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要米塞斯(六):米塞斯论经济学方法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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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成为著名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批评者,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对他那极具创意而多产的头脑来说,这远远不够。因为米塞斯已经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即便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也没有完全摸索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此外,他还意识到,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中了两种不健全的新方法的邪: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愈发追求把经济理论误导性地建构和物理学同样的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和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建立在了正确的方法论之上;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个别洞见往往比较杂乱无章,不成体系,因此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足以抵御新兴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冲击的明确、自知的方法论。

米塞斯着手为经济学建立一种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从而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最终圆满并形成系统。他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1933)[13]一书中初步发展了这一思想。[1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学派最终衰败,而实证主义却令人遗憾地掌控了经济学界,米塞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方法论,并在其《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1957)[14]以及《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1962)[15]中驳斥了实证主义。米塞斯尤其反对实证主义方法,它运用物理学的方法,像对待石头或原子一样看待人。对实证主义者来说,经济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的行为中可量化、统计的规律性,并想出一些能用来进行“预测”并由进一步统计证据进行“验证”的定律。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适合那种认为经济应该由那些“社会工程师”——把人当做没有生命的物体对待的人——管理、计划的观念。正如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的前言中所写,这种“科学”方法是

……根据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社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技术,可以使未来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用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活生生的人。(p. v)

米塞斯在两个来源之上发展了自己的对立方法论,他将其称之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逻辑、个人主义的分析;以及二十世纪之交的“德国西南学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尤其是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米塞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的历史哲学。本质上,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学的基石是行动的人:他是个体的人,而不是依照物理定律定量决定而“运动”的石头或原子,他有其力图实现的内在意图、目标或目的,也有如何去实现它们的想法。总之,和实证主义者相反,米塞斯肯定了这一首要事实:人有意识——人的头脑决定目标并试图采取行动来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可以运用内省和观察人类的活动来发现这种行动的存在。因为人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里行动,所以他们会产生后果的行为决不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此,经济学家企图为人类活动找出可预测的统计定律和相关性,只会徒劳无功、误入歧途。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行动,都是不同和独特的,都是人自由行动并互相影响的结果;因而,不能做统计预测,也不能“验证”经济理论。

如果人的行动学表明,人的行动不能被归类总结成量化定律,那么,科学的经济学又如何能存在?米塞斯回答说,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经济科学必须并且确实完全异于物理学的实证主义模型。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表明,经济学可以从把自己建立在极少几个广泛成立且显而易见的公理(axiom)之上开始,通过内省人的行动之性质和本质,可以获得这些公理。从这些公理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它们的逻辑含义作为经济学真理(truth)。比如,存在人的行动的这一基本公理本身就能推出:个体具有目标,会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行动必然要通过时间,会采用序数偏好表,等等。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被翻译,米塞斯关于方法论的想法却在当时就已经以一种被高度削弱的形式,被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传播到了英语世界。在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之性质与意义》(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1932)[16]中,作者致谢了米塞斯对他的“恩惠有加”,这本书在英美两国被奉为经济学方法论名著多年。不过,罗宾斯强调,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把稀缺的手段配置给供选的目的,这是一种高度简化和兑水的人的行动学。它毫无米塞斯对演绎方法本质的深刻洞见,亦缺乏米塞斯对经济理论和人类历史本质之区别的深刻洞见。结果——再考虑到米塞斯本人在这一领域的著作未被翻译——罗宾斯的著作根本不足以抵御日益高涨的实证主义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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