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的大恐慌(三)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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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的严重萎缩加上对流动性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物价迅猛下降。 虽然仅可获得批发商品的详细价格信息 ,但有证据表明其他领域的价格水平也同样下滑了,比如房地产市值及租金。对美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主食出口价格下降的尤为剧烈。出口主食的价格指数从1818年8月的169点下降到11月的158点,再下降到1819年6月的77点。类似的价格趋势也出现于棉花价格和史密斯和科尔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Smith and Cole index of domestic commodity prices)。 物价下跌的证据也可以从运费及奴隶的价格走势中发现。[54]

欧洲对农产品的进口需求下降,加剧了美国出口物价的下跌。这是因为1817年后欧洲农作物产出非常丰富,英国也在同时期经历了经济危机和商业萧条。美国的出口总额也同样急剧下降。出口总额从1818年的9300万美金下降到1819级1820年的7000万美金的水平。转口贸易并未收缩,主要是国内产品出口承受了这次冲击,从7400万美金下降到了5100万美金的水平。其中,农产品出口下滑占据了2000万美金的降幅,棉花出口下降了1000万美金,小麦及面粉出口下降了700万美金。这些下滑纯粹是由价格下跌引起的,实际出口量在这段时期内仍然稳步增长。[55]

进口总值比出口总值下滑更多,反映了美国人收入的下降。进口总额从1818年的1.22亿美元下降到了1819年的8700万美元及1820年的7450万美元,因此实际上结束了铸币流失趋势。从英国进口的总额从1818年的4200万美元下降到了1820年的1400万美元。其中,英国进口的棉花及羊毛总额分别从1818年时超过1400万美金的水平下降到了约500万美金。[56]

在1821年,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几乎相同,出口总额为5460万美元,进口总额则为5450万美元。不管是从繁荣与萧条周期时期的水准来看还是从美国自1815年以来的进出口水平来看,这两个数值都处于绝对低点。[57]进口价格也随着国外经济的收缩而下行。但是,进口价格仅是小幅下跌。与国内货币收入下降的水平相比,这个下跌的影响对于进口总额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费城进口价格指数(The index of import prices at Philadelphia)从1818年11月的126点下降到1819年7月的112点。[58]

信贷紧缩也造成公共土地销售大减,从1818年的1360万美元下降到1820年的170万美元,再下降到1820年的130万美元,[59]除了对于现金头寸迅速升温的普遍渴求外,它也导致了高昂的利率以及对于可贷资金稀缺的大量抱怨。

所有社区群体都遭受了经济窘迫的困扰。[60]巨幅的价格下跌大大加重了固定面额债务的负担,并为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提供了动力。[61]农民的困境来自于农产品及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并且被他们在经济繁荣时期签订的大量私人和银行债务加重了。如同第二银行的西部分行一般,在南部及西部新设立的且过度扩张的银行借给了这些农民用来进行长期改进(long-term improvements)的资金。用未付股本(期票)为担保来借贷的银行股东们发现,他们现在必须履行他们所欠的债务。在繁荣时期购买了公共土地的投机者和其他人面临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商人在其产品的价格及需求受挫的同时,也面临着债务重担。英国及其他国内债权人放给他们的款项常常被无情的破产清算流程所注销。奈尔斯(Niles)认为不少于1000万美金的来自欧洲的商业贷款被萧条时期的破产清算给注销了。边境地区(Frontier Areas)的货币交换媒介的稀缺及价格的低廉程度导致了农民和当地居民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手段时,有可观的回报空间。多个地区回到了物物交换,或是用谷物和威士忌此类商品作为交换媒介的时代。 [62]

上诉到破产法庭,适用法律手段追讨债务成为了普遍做法。1820年4月,俄亥俄州州长伊森艾伦布朗(Ethan Allen Brown)的秘书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e)在一份提交给州长的备忘里对债务人在西部地区的困境作出了清晰表述:

有一件似乎是普遍承认的事情是,我们大部分从事商业的公民都处于破产状态——那些拥有最多的私产和不动产财富的人……发现几乎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必需品——每一个阶层的公民在拖欠债务,即使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债务也要拖欠。[63]

厂家们也受困于物价的普遍下跌,信贷紧缩以及对他们在战后陷入的萧条常态火上浇油的大恐慌。然而,沃尔瑟姆的先进工厂却能承受大萧条的冲击,继续盈利经营,甚至还在萧条时期扩张了规模。[64]

在此期间,工资率变动的证据较少。在马萨诸塞州,农业工人的工资在繁荣和紧缩中大幅波动,在1811年为每天60美分,1818年则为每天1.5美元,到了1819该数值又降至53美分。在另一方面,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率在此期间持稳在大约每天1美元。[65]在19世纪上半叶,宾夕法尼亚州的樵夫砍一扎柴的报酬平均在33美分,而从1821年到1822年他们的平均工资仅为每扎柴10美分。在1818年早期每天可赚到75美分的收费公路非技术工人在1819年每天只能挣到12美分。[66]

大萧条时期的一个显著症状是对未来事件影响深远的全新问题的到来,这个问题就是城市里的大规模失业。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农村为主的国家,作为制造和贸易中心的城市却正在迅速增长,这次萧条见证了工人,技工,机械师,或其他熟练技工的失业问题。这些工匠往往是独立的商人而不是雇员,但他们的痛苦也同样强烈。因为他们集中在城市生活,缺乏如农民般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或自给自足的生产来灵活应变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困境被激化了。在1819年秋天,费城所有的60家工厂里的30家(主要是手工业)所雇用的工人仅为2100人。而在1815年,这三十家工厂的雇用人数为9700人。在此期间,总利润也相应的从300万美金下降到1819年的70万美金。棉花,羊毛及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下滑非常剧烈。[67]萧条时期,失业也席卷了贫民行列。[68]

到1821年时,萧条时期开始结束,美国经济也走上了一条缓慢的复苏之路。债务清偿的痛苦的过程结束了,同样痛苦的货币紧缩过程也已经平息。[69]幸存银行的票据面值回归,得以再次成功地扩大了信贷。第二银行被免除了迫在眉睫的失败,最终走向了财务稳健。受到了强化后的中央管制的分支机构们,又可以兑付彼此所持的票据了。西班牙银元对美国银行票据的溢价从1819年6月的4%下降到2%,并最终在1820年4月实现平价。但在某些州,如肯塔基州或田纳西州,在其后数年都没有出现票据面值及兑付能力的回归和重建。[70]英国及欧洲大陆的企业也度过了经济萧条的低迷,美国出口再次量价齐升。在1819年后停滞不前的总体物价开始缓慢上升。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主食出口指数从1819年6月的77点下跌至1821年4月的64点的最低点,然后从该点位缓慢上行。棉花价格以及费城的国内商品指数,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也在同一月份筑底成功,并在其后以极慢的速度回升。然而,进口价格维持了轻微下滑或者是持稳的水平。[71]信贷重又可以获得了,新发行的证券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再次回升。[72]

1819年的经济萧条和在其之前的经济繁荣能否看作是一次现代经济周期(modern business cycle)?韦斯利·C. 米切尔( Wesley C. Mitchell)在其著作《经济周期……症状及其起因》(Business Cycles . . . 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中表示:

直到大部分居民都以货币形式来开支和取得收入、商品生产有广阔的市场、信用工具得到应用以及企业以相对较少的雇主和许多员工所组成之前,经济体内的波动都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经济周期的特征。[73]

一方面,大泡沫、1818-1819年的经济危机以及持续到1821年的经济萧条这三者,都具备了很多与米切尔所阐释的现代经济周期所相似的特征。在这个时期,虽然银行业务并未发展完善,银行业的扩张以及银行纸币的不健全性却都达到了其他信贷扩张时期的程度。在这一时期也能看到许多后世的金融恐慌的典型特征:首先是银行票据扩张;然后是紧跟而至的国内及国外的银行铸币储备的流失;最终,银行票据的紧缩将引发金融危机,银行挤兑以及破产。银行贷款的收缩和银行挤兑的必然结果是恐慌时期对于现金头寸的争夺以及利率的飙升。各地区多样化的银行活动及银行票据难以看成是现代经济周期的特点,但是,由于第二银行的存在而造成的银行票据的扩张及紧缩是几近统一的。在现代经济周期中,整个收缩和扩张的周期是相当短暂的,总时长约在五六年之间,而危机本身只是一个极短的过程。此外,现代经济周期各阶段的顺序为繁荣,危机,萧条,复苏。[74]

1819大恐慌具备的其他现代特征是:在繁荣时期投资项目和信贷的扩张,城镇失业问题的出现和物价的显着膨胀和收缩。

在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中存在许多与将1819大恐慌阐释为米切尔式的现代经济周期,或者是现代经济危机相违背的落后特征。虽然商业有所成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里,农业仍然是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经济活动。据估计,在1820年有7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75]虽然没有统计,但从当时的评论看来,城市建设在繁荣中有所增加而在危机中有所下降。然而,农业生产的总数量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并不算太敏感。并且,农业生产在此期间组成了生产活动中的绝大部分。 [76] 因此,棉花,水稻,小麦物质生产和面粉的生产数量在萧条时期中继续上升。[77]当然,农业人口就业不是一个明显的周期性现象。[78]此外,许多农户都自给自足,只进行其所在地的易货交易,或仅是偶尔才使用货币交换网络。考虑到家庭自给自足以及易货贸易的流行性,当时的经济状态很难被称为是现代的,或者说它也被现代经济周期所制约。

此外,当时存在的制造业及商业企业主要是小型的。现代经济周期的特征在大规模的商业及制造业领域中是最明显的。但在当时的状况则完全相反,小商店,小银行和小工厂组成了当时的企业界。雇主及众多劳工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分。如我们曾指出的,大多数的工人都是工匠,在非常小型的公司里工作或是独立经商,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显著差异。对铁匠,鞋匠,裁缝,打印机和木匠来说均是如此。水手与在马路和运河工作的普工则更多的被归类为为员工。

制造业扮演的角色是当时与现在的经济状态最为重要的差别。它不仅是小规模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约三分之二)依赖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 , [79]但新出现的工厂与其他经济成分的状态却是不同的。由于制成品在战后的进口潮,工厂在经济体内其他产业繁荣的时期却陷入了萧条,并且在恐慌期间更加处境维艰。在萧条期间中发生的经济危机,正如1819年在制造业中发生的危机,更像是米切尔所描述的前周期性危机(Pre-cyclical Crisis)。[80]此外,除了在纺织品制造领域,在其他领域没有一丁点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迹象。制造其他主要部门,如锅、珍珠、铁、肥皂、威士忌、蜡烛、皮革、木材制品、面粉、纸都是家庭作坊和小规模社区制造业的产品(small-scale neighborhood manufactures)。大型面粉厂是一个例外,它们在1815年至1816年迅速扩张以供应蓬勃发展的欧洲市场。占主导地位的面粉厂仍然是当地的使用河流为动力的小磨坊。[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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