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要米塞斯(四&五):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米塞斯论经济计算与《社会主义》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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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

《货币与信用理论》使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跻身欧洲一流经济学家行列。次年(1913),他就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米塞斯在维也纳的讨论班成为了全欧洲聪明、年轻的经济学家的指路明灯。1926年,米塞斯成立了享有盛誉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而在1928年,他出版了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货币稳定与经济政策》(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6]

然而,尽管米塞斯的书和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讨论班名声在外,米塞斯的非凡成就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却从未真正被经济学家真正认可或接受。以下事实可以生动说明这种排斥:米塞斯在维也纳一直是私人讲师(privatdozent),即他在大学里的职位享有教授的名望,却没有薪水。[7]他的收入来自充当奥地利商业委员会(Austrian Chamber of Commerce)经济顾问的薪水,他从1909年开始到1934年离开奥地利,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米塞斯的成就受到普遍忽略的原因被归结为翻译,更深入地说被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的发展方向。英美学术界与世隔绝,未被翻译成英语的著作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而不幸的是,《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有英文版,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此时已为时已晚。德国向来没有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至于奥地利本国,庞巴维克在1914年辞世,已不大活跃的门格尔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去世,象征着奥地利学派已经走向衰落。正统庞巴维克主义者强烈反对米塞斯发展庞巴维克的理论,也反对他把货币与商业周期整合到奥地利学派分析中。于是,米塞斯必须重新创造出有自己学生和追随者的“新奥地利”学派。

语言并非在英美两国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新李嘉图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密不透风、居高临下的影响下,英国学界对奥地利学派思想从未有过好感。而在美国,奥地利学派思想曾经根基牢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经济理论水平却出现了令人悲痛的下滑。美国两位执牛耳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的赫伯特·J. 达文波特(Herbert J. Davenpor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A. 菲特(Frank A. Fetter)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双双停止了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理论真空期里,出现了两位不可靠、断然不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俩协助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他持一种机械的货币数量理论,并强调追求政府操纵货币和信用以提高和稳定价格水平;另一位则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他强调追求“完全竞争”的虚幻假设,并否认时间在资本分析中的重要性和时间偏好决定利率。

此外,经济世界和经济学界一样,都越来越敌视米塞斯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一度流行相对的自由放任和金本位制度,米塞斯在这个世界的暮色时分写出了自己伟大的《货币与信用理论》。很快,战争便引入了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十分熟悉的经济制度:一个属于国家主义、政府计划、干预、政府法币、通货膨胀及恶性通胀、通货崩溃、关税与贸易控制的世界。

终其一生,米塞斯都在以十足的勇气和人格尊严抵御他周围日渐昏暗的经济世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从未屈服于那些他认为会带来不幸和灾难的风向转变;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科中的变化也从未让他丝毫背离追求并阐述自己心中的真理。在一篇致敬米塞斯的文章中,法国经济学家、知名金本位倡导者雅克·吕厄夫(Jacques Rueff)谈到了米塞斯的“毫不妥协”,并正确地写道:

他(米塞斯)具有不知疲惫的热情,无畏的勇气和信念,他从未中断批判那些为大多数我们的新制度辩解的错误理由和谎言。他最为名副其实地证明了,那些制度声称会增进人类的福祉,却直接带来了种种艰难困苦,并最终导致种种冲突、战争和奴役。

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使他丝毫偏离自己的冷峻推理所指引的道路。在我们这个非理性主义的时代,他依然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人。

那些聆听过他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被他推理的力量指引到一些自己出于人之常情的胆怯而从来不敢探索的领域。[8]

米塞斯论经济计算与《社会主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历来暗含着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偏爱,但在十九世纪末期平静和相对自由的世界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未费心去发展对自由或政府干预的明确分析。随着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日渐抬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继续发展自己商业周期理论的同时,把他强大的注意力转向了分析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学。1920年,他在一份期刊上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9]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它首次证明,对一个工业经济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行的体制;因为米塞斯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抛弃了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因而不能理性计算成本或把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任务上。再次,尽管米塞斯这一著作迟至1934年才被翻译为英文,但他的论证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不得不花费数十年时间来反驳米塞斯,并为社会主义计划提出可行模型。米塞斯后来把自己的洞见整合成了一本全面批判社会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Socialism, 1922)[10]。在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美国经济学界盛传,波兰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已经“驳倒”了米塞斯,社会主义者们松了一口气,不用为阅读米塞斯自己的贡献而烦恼了。俄罗斯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经济计划随着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水平提高,而被人公认为日益失灵,生动地证明了米塞斯的洞见——尽管米塞斯本人的论证依然一如既往地被人遗忘。

如果社会主义不可行,那么,米塞斯称之为“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种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米塞斯批判处置了林林总总的国家主义经济措施,这些文章被收录进了《干预主义批评》(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1929)[11]一书。如果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都不可行,那么我们就只剩下“自由放任”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了,而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us, 1927)[12]一书中扩展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优势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米塞斯证明了国际和平、公民自由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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