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的大恐慌(一)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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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恐慌及其起源:
1815-1821年动荡的美国商业

1812年的战争及其余波使得年轻的美国经济急剧失调。在战前,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国家,仅有七百万人口,他们几乎全部投身于生产农作物。大量棉花、小麦和烟草被用来出口国外,余下的农产品则主要用以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消费。以物易物在边境的广大地区盛行。农产品主要在接近河流运输的地带种植,商业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农产品出口。农产品出口所得款项用来从外国进口本国所需的工业产品以及消费品。主要的出口产品为南方的棉花和烟草,以及西部的谷物。[1]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的7%,却是接收和输送外贸进出口的主要交易枢纽。[2]当时,纽约市正在成为美国的巨型对外贸易中心,费城和波士顿紧随其后。
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并非高度发达。至少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银行几乎完全被局限在城市之中。它们的经营方式趋于宽松;而大多数银行需如当时的其他公司一般通过特许权(special legislative charter)来确定它们的地位,这导致了对立法过程施压的投机性侵犯(speculative abuses)。该做法的结果就是在各州之间和各州之内银行业的立法缺乏统一性。[3]直到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问世才影响着美国银行业趋于一统。其时,美国的通货使用的是金银复本位制。但如以法定的十五比一的比例兑换,金价会被低估。故当时主要的流通硬币是银币。美国的银币大多来自外国,西班牙银币犹盛,同时有英国,葡萄牙及法国的银币作为补充。[4]
在战前,美国经济缺乏大规模或甚是中等规模的制造业。“制造业”由常常只有一个人的小作坊构成。这些制造商是工匠和手工艺人,是那些结合了劳动者和企业家身份的人:铁匠、裁缝、帽匠以及皮匠们。大量的制造业在家庭作坊里生产也在家庭中消费,尤其是纺织业。交通运输,也同样的处于原始状态。成本高昂的陆路运输主要使用当地的泥路的同时,大多数的运输仍然采用由来已久的河运及海运方式。
1812年的战争和战后发展迫使美国经济进行了很多迅速而突然的调整。英法大战早已促进了美国航运业及对外贸易的繁荣。作为主要的中立方我们发现我们的出口被交战双方所青睐,并且,美国的航船得到了敌对双方互相抵制而产生的贸易机会。然而,随着禁运法案和互不往来法案(Embargo and the Non-Intercourse Acts)的出现,以及紧随其后的战争,我们的对外贸易被大大地消减了。对外贸易在1807年达到了顶点,进出口总额分别达1.38亿及1.08亿美金。到1814年却下滑到了1300万及700万美金。[5]另一方面,战争状况促使了国内制造业的成长。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棉纺及羊毛纺织品也是这场产业发展中的领导者。这些货物以前由英国提供,但政府现以战争的目的征用它们。国内的制造商们高速扩张来填满政府需求以及那些此刻无法由进口来满足的消费需求,家庭作坊们也扩大了他们对于纺织品的生产。而更具长远意义的是纺织工厂们的发展,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纽约及宾夕法尼亚地区。故虽仅有4家棉纺工厂在1807年成立,在1814年却有43家棉纺工厂开张,在1815年则有15家。[6]富有的商人发现他们的资本无法用于外贸业务,就转而投资在了国内制造业这个新兴的盈利领域。一些工厂使用了公司形式,但迄今为止大体上局限于银行,保险公司及桥梁公司。作为当时领先的制造业集中地,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马里兰州在1812年到1815年之间,平均每年成立65家新工厂,而在战前此数据仅为每年8家。[7]
战争造成了货币系统的变迁,带来了对联邦政府借贷融资的巨大压力。由于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向来较为保守,它们反对战争,仅给联邦政府发放了极少量的贷款。所以,联邦政府被迫转而依赖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的州立银行。这些银行主要是以发放宽松信贷为生的票据发行机构。对于这些银行的股东而言,用他们的持股作为唯一担保来发行期票(Promissory note),并用这些期票来购买银行股票的行为非常普遍,仅有少量铸币存作为资本存进了银行。[8]通常情况下,该银行职员和股东们是其最为青睐的借款人(Borrower)。将纸币印制到低至6美分的面值对于纸币发行扩张贡献甚大。随着美国银行(美国第一银行)受到的限制被解除,加上美国政府面临的融资压力非常沉重,新银行的成立数量和新票据的发行数量迅速倍增。在新英格兰地区之外的银行票据数量的巨大膨胀与该地区银行的保守政策相反,这导致了其他地区的铸币向新英格兰地区的涌入。新英格兰地区银行相对而言的保守主义可以被以下事实说明:在1811到1815年间,流通在外的马萨诸塞州的银行票据从2400万美金缓慢上涨到了2700万美金。与此同时,在其银行金库的铸币储存量从1500万美金激增到了3500万美金。[9]
除了铸币之外,当时没有统一的货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此外,政府从中太西洋,南方以及西部各州的银行借贷融资,却需要在新英格兰地区为进口货物以及该州新兴的纺织制造业产品花费巨款。在1814年的8月,铸币流出以及持续的银行票据扩张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地区铸币支付的暂停。在各银行票据与铸币的兑换比例相去甚远的情况下,政府同意银行可以暂缓支付,银行业得以继续运营。暂停兑付的银行票据相对于新英格兰地区银行的票据和铸币以不同的比率出现贬值。赎回铸币义务的兑换义务的暂缓执行极大的刺激了新银行的成立和银行发行票据的膨胀。美国的银行数量从1811年的88家上升到了1815年的208家,同时,发行在外的银行票据从230万美金上升到了460万美金。[10]中太西洋各州的银行票据的扩张尤为巨大,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中太西洋各州的银行数量在其间从25家上升到了111家,同时在南方和西部各州的银行数量从16家上升到了34家。仅1814年的3月便有41家银行在宾夕法尼亚州成立。[11]
这场战争又与物价的巨幅上升相伴。国内产品价格在货币供应的迅速扩张中上升;进口品的价格则由于对外贸易的受阻而上升的更剧烈。国内商品价格上涨了约20-30%;棉花作为主要出口产品,价格翻番。进口品的价格则上升了70%左右。[12]
于是,建国后第一战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许多糟糕的变化。原先的对外贸易渠道被封锁了,货币系统紊乱,货币扩张以及由进口品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国内制造业在政府需求以及外国供应商受封锁的刺激下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纺织业。和平的出现带来了它独有的一系列问题。在战时短缺结束后,针对外贸的竞争趋于白热化。美国人对于购买外国产品,特别是英国的纺织品非常热切。而英国的出口商也焦急的想抛售掉他们积压的库存。。进口总额从战前一年的530万美元上升到了1815年的1.13亿,并进一步增长到了1816年的1.47亿美元。[13]英国单单是对于美国的出口在1815年就达到了590万美元,在1816年达到了430万美元。[14]进口商品供应的恢复急剧的降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刺激了美国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例如,费城的进口商品价格指数(Imported commodity prices at Philadelphia),在一个月(1815年3月)之内从231点降到了178点。进口商品价格在此之后继续下跌,在1817年,该指数下跌到了125点。[15]
民众进口的能力以及热情被银行持续的通胀和信贷扩张增强了,这些银行现在仍然不受铸币赎回的义务所约束。此外,联邦政府通过允许时长几个月到超过一年的进口关税延期支付的方式来支持进口。英国及其他外国出口商非常乐于给美国进口商提供大规模的短期信贷,这些信贷在美国战后数年的巨额贸易逆差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进一步刺激进口的是一种替代了常规进口渠道的拍卖销售系统的出现,对英国纺织品的进口刺激最为明显。 英国制造商们发现通过代理进行拍卖式的销售能够取得更快的 回报,而较低的售价则被更低的生产成本所弥补。这种拍卖系统开始走红,在纽约特别时兴。1818年,拍卖销售总额为3000万美元。其中纽约市就占了1400万美金,相对于战前500万美元的水平增长迅速。这些销售的一半由欧洲纺织品(European dry goods)组成,而相比之下,美国制造的纺织品销售额仅为100万美元。[16]
进口品的涌入造成了战时成长起来的制造商的麻烦,特别是纺织业。它们突然间就需要面对外来竞争的猛烈冲击。因此这些制造商们未能分享战后的普遍繁荣。Bezanson 编制的费城工业产品价格指数(Bezanson’s index of prices of industrial commodities at Philadelphia)(包括燃料、化学制品、金属、纺织品、糖、肥皂、玻璃灯)在战时从141点上升到了214点,但在1815年的3月,却陡然下跌至177点,并且持续下降到了1817年3月的127点。[17]这次下跌预示着新晋制造商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在战时增加了纺织品生产的家庭作坊可以在进口恢复时轻松的中断他们的生产,但新工厂们却已投入巨额资本。有一些最新式的工厂能非常轻松的对抗外来竞争。比如著名的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棉纺织品生产公司,作为一家美式规模生产的先锋,他们采用了新动力织布机来生产供应低收入消费者群体的平针白色床单。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工厂处境维艰。[18]纺织业的衰退持续了若干年;从1817年到1819年,在前述五个制造业大州里年均成立的新厂仅有9家,而在此前的战争年间,年均新厂成立可达64家。[19]
美国出口业持续的快速扩张,然而却仍远少于其进口额。欧洲对于农产品的渴求被战后美国之外的农作物的匮乏所刺激,美国用于出口的主要作物的价格及价值总额极大的上升了,尤其是棉花和烟草。主要客户如英国和法国引领着欧洲澎湃的需求。尽管如此,美国的出口总额从来没有再达到过战前的峰值。就在美国的中立船队取得了欧洲贸易运输的实质垄断之时,外国商品转口贸易却表现糟糕,从没再超过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与4900万美元的战前巅峰相比,国内出口总额在1815财年达4600万美元,在1816财年达6500万美元。但是在1816年,再出口却仅达700万美金,在1817年则为1700万美金,而在战前该数据的峰值则为6000万美金。[20] 加总而言,对外贸易在1815财年的净差额为6000万美元的逆差,在1816年则为6500万亿美元的逆差。从1815到1816年,农业生产出口占据了国内出口增长的1900万美金中的1400万美金,农业生产出口从1815年的3800万上升到了1816年的5200万美元。棉花构成了农产品出口的一半以上,烟草,小麦以及面粉构成了剩余出口农产品的主要部分。在1815年的总出口额中,棉花占据了1750万美金,烟草则有800万美金,而小麦及面粉加起来合计达到了700万美金。在1816年,棉花出口额上升至2400万美金,烟草出口额则上升到1300万美金。[21]
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和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了。出口商品价值的上升大体上是价格现象,而不是出于实际生产现象。科尔的查尔斯顿出口价格指数(Cole’s index of export prices at Charleston)从1815年3月的93点上升到了1817年3月的138点,在此期间棉花价格的上涨远高于指数涨幅。然而,在这些年间,棉花生产及出口的实际数量的增速非常缓慢。[22]
出口商品价值总额的上涨,货币及信贷的膨胀合力造成了同时发生在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对于公有土地的投机买入以及由繁荣预期(Projected Improvements)所引致的农民负债率上升。农民的繁荣境况带来了城镇的繁华。这些城镇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们为与农业人口进行交易而专门进出口某些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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