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的大恐慌(二)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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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货币局势被普遍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在不再履行需赎回铸币的义务之情形下,银行们持续的扩张他们的票据和信贷发行。在不同银行不同地区,它们的票据以不同幅度持续波动和贬值。[23]仅在1815年,银行的数目便从208家上升到了246家,总共流通在外的银行票据也约从4600万美金上升到了6800万美金。[24]大众对于全国通用的统一货币的愿望愈发强烈。财政部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因为其在西部销售公有土地换取到已贬值的银行票据,但必须以兑换成远低于西部贬值幅度的东部货币的形式,在东部花费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明显的是,如果没有一次巨幅的的信贷收缩和通货紧缩,这些膨胀后的银行将无法立即恢复它们的铸币可赎回能力。作为尝试性的解决方案,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得到了国会的授权。它必须用铸币赎回其所发行的票据,并被期望可以提供一种稳健的统一货币。第二银行从1817年1月开始运行,诸州立银行却在2月20号才同意恢复铸币支付。在新的条文下,第二银行的贴现额度至少为600万美金,其中纽约市200万美金,费城200万美金,巴尔的摩150万美金,弗吉尼亚州50万美金。[25]诸银行还获得了在紧急情况下可得到救助的承诺。实际上,第二银行并不排斥它自己发动的信贷膨胀。第二银行总部,西部分行和南方分行迅速的超额发行了它们的承诺票据(promises)。在非常宽松的规定下,它严格以盈利机构的形式来运营。如同许多州立银行般,第二银行接受以借条的形式而非以铸币储备(IOUs instead of specie)的方式,来分期支付其第二笔及之后的股本。最终,这类股权贷款的总额达到1000万美元,尤以身处要职的费城及巴尔迪莫分行的职员及总管的占比为重。[26]银行的分支机构受到的控制可以忽略不计,南部和西部分支行大量的扩张了它们的信贷及票据发行。事实上,巴尔的摩分行的职员直接挪用了公款。由1818年开始,第二银行发行贷款已经超过4100万美元。其发行在外的票据达到了1000万美元,活期存款则达到了1300万美元。与250万的铸币储备相比,票据的总发行量为2300万美元。[27]

因此,由于第二银行成为了放纵货币扩张而非限制货币扩张的势力,经济在1818年继续繁荣。第二银行的扩张立场为财政部所鼓励,它希望银行能接受并使用各州立银行的票据。财政部正是通过这些货币来获取它的收入,尤其是销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入。[28]票据发行的扩张促使进了州立银行遍布全国各地,以复制和继续扩张信贷,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之外。州立银行的数量从1816年的246家增加到了1818年的392家。在1817到1818年间,仅肯塔基州便批准了40家新州立银行的成立。[29]财政部及第二银行把名义上恢复营业的银行发行的票据当做铸币等价物的决定,激励了州立银行的扩张。第二银行由此累积了大量对私有银行的结余和票据,却不对银行提出兑付要求。这些票据中的大部分都是存放于第二银行,但却从不会在州立银行兑现的国债结余。然而,在新英格兰地区私有银行以及第二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坚持着保守的信贷政策。事实上,第二银行在新英格兰的支行们必须不断的兑付西部和南部扩张发行的票据,所以它们被迫收缩了信贷政策。因为根据第二银行的规定,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对其他分支机构发行的纸币负有偿付责任。其结果是,马萨诸塞州银行发行的票据从1815年6月的100万美元面值贬值到1818年6月的85万美元。[30]

一种大致标准化的货币开始在全国流通,大部分银行发行的此类票据以面值流通。[31]但也有例外:在1818年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些银行的票据贬值高达30%,在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某些银行的票据贬值达12%。[32]

房地产,收费公路和农场改进类的投资项目涌现了,这些领域涉及的物价也开始上涨。此外,联邦政府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对外开放出售大片土地,并给予土地购买者宽松的信贷条件,这促进了大规模的公共土地投机。 [33]在1815和1816年每年成交200万到400万美元的公共土地销售收入,在1818年上升到了1360万美元的峰值。[34]

利用银行信贷投机在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和房产,是急剧推涨物业价格的一个普遍现象。[35]此外,投机行为增加了西部地区银行的国债结余,助力第二银行发行的票据从西往东流动。联邦建设支出(Federal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s)也促进了繁荣:1816年到1818年,这些支出从70万美元升至超过1400万美元的水平。[36]从1816年开始,有一个收费公路的建设热潮,特别是在纽约,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37]收费公路由企业建设,每个建设项目都得到了州政府的特许权。在数量上,收费公路施工企业可与新银行的设立数量相媲美。蒸汽船刚刚开始运营,已经高企并仍在攀升的汽船运费也证明了交通运输在经济热潮中所占的分量。[38]造船厂们也同样分享了繁荣景气。[39]

在景气繁荣阶段看到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场内交易所的成立似乎并不意外,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于1817年的3月份开始营业。交易商们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在华尔街路边买卖股票,但现在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租用室内空间的正式组织了。这一时期也标志着投资银行的开始: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家们批发股票并在市场上小批量的出售这些股票,或者作为发行人的代理人兜售股票。在这项新业务中如鱼得水的是在外贸行业实现了资本积累的前贸易商们,比如亚历山大·布朗父子公司(Alexander Brown and Sons),和在其他领域积累了资本的人士,比如阿斯特父子公司( Astor and Son)。[40]

作为货币和信贷扩张的结果,进口量维持了较高的增速,超过了同在增长中的出口量,并又从铸币流出和外国出口商融资处得到了资金。在1815年和1816年的进口潮后,进口总额虽然仍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却在1817年下降了。银行系统在1817年重新使用铸币支付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扩张的相对放缓,刺激了进口量达到峰值后的暂时下行。 然而,进口量再次在1818年大幅增加至1.22亿美元。进口到西部主要贸易枢纽辛辛那提的外国货物,在1817年至1818年间的进口量较1815年至1816年的总数翻了一番。[41]与此相反,大部分由美国以外的供求条件决定的进口商品价格,在这几年几乎是恒定的。

出口方面,在欧洲繁荣和国外歉收的帮助下,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总额继续上涨。从1817至1818年,出口值从8800万美元上升到了9300万美元的峰值。出口商品中,国内产品总额也在当年上升到了7400万美元的顶峰。连转口贸易都以一个比国内产品总出口额更快的速度增长着,在1817年上升到了5700万美元,并在1818年上升到了6300万美元的峰值。在1817年及1818年间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了500万美元及540万美元,而国内产品出口总额则分别上升了350万美元和560万美元。棉花出口也在1818年达到峰值。[42]出口主食的价格在此期间上涨的更为迅速。Cole的查尔斯顿出口价格指数(Cole’s index of export staple prices at Charleston)从1817年的3月的138点上涨到了1818年8月的169点的水平。贝赞森棉花指数(Bezanson’s cotton index)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走势。[43]

这反应在贸易平衡表的结果就是贸易赤字大幅在1817年大幅下降至1160万美元,其后却在1818年增至2850万。[44]战后的巨额赤字被部分夸大了,因为美国的航运业几乎包揽了全美进出口贸易的运输业务,航运业的收益其实可以抵消一部分的贸易赤字,但其收益却并不反应在贸易平衡表中。[45]

然而,烦恼和紧张情绪也随着热潮持续而逐渐升温。银行重新开放铸币支付的承诺日益变得更像空头支票而非实际承诺。那些尝试施压银行兑换铸币的客户换来的命运,是被阻挠及恐吓。[46]费城经济学家、商人以及州议员康迪·拉古伊特(Condy Raguet)写信给李嘉图(Ricardo)说到:

阁下在信中说,您觉得难以理解为何有权要求银行对其发行的票据兑换铸币的人们却要忍耐银行长时间的拖延支付。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居住在对银行的保护措施必须通过议会决议的国家的人来说,无疑是荒谬的。然而,您的疑惑并不难解释。美国的全部人口要么是银行股东,要么承担着银行债务。催促银行进行兑付与第一类人的利益无关,其他人则对施压银行这种行为感到恐惧。这就是全部秘密。一个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债务人的独立的人,如果冒险逼迫银行兑现它们的义务,就会沦为社会公敌。[47]

市场上出现了铸币的兑换溢价便表明了市场对银行的信心流失。仍然维持着铸币偿付责任的银行因票据的折价,变得更难以保持它们金库里的铸币储备水平了。此时人们可以用银行票据赎回铸币,再用铸币在市场上折价买回票据。此时,即使第二银行仍可兑付铸币,铸币相对于其发行的票据还是产生了溢价。这反映了市场对第二银行维持铸币兑付的能力丧失信心。西班牙银元(Spanish silver dollars)作为在美国流通的主要铸币,在1818年3月首次产生了对票据的溢价,并且在6月及11月分别达到了溢价4%及6%。[48]从银行金库流失的铸币增加了,对业已因巨大的进口支付压力而流失的铸币存量雪上加霜。很明显,第二银行已无法再长期维持如此高速的票据扩张及铸币释出。它从国外进口了总价达700万美元的昂贵铸币,却只解了燃眉之急。急需偿还联邦债务造成的压力使铸币流失的问题加剧了。1818年秋和1819年初是为“路易斯安那购地”(Louisiana Purchase)融资的“路易斯安那州债”(Louisiana debt)的偿还日期。这批价值400万美元的债务,大部分从国外筹措,也必须用铸币偿付。偿付这笔债务的责任落在了作为财政部(Treasury)存款的仓库的第二银行身上。

危机四伏,第二银行被迫叫停了其扩张计划,并推出了一系列紧缩措施。自1818年夏始,第二银行通过一系列的通货紧缩举动加速了1819大恐慌(Panic of 1819)的到来。第二银行勒令其分支行必须让州立支行们赎回本行重仓持有的大量账目及票据。各分支行需兑现其他分行所发行票据的规定被废除,从而结束了稳健的东部支行赎回信贷扩张主义的支行所发行票据的义务。该命令从3月起便在波士顿分行实施,并且在8月底推广到了美国银行所有的分支机构中。该货币紧缩的政策在威廉·琼斯行长的迟疑及继任行长兰登·切维斯更为坚定的决心中推进,严厉的限制和收缩了分支行的贷款及票据发行。这样一来,第二银行的活期存款负债,包括票据,私人和公众存款,从1818年秋的2200万美元下降到了1819年1月的1200万美元,并进一步下降到了1820年1月的1000万美元。第二银行在外发行的票据从1818年早期的1000万美元的峰值,下降到了1818年秋的850万美元,而到1819年夏及1820年1月,已经分别下降到了500万美金及360万美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第二银行公共存款(Public Deposit)的下降,该存款主要由公有土地销售收入所积累的银行贷款所组成。公共存款从1818年秋的900万美元下降到1819年1月的不足300万美元。[49]

紧缩的另一个结果是美国银行的铸币储备大幅度上升。在1818到1819年的初期铸币储备为250万美金。由于贷款被召回,且铸币流失逆转并流入到第二银行,在1820年1月其铸币储备达到了340万美元。在1821年春,铸币储备井喷到了800万美元,而当时银行总活期负债也不超过1200万美元。[50]

该紧缩主义政策迫使对第二银行负债的州立银行加快收缩它们的贷款和发行在外的票据。在1816年,流通中的银行票据约为6800万美金,而在1820年1月则仅约有4500万美金的水平。[51]严厉的紧缩政策在1820年延续,带来了全国性的破产潮,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在很多情况下,银行们尝试着在拒绝兑付铸币的情况下继续运营,但是他们发行的票据贬值过多,在发行圈子外再也无法流通。大部分内陆银行发行的票据相互贬值与波动。相反,新英格兰地区里很少有银行倒闭或挤兑的出现。罗得岛州(Rhode Island)外的银行仍具有偿付能力。[52]信贷收缩及违约潮大为动摇了草草搭建的整个私人信贷结构。[53]如同后世出现的大恐慌,金融系统的危机导致了对现金头寸的争抢和以更低廉的折扣出售商品库存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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