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如何增进经济增长

Mises Daily: JANUARY 2, 2015 by Joseph T. Salerno

辛茂鑫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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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的图表展示了政府支出和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关性。[1]根据这些相关性,文章作者马修·克莱因评论到:“因为减缩支出(和增加税收),致使过去四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陷入瘫痪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他接着认为,到从2010年中期到2011年中期,美国政府的支出减缩也降低了0.76%的经济增长率。克莱因推测,增长率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现今1.2%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起在没有这些“紧缩”行动之时可能达到的数值更低。他同时也指出,自从2012年以来,几乎所有由于政府支出紧缩而造成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抑制效应,都是军费支出缩减的后果。尽管有一些减缩是有益的,但克莱因却认为:“有些减缩无异于自残之伤。”对联邦政府而言,减缩的确可能意味着自残之伤,但即便如此,它确实使私有经济受益良多。

如今看来,缩减实际政府支出的确导致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这已经正式计算过了。但是与克莱因先生预测相反的是,政府支出的减缩并没有减慢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生产增长,反而很可能是使之加速了。而且,作为政府支出减缩的直接后果,私营部门的生产商或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作得以提升。这一切从表面上看起来相互矛盾,是因为用来计算经济实际产量的传统方式。让我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解释一下。

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问题

让我们假设一个简单的海岛经济体,它的私营部门每年生产1000个苹果。再假设海岛政府每年向私营生产商征税200个苹果以维持军需,因为它为了消除“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而入侵了一个邻近的海岛。根据深深根植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标准国民收入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被算为1200个苹果:那1000个(税前)苹果不是被生产者们用于目前的消费,就是用于投资以种植新的苹果树来提供未来的消费,或者是和多出的200个苹果一起交付于税收来扩充海岛军队,而军队则正忙于制造所谓的国防“公众利益”。换句话说,海岛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包含了私营部门志愿生产的1000个苹果和国防带来的“苹果价值”,而“苹果价值”是由其所消耗的生产来估量的,也就是使用在侵占邻岛的那200个强制性税收苹果。

现在让我们假设,来年侵占已经结束,而据称窝藏恐怖主义者的海岛也已经实现了和平。我们的海岛政府决定缩减军队并减少100个苹果的税收。其他条件不变,而实际国内生产从1200个苹果降至1100个苹果,因为相对于私营部门生产的1000个苹果,国防现在的贡献只值当100个苹果的政府服务。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苹果是自愿生产出来的,因此显而易见的,比起用于生产苹果的资源(精力和时间),苹果本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形成剧烈对比的是,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比起用于制造军队服务的消耗,私营生产商或消费者会认为由政府补给的军队服务更有价值,更甚者,他们根本就不对其进行任何价值估量。原因是政府军用支出的资金来源于对私营部门的资源强制性的抽取,而其成员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他们对此没有估量其价值的意愿。

没有办法计算由税收融资的福利设施的实际价值

同样的计算方式也适用于任何强制融资的项目,比如政府承建的海岛医院。在缺少自愿生产和交换的情况下,并没有有意义的方法来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政府的投资和服务对于私人消费者或许有一定价值,但并没有任何客观科学的方式来测量这些价值是什么。确实,假设政府至少浪费了所消耗资源的50%,那对消费者来说政府生产的净收益将为零。

使用“私人生产总值”代替

所以,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奥地利学派原则下的国民收入核算会在计算经济总产量时排除政府支出。因此,在我们的海岛里,经济实际产量,或者奥地利学派遵循穆瑞·罗斯巴德所说的“私人生产总值”(Gross Private Product,GPP)[3],也就只等于私营部门生产的1000个苹果,而排除了政府支出用以供应军队服务(或医院)的200个苹果。[4]但是这1000个苹果的私人生产总值实际上夸大了留给私营部门使用的资源量,因为有200个苹果从潜在的、有用的私有消耗被强制转移为投资以资助政府活动,而从资源的原始生产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只能被看做是浪费。由此看来,付于税收的200个苹果可以看作是对被私人生产总值所衡量的私有经济的“掠夺”。[5]

除去剥削,我们就能得出罗斯巴德所说的“私人剩余总值”,(private product remaining in private hands,PPR)。私人剩余产品等于私人生产总值减去总剥削(例如:政府支出)。[6]在我们假设的海岛经济中,可得出私人剩余总值为800个苹果(=1000个苹果-200个苹果)。因此政府支出不应被加入私人产量之中,反而应该从中减去,从而去认识参与生产经济活动的私人的生活水平。[7]

减少税收和支出会增加福利

基于以上分析,当海岛政府减少100个苹果的军用支出时,假设其他不变,这的确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200个苹果降至1100个苹果。然而,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来看,有价值的商品的实际产量持续保持在私人生产总值上,为1000个苹果,而生产商的经济福利大幅提升,这是因为对于他们产量的掠夺减少了100个苹果而使得私人剩余总值从800个苹果升至900个苹果!但这并不是全部。100个苹果这样比例的税收减免将会贡献于对种植新苹果树的投资,这样从长期来看就会增加资本贮备和加速经济增长。

即使是从短期来看,因为“供应方效应”,私人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是相当乐观的。比如减免不重要的税率将会增加休闲的机会成本和刺激生产商增加工作时长。随着退伍军人的涌入,私有劳动力也会进一步扩张。由此,私人生产总值有可能从1000个苹果增长到1075个苹果(而相应地,私人剩余总值也会从800个苹果上升至975个苹果)。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所减少的100个苹果将会被私有产品中增加的75个苹果所弥补一部分,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将会比之前的计算记录一个更小的下降数值,从1200个苹果变为1175个苹果。尽管毫无意义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有所下降,相反地,这个结果将会使私有经济受益,因为苹果产量,苹果生产商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还有生产苹果的能力全部都会得以提高。

从奥地利学派的立场来看,能使经济立马恢复健康和实现可持续长期增长的方法就是在各个方面和各个地方都极大地削减税收和支出。是的,这是紧缩——但仅仅是对于政府而言。猛烈地削减对于私有经济的政治掠夺将会为私人消费者带来一个在现在和未来都将受益的繁荣。而且这些利益实质上都是免费的,因为从私营生产商的角度来看,由政府预算消耗的资源几乎都是纯粹的浪费。

大大削减美国政府浮肿的财政预算,比如说25%,解决的不只是虚假的财政赤字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能急剧逆转中产阶级减少的趋势,并且有力、永久地刺激长期贫弱的美国经济增长率。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财政赤字的大小本身,而是因为总体联邦预算而导致的对私人生产总值的掠夺。[8]因此,美国高达4万亿的政府预算和5千亿的财政赤字代表着更为巨大的剥削,而这比起由1万亿财政赤字所部分融资的3万亿预算对私有经济有着更严重的伤害。

1. A report on the article that includes some of the charts may also be found on an ungated website here.
2. For simplicity, we ignore capital depreciation in this in this simple island economy, assuming that the apple trees once planted live forever never needing to be maintained or replaced. Thus GDP = NDP.
3. Once again, absent depreciation, GPP = NPP.
4. The Austrian approach to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was pioneered by Murray Rothbard, pp. 339–48 and Rothbard, pp. 1292–95.
5. I am using the term “depredation” to mean the forcible taking of the property of another, whether legal or not, and for whatever purpose. There is precedent for this usage in older law codes. In French law, “depredation” denoted “the pillage that is made of the goods of a decedent.” Old Scottish law defined “depredation” as “the (capital) offence of stealing cattle by armed force” (Lesley Brown, ed.,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4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39).
6. Actually, depredation is calculated as government spending or tax revenues, whichever is greater (Rothbard, p. 340). But since the US government has rarely run a surplus since World War 2 we can ignore this complication.
7.Robert Batemarco uses Rothbard’s approach to calculate GPP, PPR and PPR/Employment (nongovernment) for the years 1947–83 to track the movement of private living standards during these years.
8. To calculate total depredation on the private economy, of course, state and municipal spending must be account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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