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创造者与英雄(四):20世纪20年代的米塞斯:政府的经济顾问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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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战争服役中回来,米塞斯就在1918年恢复了自己在大学里的无偿教学工作,以及经济学讨论班。米塞斯写道,他只能在商会继续工作,因为付薪的大学教职是对他关闭的。尽管实际上“我【并不】渴望在政府部门的职位”,尽管他已有教学工作并在闲暇时间致力于创造性学术工作,米塞斯还是全情投入、能量满满并快速处理,作为经济学官员完成了许多任务。[21]战后,除了在商会的职位,米塞斯还被聘为战后临时政府处理战前债务办公室的领导。年轻的F. A. 哈耶克虽然参加过米塞斯在大学的课,首次结识米塞斯时却是作为他在债务办公室的下属。哈耶克写道,“在那里我才基本上认识他,他极为高效执行,就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那种人,因为他在两个小时里就完成了一天的日常工作,桌子上总是干干净净,有时间谈任何事。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据我所知受过最好的教育并且最为学术渊博的人……”[22]

许多年后,米塞斯及其特有的魅力和文雅的智慧,让我联系起他被奥地利政府任命为其与匈牙利布尔什维库恩·贝拉(Bela Kun)政府战后短期贸易谈判代表时的故事。库恩政府的代表是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左翼经济史学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米塞斯眼里闪烁着光芒,告诉我,“波兰尼和我都知道,库恩政府将在短期内垮台,所以,我们都设法拖延‘谈判’,这样波兰尼就可以在维也纳继续舒服地呆着。我们在维也纳有许多令人愉快的散步,直到库恩政府走向其必然的归宿。”[23]

匈牙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和混乱后果中暂时走向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在一片失败的混乱中,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激发和诱惑,追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例子。德国的一些部分走向了布尔什维克一段时间,而德国也仅仅是因为转向了曾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右派,才得以幸免于难。在缩减后的新生小国奥地利,情况也是同样的危险,它仍然备受协约国1918-19年悲惨的冬天里食品封锁的煎熬。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主导着政府,而才华横溢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尔是他们的领袖。奥地利的命运大大取决于奥托·鲍尔。

鲍尔是一个富有的波西米亚北部制造商的儿子,他的高中老师使他转而追随了马克思主义,并毫不气馁、热情满满地将其一生致力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他决心永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做(将来还会继续做)的那样,为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背叛该事业。鲍尔参加了庞巴维克伟大的讨论班,决定运用他即将学到的知识,就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著名破坏,写作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反驳。在讨论班的过程中,鲍尔和米塞斯成了亲密的朋友。鲍尔最终放弃了尝试,实际上向米塞斯承认了劳动价值论确实站不住脚。

现在,鲍尔计划把奥地利带入布尔什维克阵营,米塞斯作为政府的经济顾问——并且首先是一位祖国的公民和自由的拥护者——与鲍尔及其同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妻子海伦·贡普洛维茨(Helene Gumplowicz)促膝长谈了一夜又一夜。米塞斯指出,奥地利的食品已经严重匮乏,一个维也纳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不可避免地被协约国切断其食品供应,在随后的饥荒中,这样的政权维持不了几周。最后,米塞斯勉强说服了鲍尔接受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并做了他们曾经发誓永远不会做的事情:向右转,并背叛布尔什维克事业。

从那时起,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鲍尔唾骂为叛徒,鲍尔则把怒火转向了他们认为应该为行动负责的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鲍尔试图撤除米塞斯在大学的职务,并且,从那时起,他们再没有和对方说过话。有趣的是,米塞斯认为是他自己一手阻止了布尔什维克掌权;无论是保守党派、天主教会,还是商人或经理团体都没有帮助他的反对工作。米塞斯痛苦地回忆道:

每个人都如此坚信布尔什维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保证自己在新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天主教会及其追随者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已经准备好迎接布尔什维主义——这些大主教和主教在二十年后以同样的热情欢迎了纳粹主义。银行董事和大实业家们则希望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下的“经理”身份,过上优越的生活。[24]

如果说米塞斯在阻止奥地利的布尔什维主义上大获成功的话,他作为政府经济顾问的第二个伟大的任务——打击战后的银行信贷通胀,就仅仅是部分成功了。有了他在货币和银行上的伟大洞察力和专业知识,米塞斯在反对历史潮流并阻止现代通货膨胀和廉价货币风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这充分助长了这种迫切要求——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装备。

反对廉价货币和通货膨胀,并要求平衡预算和停止一切银行券增发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个任务中得到了他的朋友威廉·罗森伯格(Wilhelm Rosenberg)的帮助,他是卡尔·门格尔以前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财务专家。因为米塞斯和罗森伯格,奥地利没有走向在1923年肆虐德国的灾难性恶性通货膨胀。然而,米塞斯和罗森伯格仅仅是成功减缓和推迟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没有消灭它。由于他们的英勇努力,奥地利克朗在1922年稳定在14400纸克朗兑换1金克朗,虽然贬值严重,但尚未失控。然而,米塞斯写道,他们的“胜利来得太晚了。”通胀的破坏性后果延续,资本被通货膨胀和福利国家计划消耗,而银行终于在1931年崩溃——米塞斯的努力把它推迟十年。

为了继续自己不可动摇的反通胀战役,米塞斯和罗森伯格开始寻求政治盟友,并设法确保基督教社会党,特别是其领袖伊格纳兹·塞佩尔(Ignaz Seipel)神父的勉强支持。在塞佩尔在1922年同意稳定克朗之前,米塞斯和罗森伯格警告他,对通货膨胀的每次阻碍,结果都是“稳定衰退”(stabilization recession),而他必须准备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发生时,接受公众的抱怨。不幸的是,基督教社会党把它的金融事务交到了戈特弗里德·孔瓦尔德(Gottfried Kunwald)律师手上,他是一个喜欢舞弊的政客,会掩护亲近的政客和商人得到有特权的政府合同。虽然孔瓦尔德私底下认为米塞斯是对的,并且在稳定后延续通胀政策已经开始导致灾难,他却坚持米塞斯作为政府经济学家需要对现实情况保持沉默,以免银行的情况吓到公众或国外市场。而且,特别是这样孔瓦尔德就不会失去他在采购许可和政府合同上对其客户的影响力。米塞斯的确处于一个压抑的局面之中。在1926年,米塞斯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四年后,为了调查奥地利的经济困难,米塞斯成为了富有名望的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米塞斯为研究所准备了一份给委员会的报告,显然,银行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奥地利正在灾难性地消耗资本。银行当然反对委员会或研究所发布该报告,从而危及自己本已摇摇欲坠的地位。在他对科学真理的热爱和努力尽可能长久地巩固现有体系的任务之间,米塞斯左右为难;所以,作为妥协,他同意委员会和研究所都不发布该报告,而这份会造成损害的报告将以研究所总监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个人的名义出现。

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也难怪威廉·罗森伯格会在绝望的形势中被逼死;米塞斯却在勇敢地战斗,而奥地利银行在1931年终于不可避免地灭亡时,他几乎是得到了一种解脱。[25]

米塞斯的话完全适用于他反对通胀的战斗,也适用于它们本来表达的他反对纳粹最终占领奥地利的漫长而失败的斗争:

十六年来,我在商会艰苦奋战,赢得的却只是推迟了灾难的降临。其实我始终明白自己已无力回天,但我还是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我并不后悔自己尝试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别无选择。我奋力作战,只因我必须如此。[26]

米塞斯经常因顽固和不妥协而被人指责。在其回忆录的一个感人段落里,米塞斯回顾了他担任政府顾问的生涯,却自责于相反的错误——妥协太多:

有时,人们责备我在陈述自己观点时过于直率和顽固,他们对我说,如果我更愿意妥协的话,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我只在如实呈现自己看到的情况时,才会充满力量。今天,当我回顾自己在商会的工作,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愿意妥协,而不是我的顽固。只要我可以挽救其他更重要的事,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我总是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有时我甚至会做一些智识上的妥协,签署一些并不代表自己立场的报告。这是保证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报告获得商会代表大会接受或者民众批准的唯一可行方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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