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要米塞斯(七):米塞斯与《人的行动》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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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阐述正确的经济学方法论固然很好;但要在这一基础之上,运用这一方法,真正去建构经济学——经济分析的整个体系——却又是另一回事。我们通常认为不可能指望同一个人来完成这两项任务:先创建方法论,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经济学体系。鉴于米塞斯已经著作等身,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期待米塞斯本人来完成这一极其艰难困苦的任务。然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孤立无援、孑然一身,几乎完全被自己的追随者抛弃的情况下,在逃离法西斯治下的奥地利,流亡于日内瓦的期间,在一个完全遗弃他的观念、方法和原理的社会和学界里,做到了。1940年,他出版了自己登峰造极的里程碑式著作《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然而这本书却在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迅速被人遗忘。所幸在1949年,《经济学》一书在扩充之后被翻译成英文,取名《人的行动》(Human Action)。[17]光是写出《人的行动》,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米塞斯能在此等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完成这一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人的行动》就是我要的经济学(IT);它是经济学的全部:它建立自可靠的行动学公理,完全根据对行动着的人——在真实世界中行动的有目的的个人——的分析。它是用演绎方法发展出来的经济学,织造出人的行动这一事实的逻辑含义。笔者曾有幸在出版过程中阅读本书,它竟然改变了笔者的人生和观念轨迹。因为书中是一套我们中一些人曾经梦寐以求却一直以为难以企及的经济思想体系:一种完整而理性的经济科学,一种早应存在但从未现身的经济学。一种由《人的行动》所提供的经济学。

米塞斯的巨大贡献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略窥一二:《人的行动》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第一本综合性经济学论文集;在所有传统中它都是第一本这样的综合性论文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越来越支离破碎,被瓦解成零散、残缺的分析;而在菲特、克拉克、陶西格(Taussig)和庞巴维克等才俊战前的著作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再将自己的学科看作一个连贯、演绎的整体。眼下唯一还在试图呈现这个领域全景的著作者是那些基础教材的作者:但他们缺乏连贯性,只能反映出经济学已经陷入的惨状。但现在,《人的行动》为走出这片不连贯之泥沼指出了一条路。

关于《人的行动》已经无需多言,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这本伟大的经济学巨著里众多具体贡献中的几点。尽管庞巴维克发现并强调了时间偏好是利息的基础,他本人却没有在此基础之上完整建构出自己的理论。弗兰克·A. 菲特曾经改进并完善这一理论,并在其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那些值得注意却遭人忽视的著作中,建立起一套利息的纯时间偏好解释。菲特的经济体系图景大致是,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决定消费品的价格,而每种要素都获取其边际生产率,那么,所有这些回报都以利率或时间偏好进行贴现。米塞斯复兴了菲特被人遗忘的成就,并进一步指出,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领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行动学范畴,他把菲特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以及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整合到了一起。

米塞斯还从方法论上对当今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数学和统计方法提供了一个迫切需要的批评,这一体系源于瑞士新古典主义者莱昂·瓦尔拉斯,其方法论可谓应有尽有,却唯独把语言或言语逻辑排除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米塞斯延续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们中很多人受过全面的数学训练)明确的反数学传统,他指出,数学方程只能用来描述脱离时间、静态、虚构的“一般均衡”。一旦我们离开这一天堂,去分析真实世界——一个存在时间、预期、希望和错误的世界——中个人的行动,数学就变得不仅无用,而且极具误导性。他指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本身就是实证主义谬误的一种表现,这种实证主义把人当做石头,并因此相信,可以像在物理学里测绘导弹飞行轨迹那样,通过某种精确的数学方法用图表表示人的行动。此外,因为每个行动者都只能从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所以在人的行动科学里使用微分学——假设变化的量无限小——格外不合适。

使用数学“函数”也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事件是“互相决定”(mutually determined)的;因为在数学里,如果x是y的函数,那么y也在同样意义上是x的函数。这种“互相决定”的方法论可能在物理学领域完全合适,在物理学中没有只为原因的东西。但在人的行动领域,存在着原因,“单一的”原因:个人有目的的行动。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原因具有流向,比如,从消费者需求到生产要素定价,而决不能反方向进行。

同样流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试图把统计事件和数学融为一体,这是错上加错;因为任何使用统计数据来得出可预测定律的行为,都假设了在分析个体行动时,可以像在物理学里一样,发现恒定不变的定量定律。然而,正如米塞斯所强调的,从未有人在人的行为中发现过哪怕一个定量行为,也没人有可能发现,因为每个个体都有其固有的意志自由。从这个谬误出发,目前人们对“科学”经济预测的狂热接踵而至,米塞斯则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经久不衰却又总是徒劳无功的渴望在根本上是荒谬的。过去几年,尽管使用了高速计算机和所谓的复杂计量“模型”,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却总令人大失所望,反而再次证实米塞斯的先见之明。

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少许方法论之外,米塞斯的经济学只有一个方面渗透进英语世界。根据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预测到了一次萧条,而当时正值20世纪20年代的“新时代”,包括欧文·费雪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宣扬政府中央银行的操纵已经确保了未来会永远繁荣下去。当大萧条降临,经济学界,尤其是英国经济学界才开始对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米塞斯杰出的追随者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迁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则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兴趣,哈耶克自己对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迅速翻译成英文。在此期间,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讨论班培养了许多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家,包括约翰·R. 希克斯(John R. Hicks)、阿巴·P. 勒纳(Abba P. Lerner)、路德维希·M. 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而米塞斯的那些英国追随者,如莱昂内尔·罗宾斯、弗雷德里克·本汉姆(Frederic Benham),也在英国发表了一系列米塞斯主义对大萧条的解释。米塞斯在奥地利的学生,如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和戈特弗里德·冯·哈贝尔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的著作也开始被译成英文,而罗宾斯也终于在1934年指导了米塞斯《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的翻译。1931年,米塞斯出版了他对大萧条的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18]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看起来如日中天,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米塞斯经济学的其他方面也不会落后。

美国在接受奥地利学派理论上慢人一步,但英国经济学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确保了米塞斯的周期理论也能在这个国家广泛传播。戈特弗里德·冯·哈贝尔勒在美国发表了米塞斯-哈耶克周期理论的第一份摘要;[19]不久后,正在崛起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转而接受了奥地利学派学说。周期理论之外,哈耶克、马赫卢普,和年轻的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美国期刊上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复兴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看起来,奥地利学派越来越像未来的潮流,米塞斯也终将得到他早应得到却始终没有的承认。然而,在胜利来临的节骨眼上,著名的凯恩斯革命使悲剧降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他对通货膨胀和政府赤字混乱而不成熟的全新辩护和合理化,像一把野火席卷了经济世界。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为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筑起了一道不受欢迎的铜墙铁壁;现在随着凯恩斯的出现,经济学家借助他那阴沉、晦涩、半数学化的术语,争先恐后与急于扩张自己影响和权力的政客和政府进行名利双收的勾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为浩浩荡荡的现代福利-战争国家、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量身定做的精美知识保护伞。

就像在社会科学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根本不屑于反驳米塞斯的理论;后者就这样被人遗忘,在冠冕堂皇的凯恩斯革命洪流中被席卷而去。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理论,被草草倒入奥威尔笔下的“忘怀洞”(menory hole) ,从此在经济学家和全世界中销声匿迹。这场浩大的忘却之中,最大的悲剧或许莫过于米塞斯那些最能干的追随者也抛弃了他:投奔凯恩斯主义的不只是哈耶克的英国学生,不只是随后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领军人物的汉森,还有那些更有学识的奥地利人,他们飞快离开奥地利,远赴美国谋求学术高位,并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温和派。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天花乱坠的承诺之后,仅有哈耶克和名气稍小的拉赫曼坚守信念未曾变节。就是在这种孤立无援之下,在他应得的厚望破灭之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奋力完成了《人的行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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