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二)

John Meadowcroft, “Prostitution”, Prohibitions.(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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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禁令:支持与反对

推动卖淫禁令的主要论据,都是“伤害原则”的种种变体。在简介里我们提到过这个集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59 [1985])最有名地阐述了伤害原则,这个原则指出,只有用于防止伤害他人时,对个人自由的法律限制才是正当的。在所有文明社会里,这个原则都是刑法的重要基础(尽管其权威性可能来自不同地方),并且在法律的适当范围内进行辩论,往往会涉及到对一个行为是否会危害到其他人的判断(Feinberg,1984)。因此,卖淫禁令的倡导者试图证明它会造成伤害。

我们可以识别出这种说法的两种主要变体。首先,卖淫会伤害妓女,通常是因为我们认为卖淫必然会涉及到对女性卖淫者的剥削。其次,有人认为,存在卖淫这事对社会构成了伤害,或者所强加了外部性给不直接从事卖淫的其他人。

对卖淫者的伤害
或许最长盛不衰的反卖淫观点就是,卖淫必然会伤害那些出售性服务的人。这种说法的核心是,没有人会自己选择卖淫之路,因此,卖淫必然会涉及剥削和胁迫,至少是出于绝望。这种说法最常用于女性卖淫者,据说她们在所谓的当代父权社会里被剥夺权利和边缘化。

女性卖淫必然涉及对女性的剥削这种观点,对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她们认为女性卖淫者是被剥夺了替代职业选择的女性,这主要是贫困导致的;“卖淫是一种基于缺少活路的选择……女性都需要些什么来避免卖淫呢?她们需要一份生活工资。具体而言,她们的需求清单包括住房、就业培训和包括药物滥用治疗的医疗保险。”(Farley,2005:2;另见Pateman,1988:第7章)。

对卖淫的这种描写,不仅适用于站街卖淫者,或者被卖去卖淫的女性,据说还适用于以卖淫为生的所有女性:“其他人就事件发生在广场酒店还是更粗鄙的地方所做出的区分,并非要紧的区分……环境并不能削弱或者改变卖淫的本质”(Dworkin, 1997: 140−41)。

卖淫天然会剥削妇女这种看法,常常弥漫着主张剥削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里与生俱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女性卖淫是一种更原始的剥削形式,被认为在资本主义中极为普遍。因此,罗博特姆认为(1972:65):“正如卖淫者为了金钱提供出爱情的替代品,工人为了糊口奉上了自己的劳动和人生。”。

佩特曼(1988)认为,卖淫是“家长制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他也说了在卖淫里对女性的剥削和在资本主义中对男性劳动力的剥削有质的区别;男性只是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给自己的雇主,身体和自我之间的整体关系则意味着,当一名妇女开始卖淫,“她因此实实在在地卖掉了她自己”(同上:207)。

因此,卖淫的物理侵入性据说便意味着,它是一种不同于其他“脏活”的“脏活”,它并不只是各种资本主义剥削中的一种:“血汗工厂是恶毒的,但它们并不会年复一年地每天侵入你身体的任何一个孔穴。”(Farley,2005:4)。然后,卖淫的关键特征据说是,它侵犯了妇女对自己的身体的自我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卖淫被认为构成了伤害。

这种认为卖淫必然涉及对妇女的剥削,所以全部女性卖淫者都是受害者的观点,在塑造公众对卖淫的看法和形成公共政策上一直影响力巨大。从瑞典在1999年的禁令立法上就能看出这一点,该立法认为“卖淫……是男性对女性和儿童施加暴力的一个方面”,因而它被“正式承认为一种剥削妇女和儿童的形式”(Ministry of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Communications, 2004: 1)。

然而,经验证据并不支持卖淫反对者所推动的说法:只有出于绝望或胁迫,别无选择的女性(和男性)才会从事性工作。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妓女来自社会经济谱系的各个位置。例如,对女性陪护的研究发现,她们中一些人是大学毕业生,在谋取其他职位的同时,也挣着这相对丰厚和快速的钱。这些女性确实有其他的就业机会,并不是因为只有这一种脱贫选择才开始卖淫(Diana, 1985;Perkins和Bennett, 1985;Satz, 1995)。事实上,一份美国最全面的卖淫研究发现,女性卖淫者的三分之一来自高收入人群(Diana, 1985:45)。

此外,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卖淫者被剥夺权利并缺乏选择,因而必须听命于客户的任何要求,经验证据却与他们所说的截然相反(例如:Dworkin,1997:140;Farley,2005:3):就他们会做什么或是不会做什么,以及特殊服务应该付多少钱,卖淫者经常与客户进行拖沓的讨价还价(Diana,1985;Pheterson,1996)。因此,佩特森(1996:39)描述道,“在实践中,性活动(比如收费)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妓女提出一份报价,或者客人提出一种要求;她是必须同意最终条款的那个人。”事实上,很多性工作者都获得了高收入,这构成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们并非无能为力,因为必须有强大的议价能力,才能争取到如此丰厚的报酬。

那么,卖淫便是当产生的收益大于引起的成本时,人们愿意从事的许多种活动中的一种。在任何社会里,只要人们不是靠上天的恩赐养活而是必须努力维持生计,他们都必然要从事涉及到个人成本——假设他们喜欢休闲多于工作——的活动。韦特海默(1995:215)曾形容道,“几乎所有的就业合同里都有消极成分,实际上,在几乎所有毋庸置疑会有益的交易里都有”,但是,“我们并不说工人被就业伤害……我们假设,工人从就业那里得到的好处大于成本。”

因此,通过表明一个人迫于自己的经济情况,会做出他们原本不会做(或者涉及个人成本)的行动,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受到剥削或胁迫,或者其行动是出于绝望。相反,这表明其他更理想的替代选项需要他人的配合,比如,有人愿意在他们享受闲暇的同时用工作来养活他们,而这样的配合已经被合理地拒绝了。埃里克森(1980: 346)曾指出,“要说出来卖显然有其经济原因……完全可以接受,只要我们也准备对‘律师业’说同样的话”。如果卖淫者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开始卖淫,这不过是让卖淫和任何其他职业一样,无论是法律、医学还是擦窗。

此外,如果单个男性和女性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伴侣,那么,如果他们希望如此的话,这种权利必然包括为了金钱回报而选择从事性行为。因此,法利(2005:1)的声明“女性有不当卖淫者的权利”在逻辑上必然暗示着,女性(和男性)有当卖淫者的权利。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随之就必须有一个外部机构有权决定女性(和男性)可以和谁发生性行为,这种立场似乎与自我所有权、个人自由或权利赋予的任何概念都不相容。

女人不能选择从事商业性关系,而男人则可以在不被剥削或胁迫的情况下做出这种选择,这种观点似乎在表明,离开了政府的保护,女性没有能力参与性领域。女人不是二等公民这一点,肯定意味着得接受她们能够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即使这意味着从事卖淫活动。

事实上,佩特森(1996: 37 −8)认为,自动把从事卖淫的女性归于受害者一类的做法,是“传统女性社会化”的产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阻碍女性谈性和收钱”,并因此是“对女性规范化施加性依赖和财务依赖”的一部分。对佩特森来说,只有认为女性能够在和男性一样的基础上选择从事卖淫,她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性别平等。因此,延续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并非卖淫,而是这一信念:女性不能自由选择出售性服务,所以女性卖淫者必然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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