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创造者与英雄(二):货币与信用理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李杨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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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其著作《货币》(Money)中向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一项挑战。他正确地指出,尽管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比如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在分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上(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微观经济学”)颇有建树,但他们还未能真正解决地货币问题。边际效用理论还没有被延伸到货币价值上。货币被继续放在“宏观”的大框架下,与效用、价值以及相对价格严格区分开——这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即便是通货学派的李嘉图和美国的欧文·费雪所著的作品,也仅仅是在“价格水平”和“流通速度”这样的加总概念上下苦功,完全忽略对个体行动的微观分析。

要拓展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需要克服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对直接消费品来说,我们可以清楚理解其效用,并进一步明白对商品的需求。消费者发现商品,衡量商品,并通过自己的价值尺度对商品排序。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效用互相作用,形成市场需求。市场的供应由预估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两者间相互影响,决定市场价格。但这个框架在分析货币的效用和需求上捉襟见肘。货币之所以有市场需求,个人之所以会在账户里持有货币,并不是为了存放本身,而只是为了在未来购买其它商品。货币与众不同的本质是它不能被消费,只能作为交换媒介,以便市场中的交换。因此,只有当货币在市场上有着事先存在的购买力、价值或者价格,市场才能产生对它的需求。对于一切消费品和服务,需求在价格之前,需求决定价格。货币的价值尽管由需求决定,却存在于需求之前。事实上,我们对货币的需求,是以货币已有既定的价值和价格为前提的。用需求的因果关系解释货币的价值,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

1906年,博士毕业的米塞斯决定应对赫弗里希的挑战。他的任务是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在货币上,以解决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全心投入到货币问题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上。米塞斯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1908-09年的三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德国的期刊,一篇发表在英国《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上,讨论的是外汇管制和奥匈帝国的金本位制度。在写作期间,米塞斯逐渐树立起一个与当时的主流论调相悖的观点:货币膨胀才是贸易收支逆差的罪魁祸首,银行信贷不应该为了满足所谓的贸易需求而进行“弹性”变化。

米塞斯关于金本位的论文在当时极具争议性。他认为奥匈帝国在原则上可以回归到黄金兑换制度,并指出这是现存制度的必然逻辑结果。米塞斯的观点在通货膨胀、低利率以及低汇率支持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遭到了奥匈帝国银行(奥匈帝国的央行)的强烈反对。银行副主席甚至暗示要给米塞斯一点小恩惠来缓和他的立场。几年以后,米塞斯从财政部部长庞巴维克那里得知央行强烈反对金本位制度的原因:黄金的合法赎买很有可能使央行失去投资外汇的权利。长期以来,央行利用这些投资的利润,积聚起了一大笔隐蔽的非法公关基金,用来向官员、政客和有影响力的记者行贿。银行害怕失去这项公关基金,进而指示它们的受贿对象——经济学杂志的出版人——坚决反对米塞斯的提议。

在这次事件以后,米塞斯决定不再揭露论辩对手的腐败之处,而专心辩驳对方的错误逻辑和论点。这项决定贯穿他在奥地利的职业生涯。米塞斯将反对者视为值得尊敬的人和客观公正的学者,纵然是出于高尚和克制的立场,实际上起到了为腐败开脱的效果。最最起码,米塞斯在公共辩论中给了对手不应得的社会地位。假设公众得知政府干预经常伴随着腐败,那么国家主义者和通货膨胀论者就更容易被拉下神坛,米塞斯一生中与国家主义者史诗式的搏斗也许会更加成功。总之,也许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效果会更好:自由主义者可以既指出国家主义者在经济理论上的缺陷,同时也向大众揭示取消政府特权能带来的实际好处。[7]

1909年,在完成了初步调查以后,米塞斯开始写作他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在1912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名字出版。自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分离后,本书首次将宏观和微观再度统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自此,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性学科,终于可以用个体的行动进行按部就班的逻辑分析,并完美地将货币整合到市场经济和个体行动分析的整体框架当中。

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行动上的。他因而能够揭示货币数量论和欧文·费雪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式”的核心缺陷。货币数量论是当时英美学界的正统,缺点是有其机械僵化的一面:货币量的增长并不像数量论者所想的那样,能在在不影响相对价格的情况下自动将 “物价水平”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恰恰相反,货币量的增长不仅会降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相对收入和价格。这里,米塞斯展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是如何相互交织的。通过关注个体行动和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和选择,米塞斯不仅将货币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结合到一起,还完全改造了原有的货币理论。通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研究个人选择,米塞斯修正了先前理论不切实际的,对总量之间的机械关系的关注。[8]

此外,米塞斯还让李嘉图和19世纪前半叶英国通货学派的独特观点重获新生:尽管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与其它商品一样由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但它也有非常独特的一面。相同条件下,消费品的供给增加,通常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货币与之截然相反。货币只具备一种功能,即在当下或者未来的某一刻,为货币持有者换来资本品或者消费品。货币并不会像消费品一样被吃掉或者用完,也不会像资本品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磨损。货币量的增长只会减少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而不会造福社会。实际上,政府及其掌控的银行系统之所以倾向于增加货币供给,正是因为它们明白新增货币不会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相反,新增货币往往先到政府自身和中央银行手上,再流入银行新贷款客户、政府服务承包商和政府官员手里。米塞斯指出,最早收到增发货币的人,必然牺牲了别人来获益;而处于利益链末端、晚得到新增货币的人,或者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生活,没有收到新增货币的人,必然是货币增发的受害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货币膨胀是一种隐秘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手段,能将财富从大部分人手上转移到政府及其青睐的利益集团。米塞斯因此得出结论:一旦货币作为商品的地位在市场上得以确定,就不再需要人为增加货币供给。这意味着任意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优的”,而政府鼓动的货币增发可能带来危险后果。[9]

在否定费雪关于货币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观点时,米塞斯顺道对效用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纠正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在奥地利学派效用分析上所犯下的错误。他们的错误虽然不至于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那样严重,但有证据表明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被衡量,或者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加在一起便是商品为社会提供的“总体效用”。

在这个问题上,米塞斯的观点受到捷克经济学家弗朗茨·居赫尔的重要启示。居赫尔是庞巴维克研究生讨论班的一名学生,他认为,既然边际效用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那么它便是纯粹的喜好排序,没有任何理由对个人喜好做加减运算或是进行估值,更不用说不能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米塞斯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主题,揭示了所谓边际效用总和的“总体效用”这一概念的荒谬性。在衡量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我们只需要看多加一部分商品带来的效用。假如我们在考虑一箱鸡蛋的边际效用,那么将这箱鸡蛋的效用算成“每个鸡蛋的边际效用”之和,是极不妥当的。在一箱鸡蛋和一个鸡蛋的对比问题上,我们只是在处理两个大小不同的商品而已。关于两种商品的效用之比,我们最多只能说一打鸡蛋的效用比一个鸡蛋的效用高,而无法说出高几倍,高出多少。效用只能排序,不能加减乘除。米塞斯纠正前辈错误的方法,与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方法论一致:永远将焦点放在个体的真实行动上,而不是偏离至机械的加总概念。[10]

假如居赫尔-米塞斯的先见之明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的效用理论中的话,经济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也不用完全弃用边际效用理论,把它当做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基数,以至于拥抱无差异曲线和边际替代率。此外,今天的微观经济学课本也不至于荒谬地讨论“效用”的复数形式这样一个测量和数学操作的虚构存在。

那么,对于著名的奥地利循环问题,米塞斯又有什么看法呢?实际上,米塞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他最重要也是最被忽视的经济学贡献:回归定理。米塞斯发展了门格尔对货币取代物物交换的逻辑-历史解释,并且富有逻辑地证明了货币只可能由这种方式产生。由此,他解决了解释货币效用时遇到的循环论证问题。具体而言,循环问题指的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点第N天,当时的货币价值(购买力)由两个因素决定:第N天的货币发行量和第N天的货币需求。这两者都是基于对第N-1天的货币购买力做出的判断。米塞斯跳出这样的论证方式,准确地理解并抓住了货币价格推演的时间维度。当天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购买力,因此又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需求。但是这样的解释依然是循环论证,每一天的购买力都取决于当天的需求,因此取决于前一天的购买力,以此类推,向过去追溯源头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结束的过程。因此,这样的逻辑仍不足以逃离循环论证。

但米塞斯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奥地利学派在货币问题上的逻辑推导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米塞斯认识到,货币在某个时刻必然只是物物交换体系下的非货币商品。让我们假设在第1天,某种商品开始扮演交换物的角色(也就是“货币”)。在那个时刻之前的第0天,这种商品(假设是黄金)尚不是交换物,只是物物交换体系下的直接商品。货币价值产生的因果链条从第N天开始向前溯源,一直到第1天为止,然后再从第1天向第0天推导。第1天的黄金需求由第0天的黄金购买力决定,而在第0天的黄金需求,只与当天黄金在用于消费时的直接价值有关。自此,我们的逻辑溯源就达到了尽头:第0天的货币价值不用再涉及任何过去的因素(比如前一天的货币价值)。

除了确定了货币价值或购买力的决定因素、解决了奥地利学派的循环论证问题,米塞斯还阐明了货币的特殊性——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需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回归定理还说明,在任何社会,货币能从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并确定其地位的过程,只有在市场中才可能发生。货币不可能产生至社会契约、政府强制或经济学家人为提出的计划。货币只能从市场中“自发”地产生。[11]

理解米塞斯的回归原理,有助于我们认清许多不可行的计划:有的是奥地利学派和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计划凭空创造新货币或通货单位,比如,哈耶克就曾提议使用“达卡金”(ducat);有的是计划将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开。

米塞斯除了将货币理论和一般经济学理论结合到一起,并将其放在个体行动的微观基础之上以外,还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改进了当时的对银行业的分析。他重拾了李嘉图-通货学派的传统,进一步说明废除通胀性部分准备金信贷的合理性。米塞斯区分了银行承担的两大功能:将存款转化成生产信贷(“商品信贷”),以及作为货币仓库的保管现金的作用。两者都合法,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但一旦货币仓库(银行)发行虚假的存储回执(钞票或活期存款),将那些根本不存在于银行保险柜中的资产变为现金(“信用贷款”),这些没有硬通货支撑的信用就会扩大货币的供给并造成通货膨胀。米塞斯因此赞同通货学派的看法,认为银行的债务必须有100%的现金保障。他指出,英国根据通货学派原则制定的1844年《皮尔法案》(Peel’s Act)只要求为市面流通的钞票准备100%的准备金,而没有看到活期存款其实是现金的替代品,因此可以看做货币供给的一部分,所以有违制定者的初衷。在米塞斯成书的年代,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不过,米塞斯不指望政府会推行100%准备金制度,因此他提倡依靠自由银行制度来实现这一理想。《货币与信用理论》指出,协调和推动银行信贷增长的始作俑者是各个国家的央行,因为它们有中央储备,能够救急陷入困境的其它银行,并确保所有银行一同增长信贷。在C.A.菲利普斯(C.A. Phillips)的著名表述的八年前,《货币与信用理论》就已经表明个体银行很难有扩张信贷的空间。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米塞斯在自己的货币和银行理论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开创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将这个理论与一般微观经济学结合到了一起,并在分析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个雏形在1924年的第二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被进一步发展。

首先,米塞斯绝妙地在银行活动中辨认出了两个几乎雷同的过程:(a)银行扩大信用,就必然面对存货紧缩和兑现需求的增加;(b)所有银行在央行的指示下,增加货币供给,提高信用,从而为休谟-李嘉图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提供了足够的生成时间。随着信用和货币供给增长,收入和价格的上升,黄金开始流向国外(例如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从而导致银行和信用崩溃,银根紧缩,价格下降,现金流动的方向重新指向国内。米塞斯不仅发现这两个过程大体一项,而且第一个勾画出了繁荣-萧条周期的原始模型——模型中,繁荣由货币增发所产生并推动,“创造”出的银行信用先是促成增长,进而被迫紧缩。

19世纪20年代,米塞斯在三大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构思了自己商业周期理论;通货学派的繁荣-萧条周期模型、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赛尔对“自然”和银行利率的区分,以及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米塞斯卓越的贡献在于,他把之前毫不相关的分析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说明了如下这套事实:不管是往经济中注入货币,还是将商业贷款的利率降低至市场的时间偏好以下,任何虚高甚至凭空创造出银行信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原理消费者的资本品行业中不良投资过度。当通胀性银行信用繁荣持续越长,资本品上不良投资的规模越大,这些清算这些不良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一旦信用扩张停止或转向,甚至只是大幅减缓,不良投资不可持续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米塞斯笔下的经济衰退并不是一个陌生、无法解释的不正常现象,而是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必要过程。市场经济需要清算那些繁荣时期造就的不良投资,让市场回归正确的消费-投资比例,以便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与干预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不同的是,米塞斯不赞同政府必须抗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内在机制造成的经济衰退。他的观点恰恰相反:政府必须停止干预经济衰退,只有这样,衰退期才能纠正政府制造的通胀性繁荣期所造成的扭曲。

尽管《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的贡献光彩夺目,米塞斯却感到沮丧。他塑造出货币与信贷理论,并首次将其整合进一般经济理论。他同样看见一般理论本身也需要修正,他原本打算和他的新货币理论一道,提出修正后的直接交换和相对价格理论。他还希望对经济学里新潮的数学方法提出彻底批评。但他不得不把自己综合正面理论和批评数理经济学的宏伟计划暂且搁置,因为他正确地意识到,一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正如米塞斯所写,在接下来悲惨的世界大战中,

如果我可以抽出时间安心工作,我会在第一卷从直接交换理论开始写;然后是间接交换理论。但事实上,我只得从间接交换开始写,因为我相信,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我们处在大战前夕,我想在战争爆发前完成自己的著作。[12]

直到20世纪40年代,靠着《经济学》(1940)及其大幅扩展的英文版——他的杰作《人的行动》(1949),米塞斯才得以完成自己对经济理论的宏伟重建,使其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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