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

Murray N. Rothbard, “Ludwig von Mises: The Dean of the Austrian School” in The Greatest Austrian Economists, ed. Randall G. Holcombe (Auburn: Mises Institute Press, 1999)

李杨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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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经济理论家,少年时的他感兴趣的却是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和管理史。米塞斯上高中的时候,经济历史学派倡导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正在德语国家大行其道。米塞斯对此十分反感。在早期对历史的钻研中,米塞斯沮丧地发现许多历史研究不过只是重述政府的官方文件;年轻的米塞斯对历史研究中的国家中心倾向深恶痛绝。他想记录的是真正的经济史。对此,米塞斯他的自传中写道:

对历史知识的强烈兴趣,让我迅速觉察到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不足。它并没有在解决科学问题,而是沉迷于赞美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并为独裁政权开脱。德国的大学属于官方机构,教员都是公务员。教授们清楚自己工作的公共服务性质,也愿意把自己看作普鲁士国王的仆人。

米塞斯在二十世纪之交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他的专业导师,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格林贝格(Karl Griinberg)是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一员,倡导国家主义,对劳工史、农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格林贝格同时也是德国经济历史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追随者。克纳普认为货币纯粹是政府设计的产物;他的相关作品是这一观点的经典著作。科纳普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经济史中心与许多自己的学生从事研究。研究主题通常是农民是如何在不同的德意志诸侯国里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格林贝格教授希望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类似的中心,所以他安排自己的学生去调查在奥地利不同省份农奴制的废除情况。年轻的米塞斯被分配去调研自己的家乡加里西亚。米塞斯为这一研究所写的著作在1902年出版。后来再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感叹道,由于采用了科纳普·格林贝格的研究方法,“这本书最多记录了政府的政策措施,而不能算真正的经济史。”他的第二本历史著作有关于奥地利儿童劳工法律。米塞斯认为第二本书“好不了多少”。

尽管他对经济历史学派倡导的国家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心存芥蒂,那时的米塞斯还未开始发掘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学的最初几年,米塞斯虽然很快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仍然是个偏左派,赞同国家干预。他加入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教育社团,投身到实际中的经济改革中。三年级的时候,米塞斯在尤金·冯·菲里波维(Eugene von Philippovich)教授的指导下调查了当地住房情况,并在随后一个学期中做了些刑法方面的研究,调查有关家佣的法律变化。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学习当中,米塞斯开始意识到法律改革有时是适得其反的,而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1903年圣诞假期前后,米塞斯阅读了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第一次开始接触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他开始理解与自己先前观点完全相反的经济学理论和自由主义。再加上他亲身观察到的干涉主义的无能,米塞斯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

米塞斯接下来推出了两本经济史的著作,并在190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的他遇到了行将困扰自己一生的问题:学术界拒绝给予他一个全职付薪的工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米塞斯长期被迫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实用研究,他依然凭其多产和才思,在知天命之年在经济理论和哲学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就。总的来说,中年以前的米塞斯只能在业余时间钻研经济学理论,撰写他那些伟大且极富影响力的书籍和论文。要是他能像其他学者一样享受休假,而在工作时间全力钻研理论,他的成就无疑会更伟大,而世界也会大大地收益。米塞斯自己也说他在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的研究计划,往往受制于空闲时间的缺乏。他伤感地说:“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做这些研究。自从完成学业以后,我就找不到时间徜徉在文献和图书馆中做学术。”

米塞斯的博士是在维也纳大学的法学院取得的,所以在1906年后的几年里,他在各种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和刑事法庭担任职员,并成为了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除此以外,为了以后的教职做准备,米塞斯开始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高年级讲课,教授经济学、宪法以及管理。他的这份兼职一直做到1912年。那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本重要著作。

从1909年到他二十年后离开奥地利这段时间,米塞尔的全职工作是在维也纳商会担任经济分析师。在奥地利,商会类似于“经济议会”,由政府设立,代表由商人选举产生,由国家财政出资赞助。商会向政府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其权力的中心是代表大会,由各级地方和省份的商会代表组成,并配有相应的委员会。向商会和代表大会建言的专家,会被召集到各级商会的秘书处。二十世纪之交,在维也纳商会(奥地利最重要的商会)秘书处工作的经济分析员,都是奥地利政府重要的经济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米塞斯在商会半官方的位置上小有成就,成为当时政府主要的经济顾问,为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赢得了不少胜利。

货币与信用理论

1903年,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他关于货币的著作里向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一项挑战。他指出,尽管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比如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他们的信徒们,在分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上(也即“微观经济学”)颇有建树,但他们还未能真正解决地货币问题。边际效用理论还没有被延伸到货币价值上。货币被继续放在“宏观”的大框架下,与效用、价值以及相对价格严格区分开——这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即便是货币学派的李嘉图和美国的费雪所著的作品,也仅仅是在“价格水平”和“流通速度”这样的集合概念上下苦功,完全忽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

要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进行拓展,需要克服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中的循环论证”。循环论证的问题如下:我们可以很直白地理解对消费品的需求的来源。消费者发现商品,衡量商品,并通过自己的价值尺度对商品排序。商品对于不用消费者的效用互相作用,形成市场需求。市场的供应由预估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两者间相互影响,决定市场价格。但这个框架在分析货币的效用和需求上捉襟见肘。货币之所以有市场需求,个人之所以会在账户里持有货币,并不是为了存放本身,而是为了购买其它产品。货币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不能被消费,只能作为交换媒介,疏导市场交易。因此,只有当货币有着事先存在的购买力、价值或者价格,市场才能产生对它的需求。对于消费品和服务来说,需求在价格之前,需求决定价格。货币的价值尽管由需求决定,却存在于需求之前。事实上,我们对货币的需求,是以货币已有既定的价值为前提的。用需求的因果关系解释货币的价值,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

1906年,博士毕业的米塞斯决定应对赫弗里希的挑战。他的任务是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在货币上,以解决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的循环论证问题。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全心投入到货币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米塞斯最初的研究成果是三篇在1908-09年间被刊载的学术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德国的期刊,一篇发表在英国《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上,讨论的是外汇管制和奥匈帝国的金本位制度。在写作期间,米塞斯逐渐树立起一个与当时的主流论调相悖的观点:货币膨胀是贸易收支逆差的罪魁祸首,银行信贷不应该为了满足所谓的贸易需求而进行“弹性”变化。

米塞斯关于金本位的论文在当时极具争议性。他认为奥匈帝国在原则上可以回归到黄金兑换制度,并指出这是现存制度的必然逻辑结果。米塞斯的观点在货币膨胀、低利率以及低汇率支持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遭到了奥匈帝国银行(奥匈帝国的央行)的强烈反对。帝国银行的副主席甚至暗示要给米塞斯一点小恩惠来缓和他的立场。几年以后,米塞斯从财政部部长庞巴维克那里得知央行愤怒反对金本位制度的原因:黄金的合法赎买很有可能使央行失去投资外汇的权利。央行利用这些投资的利润,积聚起了一大笔隐蔽的非法公关基金,用来向官员、政客和有影响力的记者行贿。银行害怕失去这项公关基金,进而指示它们的受贿对象——经济学杂志的出版人——坚决反对米塞斯的提议。

在这次事件以后,米塞斯决定不再揭露论辩对手的腐败之处,而专心辩驳对方的错误逻辑和论点。这项决定贯穿他在奥地利的职业生涯。米塞斯将反对者视为客观公正的学者,虽然是出于高尚和克制的立场,实际上起到了为腐败开脱的效果。最最起码,米塞斯在公共辩论中给了对手不应得的社会地位。假设公众得知政府干预经常伴随着腐败,那么国家主义者和通货膨胀论者就更容易被拉下神坛,米塞斯一生中与国家主义者史诗式的搏斗也许会更加成功。也许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效果会更好:自由主义者可以既指出国家主义者在经济理论上的缺陷,也向大众揭示取消政府特权能带来的实际好处。

1909年,在完成了初步调查以后,米塞斯开始写作他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在1912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iesdes Geldes and der Umlaufsmittel)的名字出版。自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分离后,本书第一次将宏观和微观再次统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自此,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性学科,终于可以人类个体行为进行按部就班的逻辑分析,并完美地将货币整合到市场经济和个人行为分析的整体框架当中。

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行为上的。他因而能够揭示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式”的缺陷。货币数量论是当时英美学界的主流,缺点是有其机械僵化的一面:货币量的增长并不像数量论者所想的那样,能在在不影响相对价格的情况下自动将 “物价水平”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恰恰相反,货币量的增长不仅会降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相对收入和价格。这里,米塞斯展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是如何相互交织的。通过关注个体行为和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和选择,米塞斯不仅将货币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结合到一起,还完全改造了原有的货币理论。通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研究个人选择,米塞斯修正了先前理论不切实际的,对总量之间的机械关系的关注。

此外,米塞斯还让李嘉图和英国19世纪前半叶的货币学派的独特观点重获新生:尽管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与其它商品一样由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但它也有非常独特的一面。其它商品的供给增加,通常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货币与之截然相反。货币只具备一种功能,即在当下或者未来的某一刻,为货币持有者换来资本或者消费品。货币并不会像消费品一样被吃掉或者用完,也不会像资本品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磨损。货币量的增长只是减少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而无法造福社会之名。实际上,政府及其掌控的银行系统倾向于增加增加货币供给之所以热爱通胀,就是它们明白多出的货币不会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增发的货币往往先到政府自身和中央银行手上,再流入银行新贷款客户、政府服务承包商和政府官员手里。米塞斯指出,最早收到增发货币的人,必然牺牲了别人来获益的;而处于利益链下端、晚得到增发货币的人,或者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生活,没现金收入的人,必然是货币增发的受害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货币膨胀是一种隐秘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手段,能将大部分人的财富转移到政府和支持的利益集团。米塞斯因此得出结论:一旦货币作为商品的地位在市场上得以确定,就不需要人为增加货币供给。这意味着任意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优的”,而政府鼓动的货币增发可能带来危险后果。

在否定费雪关于货币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观点时,米塞斯顺道对效用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还纠正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等老一辈奥地利学人犯下的错误,即认为效用是可以数字化的。他们的错误虽然不至于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那样严重,但有证据表明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被衡量的,或者认为商品为社会提供的“总体效用”与商品的“边际效用”息息相关。在这个问题上,米塞斯的观点受到捷克经济学家弗朗茨·居赫尔(Franz Čuhel)的重要启示。居赫尔是庞巴维克研究生讨论班的一名学生,他认为,既然边际效用完全取决于个人,那么它便是纯粹的喜好排序,没有任何理由对个人喜好做加减运算或是进行估值,更不能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米塞斯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主题,揭示了所谓边际效用总和的“总体效用”这一概念的荒谬性。在衡量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我们只需要看多加一部分商品带来的效用。假如我们在考虑一箱鸡蛋的边际效用,那么将这箱鸡蛋的效用算成“每个鸡蛋的边际效用”之和,是极不妥当的。在一箱鸡蛋和一个鸡蛋的对比问题上,我们只是在处理两个大小不同的商品而已。关于两种商品的效用之比,我们最多只能说一打鸡蛋的效用比一个鸡蛋的效用高,而无法说出高几倍,高出多少。效用只能排序,不能加减乘除。米塞斯纠正前辈错误的方法,与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作风一致:永远将焦点放在个人的真实行为上,而不是偏离至机械性的集合概念。

假如居赫尔-米塞斯的先见之明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的效用理论中的话,经济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也不用完全弃用边际效用理论,把它当做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基数,以至于拥抱无差异曲线和边际替代率。此外,今天的微观经济学课本也不会充满关于“效用”的荒谬讨论,更不会对一个虚构的个体进行测量和数学操作。

那么,对于这个奥地利学派理论中的循环论证问题,米塞斯又有什么看法呢?实际上,米塞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他最重要也是最被忽视的经济学贡献: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米塞斯发展了门格尔对货币取代物物交换的历史解释,并且富有逻辑地证明了货币只可能由这种方式产生。由此,他解决了解释货币效用时遇到的循环论证问题。循环论证问题指的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点N,当时的货币价值【购买力】由两个因素决定:N时的货币发行量和N时的货币需求。这两者都是基于N-1时刻中存在的货币购买力做出的判断。米塞斯跳出这样的论证方式,准确地理解并抓住了货币价格推演的时间问题。当天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购买力和需求,前一天又取决于大前天,如此寻常反复。但是这样的解释依然是循环论证,向过去追溯源头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结束的过程。因此,这样的逻辑仍不足以逃离循环论证。

米塞斯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奥地利学派在货币问题上的逻辑推导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米塞斯认识到,货币在某个时刻必然只是物物交换时的商品。让我们假设在时刻1,某种商品开始扮演交换物的角色(也就是“货币”)。在那个时刻之前,这种商品尚不是交换物。货币价值产生的因果链条从第N天开始向前溯源,一直到第1天为止,然后再从第1天向第0天推导。第1天的黄金需求由第0天的黄金购买力决定,而在第0天的黄金需求,只与当天黄金在用于消费时的直接价值有关。自此,我们的逻辑溯源就达到了尽头:第0天的货币价值不用再涉及任何过去的因素(比如前一天的货币价值)。

除了确定了货币价值或购买力的决定因素、解决了奥地利学派的循环论证问题,米塞斯还阐明了货币的特殊性——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需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回归定理还说明,在任何社会,货币能从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并确定其地位的过程,只有在市场中才可能发生。货币不可能是由社会约定产生,经由政府强行推广经济学家提出的计划。货币只能从市场中“自发”地产生。

理解米塞斯的回归原理,有助于我们认清许多不可行的货币计划,例如奥地利学派学者和半奥地利学派学者提出的新货币或新货币本位制度。比如,哈耶克就曾提议“达卡金”的使用,计划将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开。

米塞斯除了将货币理论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到一起,为之打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以外,还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改进了当时的对银行业的分析。他重拾了李嘉图货币学派的传统,进一步说明废除日益扩张的部分准备金信贷的合理性。米塞斯区分了银行的两大功能:将存款转化成生产信贷(“商品信贷”),以及作为货币仓库的保管现金的作用。两者都合法,且不会造成通胀。但一旦货币仓库(银行)发行虚假的存储回执(钞票或活期存款),将那些根本不存在于银行保险柜中的资产变为现金(“信用贷款”),这些没有硬通货支撑的信用就会扩大货币的供给并造成通货膨胀。米塞斯因此赞同货币学派的看法,认为银行的债务必须有100%的现金保障。他指出,英国根据货币学派原则制定的1844年《皮尔法案》(Peel’s Act)只为市面流通的钞票准备了100%的准备金,因此违背了制定者的初衷。他们没有看到活期存款其实是现金的替代品,可以看做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在米塞斯成书的年代,大部分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不过,米塞斯不指望政府会推行完全准备金制度,因此他提倡依靠自由银行制度来实现这一理想。《货币与信用理论》指出,协调和推动银行信贷增长的始作俑者是各个国家的央行,因为它们有央行准备金,能够救急陷入困境的其它银行,并确保所有银行一同增长信贷。《货币与信用理论》认为个体银行很难有扩张信贷的空间,因而不会在自由银行制度下进行通胀。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米塞斯在自己的货币和银行业理论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开创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将这个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结合到了一起,并在分析个人行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颗种子在1924年出版的第二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继续生根发芽。

首先,米塞斯绝妙地在银行活动中辨认出了两个几乎雷同的过程:(a)银行扩大信用,就必然面对存货紧缩和兑现需求的增加(b)所有银行在央行的指示下,增加货币供给,提高信用,从而为休谟-李嘉图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提供了足够的生成时间。随着信用和货币供给增长,收入和价格的上升,黄金开始流向国外(例如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从而导致银行和信用的崩溃,银根紧缩,价格下降,现金流动的方向重新指向国内。米塞斯不仅发现这两个过程大体一项,而且第一个勾画出了繁荣-萧条周期的原始模型——模型中,繁荣由货币增发所产生并推动,“创造”出的银行信用先是促成增长,进而被迫紧缩。

19世纪20年代,米塞斯在三大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构思了自己商业周期理论;货币学派的繁荣-萧条周期、瑞士奥地利学派学者克努特·威克塞尔对“自然”和银行利率的辨析以及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论。米塞斯卓越的贡献在于,他把之前毫不相关的分析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说明了如下这套事实:不管是往经济中注入货币,还是将商业贷款的利率降低至市场的时间偏好以下,任何虚高甚至凭空创造出银行信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市场中不良投资过剩,超过消费者的需求。当银行信用持续增长,不良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不良资产再次流动的需求也逐渐增大。一旦信用增长停止或转向,甚至只是大幅度地减速,不良投资不可持续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米塞斯笔下的经济衰退并不是一个陌生、无法解释的不正常现象,而是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必要过程。市场经济需要把那些繁荣时期造就的不良投资拆解并重构,让市场回归正确的消费-投资比例,以便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与干预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不同的是,米塞斯不赞同政府必须与经济衰退抗争,并把经济衰退当做是自由资本主义内在机制造成的。他的观点恰恰相反:政府必须停止对经济衰退的干涉,只有这样,衰退期才能纠正政府制造的通胀所造成的扭曲。

和许多人一样,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中断。头三年,米塞斯作为炮兵军官奋战在前线。最后一年,他在战争部的经济司任职。在那里,他写了些外贸方面的期刊论文,继续反对通胀,并为少数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自由出版了《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1919)。

教职的问题在战争结束后得到了正视。维也纳大学提供了三个付薪的经济学教授席位;战前,这三个位置分别由庞巴维克、他的小舅子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欧根·冯·菲利波维奇所占据。庞巴维克在开战后没多久就悲惨地去世。菲利波维奇战前就退休了,而维塞尔紧随其后,战后没多久也退休了。第一个空缺被米塞斯过去的老师,卡尔·格林贝格(Carl Grünberg)补上,但格林贝格在20年代初就辞职去了法兰克福大学主持工作。所以维也纳大学的三个空缺,普遍猜测米塞斯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确实,依照任何学术标准,米塞斯得到教职都是实至名归的事。

但是米塞斯从未选上过任何一个付薪的学术职位。连续四次,他在选择中被直接跳过。他竞争的两个理论研究的职位分别给了(a)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在德国受教育的奥地利有机论社会学家,很少因经济学而被人所熟知,倒是不久之后成了奥地利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b)汉斯·迈耶(Hans Mayer),由维塞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尽管对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做出了贡献,但不能和米塞斯同日而语。

在采访过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以后,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指出米塞斯未能入围教授席位的提名,是因为有三股力量在反对他:(1)他在政策上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很快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靶子,无论这些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右派的社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2)他是个犹太人,身处一个日益反犹的国家;(3)他个人拒绝妥协,在原则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米塞斯的学生F.A.哈耶克和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总结说:“虽然米塞斯的成就之大可以让人忽视这三条缺点的中的两条,但还是没法让人完全无视全部三条缺点。”

不提教职,二十年代米塞斯的观点、声望和作品,在奥地利和欧洲的其它国家名声鹊起。不过由于《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他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学家小本杰明·M. 安德森是第一个称赞米塞斯作品的英语作家,这在他1917年的《货币价值》(The Value of Money)中有所提及。米塞斯影响英美学界的机会,直到三十年代早期才到来。年轻的凯 恩斯当时担任英国经济学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要不是他带着轻视口吻、完全不着调的书评,《货币和信用理论》原本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凯恩斯写到,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最大程度地使人豁然开朗”【不清楚什么意思】。凯恩斯还写到作者“博览群书”,但又在结尾处表示失望,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没有“建设性”和“原创性”。这个评论实在令人挠头:不管论者以为《货币与信用理论》是好是坏,这本书都极具建设性和系统性,其中新颖的观点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事实而非价值评价。这么看来,凯恩斯的反应着实令人费解。不过15年后,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写到,“对于德语著作,我只能清楚地理解我之前就已知道的观点—外语的难度使得新观点与我之间隔了一层纱。”谜团就此解开。凯恩斯智识人格的所有特点,都在这件事里得到了体现:令人咂舌的傲慢,厚颜无耻地评论自己一知半解的外文书,然后宣称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的米塞斯:

学者和开创者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一战之后日益增长的社团主义情绪,逐渐将社会主义由乌托邦似的幻想和目标转化为不断扩展的事实。在米塞斯思想的探照灯投射到这一话题之前,学界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局限在道德和政治范畴,强调集体团结的滥用。当批评涉及经济问题时,论者也只是关注公社或集体所有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典型的评论家会用嘲讽的语气说,“社会主义下,谁会自告奋勇去倒垃圾呢?”)。但是米塞斯在其递交给经济协会(Nationalokonomisch Gesellschaft)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对计划经济最具毁灭性的反驳意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对于思考型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米塞斯理论带来的震惊是千真万确的。米塞斯指出,在计划经济中,生产工具没有真实的定价系统可依靠,计划制定者无法准确计算成本、利润和资源的生产力,更无法理性地在现代复杂的经济中分配资源。

米塞斯这一观点重大的影响还在于它运用自身逻辑推翻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让中央计划制定者分配资源,已达到既定的目标。但米塞斯却揭示了,即使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计划制定者的目标是否和大众的意愿相符这一复杂问题,社会主义本身是不允许计划制定者理性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更不用说消费者或大众的利益了。理性的计划和分配资源要求进行经济计算的能力,而这样的计算反过来需要资源价格在自由市场中得到确定,而这个价格又是私有财产所有者间进行交换产生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是国家和集体所有(至少也是国家或集体控制)所有人力以外的资源,生产所需的土地和资金,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无法计算和理性地计划一个现代经济体制的运行。

米塞斯深刻的文章在欧洲社会主义者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尤其是在德语国家。在接下去的二十年间,他们前赴后继地尝试解决米塞斯提出的问题。30年代末,社会主义者自信地宣称他们运用数理经济学解决了米塞斯的问题。问题是,他们所使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理论基是不切实际的。这点在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阿巴·P. 勒纳(Abba P.Lern)的构想中尤其明显。他们设想让中央计划委员会规定各家“社会主义公司”的行为,从而使它们能够在市场上“过家家”,形成市场价格。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更深入地探讨了自己的观点,并发表了自己对计划经济最为完整的批评。之前那篇会议论文直到1935年才被翻译成英文,而这篇《社会主义》更实在1936年才被翻译。哈耶克还在其中添加更详细的说明和其后发展的观点。最后,米塞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人的行动》中给了社会主义致命一击。

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圈中如日中天,官方的课本甚至裁定兰格和勒纳已经解决了米塞斯提出的主要问题。但米塞斯和自由市场还是笑到了最后。即便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在实践中的巨大失败和米塞斯与哈耶克的正确性。

米塞斯的早期研究表明政府干预经常会适得其反;他在货币和商业周期上的探索,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米塞斯调研了多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并认为它们无一例外的低效,且经常产生反作用(这部分文章在1919年以书的形式出版——《干预主义批评》(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实际上,米塞斯还得出了一个定律:一旦政府为解决某个问题而干预经济,结局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甚至制造出另一个或另外许多问题。这些制造出来的问题似乎又都迫切需要政府的进一步干预,问题和干预不断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干预主义下的经济,即“混合经济”是不稳定的。在面临经济问题时,“混合经济”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废除之前的干预,要么继续新的干预。从逻辑上推导,这样的政府要么回到自由放任主义,要么就得推行完全的计划经济。

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社会的“不可能”。计划经济缺少经济计算必不可少的定价机制,更谈不上运行一个现代工业化的经济。如果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不可行的,那么现代工业化体制中唯一合理的经济方针就只剩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了。因此,米塞斯将他奥地利学派前辈对市场经济的松散支持,对其反复锤炼,最后形成一个有逻辑、前后一致、坚定信守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型。为了把这些思路记录下来,米塞斯在1927年出版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us),在其中全面探讨了“古典”自由主义,也即自由放任的思想。

令人惊讶的是,写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道尽米塞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学术界和经济学做出的卓越成就。早年,米塞斯就曾挑战过在德国经济学界占主流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认为不存在经济规律,只存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发生的特殊事件。经济学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于历史的审视。这一观点的政治意味在于,一旦取消了经济规律,政府就铲开了一大绊脚石;政府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也就没有经济规律来指证了。

逻辑实证主义也向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该主义认为经济规律的确认是一个试探性的过程,并认为必须使用经验事实(通常指的是数据)来证实经济规律的预测。根本他们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解读,实证主义者试图铲除经济学中“不科学”的研究方法。

制度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对经济学理论的猛烈抨击,迫使米塞斯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研究人类行为学科的基本认识论。他为早期奥地利学派学者和其他一些新古典主义学者采取的方法论第一次做了哲学上的辩解。米塞斯还说明,只有人类行为学的方法论才具备“科学”的特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日益流行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有着极大的缺陷和不科学性。简而言之,米塞斯认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必须建立在二元论的方法论基础上。对人类的研究,与对石头、分子和原子的研究,必须在方法上有根本的不同。因为人类个体是有意识的,他们吸收价值观,并为了维系价值观和达到目的而做出选择。他指出,解释人类行为的公理是不言自明的,人类行为的公理具有以下两个特点:(a)一旦被指认出来,该公理是否正确,对于个体是显而易见的(b)除了自相否定外,该公理不能被否定,或者说不存在任何否定它的其他公理。既然关于人类行为的公理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任何从人类行为中做出的逻辑推理一定是绝对、不可辩驳的、清楚明了的。既然经济学中的主干部分是绝对地正确,这些公理又是不言而明的,那么实证研究必然要采用这些公理的——任何说要用事实来检验公理的说法,都是荒谬和无意义的。此外,历史事件不像发生在实验室里的自然事件;人类历史缺乏同质性、不可复制,并且没有可控制变量,所以也不可能有所谓对历史事件的检验。一切历史事件都与众不同、不可复制,并且是由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经济史,都不能用来检验理论,但是可以用来说明发展中的理论,并且用理论来解释历史事件。

米塞斯把经济理论视为描述人类行为——一个不可变更的事实——的形式逻辑。这样的理论不关心行为本身的内容以及关于行为价值和动力的心理学解释。经济学理论是行为事实的形式描述。因此,米塞斯晚年把这种方法称为“人类行为学”,是关于人为行为的逻辑。

米塞斯从1928年开始发表他一系列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并在1933年出版了合集《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哲学和方法论作品。

19世纪20年代的米塞斯:

教师和导师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工作深受限制,他在学校的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米塞斯在20年代的时候有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这样突出的追随者上过他的课,他手下却只有一名博士学生——弗里茨·马赫卢普。马赫卢普还因为经济学教授中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而被拒绝授予任教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他没法以私人讲师的身份教书。

米塞斯在他位于商务部办公室里创办了一个私人研讨会,他作为老师和导师的巨大影响都是从这里开始。从1920年到1934年他搬到日内瓦之间,每两周的周五晚上7点到大约10点(根据参与者的情况而定),米塞斯都会举办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他们会到意大利餐厅Anchora Verde享用集体晚餐。之后,大概在半夜左右,研讨会的主要参与者会到Kiinstler,维也纳最受经济学家欢迎的咖啡厅继续聊天,直到凌晨1点甚至更晚才兴尽而归,这其中也包括米塞斯。米塞斯的研讨会不对参与者打分,也不授予任何大学或商务部的官方认证。尽管如此,米塞斯作为老师和导师的非凡品质很快就体现出来。他的私人研讨会成为了全欧洲最卓越的研讨会和论坛,参与者可以尽情讨论、研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话题。受到参与米塞斯研讨会的邀请函成了很光荣的事。不久,研讨会成了一个非官方但又非常关键的博士后研究中心。在参会者名单上的人,不管是在英国、美国还是在奥地利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后来又以“米塞斯圈”而闻名。

大多数的维也纳人,包括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都抱着极度乐观的心态,觉得纳粹主义不可能在奥地利发生。但在30年代早期,米塞斯就预见到了这项灾难,催促他的朋友趁早移民。

比起其他同事,米塞斯对日益逼近纳粹威胁更加警觉。也因为此,他在1934年接受了一份在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工作,方向是国际经济关系。因为一开始与日内瓦大学的合同只有一年,米塞斯还在商务部兼职,拿之前三分之一的薪水。米塞斯的合同每年都有续签,一直到他1940年离开日内瓦。尽管他为离开自己深爱的维也纳十分伤心,但在日内瓦的六年他过得非常开心。他在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付薪的学术职位上做得十分出色。不仅研究院宾客满堂,米塞斯身边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

米塞斯每周只需上周六早晨的一堂大课,而且不再需要履行商务部的政治和行政义务。他终于可以享受他的业余时间,着手准备完成他最伟大的杰作。在这本书中,他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结合到一起,分析了市场以及政府在市场中的干预,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倚赖于他在20年代之30年代早期开创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这本书最后于1940年以《国民经济学》的名字在日内瓦发表。

二战开战以后,米塞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二战带走了学校里许多非瑞士国籍的学生。另一方面,战争意味着像米塞斯这样的难民将愈发不被瑞士欢迎。当纳粹德国在1940年春天攻占法国后,米塞斯在妻子的鼓动下决定离开这个被轴心国包围的瑞士,作为暴政的受害者,前往心中的“麦加”美国避难。

米塞斯夫妇俩在1940年8月抵达纽约,由于缺乏就业的可能性,他们只能依靠多年积蓄维持生活,不断变换住所,入住不同的酒店和临时公寓。这是米塞斯人生中的低谷。安顿下来没多久,米塞斯就开始撰写自己的传记。这本带着绝望,但又散发着知识分子心灵的炽热的书,于当年11月完成,但到了他死后才被翻译并以《札记和回忆》(Notes and Recollections,1978)的名字出版。这本忧伤的书的一大主题是绝望和消极。这是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包括米塞斯的朋友和导师都感同身受的。他们看到国家主义的日趋强势,并亲眼目睹了二十世纪的毁灭性战争。门格尔、庞巴维克、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奥匈帝国的鲁道夫大公、米塞斯的朋友兼同事威廉·卢森堡(WilhelmRosenberg)都在精神上倍受打击,有些甚至被当时的政治热潮推向了死亡。米塞斯终其一生都试图克服在战斗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尽管这样的抗争可能终结没有希望。在解释为何身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会向一战时的绝望低头时,米塞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

长此以往,我陷进了这样毫无希望的悲观中。同样的感受,也给欧洲最聪明的人们施加了厚重的压力。悲观击垮了卡尔·门格尔,也给马克思·韦伯的人生罩上了一层阴影。这是性格使然,得看个人如何在得知一个无法逃脱的大灾难后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高中,我选择将维吉尔(Virgil)的诗作为人生信条:不要向邪恶低头,而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 ito)。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候,我回想起这则格言。一次次,面临理性思考找不到出路的处境。但总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让我绝处逢生。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失去勇气。我会尽到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为了传达心中的真理,我永远不会感到疲劳。

米塞斯面对人生中遇到的所有逆境,都以如此巨大的勇气来面对:对抗通胀、抵制纳粹、二战中的背井离乡。每一次,不管环境如何险恶,米塞斯都能持续抗争,继续自己对经济学以及人类行为学科的贡献。

到美后,米塞斯的生活有了起色。约翰·范·西克勒和洛克菲勒基金与米塞斯是旧交情,给他带来了一笔微薄的年金。这笔经费通过国家经济研究所发放,从1941年1月开始,一直续期到1944年。用这笔经费,米塞斯出版了两本重要的作品,都在1944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是《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是米塞斯第一本用英语写成的作品。在那个年代,对纳粹主义的解释,主要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国难民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诺依曼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纳粹:他认为纳粹是德国大财团临终前迫切想要摧毁崛起的工人阶级的最后挣扎。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但在当时《全能政府》却是第一本向其发出的挑战的著作。《全能政府》指出,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本质都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米塞斯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官僚主义》(Bureaucracy)是一部令人称赞的经典读物。从来没有人能像米塞斯那样清晰地勾画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非盈利机构的官僚体制和政府官僚制度的本质不同。

那个年代主要的出版商几乎都热衷于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读物,只有耶鲁大学出版社反其道而行之,出版了米塞斯的第一本英文作品。米塞斯在美国的第一位新朋友是著名的经济记者亨利·黑兹利特。他思维清晰,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特聘的专栏作家和经济学家。是他说服了耶鲁出版米塞斯的作品。

米塞斯的朋友,威廉·沃尔克基金的哈罗德·鲁诺(Harold Luhnow),则踏上了为米塞斯寻找合适教职的长征路。一份付薪的教职对于米塞斯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沃尔克基金准备为米塞斯支付全额薪水。即使是在有资助的情况下,寻找教职的任务还是很艰巨。最后,纽约大学商学院同意接收米塞斯,给他一份永久的“访问教授”的工作,米塞斯得以再次主持他所热爱的研讨会并教授经济学理论。从1949年开始,米塞斯每周二晚上给他的讨论小组上课,一直到他八十七岁的时候退休。在这二十年间,他一直活跃在讲坛上,生气勃勃,堪称美国大学里最老的活跃教授。

早在1942年,米塞斯就对他《国民经济学》的惨淡命运感到失望。但他并没有气馁,反而开始这本书英文版的写作。新书并不只是简单的翻译《国家经济》,而是经过了修订,润色和扩充,算得上是一本新书。这是米塞斯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受到了尤金·戴维森(Eugene Davidson)的关照,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49年出版。书名定为《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

令米塞斯开心的是,他的首期研讨会正好是《人的行动》一书的出版日,即1949年9月14日。《人的行动》是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本世纪人类智慧最好的产物之一。在他所开创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论的基础上,米塞斯融合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基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围绕这么一个难以逃避并且至关重要的公理展开论述:人在这世界上活动的意义,在于寻找一种方式来完成他们最有价值的目标。米塞斯将经济学理论的大厦建造在最基本的个体行为的逻辑上。他为被分割为许多相互隔绝、碰撞的小领域的经济学提供了安居之所。《人的行动》是自一战以前的陶西格和菲特以来,第一部将经济学理论进行整合的著作。除了提供了完善的、集大成者的经济学理论以外,《人的行动》批评了奥派在方法论上的对手,譬如历史学派、实证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等。他还更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批评。

除此之外,米塞斯还对前辈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庞巴维克在他头一卷《资本与利息》舍弃了利息生产力论,但之后却又把这个假命题带回了经济学领域,而米塞斯在经济学领域引进了美籍奥地利人法兰克·菲特解释利息时用的时间偏好理论,纠正了庞巴维克的理论漏洞。

耶鲁大学对《人的行动》的畅销程度和质量深感惊讶,主动要求做米塞斯二十年内作品的出版商。1951年,全新加长版的《社会主义》出版;1953年,耶鲁出版加长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然而,在《人的行动》出版以后,米塞斯并没有在坐在桂冠上休息。他接下来写的关于“盈亏问题”的论文,也许是关于企业家的作用和市场盈亏体制最重要的讨论。 1957年,耶鲁出版了米塞斯最后一本著作,内涵深刻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在这本哲学杰作里,米塞斯解释了人类行为和经济学理论与人类历史间的关系,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批评。《理论与历史》成了米塞斯除《人的行动》以外最钟意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负责米塞斯作品出版的尤金·戴维斯离职去了保守派季刊《现代》(Modern Age)担任创始人兼编辑,耶鲁大学出版社不再是米塞斯作品的安身之处。在其运作的最后几年,沃尔克基金会的出版项目负责发行了米塞斯剩余的作品,包括1962年出版的《自由与繁荣国度》和《经济学中的认识论问题》。除此以外,在沃尔克基金会存在的最后一年里,基金还发行了米塞斯最后作品《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经济学方法论和对逻辑实证论的批评》。

二战之后的美国岁月,米塞斯在观察他之前的学生、朋友和追随者的行为和影响中,了解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一方面,他非常荣幸能成为朝圣山学社(成立于1947年)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家由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和学者组成的国际社团。他非常欣慰地看到他的朋友,路易吉·伊诺第成为了意大利的总理,雅克·吕埃夫成为了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勒普克和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成为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重要顾问。50年代,他们在各自国家向着自由市场和硬通货方向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米塞斯对朝圣山学社的领导并没有持续多久。愈发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和对于经济政策暧昧不明的观点,使他对学社的美梦破灭。尽管米塞斯和哈耶克至死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米塞斯也从来说过他这位老朋友和门徒的坏话,但是他显然对哈耶克在二战之后的改变感到不满。他觉得哈耶克逐渐脱离了米塞斯主义人类行为学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向着逻辑经验主义和新实证主义靠拢。例如,在60年代,当米塞斯听说哈耶克在纽约大学“内部和外部秩序”(Nomos and Taxis)课上含蓄但清楚地否定了哈耶克自己在《科学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中所用到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论时,感到十分“震惊”。总体来看,米塞斯虽然欣赏哈耶克60年代所写的关于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作品的,特别是《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他坚定地批评了哈耶克认为福利国家与“自由相容”的这一观点。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米塞斯的健康不断恶化。1973年10月10日,本世纪的思想界巨匠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去世,享年92岁。

从1974年起,奥地利经济学开始复兴,对米塞斯及其思想的关注程度也与日俱增。尽管米塞斯的思想在他生命最后四十年受尽了嘲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米塞斯的贡献,至少是今日混乱的经济学界中难得的一缕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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