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要米塞斯(一):奥地利学派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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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出生于1881年9月29日的伦贝格市(Lemberg,如今在乌克兰),那时这里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他的父亲阿瑟·埃德勒·冯·米塞斯驻扎在这里,他是一位就职于奥地利铁路部门的杰出建筑工程师。米塞斯在维也纳长大,在世纪之交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与经济学研究生学位。1973年10月10日,他在纽约市逝世。

米塞斯在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热潮中出生和长大,要理解米塞斯及其对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绝不能离开他学习并理解的奥地利学派传统。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古典经济学试图用“类”(classes) 而不是个体的行动来分析经济。结果,古典经济学家们无法为决定商品和服务之价值和相对价格的根本力量找到正确的解释;他们也无法分析消费者的行动这一经济中生产者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通过考察商品的“类”,古典经济学家们永远无法解决“价值悖论”问题:事实上,面包极为有用,是“生命的支柱”,在市场上价值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因而对人的生存而言几乎没有用处,却在市场上有着很高的价值。如果面包明显比钻石更有用,那为什么面包在市场上如此便宜?

由于根本无法解释这一悖论,古典经济学家不幸地决定,价值在根本上是分割开来的:虽然面包的“使用价值”比钻石高,但出于某种原因,它的“交换价值”却比钻石低。正是根据这一分割,随后几代学者都在谴责市场经济,称其悲剧地把资源错误引导至“为利润而生产”,而非更为有利的“为使用而生产”。
奥地利学派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未能分析消费者的行动,故而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是什么在决定市场价格。在探求一个解决方案时,他们不幸地得出结论:(a)价值是固有在商品之中的某种东西;(b)价值是由生产过程赋予这些商品的;以及(c)价值的最终来源是生产“成本”,甚至是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时间数量。

正是李嘉图的这种分析,后来引发了马克思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因为所有价值都是劳动时间量的产物,那么,资本家和雇主所获取的全部利息和利润,就必然是不公地从工人阶级的真实收入中榨取的“剩余价值”。

授人以柄之后,后来的李嘉图主义者试图回答说,资本设备是生产新的,因而理应在利润中获取相应的份额;但马克思主义者则反驳说,资本也是“具体化”或者“固化”的劳动,因此,工资应当囊括从生产中所得的全部收入。

古典经济学家对利润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解释或辩护。再一次,李嘉图主义者单单以“类”来处理生产收益的份额,,故而只能看到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不断的“阶级斗争”,工人、资本家和地租为了各自的份额无尽地斗争。李嘉图主义者只用重量来考虑问题,可悲地把“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分开,而分配就是这些不断斗争的阶级间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如果工资上涨,只能是以利润和地租降低为代价;反之亦然。李嘉图主义者再一次授马克思主义者以柄。

古典经济学家考察阶级而非个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消费的任何分析,而且,对价值和价格的解释也误入歧途;他们甚至不能对单个生产要素——特定单位的劳动、土地、或资本品——的定价作出解释。19世纪中叶之后,李嘉图经济学的缺陷和谬误变得越来越刺眼。经济学本书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人类的发明史上常常会发生相隔千里、条件迥异的人,同时完全独立地做出相似发现的事情。英国的威廉·史丹利·杰文斯、瑞士洛桑的莱昂·瓦尔拉斯和维也纳的卡尔·门格尔在同一年,1871年,完全独立地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上述悖论的解决之道。在那一年,现代(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

杰文斯的解决方案及其新经济观点是零碎和不完整的;此外,他不得不和李嘉图经济学在英格兰知识界所积累的巨大声望进行斗争。结果,杰文斯影响力甚微,追随者甚少。瓦尔拉斯的体系那时也没什么影响;不过,正如我们能在后面看到的,后来它不幸复活了,构成了如今“微观经济学”种种谬误的基础。在这三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和解决方案中,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门格尔的观点和方案是最为突出的。正是门格尔建立了“奥地利学派”。

门格尔的开创性著作在其才华横溢的门生、他在维也纳大学的继承者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伟大系统性著作那里那里结出了硕果。庞巴维克的著作主要写于19世纪80年代,并在其三卷本《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那里达到顶峰,正是庞巴维克里程碑的著作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已经成熟。另外一些伟大、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也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庞巴维克的妹夫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但庞巴维克的贡献显然胜过他们所有人。

奥地利学派(或者说门格尔-庞巴维克主义者)对经济学的困境的解决方案远比李嘉图主义者的全面,因为奥地利学派的方案建立在完全截然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正确地将其分析重点放在个体、行动的个体之上,因为在现实世界里,个人依据其偏好和价值进行选择。从个体出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能够将其对经济活动及生产的分析建立在个体消费者的价值和欲望之上。每个消费者都按照他自己选择的偏好和价值尺度采取行动;而正是这些价值相互作用、组合,形成了消费者需求,从而形成了一切生产性活动的基础和方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分析建立在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体之上,他们洞悉到生产性活动是建立在服务于消费者需求之预期的基础上的。

因此,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显而易见,不论是劳动还是其他生产要素,任何生产活动都不可能赋予商品或服务以价值。价值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价。简而言之,我可能花了三十年的劳动时间和其他资源来完善一辆巨型蒸汽动力三轮车。然而,如果把这个产品放到市场上却找不到购买三轮车的消费者,不管我为之花费了多少方向错误的努力,它没有经济价值。价值是消费者的评价,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价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来决定的。[3]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明确关注个体而非宽泛的“阶级”,因而得以轻松解决难倒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悖论”。市场上的任何个体都永远不会在作为一个类别的“面包”和作为一个类别的“钻石”之间做出选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商品数量越多(单位数量越大),他对任一给定单位的评价就越低。一个在沙漠中磕磕绊绊、缺乏水分的人,会对一杯水的“效用”赋予极高的价值,然而,同一个人在供水充裕的维也纳或纽约市区的话,会对任意一杯水都赋予很低的价值。因此,在沙漠中他愿意为一杯水所付的价格要比在纽约市里高得多。总之,行动的个体面对着特定单位或者说“边际”,并以这种方式进行选择;奥地利学派的发现可以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面包”比“钻石”便宜得多的原因,便是可获得的面包的条数要比钻石的克拉数大得多,因而每条面包的价值和价格,就比每克拉钻石的价值和价格小得多。这里并不存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可获得面包数量充裕的情况下,对于个体来说,每条面包是没有每克拉钻石“有用”的。

对个体行动的同样关注,并因而侧重“边际分析”,也解决了市场上收入“分配”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证明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劳动、土地和资本设备,每单位生产要素在自由市场上的价值都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简而言之,取决于一单位该要素对消费者购买的最终产品的价值的实际贡献。“供应”越多(任意给定要素的单位数量越多),其边际生产率越低——因此其价格——也趋于降低;其供应越低,其价格就趋于越高。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不同类别的要素之间不存在无意义、无缘无故的阶级斗争或冲突;相反,每种类型的要素都和谐地服务于最终产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即耗费资源最少的方式)满足消费者最强烈的欲望。因此,每单位的各种要素都形成其边际产品,都对生产结果有自己具体的贡献。实际上,如果说存在着任何利益冲突,那也不是发生在不同类型的要素(即土地、劳动、资本)之间,而是在同一要素的竞争性供应商之间。例如,如果某人发现了一处新的铜矿供应,增加的供应会压低铜价;对消费者、对合作的劳动和资本要素来说,这只会带来好处和收益。唯一不高兴的只能是那些现有的铜矿主,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价格在下降。

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在自由市场上,并不存在“生产”和“分配”的分离。消费者的价值和需求决定消费品(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的最终价格,正是消费者在设定生产活动的方向,并因此决定合作要素单位的价格:个体工资率、租金以及资本设备的价格。收入的“分配”仅仅是每种要素价格的结果。因此,如果铜的价格是每磅20分,而一个铜的所有者售出10万磅铜,那他会收到2万美元的“分配”;如果某人的工资是每小时4美元,而他一周工作40小时,那他每周会收到160美元,以此类推。

利润和“凝固的劳动”(体现在设备中的劳动)问题的情况又如何呢?庞巴维克再一次从分析个体出发,发现人的行动的一个基本法则是,每个人都希望尽早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的。因此,比起要等待一定长度时间在未来才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每个人都会喜欢眼前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对一个人来说,一只已经到手的小鸟,总是会比一只还在丛林里的鸟价值更大。正是因为“时间偏好”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人们不会为了提高未来可以生产的商品之数量,而把自己的全部收入投资于资本设备。因为他们必须先购买当下的消费品。不过,在不同条件和文化下,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时间偏好率,即偏爱当下商品甚于未来商品的程度不同。他们的时间偏好率越高,他们收入中用于当下消费的比例越高;比率越低,他们越会为了未来的生产而储蓄和投资。正是因为时间偏好,产生了利息和利润;正是时间偏好的程度和强度,将决定利率和利润率多高。

以一笔贷款的利率为例。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天主教的经院哲学家的确是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者;但他们从未就为什么要对一笔贷款收取利息作出解释和辩护。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具有风险的投资应当获得利润,但他们却被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货币本身是没有产出和非生产性的——思想迷惑了。因此,一笔贷款(假设没有违约的风险)的纯利息怎么会是正当的呢?教会和经院哲学家无法找到答案,只好将贷款利息斥之为罪恶的“高利贷”,结果他们的方法在世人眼中信誉扫地。庞巴维克最终用时间偏好的概念找到了答案。当债权人将100美元借给债务人,以换取一年之后的106美元,这两人在交换的不是同一样东西。债权人给债务人的100美元是“现在财货”,这笔钱债务人可以在现在起任何时间使用。但债务人作为交换给债权人的并不是钱,而是一张借条,是一年后收到钱的前景。简单说,债权人给债务人的是“现在财货”,而债务人给债权人的只是“将来财货”,这笔钱债权人只能等上一年才能使用。而且,因为时间偏好这一普遍事实,使得现在财货比将来财货更有价值,所以债权人必须收取一笔对现在财货的溢价,而债务人也愿意支付这笔钱。这个溢价就是利率。溢价的多少将取决于市场中所有人的时间偏好水平。

庞巴维克并未仅限于此,他进一步说明了时间偏好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企业的利润率:实际上,企业“正常的”利润率就是利率。因为当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或土地,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不必等待自己的收入,而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在产品生产和销售给消费者之前,他们将不得不苦苦等待。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将不得不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埋头苦干,直到消费者购买了最终产品——汽车或面包或洗衣机。而资本家从他们先前的收入中储蓄下来的资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劳动和土地一旦投入使用,就能立即支付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资本家起到了在最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并收回自己的钱之前等待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重要的服务,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都更乐于向资本家“支付”自己的利润或者说利息。简而言之,资本家的位置就是“债权人”,他储蓄并提供现在财货,接着等待它们的最终回报;而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债务人”,他们的服务只有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才有成果。再一次,多方面的时间偏好水平共同决定正常的企业利润率。

庞巴维克也从另一种方法阐述了这一点:资本品不仅是“凝固的劳动”,他们也是凝固的时间(和土地);只有在至关重要的时间元素和时间偏好这里,才能解释利息和利率。他也极大推进了对资本的经济分析;因为他不仅和李嘉图主义者不同,也和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并不简单把“资本”视为一个同质的团(blob)[4],或一个给定的量。资本是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网格(latticwork);而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并不简单来自增加资本量,也要增加其时间结构,使“生产过程越来越长”。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越低,他们就越愿意牺牲现在的消费,以便能进行储蓄并投资于那些更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会在未来某个时候产生明显更大数量的消费品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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