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创造者与英雄(三):米塞斯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反响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李杨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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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信用理论》并未获得它应有的礼遇。施穆勒主义历史学派主导的德国经济学界不出所料对这本书关注甚少。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也对米塞斯的天才创新充耳不闻。在那时,米塞斯多年来一直是欧根·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著名的讨论班的忠实成员。在《货币与信用》出版之后,庞巴维克讨论班花了整整两学期来讨论米塞斯的著作。他们一致彻底拒绝了米塞斯的贡献。庞巴维克承认米塞斯的逻辑及其一步步进行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他并没有否认,货币供应的变化不是简单地等比例增加全部物价。与此相反,货币对价格体系而言不可能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任何变化都必然会改变相对价格和收入。庞巴维克承认这些观点,但他随后背叛了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精髓,声称这一切都可以当做“摩擦”而愉快地忽略掉。正如米塞斯所说,

据他【庞】所说,旧学说“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并对针对“纯经济行为”的分析继续保持其完整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阻力和摩擦,造成结果偏离理论上得出的结果。我试图说服庞巴维克,借用力学的比喻是不可行的,却徒劳无功。[13]

庞巴维克和追随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未能理解,他们拒绝了米塞斯和实证主义方法截然相反的“行动学”(也就是说他的如下认识:为了避免给理论带来无法根除的错误和谎言,演绎理论的每一步都必须正确),并摒弃了他把货币纳入一般理论的整合(施穆勒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也同样不屑),米塞斯毫无怨言地走上了开创一个全新的“新奥地利”经济思想学派的孤独道路。

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显然是一个主要的创新经济学家,当然配得上一个维也纳大学的学术职位。诚然,作为《货币与信用》的结果,米塞斯在1913年被任命了一个维也纳大学教授 的职位。但它只是一个不付薪水,只享有称号的私人讲师(privatdozent)职位。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米塞斯虽然在大学里授课并主持非常成功的每周讨论班,他却从来没有得到一个付薪的大学教职,因此不得不继续担任商会的全职经济学家,并担任国家的主要经济顾问。他仍然没有闲暇去毫无阻隔地追求自己在经济理论上才华横溢的创造性工作。

和许多人一样,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中断。头三年,米塞斯作为炮兵军官奋战在前线。最后一年,他在战争部的经济司任职。在那里,他写了些外贸方面的期刊论文,继续反对通胀,并为少数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自由出版了《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1919)。

战争结束后,教职的问题彻底显露出来。维也纳大学提供了三个付薪的经济学教席;战前,这三个位置分别由庞巴维克、他的小舅子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尤金·冯·菲里波维奇所占据。庞巴维克在开战后没多久就悲惨地去世。菲里波维奇战前就退休了,而维塞尔紧随其后,战后没多久也退休了。第一个空缺被米塞斯过去的老师,卡尔·格伦贝格补上,但格伦贝格在20年代初就辞职去了法兰克福大学主持工作。所以维也纳大学的三个空缺,普遍猜测米塞斯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确实,依照任何学术标准,米塞斯得到教职都是实至名归的事。

格伦贝格的教席给了另一个历史学派:费迪南德·德根菲-琼博格(Ferdinand Degenfeld-Schönburg)伯爵,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弗里茨·马赫卢普),他在这个职位上唯一够格的地方是他的贵族头衔和他那“在战争中毁容的伤”。[14]接替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另外两个教席——都是为理论家准备的——又情况如何呢?尽管米塞斯的创新未被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接受,他显然仍是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优秀传承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而他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开创性期刊论文是有史以来对社会主义发起的最重要的理论批判。不仅如此:它同样被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努力了近二十年,试图反驳米塞斯的挑战性批评,但始终未能成功。

但是米塞斯从未选上过任何一个付薪的学术职位。连续四次,他在选择中被直接跳过。他竞争的两个理论研究的职位分别给了(a)在德国受教育的奥地利有机论社会学家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他很少因经济学而被人所熟知,倒是不久之后成了奥地利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以及(b)维塞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尽管他也对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做出了贡献,却不能和米塞斯同日而语。此外,迈耶强烈反对米塞斯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结论。在欧洲战火点燃前,维也纳大学的全体教授开始用动物园的规矩做事,斯潘和迈耶暗中互相针对对方,他们也针对作为私人讲师位于学术图腾柱底层的米塞斯。迈耶在学生面前公开羞辱斯潘,并且,如果他俩一起进入房间的话,迈耶常常会当着斯潘的面摔门。而斯潘呢,在一个日渐反犹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反犹。他在秘密教职工会议上谴责对犹太学者的任命,也抨击迈耶对这种任命的支持。另一方面,迈耶设法轻易适应了奥地利1938年的纳粹上台假设;并带领着教职工大张旗鼓地投身纳粹事业。实际上,迈耶告知纳粹斯潘不够亲纳粹,结果斯潘被纳粹逮捕和折磨。[15]

在这种臭气熏天的气氛中,也难怪米塞斯会报告说斯潘和迈耶歧视他的学生,他们只得在不注册的情况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并且“也让那些想和我一起写论文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处境艰难;那些想获得大学授课资格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不让人知道自己曾做过我的学生。”注册了米塞斯的讨论班而没有注册他竞争对手之一的讨论班的学生,被经济学系的图书馆拒之门外;但米塞斯自豪地指出,他自己在商会的图书馆比经济学系的图书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至少这种限制没有给他的学生造成麻烦。[16]

在采访过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之后,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指出米塞斯未能入围教授席位的提名,是因为有三股力量在反对他:(1)他在政策上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很快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靶子,无论这些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右派的社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2)他是个犹太人,身处一个日益反犹的国家;(3)他个人拒绝妥协,在原则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米塞斯的学生F.A.哈耶克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总结说:“虽然米塞斯的成就之大可以让人忽视这三条缺点的中的两条,但还是没法让人完全无视全部三条缺点。”

但我相信,这种可耻的对待还存在另一个克雷娃没有提到的重要原因,而虽然看起来可能并不明显,米塞斯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所暗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不把学术舞台视为一个有待征服的政治战场,这和他们飞黄腾达的敌人(比如施穆勒和卢约·布连塔诺,甚至是维塞尔)截然不同。因此,不像他们的对手,他们拒绝提拔自己的门徒或追随者,或是阻止对他们的敌人的任命。事实上,庞巴维克甚至更进一步督促对自己和奥地利学派的死敌的任命。这种奇怪的自我克制形式有助于破坏对米塞斯的或任何类似的学术任命。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显然坚持着天真的观点:真理无需帮助也总是会胜出,而没有意识到,在学术或者任何其他舞台上,真理都很难靠这种方式取胜。真理必须被促进、组织并向错误争取。即便我们能保持信心,认为真理不靠战略或战术上的帮助也会在长期胜出,不幸的是,在难以忍受的长期里,我们都死了,这也当然包括米塞斯。然而,门格尔采纳了毁灭性的战略观点:“一个科学观点的最终胜利只能靠一种确定的方法:通过让每一个相反的命题自由而彻底地表达自己。”[19]

不提教职,二十年代米塞斯的观点、声望和作品,在奥地利和欧洲的其它国家名声鹊起。不过由于《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他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学家小本杰明·M. 安德森是第一个称赞米塞斯作品的英语作家,这在他1917年的《货币价值》(The Value of Money)中有所提及。米塞斯影响英美学界的机会,直到三十年代早期才到来。当时,年轻的凯恩斯正担任英国经济学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要不是他带着轻视口吻、完全不着调的书评,《货币和信用理论》原本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凯恩斯写到,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最大程度地使人豁然开朗”【不清楚什么意思】。凯恩斯还写到作者“博览群书”,但又在结尾处表示失望,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没有“建设性”和“原创性”。这个评论实在令人挠头:不管论者以为《货币与信用理论》是好是坏,这本书都极具建设性和系统性,其中新颖的观点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事实而非价值评价。这么看来,凯恩斯的反应着实令人费解。不过15年后,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写到,“对于德语著作,我只能清楚地理解我之前就已知道的观点—外语的难度使得新观点与我之间隔了一层纱。”谜团就此解开。凯恩斯智识人格的所有特点,都在这件事里得到了体现:令人咂舌的傲慢,厚颜无耻地评论自己一知半解的外文书,然后宣称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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