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米塞斯利息理论而辩

Roger W. Garrison, “In Defense of the Misesian Theory of Interest” in The Pure Time-Preference Theory of Interest, Jeffrey M. Herbener, ed. (Auburn: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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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最近出版的文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新趋势》(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1]收录了在1976年9月在英格兰温莎城堡举办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在每篇论文之后,都有两篇正式的批评。一开始的出版计划也包括了这些批评,但随后,编辑决定只出版论文。

我当时批评了劳伦斯·S. 摩斯(Laurence S. Moss)教授直接反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利息理论的论文,本文略微扩展了这篇批评。摩斯讨论了在战俘营中纯交换经济的经济学来作为一种抽象手段,这种经济按时间分配消费品。在实质上和形式上,他的论文都属于彻底的新古典主义,而非奥地利学派,因此,对米塞斯在自己的行动学分析框架范围发展内的利息理论并不公正。本文指出了这种不公在何处。

下面的批评一开始主要是给那些读过摩斯文章的人看的。然而,即使只看本文,这篇批评也可以让读者感觉到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那些在摩斯的论文中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差异。

可喜的是,当今一些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对“新趋势”产生了兴趣。但摩斯一文明确地指出了事实,如果他们希望追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新趋势,他们最好采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作为自己的起点。

摩斯对米塞斯的批评
在其论文《在一个纯交换经济中利息的出现:点评一个归因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The Emergence of Interest in a Pure Exchange Economy: Notes on a Theorem Attributed to Ludwig von Mises)中,摩斯考虑了米塞斯利息理论的两个方面。他考虑的论点是:(1)“米塞斯的时间偏好保证了在纯交换经济中会出现正利率”,以及(2)这个正利率“完全来自正在评值的头脑的互相作用,因此是一种主观现象”[2]。摩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了会出现正市场利率的环境的纯交换经济模型”,以此作为评价这两个论点的一种手段。最后,他得出两个结论:(1)出现正利率并不是由时间偏好单独“保证”的,而是部分取决于一些特定条件的存在,以及(2)因为这些条件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所以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能说是一种纯主观理论。[3]

假如这两个结论都对,那么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和新古典主义利息理论就只在细枝末节上有稍许不同。摩斯的文章乍一看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唯一的区别是,米塞斯对时间偏好一词的含义有些困惑。接下来我将证明,这种印象是透过新古典主义的眼镜来看米塞斯理论的结果,取下这副眼镜就能看出,摩斯的两个结论就算不是完全错误,也是极具误导性。

时间偏好:新古典主义与米塞斯主义
摩斯一开始便告诉我们,“米塞斯为时间偏好一词赋予了特殊含义,因而对于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存在着诸多误解。”[4]他论证了实际上米塞斯和新古典主义者(费雪、贝克尔)在用这个词表示不同的东西,但他未能识别出差异的最终来源和根本性质便止步于此。相反,摩斯把误解归结于“语意上的考虑”,并声称,在时间偏好的概念上,“米塞斯和经济学界的其他人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5]但这个差异完全像行动学——米塞斯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与新古典相关的“纯选择逻辑”之间的差异那么重要。事实上,时间偏好的概念可以用来说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路径的本质。

新古典主义者以个人所偏好的消费时间模式来定义这个概念。比起其他任何可能的分配方式,有人最喜欢按时间均匀分布的消费,他们的特征是时间偏好是中性的或者为零。而那些喜欢在现在或近期消费相对更多的人,和那些在较远的未来消费相对更多的人,他们的特征是时间偏好分别为正或为负。为了使这些特征“在操作上有意义”,该消费模式会以一些同质消费品的单位来体现。(例如,在摩斯的讨论中,中性时间偏好意思是“喜欢在每个时间段得到相同数量的苹果”的战俘。[6])使用单一的同质消费品,使得可替换的消费品模式能够以客观、可衡量的形式得以表达。并且,一个人从不同消费模式中所得到的效用,可以用在各个时期里消费苹果数量的“函数”来表示。有了这个公式,便可通过解一个标准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问题,来确定任意个人最偏好的模式。个体的效用(摩斯的等式1)受其预算约束(摩斯的等式3)最大化的影响。而其结果则是摩斯的等式2。于是,苹果消费的分配可以被用于测试,也就是说,可以把它和苹果消费均匀分配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此决定个体的时间偏好是正的、负的还是中性的。在新古典主义者的眼里,这个过程的唯一问题,便是测试可能是模糊的。除非偏好的分布都随时间单调非递增或单调非递减(用新古典主义的术语来说),测试可能会失败。这个问题类似于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困扰着新古典主义资本理论,声名狼藉的“再转辙(re-switching)”争论 。

米塞斯对时间偏好理论的处理,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摩斯指出,“根据米塞斯,正是在计划期间的消费行为揭示了(正)时间偏好,”而“因为任何【消费模式】都是米塞斯所说的‘时间偏好’的证据,他对这个词的使用必定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所用的标准术语存在一定差异。”[7]但摩斯把这种差异错误地归结于语义方面的考量。米塞斯的理论,不是用消费品或消费模式来阐述的,而是用行动来阐述的。也就是说,他的时间偏好理论是一个行动学的理论。对米塞斯来说,消费的行动是时间偏好的证据,因为行动本身便是时间偏好的证据。通过立即行动,个体显示出对立即行动而非推迟行动的偏好,而因为所有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消费,个体显示出喜欢近期消费胜过在更遥远的未来消费的偏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寻求通过行动来消除不适之感的人,都是在表达一种偏好,他们喜欢较早而不是较晚的满足。” [8]

米塞斯用行动来阐述的时间偏好理论,可以被应用于财货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米塞斯的财货概念包含了非物质财货(即服务),[9]可以说,所有行动都是为了获取财货。个体所采取的任何特定行动都会(在行动个体的意识中)与特定财货联系起来。那么,通过他的行动,他显示出了在较早时间点,而非在较晚时间点获取这些财货的偏好。不管行动是否包括收集财货、为财货与另一个体讨价还价,或是生产财货,这一点都成立。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新古典主义与米塞斯的构想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上的差别。我们同样应该明白,摩斯的暗示(即米塞斯实际上在用时间偏好一词表示“时间分配”[10])只会掩盖这种差异,并加剧而不是消除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混乱。新古典主义者才会关心时间分配,关心统一模式下不同消费时间模式的比较。这在米塞斯的行动学阐述中没有立锥之地。首先,离开一个单一财货世界的环境,统一消费模式的概念并没有明确清楚的含义。[11]其次,在个体的行动及其关于何者构成一个统一消费模式的概念之间,并不存在逻辑联系或必然联系。米塞斯的理论源自人会行动这一事实,并独立于他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特定消费模式。

跨期交换与内部筹措
摩斯用一个战俘营里的经济学来表达自己的论点,并在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之下,考虑跨期交换的本质。“内部筹措”的意义将很快一目了然,他在考虑的第一种情况中允许了“内部筹措(internal financing)”[12]——其意义将很快一目了然,但在第二种情况中排除了内部筹措。本节将讨论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

摩斯的苹果与费雪的硬饼干
为了从不同消费品的异质性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疑难杂症和模棱两可中抽象出来,摩斯设想了一个战俘营,在这个战俘营里苹果是唯一的消费品。每个战俘在一段特定时期里都会收到固定数量的苹果。所有战俘事前都清楚这种发放苹果的时间模式。摩斯假定,在其讨论中存储成本为零,[13]即苹果不会腐烂,也不存在被盗或意外损坏的可能性。[14]一开始,摩斯假设每个战俘都有选择权,只需要提出要求,就可以把较远的消费期里承诺的苹果转移到较近的时期。[15](这是“内部筹措”。)但结合摩斯的假设一起考虑的话,显然一开始就接收全部苹果库存的方案会大受欢迎,或者说比其他发放方案好。因此,这种预设发放计划,并允许内部筹措的多期战俘营场景,就被简化为一个个体只拥有固定数量不会坏的消费品的场景。这种场景和欧文·费雪在其臭名昭著的“硬饼干”案例中所设想的场景是相同的。[16]费雪假象了一群水手,他们的船在一个荒岛上坏了,身上除了十万磅“硬饼干”之外一无所有。(硬饼干是一种非常硬的饼干,仅能饱腹,用面粉和水制成,无盐。)费雪告诉我们,“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在这种【情况】下,以硬饼干计的利率必然为零。”[17]同样,摩斯的讨论表明,在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下,以苹果计的利率也必然为零。[18]

摩斯的苹果在逻辑上等同于费雪的硬饼干。对这两种场景的推理都可以用新古典主义正统来理解。新古典理论着重关注物质财货自身,以及(技术上确定的)一单位今天的财货到一单位明天的财货的转化率。虽然只需要时间的流逝就能把今天的一块硬饼干(或者一个苹果)变为明天的一块硬饼干(或者一个苹果),其他(生产力更高)跨期转换却是不可能的。因此,利率是零。这个结论看起来几乎是和沉船水手或战俘的存在无关的。

从米塞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场景都没什么意义。米塞斯的理论并不关注财货本身,而是关注个体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摆脱摩斯的场景——与“行动”无关,只周期性发放苹果并允许内部筹措——非常重要。)诚然,在任何一种情景中,个人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根本不存在太多行动。而这种情况下,行动学家根本说不出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话。但是,这里存在的极少行动确实显示出了米塞斯意义上的时间偏好。比起地上的一块硬饼干,我们更喜欢手上的;而比起手上的,我们又更喜欢嘴里的。我们显示出来的这些偏好,意味着在地上、手上和嘴里的硬饼干之间存在价值差异。但这种价值差异并不会引发一个跨期市场。也就是说,在费雪和摩斯的场景中,不存在跨期交换的空间:不存在市场价格。沉船水手所从事的正是米塞斯所说的“自给交换(autistic exchange)”。为了消费硬饼干,他们放弃了闲暇。指出这一切看似无关紧要,但这种无关紧要应该归结于场景本身而非米塞斯的理论。如果真实的人类世界中存在这种海滩水手的困境,米塞斯毫无疑问不会大费周章去写他的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相反,他会把自己的92年花在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大吃硬饼干上。在市场经济中,人的行动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对经济理论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参与者形形色色的行动都在显示自己的时间偏好,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的行动目标之间的价值差异,而这些价值差异在跨期市场中被表达为正利率。

费雪的无花果
在摩斯的整个讨论里,苹果不会变质的假设一直未被放宽。如果允许变质的话,他大概会不得不得出可能存在负利率这一结论。因此,我们应当在此评论一下负利率可归结于唯一消费品变质这个概念。费雪认为负利率是可能的,并阐明他修改了自己沉船水手场景的可能性,用会烂的无花果替换了不会坏的硬饼干。[19]费雪再次把重点放在了无花果本身上,并以(技术上确定的)今天的无花果和明天的无花果之间的转换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假设无花果以每年50%这一固定并已预先知晓的速率变质。在说明了这一假定的物质变质速率之后,费雪跳到了这一结论:以无花果计的利率必然是负50%。[20]这是他的结论,尽管事实上(费雪自己也承认)并不存在跨期(或人际)的无花果市场。他的负利率实际上独立于沉船水手的计划和行动。通过运用费雪对其他技术上确定的速率的推理,可以说明脱离跨期市场和市场参与者之行动的利率这一概念的荒诞之处。假设荒岛上根本就没有无花果,而小岛本身正以每年20%的速率被冲到海里。以岛计的利率会是负20%吗?或者,假设因为营养不良,水手自己的体重正以每年30%的速率减轻。以水手计的利率会是负30%吗?如果是现实物质特性,而非“头脑评值的相互作用”在决定利率,就只能给这些问题肯定的回答了。当然,这里需要承认的全部,便是所有速率均不是利率。

用会烂的无花果替换不会坏的硬饼干,行动学家的分析不会受到影响。水手仍然注定只能过勉强糊口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他们的时间偏好现在会变得高一点,因为会腐烂的食物供应将导致他们的世界更早终结。[21]但在这里依然没有跨期市场,并因此不存在市场利率。

存储、盗窃与意外损坏
即使在一个单一财货的世界里,允许变质也并不意味着负利率。放宽摩斯的其他假定也不意味着负利率。虽然简化假定存储、防盗和防止意外损坏都不需要成本都完全可以接受,但必须避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必须用这些假设来排除负利率的可能性。但新古典主义对利息理论的阐述,给人留下的正是这种印象。一位现代作者写道:“【一个单一商品世界中的】利率可以为……负,”但是“贷款人不会支付比存储该【商品】的成本更高的利息给借款人。”[22]虽然为存储所支付的费用确实可能会大于隐含的利息支付,但按照个体的计划和行动时来理解这笔支付时,它在概念上是有别于利息支付的。也就是说,不应该把存储费用当做利率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分析。同样,也应该这样分析由防盗或防意外损坏的欲望所驱使的跨期交易。从个体“贷款人”自己的角度来看,此类交易是在购买防盗或防意外损坏的服务。在概念上必须区分这些预防性服务的费用和利息支付。不过,除非分析的关注点在个体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和行动上,而不是在物质财货本身上,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保持这些重要的概念区分。在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中,这种区分是明显的;而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它含糊得无可救药。

不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
在直接总结新古典主义方式,即允许内部筹措的战俘营里会盛行零利率之后,摩斯转而分析更有意义的情况。战俘们不再有选择权去通过简单要求,把计划在未来某日期发放的苹果安排到现在发放。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战俘想消费比他现在拥有的更多的苹果,他不能用内部筹措来解决自己的消费赤字,而必须依靠和自己同伴的跨期交换。当然,如果他想要消费比他现在拥有的更少的苹果,他可以(无成本地)把自己剩余的苹果传递下去。在这种不允许内部筹措的新情况下,“可以无成本地把现在财货转移到未来,但不能把未来财货转移到现在。”用摩斯的比喻来说,“时间是一条单行道。”[23]摩斯观察到,正是这种“在时间市场上的不对称”,使得跨期交换和正利率出现可能性。

我对摩斯在这一点上的推理没有异议。事实上,在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家们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强有力的支持。例如,拉赫曼教授在1956年指出,“【利率不能为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财货存量可以按时间向后传递,却不能向前传递。”[24]摩斯似乎站得住脚。但他在这里的目的却并非为了表明利率必须为正,相反,它是为了表明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是一种纯主观的理论。摩斯正是在试图证明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的来源是混淆了价值理论的主观性和形而上学的主观性。显然,摩斯在说“利息的出现……部分取决于某些客观条件的存在”[25]时,所指的是他对时间的本质的观察。然而,这种“客观性”完全处于价值理论的范畴之外,并且恰巧是形而上学的主题。摩斯通过使用战俘营的场景——一开始允许内部筹措后来又不允许——在这里处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有些令人费解。我们通常不会把战俘营里的配给政策视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但在摩斯讨论的背景下就是这样。雷德福对战俘营经济学的经典说明里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而该说明正是摩斯场景的基础。雷德福告诉我们,发放补给品的红十字会“可以被视为教科书中的‘自然’,而交易的商品(食品、衣物和香烟)可以被看成恩赐——土地或甘露”。 [26]

虽然摩斯在最后一段中写道,“在一个现在逐渐展开成未来,而不是恰恰相反的世界”,[27]但他显然是在争论形而上学的话题。摩斯认识到这是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他总结道“米塞斯展现一个纯主观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的尝试,至少要承认经验或大致的技术假设,即财货在时间上的转移实际上是一条单行道。” [28]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米塞斯绝不会把时间本质的这一(或其他任何)方面,看成摩斯文中建议意义上的假设。他相反会承认它是一种重要的形而上学关系,并会一直高兴地“承认”,不只是自己的利息理论,更普遍地说,自己的价值理论的前提就是形而上学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是在承认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是纯主观理论,原因很简单,价值理论里的主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或是要求形而上学里的主观主义。

摩斯对米塞斯的批评立足于米塞斯价值理论的特定方面,和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关系,看起来言之有理。然而,我们概括这种批评后,谬误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主观价值论以存在为前提。
存在是客观的。
主观价值论到此为止。

这就是摩斯所言的本质,再次强调,该错误混淆了价值理论和形而上学。米塞斯的纯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和承认(一个客观)存在并不矛盾。米塞斯不是一个唯我论者;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主观价值理论家。

结语
我尝试了从一个米塞斯主义者的视角来批评摩斯的文章。如果他能够更充分地展示米塞斯的立场,即即使在一个纯交换经济中,也会出现正利率,将它和米塞斯的一般理论框架联系起来,并在这个框架的背景下评估米塞斯的观点,我会给予他更高的评价。但恰恰相反,摩斯用新古典主义来表达米塞斯的立场,阐明新古典主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的条件,然后再批评米塞斯不承认这些条件。因为使用了这种路径,摩斯的文章丝毫无益于我们理解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在纯交换经济中的运用。然而,它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会普遍对米塞斯的利息理论感到困惑。

[1] Louis M. Spadaro, ed., 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8).
[2] Laurence S. Moss, “The Emergence of Interest in a Pure Exchange Economy: Notes on a Theorem Attributed to Ludwig von Mises,” in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7.
[3] Ibid., pp. 163-64.
[4] Moss, “Emergence of Interest,” p. 158.
[5] Ibid., p. 162.
[6] Moss, “Emergence of Interest,” p. 161.
[7] Ibid.
[8] Ludwig von Mises, “A Critique of Böhm-Bawerk’s Reasoning in Support of his Time Preference Theory,” in Percy L. Greaves, Jr., Mises Made Easier (New York: Free Market Books, 1974), p. 156. Also, for similar statements see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rev.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66), pp. 483-90.
[9] Mises, Human Action, p. 94.
[10]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1.
[11] On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notion of a uniform pattern of consumption see Israel M. Kirzner, An Essay on Capital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66), pp. 68-71. Also F.A. 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p. 159.
[12]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8.
[13] Ibid., p. 159.
[14]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5.
[15] Ibid., p. 159.
[16] Irving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s Determined by Impatience to Spend Income and Opportunity to Invest It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p. 186-91.
[17] Ibid., p. 186. Emphasis in original.
[18]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2.
[19] Fisher, Theory of Interest, pp. 191-92.
[20] Ibid., p. 191.
[21] See Murray N.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A Treatise on Economic Principles, 2 vols. (Los Angeles: Nash, 1971), pp. 380-81.
[22] George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Price,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p. 278.
[23]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24] Ludwig M. Lachmann,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56), p. 78.
[25]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8. Emphasis added.
[26] R.A. Radford,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 P.O.W. Camp,” Economica, n.s., 12 (November, 1945): 192-93.
[27]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28]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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