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一)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2.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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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简介
许多经济学家都写过通货紧缩这一话题,或者在专注发展自己的相关货币理论时顺带触及过。我在本章不打算一一评论每篇涉及价格下跌这一话题的参考文献。这样的努力几乎不可能。相反,我会对通货紧缩经济理论的主要趋势和变化进行综述。本综述有助于解释通缩理论在经济思想中如何形成、何时形成,以及为什么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为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特定通缩理论和通缩恐惧症(deflation phobia),我会特别强调这些通缩理论家所处的环境和背景。我对这些通缩理论的说明主要依照年代顺序开展;不过,有时我会把观点相近的理论家归在一组,尽管他们可能不是同时代的人。

2.2 重商主义者与通货紧缩
在16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囤积(hoarding)、粘性价格,对价格下跌的恐惧和稳定价格水平的需要还无人论及,因此,也似乎还没有被视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世纪忽视通货紧缩的可能原因是,货币经济和信用货币还尚未普及。相反,自给自足的农庄在经济体中处于支配地位。

重商主义者一直专注于货币通胀,他们最早地隐晦提出了通货紧缩的主题。根据重商主义学说,贸易顺差(即出超),将以增加其贵金属存量的方式使一国受益。 重商主义者们把积攒货币奉为最好的财富储藏方式,并相应地担心一个国家货币流失的情况。因此,它们隐晦地担心了货币通缩。重商主义者还触及到了囤积的主题。然而,这些理论家对囤积问题有着不同看法,就这个特定方式形成了两派。

其中一派,包括威廉·波特(William Potter)和约翰·劳(John Law,1671-1721),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越多意味着贸易越多。对他们来说,货币没有在金库里“闲置”,而是在“流通”并刺激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囤积货币会抵消通货膨胀应有的好处,因为新产生的货币不会被花掉。囤积可能会破坏通货膨胀的目的,即更大的支出。类似地,托马斯·曼利(Thomas Manley)也谴责守财奴,因为“锁在守财奴库房里的钱,就像堆起来的粪,做不了好事,它应该被分散开,并在外面有序处置,使土地丰饶。” 因此,这些作者把私人囤积和可能让金块退出流通的所有事,都谴责为有害的。 所以,这里我们有了最早把囤积视为毁灭性问题的事件之一。

另一派人,包括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杰拉德·德·马利尼斯(Gerrard de Malynes,1586- 1641),托马斯·曼(Thomas Mun,1571-1641),和约翰·布里斯科(John Briscoe)这样的人, 他们认为囤积贵金属,像国家宝藏或者私人储藏财富,是非常有益的事。同样,他们也认为货币是财富的最佳载体。因此,经济体中货币增加,意味着社会财富累积,被视为一件好事。对于这一群体而言,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便是以积攒贵金属的形式储蓄。这种节俭的学说是受了清教道德和宗教原则的启发。

2.3 古典通缩理论

2.3.1 通货紧缩与早期古典经济学家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通常不认为通货紧缩是问题,如果说他们考虑过它的话,也没有很详细地讨论它。例如,亚当·斯密在一点也没讨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讨论了劳动分工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在考虑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时,我们面临着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些作者没有预见到任何值得讨论的由价格通缩导致的问题;不然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能导致价格下降这一事实,后一种情况极不可能。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之中的一些人确实触及了通缩过程。

一个会发生价格通缩的地方是古典金本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specie-flow-price mechanism),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首先描述的。 坎蒂隆专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他指出,货币供应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在一段延长的时间里是不同的,会导致再分配使那些先收到新增货币的经济主体受益,并引起资源在社会中重新配置。这种效应现在被称为“坎蒂隆效应”。他没有明确指明货币通缩的过程,但其分析似乎意味着货币数量减少也会有对应的影响。虽然他的分析相当详细,但他没有注意到(至少是没有讨论)任何关于货币流入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或是关于价格通缩的问题。

大卫·休谟(1711-1776)是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另一个著名阐述者。 他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处理(我们马上会考虑到)不如坎蒂隆的分析细致,并且有时还有缺陷,因为他假定所有价格上涨都是和货币供应增加成比例的。然而,比起坎蒂隆,休谟考虑了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更具体地说,他描述了各种价格通缩:经济增长引起的,货币使用范围扩大引起的,和货币供应量减少引起的。

首先,休谟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分析经济增长产生的价格通缩,但他确实提到了:“这似乎是一条几乎不言自明的格言,每件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比例。……增加商品,它们就会变得更便宜。” 在这次简短的提及中,休谟并未提到对价格通缩的任何顾虑或恐惧。其次,休谟讨论了第二种由货币使用范围扩大,或者说出现货币取代以物易物引起的价格通缩:

……流通领域被扩大了;这和单个金额服务更大领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这一部分减小了货币的那一部分,所有商品必然会更便宜,价格逐渐下降。

再次,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并没有把价格通缩当成问题。

第三,休谟讨论了货币供应减少所引起的价格通缩,同时考虑了货币供应一次性减少和持续减少的情况。在他《论贸易平衡》一文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分析中,出现了对货币供应一次性减少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注意到价格通缩的任何不利影响。休谟提供的一个例子考虑起来特别有意思,他在这个例子里假设英国全部货币的五分之四在一夜之间消失。他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价格都会成比例下降,包括出口并因此补充货币存量。 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个高达五分之四的价格通缩有问题,或者即使他认为有问题,也没有讨论它。

考虑这一证据,我们可能会说,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并不认为价格通缩本身是问题。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在上述评论之后,他的确认为连续的货币通缩是有问题的。虽然他宣称任意数量的货币对维持货币经济的正常运行都是最优的,但改变货币数量会有短期影响。因此,他指出,增加货币数量会提升“国家的勤勉精神”。 而减少货币数量会产生相反效果:

一个货币减少的国家,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比拥有货币一样多,但正在增加的另一个国家更弱、更悲惨。如果我们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不能立即反映在商品价格的成比例变化上,这就很容易解释了。在事情调整至它们的新形势之前,总会有一个时间间隔;金银减少时,这段间隔对产业有害,而这些金属增加时则是有利的。虽然工人们在市场上还在为每件商品支付相同价格,但他们【原文】无法再从制造商和销售商那里得到雇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休谟在经济思想中引入了一种对通货紧缩的新评价。他将其视作更大的麻烦,并采用了粘性价格的论据(即通货紧缩是有害的,因为有些价格是刚性的,这些价格很难下跌)。尽管从长期来看,货币通缩是中性的,即对实体经济要素没有影响,在短期来看,会有适应的问题。更具体地说,短期内,货币通缩的过程是非中性的。我们可以认为,休谟的表达是经济思想史上首次猛烈抨击货币通缩。然而,休谟未能理解,当所有价格下跌,购买(货币)成本和销售收入都会下降。这可能对行业有害,也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取决于购买或销售收入下降有多快。换言之,当货币数量减少,没有明确的原因说明为什么购买成本不应该比销售收入下降得更快。总之,休谟决定性的评价是未来反对货币通缩的论据的来源,尤其是那些考虑“勤勉精神”或者说通缩政策对企业家行动的激励效应的论据。

瑞典经济学家佩尔·尼克拉斯·克里斯蒂尔林(Pehr Niclas Christiernin,1725-1799)是最早对货币通缩的争论做出深入分析的古典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克里斯蒂尔林写到,为了给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七年战争(1756-1763)——瑞典银行开始了货币扩张主义时期。 特权制造商和商人,尤其是钢铁出口商形成了哈特党(Hat Party),他们受惠于货币和信贷通胀。他们的敌对方卡普党(Cap Party)反对这些特权和货币通胀。在1765年,卡普党上台,并发起了一起伴随着价格通缩的货币通缩。为了让他们的通缩路线更受欢迎,卡普党强调了再分配的说法, 宣称通货紧缩会奖励那些在此前的通胀时期蒙受损失的人。相反,受益于通胀时期的人,即哈特党的富商们,会受到损失。

奇怪的是,克里斯蒂尔林是卡普党反对通货紧缩的少数几人之一。回忆起休谟的一个分析,克里斯蒂尔林写道:

当货币供应增加,价格很容易上调,但让价格下降一直更为困难。没有人愿意降低自己的商品或劳动的价格,除非销售惨淡迫使他这样做。正因为如此,工人们必须遭受贫困,而在既定市场价格可以下降之前,必须中止打工仔的勤奋。([1761] 1971,p. 90)

克里斯蒂尔林的观点(即在工人们愿意降低自己的名义工资之前,他们必须先遭受饥饿)显得极端。此外,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工人只在价格通缩期间要求超额工资,而不是在通胀的时候。克里斯蒂尔林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反对货币通缩。他认为,随之而来的价格通缩会有不良影响:不受欢迎的库存增加,实际债务和破产增加,税赋负担增加,信贷危机,货币升值造成的出口衰退,以及通缩预期产生的现金闲置囤积。所有这一切将导致实际支出达不到应有水平。 克里斯蒂尔林([1761] 1971, p. 91)还指出,作为价格紧缩的结果,皇室的债务会增加。他还表示,债务人也在价格通缩中受到损失。他在债务关系和经济既得利益之间建立起联系,似乎意识到经济既得利益在价格通缩中遭受损失,否则会从货币扩张中受益。他写道,“几乎所有地主、商人、铁匠和制造商都是债务人” ([1761] 1971, p. 92)作为其观点的结果,克里斯蒂尔林喜欢稳定货币单位(瑞典克朗)的价值,并通过这样,预料到零通胀主义者或价格水平稳定论者的观点(我稍后会分析这些观点)。显然,面临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的选择,克里斯蒂尔林会选择前者。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他对通货紧缩的处理中,克里斯蒂尔林是个例外,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中与人格格不入。卓越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以及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即使讨论通缩过程,也并不把通货紧缩当做一个问题讨论。因此,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描述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没有说明随着经济增长,货币供应必然增加。斯密分析了劳动分工增加 或资本积累增加的优点,而没有评论可能的价格通缩的负面影响。 斯密还指出,随着商品数量增加而货币供应恒定,货币的价值增加。然而,他并未提出这一过程有任何问题。相反,他认为,因为这一过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

和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对长期均衡价格感兴趣,因此,并不关心短期价格通缩。例如,在《金块的高价》(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中,他指出,任何水平的货币供应都是最优的,货币短缺根本不存在:

如果世界上作为货币使用的金银数量非常之少,又或者非常之多……它们的数量变化只会有一个影响,即会让它们交换的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昂贵或者变得便宜。([1810] 2004,p. 53)

在相同的程度上,他写道:

在任何国家里,当交易数量因为繁荣程度和工业水平提高而增加(金块保持相同的价值,且使用货币的经济也继续不变),货币的价值会上升,因为对它的使用会增加,并会持续高于金块的价值,除非数量增加,不管是通过增加纸币,还是通过使金块铸造成金币。会出现更多商品买卖,但是以较低的价格;所以,通过传递给每笔交易更高的价值,同样的货币仍将足以应付增加的交易数量。([1816] 2004,p. 56)

在这里,李嘉图把注意力放在长期影响之上,并没有看到货币通缩或价格通缩的不良影响。对他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货币是中性的。此外,和斯密类似,李嘉图讨论了通缩影响的过程,而不认为有必要细致讨论它们。比如,李嘉图写到了因为国际贸易而产生的劳动分工增加引起的财富增长。在他的两国之间国际贸易的案例中,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在两个国家都下跌了。 然而,李嘉图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问题来讨论。此外,李嘉图还讨论了更为充裕的资本 和引进机器 导致经济增长的案例。李嘉图认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而机器降低了生产成本,因而间接降低商品价格。 因此,他谈到价格通缩(即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没有关注现象。然而,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那样,出于自己的经验,他后来会在特定情况下反对货币通缩。这表明,在其晚年,他至少反对价格通缩的潜在原因。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也遵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分工导致生产增长的观点(1845,p. 91),写到了通缩过程。他指出了其通缩效应:“通过在相同或更少的生产费用下使产量变得更大,劳动分工使产品变便宜。竞争很快迫使生产者把价格降低到节省影响的全部”(1845,p. 93)。萨伊显然没有把增长通缩视为一个问题。

总之,斯密、李嘉图和萨伊都讨论了可能导致价格通缩的过程(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没有分析这是否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问题。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情况,要么他们没有看到通缩过程有任何问题,或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值得讨论。或者第二种情况,斯密、李嘉图和萨伊更关注长期“自然”均衡分析。他们分析不同的长期均衡状态,而不关注导致这些状态的动态市场过程。因此,没有讨论货币数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中间”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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