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要米塞斯(二):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与信用理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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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1900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并于1906年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很快就使自己成为了欧根·冯·庞巴维克持续举办的讨论班上最才华横溢的学生。米塞斯沉浸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中,不过他发现庞巴维克和更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做得还不够:他们没有没有把自己的分析一推到底,因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仍然留下了重要的空白。当然,任何科学学科都是如此:学生和门徒站在自己伟大的导师肩膀上更进一步。然而,导师很多时候也会否定或者忽视自己继任者的进展的价值。

尤其是,米塞斯觉察到的主要空白是对货币的分析。诚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分析了消费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但从古典经济学家的时代起,货币就一直在一个孤立的盒子里,不受涵盖经济系统其余部分的方法分析。对更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欧美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这种脱节仍在继续,分析货币与“价格水平”越来越和分析市场经济的其他部分截然分开。我们现在正品尝这种严重分裂(即目前这种“微观”和“宏观”之间脱节)的苦果。“微观经济学”至少还大致建立在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动之上;但一旦经济学家面对货币,我们就突然陷入了虚幻总量构成的想象世界: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和总开支。由于脱离了个体行动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从一个谬误跳跃到另一个谬误。在米塞斯那时,二十世纪的头十年,这种误导性的割裂已经在美国人欧文·费雪的著作中快速发展,他精心建立了“价格水平”和“流速”流速,却对个体行动置之不理,也并未尝试把这些理论整合进新古典“微观”分析的健全体系。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着手修复这种割裂,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的经济学建立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以达到一种完整的经济学,从而能解释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米塞斯在其首部杰作《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取得了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这是富有创见的成就,值得庞巴维克本人刮目相看。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了建立在个体行动之上的完整分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再无鸿沟。米塞斯明确清除了费雪关于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货币流速”与“交换方程”的机械观点,代之以对货币自身的供需整合应用边际效用理论。

具体而言,米塞斯表明,货币单位的可用数量和消费者对其需求的迫切程度(根据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它的“价格”或购买力,正如其他任何商品在市场上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决定。对货币的需求,是人们对持有现金余额(在钱包里或在银行里,以便或早或迟用于有用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货币单位(美元、法郎或金盎司)的边际效用决定着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强度;而货币的可用数量与对其的需求则决定了美元的“价格”(即美元可以购买多少其他商品)。米塞斯赞同古典“数量理论”,即增加美元或金盎司的供应会导致其价值或“价格”下跌(即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但他极大改进了这种粗糙的方法,并将其整合进一般经济分析。一方面,他解释了这种波动几乎不可能是成比例的;增加货币供应会趋于降低其价值,但下降多少,乃至是否真的下降,取决于货币的边际效用发生了什么,因而也取决于民众对维持其现金余额中货币的需求。此外,米塞斯也证明了,“货币数量”并不以一个总体增加:增量在经济体系中的某个点被注入,新货币在经济体中波纹般扩散开来,物价才会随之上涨。如果政府印了一批新钱,并假设将其用于回形针,结果并不会像奥地利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价格水平”上涨;而是首先回形针商收入增加,回形针价格上涨,接着回形针业的原料价格上涨,以此类推。因此,增加货币供应至少会暂时改变相对价格,最终也可能会导致永远改变相对收入。

米塞斯也证明了,李嘉图及其早期追随者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洞见完全正确:在黄金的工业或消费用途之外,增加货币供应对社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增加土地、劳动和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会促进生产并提高生活水平,与之相反,增加货币供应只能稀释其购买力;它并不促进生产。如果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货币供应都在一夜间奇迹般增加三倍,社会并不会进步。而米塞斯表明了,“通货膨胀”(增加货币数量)的巨大吸引力正是在于,并非所有人都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的新增货币;恰恰相反,政府及其垂青的那些人(享受政府采购或补贴的人)首先得到新增货币。在各种物价随之水涨船高之前,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而在链条末端才收到新增货币的那些不幸的社会成员(或者说,压根没有收到新增货币的人,如退休人员)则会遭受损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在他们可以使用新增货币之前已经上涨。总之,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就在于,政府及经济体中其他团体可以悄然无声却卓有成效地牺牲无权无势的民众,从中渔利。

米塞斯证明,通货膨胀——扩张货币供应——是一种征税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一个不受政府诱导增加货币供应之阻碍,处于发展中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价格将随着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扩张普遍下降。事实上,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工业扩张的一个受人欢迎的标志就是物价和成本下降。

在把边际效用应用于货币领域时,米塞斯必须解决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循环”(Austrian circle)。经济学家可以理解鸡蛋、马匹或面包的边际效用如何决定各自的价格;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消费,与之不同,人们需要货币并保持现金余额是为了购买商品。因此,除非市场上已经存在能标定价格并具有购买力的货币,否则没有人会需要货币(并对其有边际效用)。但是,如果要使货币在一开始就被人需要,它就必须具有预先存在的价格(价值),那么,我们又如何以其边际效用来充分解释货币的价格呢?米塞斯用他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解决了“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他揭示了,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对货币的需求一直回推到古代某个时点,那时候充当货币的商品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商品,简而言之,回推到到货币商品(如金银)仅仅因为自身消费和直接使用的商品特征而被人需要的那个时点。于是,米塞斯不仅因此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他的发现也还有另外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了,货币只能有一种起源:在自由市场中,从该市场对一种有用的商品的直接需求中形成。而这意味着,货币不可能起源于政府宣称某种东西是货币,或是起源于某种一次性社会契约;它只能来自具有普遍用途和价值的商品。门格尔此前就已经表明货币可能是这样出现的;但到了米塞斯,才证明了货币必然起源于市场。
但这还有进一步的含义。因为这意味着,与当时和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相反,“货币”并不是由政府随意规定的单位或是纸片:“美元”、“英镑”、“法郎”等等。货币只能起源于有用的商品:比如金银或别的什么东西。最初的货币单位——记账和交换单位——并不是“法郎”或“马克”,而是黄金克或白银盎司。本质上,货币单位是市场上生产的特定价值的商品的重量单位。这也难怪,事实上今天所有货币的名字:美元、英镑、法郎等等,都源于黄金或白银重量单位的名字。即使在今日的货币混乱之中,美国的法典仍然把美元定义为一盎司黄金的三十五分之一(现在是四十二分之一)。

这一分析,结合米塞斯的论证——政府增加随意生产的“美元”和“法郎”的供应会造成无法缓和的社会恶果——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将政府和货币体系完全分离的道路。因为这意味着,货币的本质是一定重量的黄金或白银,这还意味着,再次以这样的重量作为记账单位和货币交换媒介是完全可能的。金本位制远不是荒蛮的迷信,或另一个政府专断的工具,我们认为它能提够一种只有市场能产生的货币,从而不受强制性政府内在的通胀和再分配倾向的影响。一种可靠、非政府的货币将意味着一个这样的世界:其中价格和成本会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再次不断下降。

这些不过是米塞斯里程碑式的《货币与信用原理》中的一个成就。米塞斯还论证了银行在货币供应中的作用,表明了自由银行制度(不受政府控制和支配的银行业)不可能导致货币的疯狂通胀性扩张,而会迫使银行在兑付压力下只得奉行可靠、无通胀倾向的“硬货币”(hard money)政策。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中央银行(美联储这样的政府银行控制银行业),因为政府必须限制私人银行的通胀倾向。但米塞斯表明,中央银行的作用历来恰恰相反:它使银行免于自由市场对其活动的严格约束,并刺激和推动他们通胀性扩张自己的贷款和存款。中央银行最初的支持者心知肚明,它是并且一直是使银行免于市场约束的通胀性工具。

《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在于消除了一些违背个人主义的异常,这些异常曾削弱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的概念。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罔顾自家关注个人实际行动的基本方法论,而是附和边际效用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版本,试图把边际效用变成一个可以衡量的精确数量。时至今日,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还是在用效用的复数(utils) ——一个照理说可以进行相加、相乘以及其他数学运算的单位——来解释边际效用。如果学生觉得说“我对每磅黄油赋予4效用的价值”毫无道理,他其实完全正确。米塞斯根据他在庞巴维克讨论班的同学,捷克人弗兰茨·居赫尔的洞见,无情批驳了可以衡量边际效用的想法,并表明,边际效用是严格序数排列的,个体根据偏好次序(“我喜欢A多于B,喜欢B多于C”)列出自己的价值,而不会假设任何虚构的效用单位或数量。

如果说个人可以“衡量他自己的效用”毫无意义,那么,试图比较社会中不同人的效用就更没意义了。然而,国家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在整个世纪里都在尝试以这种方式使用效用理论。如果你可以说,随着每个人积累了更多货币,一美元对他的边际效用在递减的话,那么你难道不能说政府可以通过从富人(一美元对他价值不大)那里拿走一美元,并把它交给穷人(一美元对他价值更大)来提高“社会效用”吗?米塞斯论证了效用完全不可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不能用来主张国家主导的平等主义政策。然而,纵然经济学家嘴上都说不可能比较个人之间的效用,他们却仍然自以为是,想要比较“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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