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二)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2.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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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通缩理论

通货紧缩的理论和反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在不满的年代出现并激增,因为那些在价格通缩中蒙受损失的人希望通过一场信贷扩张(即货币通胀)来获利。因此,随着英国的信贷收缩,关于通货紧缩的新理论蓬勃发展。1798年,为了应对法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取消了金本位。各银行持续扩张信贷,并增加新的法币券的数量。一个人为的战时繁荣随之而来。战后,显然要承担和清算不当投资。相应的信贷收缩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重回旧境的预期,导致了一次强烈的价格通缩。 在此期间,许多曾经赞同重回铸币支付的经济学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开始反对通货紧缩。这些年中,广泛传播的通缩恐惧诞生了,直到今天它还在业内盛行。不出所料,这符合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它们在通胀的战争年间做出了不当投资——的利益。这些公司青睐宽松货币和通货膨胀。 因此,那些在战争时期通过过度扩张生产使自己负债累累的农业者强烈反对价格通缩并鼓吹货币通胀。比如,代表保守党(Tory party)和权势贵族地主的《评论季刊》改变了自己起初支持铸币支付的立场,转而恶毒攻击价格通缩。

对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反对价格通缩的新论点,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937] 1975, p. 185-86)写道:

那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价格水平变化导致专制和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新论据支持价格下降对财富和生产的量有不利影响的学说,这使得它们尤为不受欢迎,而价格上涨可能为生产和财富累积带来好处,以弥补其不公平分配的影响。这些论据的总体趋势是,至少部分辩护了战时通胀,并加强了对重返旧标准的反对声音。(强调为原文)

因此,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反对价格通缩的新论点及其新特质。这些论点中出现偏见,和这个时期出现价格通缩对很多个人来说是一种威慑有关。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1783-1859)和他的兄弟马蒂亚斯一样,是通货紧缩最早的敌人。他们两人都是伯明翰银行家,因而倾向于反对通货紧缩。 此外,两人都在自己的家乡伯明翰“担任铁铜业发言人”。 他们的父亲老马蒂亚斯·阿特伍德是一位铁业制造商。 因其制铁和武器业,伯明翰一直是战争时期的主要受益者。这些行业在战争结束之后,生产结构开始适应和平时期的条件时陷入危机。

因此,托马斯·阿特伍德把价格下跌谴责为严重的罪恶,只能通过引入不可兑换的纸币并不断增加其供应来预防,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恢复繁荣》(Prosperity Restored,1817,p. 78-79)一书中,他认为,在价格下跌不同时影响所有价格(包括债务)的时候,会抑制商业,因为对债务人 而言的问题和以对财产信心降低的形式出现的不利心理影响:

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平均地突然暴跌,如果它被充分理解,即债务和义务的数额都在同时同比例下降,这样的下跌有可能不会阻遏消费和生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它既不会造成造成重大害处也不会带来重大好处,但当这样的下跌以一种模糊和未知的方式发生的时候,一件商品接一件商品,而债务和义务没有任何相应的下降,这会产生恶果,摧毁对财产的一切信心,消灭对生产的一切动力,或者破坏以任何方式雇用劳动力。

在托马斯·阿特伍德那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反对通货紧缩的粘性价格(工资)观点(瓦伊纳,1975, pp. 186-87)。他认为,出现货币通缩时,价格必然下跌,但工资不会减少,工人们会失业。他的话和克里斯蒂尔林的类似,他指出,工资只会在一个间隔之后下降,在“强烈的痛苦”的压力之下,工人们终于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随着产出和就业下降,发展出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在促进其政策建议的最后努力中,阿特伍德对统治阶级进行了呼吁。在一封给利物浦伯爵的信中,他说到,价格通缩将导致在民众那里产生痛苦和不满,而且社会动荡可能会撼动国王的宝座(阿特伍德,1819, p. 42)。

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1772-1832)给出了类似于阿特伍德的观点。 惠特利不把增长通缩(即经济发展引起的价格下跌)视作问题。然而,他采用了粘性价格的观点,认为发生其他类型的价格通缩是有害的。因此,他指出,工资、租金和税收不会下降,因为长期合同难以改变。这会对农民和制造商都造成不幸。 约翰·惠特利来自一个显赫的贵族军队及地主家庭。他和西印度贸易相关,并经历了个人财务困难。 鉴于他的家庭背景,法兰克·菲特推测,惠特利特别关注农业的条件和地主(1942, pp. 369-70)。

惠特利认为,价格下跌会比价格上涨更糟糕。不过,他并不认为增长通缩是有问题的,而是认为由货币通缩产生的价格通缩才有问题,因此预料到目前普遍持有的观点,即存在着好的价格通缩(由经济增长产生的)和坏的价格通缩(由其他原因产生的):

当产品增加带来价格下降,而货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它们是好的【;】它们是好的,因为所有人维持和原来相同的收入,而随着收入继续下去,所有人都从它们产生的富足中受益。但是,当价格降低来自货币减少,而产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它们是一种罪恶,因为只有那些可以合法地要求固定金额的人,才能获得相同的收入;而从农业和贸易中获取浮动收入的所有人,都根据它们的减少蒙受损失。当它们由产品增加引起,额外的供应会弥补价格不足,而总量卖得和高价少量时的总额一样多,没有发生任何的收入减少。

亨利·桑顿(1769-1815)害怕在货币通胀之后故意引起的货币通缩。他指出,比起造成制造商不幸的其他价格,工资向下调整往往更刚性。工人们会认为,价格下降只是暂时的,因此,不会愿意接受降薪。此外,桑顿提出了两个另外的论点反对故意的货币通缩。 他认为,在货币通缩中,商人会限制自己的购买,以此回复自己业已下降的名义现金余额。这会对制造商产生抑制的影响。然后,他提到了通缩产生的闲置所导致的无效率。当生产商需要现金的时候,会突然在市场上把未售出的商品堆积起来甩卖。他甚至反对黄金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一种早期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最自然不过的过程)流出,而推荐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银行券来中和它。 考虑到桑顿作为一个银行家的利益,他担心通货紧缩不足为奇。

乔治·朱利叶斯·珀勒特·斯克罗普(George Julius Poulett Scrope,1797-1876) 是另一位担心通缩场景的作者。他写道:

生产阶级中普遍感到尴尬和窘迫的时代,伴随着……每个市场里所有商品的普遍过剩或明显过量,……是……一些人为干扰原因或其他原因的力量引起的。普遍过剩——即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普遍下跌到它们的生产成本以下——相当于货币一般交换价值上升;这证明的并不是商品过剩,而是商品交换所必需的货币供应不足。([1833] 1969,pp. 214-15)

斯克罗普隐含地假设,生产要素价格是粘性的且无法下跌,而消费品价格会下跌。因此,商品价格会降到它们的生产成本之下。从斯克罗普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的补救之道显然是增加货币数量。

即使像大卫·李嘉图或者爱德华·科普勒斯顿(Edward Copleston,1776-1849)这种强烈支持回归铸币支付的人,在纯金币本位问题上,也因为自己害怕通货紧缩,而变得不那么坚定。科普勒斯顿强调价格下跌造成的农业困境。 李嘉图 最后赞同金块本位,对银行体系而言,这种金块本位比金币本位更容易膨胀,因为只有少数富裕的商人可以在交易中使用黄金,并用铸币来恢复自己的存款。 此外,李嘉图显然想防止价格通缩。他写道,他永远不会建议政府让一种强烈通胀和贬值的通货恢复其原有水平。他在一段1821年9月18日写给约翰·惠特利的信中说自己:

永远不会建议政府让一种已经贬值30%的通货恢复到原有水平;我会建议,如你所提议的(但方式不同),通货应该通过降低标准固定在贬值后的价值上,并且不应该发生进一步的偏差。

从这封信中可以推断,李嘉图反对的是突然和强烈的通货紧缩。 他认为30%的大通缩太多,通过价格粘性会产生不幸。他并不认为小而逐渐的通缩是危险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过紧随拿破仑战争的通货紧缩之后,即便是李嘉图这样一位回归的支持者,也没有从通缩恐惧症中摆脱。

总之,在这一时期之前,几乎没有人特别担心过价格下跌的现象。理论家们显然没有把会造成价格通缩的金本位铸币流动放在心上。然而,金块主义者论战的文献,提出了对于通货紧缩的新论点。现在,在英国重返铸币支付之时,紧缩衰退之中的价格下跌,许多制造商和农业利益 赞成扩张性货币政策,出现了最早的通货紧缩理论。瓦伊纳同意这些后来的论点,支持这些理论家赞成不可兑换的纸币通货,以战胜金本位机制(1975, p. 217):

他们对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所提供的自由的经济优势提出了有效而新颖的论点,来避免外部因素引起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应对内部因素引起并由生产要素价格普遍刚性向下加剧的通货紧缩,并且,一般而言,为一国提供数量被视作对其最佳的支付手段,以避免使用超出其控制的外部因素要求它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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