自在,但我从根本上相信森霍尔茨博士是正确的,持久的改革需要道德上的改变。在过去十年的转型经济体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困难之处,突出了一个正常运行的价格体系所需的错综复杂的制度矩阵。即使不依赖于转型经验,政治经济学原则上也会在一定分析程度上需要接受一个道德立场。[8]

森霍尔茨博士成功地结合了自己的经济科学知识和对道德原则的坚定承诺,该原则支配着一个由自由、负责任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在他的著作和演讲明确传达出的正是这个消息。对那些思想开明的学生来说,森霍尔茨的消息是变革性的。在二十世纪的黑暗日子里,社会主义看起来已经抢占了道德高地,仍然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少数人在低于这一知识趋势。他们中有些人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了纯学术上,比如F.A. 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思等诺贝尔奖获得者,把经济学推向了新方向,并为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新的弹药。其中有些人,特别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了名人。其他人如穆瑞·罗斯巴德追求一种兼顾学术和政治活动的混合策略,而伊斯雷尔·柯兹纳则试图创建一场纯学术的奥地利学派运动。但随着奥地利学派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写就,作为一位教师和一位受欢迎的作家,汉斯·森霍尔茨博士的贡献也必须被计算在内。他在米塞斯的大名不再被经济学家们认可的时候,为大量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机会。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森霍尔茨博士都在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乡下文理学院,以一种一致而有力的方式传递出自由和自由企业的原则。

[1] 关于经济学家能在社会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参见Dan Klein, ed., What Do Economists Contribu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以及Dan Klein, A Plea to Economists Who Favour Liberty: Assist the Everyman (Londo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经典陈述参见W.H. Hutt, Economists and the Public (1936; rep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2] 依次参见Hans F. Sennholz, How Can Europe Survive?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1955); Hans F. Sennholz, Age of Inflation (Belmont, MA: Western Islands, 1979); Hans F. Sennholz, The Politics of Unemployment (Spring Mills, PA: Libertarian Press, 1987); Hans F. Sennholz, Debts and Deficits (Spring Mills, PA: Libertarian Press, 1987); and Hans F. Sennholz, Money and Freedom (Spring Mills, PA: Libertarian Press).

[3] Sennholz, Age of Inflation, vii.

[4] Sennholz, How Can Europe, 31.

[5] 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因为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批评近期全球化努力的书并挑战市场导向的政策,他已经变得有些臭名昭著。参见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6] Sennholz, How Can Europe, 318.

[7] Sennholz, Debts, 163.

[8] 参见Peter J. Boettke, Calc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Essays on Socialism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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