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不确定性和经济组织

Mises Daily: Thursday, October 22, 2009 by Peter G. Klein

禅心云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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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在最近的一篇论文《数值概率的局限:弗兰克·H·奈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频率解释》中,探索了米塞斯的概率方法,以及该方法对经济预测的意义【1】。

霍普认为,米塞斯和奈特一道认同他的弟弟——理查德·冯·米塞斯的“频率解释”【2】,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罗纳德·费雪(Ronald Fisher)、耶日·奈曼(Jerzy Neyman)和埃贡·皮尔逊(Egon Pearso)。起先这也许令人诧异,因为频率解释常与“主观主义的”概率方法相对照,后者由德福内梯(de Finetti)所推动,在经济学家当中,又与凯恩斯关系密切【3】。

完全彻底地恪守方法论的主观主义,当然是奥地利学派的特点。然而,正如霍普指出,米塞斯认识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概率,一种适用于自然现象,另一种适用于人的行动。正如米塞斯在经济学中信奉“人的行动学”,在自然科学当中又认可试验的方法;他认为与经济决策相关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概率,同时,他也接受他的弟弟对其他类型概率的频率解释。

本文的讨论从揭示米塞斯的概率方法对经济组织的意义展开,具体关涉企业家凭借成立和解散企业、指导企业运作、组织企业创造及捕捉价值,从而指引经济过程的作用。在简要回顾霍普对奈特和米塞斯的解释之后,我对近年来有关奈特/米塞斯的企业家及企业研究方法的文献作了概括,以对未来研究的一些建议作为结语。

奈特、米塞斯及米塞斯论概率

大多数经济学者熟悉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风险是指虽然一个事件的结果未知,但决策者知道可能结果的范围,知道每种结果的概率,这样,任何一个拥有相同信息和相同确信(beliefs)的人会作出相同的预测。

相比之下,不确定性的特征是,不知道可能结果的范围,更不必说相关概率为何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不能遵循形式决策法则,而必须依赖于一种对情况的直觉理解——奈特称之为“判断力(judgment)”——去预测什么可能发生。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指“容许被量度的一个数量”,而非不能被量化的“真正的”不确定性【4】。在奈特的体系当中,企业家的基本功能就是运用判断力,尤其是在购入生产要素的背景之下。

类似的,米塞斯对“类的概率”和“个案概率”进行了区分。“类的概率”所描述的情形乃一个事件可归类为已知属性的同质类中的一分子。特定社区的一所特定房屋是否会在今年焚毁,没有人可以预测,但以往有多少类似位置的类似房屋被焚毁,保险公司则一清二楚,由此就能估算一所特定房屋在一个特定时期焚毁的可能性。

个案概率应用的情形乃每一个事件均为独一无二,以致不能定义一般的类的概率【5】。霍普认为,以上是由米塞斯建立在他的弟弟对“频率论”——一个具体事件的概率是在一系列尝试当中相关频率极限值的思想——的辩护之上。按此理解,概率只能在重复尝试具有可行性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在每个事件能被有意义地与同类中其他事件相比较的情形下——方能被定义。

而且,由于这个原因,概率只能在事后被定义,只能从经验中获得,而不能先验地存在。因此,在频率论的意义上,米塞斯定义个案概率或不确定性乃一种并不存在概率的情况【6】。

霍普概括了奈特及米塞斯的观点,有力证明了它们是理查德·冯·米塞斯立场的变型【7】。霍普还比米塞斯更进一步,在米塞斯有目的的行为的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人的行动不能作为一个同质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特定集合,(假定)穷尽集合的个别成员及它们的不同特性,则任何数值概率表达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假使作出也是武断的)【8】。”

当然,正如霍普指出,我们能够在技术意义上定义这些类——我写下的本章是“经济学家撰写书本章节”这个类的一分子——但是定义这个类,并不足以将类的概率适用于一个事件。在这个类中,必然存在随机性,或者是理查德·冯·米塞斯所称的“全无羁束(complete lawlessness)”【9】。并且对人的行动而言,类的概率仍然不可能:

“与这种随机性条件相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想必包括奈特)认为将概率理论适用于人的行动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从形式逻辑上说,诚然对每个单独的行动而言,相应的集合是可以被定义的。然而从本体论上说,人的行动(无论是个体的或一群人的)不能组成 “真正”的集合,而必须被设想为一个特殊事件。为什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或许会回答,一个人除了知道一个已知类中的全部成员,而对于任何个别事件一无所知的假设,在人的行动的情况下为谬误;或者,如理查德·冯·米塞斯所表达的,我们知道在人的行动的情况下有一种“选择法则”,它的应用会导致与前述特性的相对频率(可能性)有关的根本改变(因此排除了对概率演算的运用)。”【10】

霍普简单触及而未对概率的主观方法深入讨论。在该方法中,先验的概率只被当成一种确信,而不是某种反复尝试及观测的客观过程的结果。霍普引用了理查德·冯·米塞斯的评论,主观论者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没有意识到:“假如我们对一件事一无所知,对它的概率只能三缄其口。”【11】

米塞斯补充道:“主观论者的特殊方法有赖于这个事实,他们将‘我假设这些情况同等可能’,等价于‘这些情况同等可能’,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概率仅仅是一个主观概念。”【12】

然而,主观概率在当前宏观理论中已经成为核心,尤其是随着贝叶斯决策法的兴起。在不确定性状况下行动的代理人,被假设对不同事件的概率有先验的确信,而无论其正确与否。这些事前的确信是外生的,它们可能对一群代理人是普遍的,或对一位代理人是特殊的,它们可能与客观概率相符或者不相符(在频率论意义上)。

贝叶斯分析法的重点在于代理人根据新的信息更新这些事前确信的这个过程,而这些更新被假定依据一个形式法则发生(即贝叶斯法则)。因此,在这类问题中,事后的概率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即使它是对一个纯主观的事前确信的修正。

郎格卢瓦(Langlois)【14】认为,主观主义(奥地利的价值理论意义上)与主观概率理论紧密联系,概率应被解释为对信息结构的确信,而非对客观事件的确信。

“谈论‘知道’一个概率或一个概率分布是无意义的。一个概率估值反映了一个人关于一个事件的信息状态;从本体论上说,与他的价值能被主观决定没有什么分别。”【15】

根据郎格卢瓦的观点,将个案概率从类的概率中区分出来的,乃是关于这个事件的决策者的信息特征。客观概率(在频率论意义上)只是主观概率的特殊情形,即决策者按照事件的类构造了这个问题。

在郎格卢瓦的解释中,企业家才能可以被描述成对决策问题的形式化。使用决策论的语言,一棵决策树,一系列结果,以及每种结果的概率,代表着一个非企业家(沿用科兹纳称之为罗宾森式最大化者)只要运用逆向归纳法就可以解决问题。【16】

可以说,企业家注意到其他代理人所未能发现的可能选项或结果,从而重新绘制了决策树。根据郎格卢瓦的观点,关键的区别不在于决策树是否填充着客观的或主观的概率,而在于决策树本身是外生的(奈特的风险)还是内生的(奈特的不确定性)。

霍普支持理查德·冯·米塞斯,反对主观主义的立场(显然他认为概率的频率方法与主观价值论之间没有矛盾)。重定义概率为“依据一信息集合是主观的”或“依据另一信息集合是主观的”,究竟有何收获是不得而知的。

下一节将讨论,奈特和米塞斯都认为,经济学中的概率理论发挥着特别的作用,也就是,让学者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下价格是可以预测的,使得利润和亏损转瞬即逝,另一种情形下价格只能由企业家运用某种理解(Verstehen)形式来预期。理解的主观参数化或许可能,但却毫无益处。

不确定性和企业家

奈特和米塞斯两人对个人决策本身都没有着重关注,重点都在于市场体系中决策的作用。“作为经济学家”,霍普评论到,奈特和米塞斯“邂逅概率的主题,以及关于企业家利润和亏损根源的问题”。【17】实际上,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当中花费一章的篇幅,详细讨论了知识、推理和学习,他的主旨并非分析判断力的本体论,而是解释市场的实际运作。

具体而言,他形成自己对概率的解释,旨在将商业收入分解成两个成分:利息和利润。利息是对放弃当前消费的褒赏,由与借贷双方相关的时间偏好所决定,即使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也会存在利息。与之相比,利润是对比别人更准确地预期到不确定未来的褒赏(例如,以低于产品最终售价的市价购买生产要素),且只有在一个“真正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才存在利润。在这样一个已知生产须花费时间的世界当中,企业家的赢利或者亏损建立在要素支付价格及产品接受价格的差额之上。

相仿的,米塞斯让不确定性处于他的利润及亏损理论的核心,成为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著名批判的基石。米塞斯以奥地利先辈开创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为起点。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中,劳动力赚取薪酬,资本家赚取利息,特定要素拥有者赚取租金。一家企业实现的收入扣除这些要素的支付,其盈余(或不足)构成了利润(或亏损)。因此,利润及亏损是对企业家才能的回报。在一个排除不确定性的假定均衡(米塞斯称为“稳态循环经济”)当中,资本家仍旧会赚取作为借款回报的利息,但不会有利润或亏损。

在米塞斯对市场的理解当中,企业家在当前生产要素价格与预期未来消费品价格的基础上,制定他们的生产计划。米塞斯所说的“经济计算”,正是将这些预期的未来收入与当前的支出——都以共同货币单位表示——相比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要素市场,致使要素价格缺失,使得经济计算——并因此也使得理性的经济计划——不可能。

米塞斯的观点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指派个人成为工人、经理、技术员、发明家,等等,但显然不可能有企业家,因为货币利润和亏损不存在。企业家才能,而非劳力、经理、或者技术专家,才是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正如米塞斯所说,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可能被允许“乔妆市场”,做出资本投资决策,就好像他们正以一种经济的方式,跨越诸活动分配稀缺的资本,但企业家不需要“乔妆投机和投资”。【18】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经济缺少企业家才能,就不可能将资源分配到最有价值的用途。

为什么一个中央计划当局不能模拟企业家的运作?米塞斯认为关键在于,企业家评值不是一个运用已知概率计算预期值的机械过程,而是一种不能用决策论予以形式建模的理解。在米塞斯笔下,企业家“是一个投机者,一个渴望利用他关于未来市场结构的见解,以从事有盈利前景的商业操作的人。”【19】企业家依赖于他“对不确定未来情况预先的特别领悟”,一种“藐视任何法则及体系化”的领悟。

这个企业家功能的概念难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最优化框架相协调。在这个框架中,决策要么是“理性的”,意味着它能被形式决策法则所代表,要么就纯粹是任意的。T·W·舒尔茨(T. W. Schult)提出这样的问题:

“把企业家仅仅看作只能拾取风落(windfalls),并承担不可预期损失的经济代理人是远远不够的。假如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被过分吹嘘的自由企业体系,仅仅是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分配作为意外到来的风落及损失。假如企业家才能有某种经济价值,就必须执行一种被稀缺性所约束的有效功能,这意味着对他们的服务要有供给和需求。”【20】

理解这段文字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舒尔茨支持弗里德曼(Friedman)和萨维奇(Savage),反对奈特的不确定性。【21】假如所有不确定性能按照(也许是主观的)概率予以参数化,那么缺少这些概率的决策一定是任意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决策必定是模式化的,必定要有边际收入产出,必定要由供给和需求决定。

然而,对于奈特来说,缺少形式决策法则或模式的决策(如判断力)并非是任意的,而是不能被简单模式化的。决策没有供给曲线,因为它是与资源所有者紧密相关的剩余因素或支配因素。正如前述,是一种领悟(understanding)或理解(Verstehen),它藐视形式化的解释,但却是稀罕和珍贵的。简而言之,没有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奈特的企业家判断力的思想也就毫无意义。

判断力不光是凭运气。【22】的确,有人可以想象一种企业家系统偏差的模型,正如布森尼兹(Busenitz)和巴尼(Barney)【23】——个人成为所有者及企业家,是因为他们过高估计了他们预期未来价格的能力——企业家本身的供给足够大,就至少能有一些人正确地猜中并且获得利润。在这样一种经济中,企业家、企业、利润及损失都会存在。并且利润(不确定性下)也会和利息不同。

然而,正如米塞斯所强调的,假以时日,某些人会比其他人更擅长预期未来的市场状况,这些人倾向于获得更多的资源,而那些预测技术差的人倾向于退出市场。【24】实际上,对于米塞斯来说,企业家的选择机制才是资本主义“市场过程”的关键。在这一机制当中,不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对与最终消费者需求相关的要素系统性地出价过高——从市场中被淘汰。【25】

企业家判断力和企业

尼古拉·福斯(Nicolai Foss)和我在一系列论文当中,运用奈特、米塞斯的企业家概念以求解释经济组织的重要方面。【26】我们从奈特的观点出发:企业家才能代表着不能按照它的边际生产力进行评值,相应的不能被支付薪酬的判断力。【27】换言之,企业家依赖的判断力不存在市场,因此对判断力的运用需要做判断者去开创一家企业。

当然,作出判断的决策者可以雇佣顾问、预测师、技术人员,等等。然而,做以上这些事时,他们正在运用他们自己的企业家判断力。【28】判断力从而意味着资产所有权,因为作出判断的决策是关于雇佣资源的最终决策。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安排或组织他所有的资本品。正如拉赫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无从预料的世界中,因此资本组合……将会不断变化,会被打散及重组。在这种活动中,我们发现了企业家的真正功能。”【29】

这种企业研究方法将奈特的判断力概念与奥地利资本异质性的观念结合起来。两位福斯与两位克莱因(Kirsten Foss,Nicolai J.Foss,Peter G. Klein and Sandra K. Klein)通过纳入巴泽尔资本品因特性而异的思想,使资本异质性可操作化。【30】特性乃企业家所察觉的资产的特征、用途或可能用途。

资产就它们所拥有的不同的、水平相异的价值特性而言是异质的。特性也会随时间流逝而变化,尤其对于特定资产而言。考虑到奈特的不确定性或米塞斯的个案概率,特性不是客观地存在于,而是主观地存在于,那些将资产运用到不同生产流程的谋求利润的企业家的心中。因此,特性在生产决策中显现,并且只有在事后——利润和亏损具体化之后才能实现。

寻求创造或发现新的资本特性的企业家需要拥有相关资产的所有权,既有投机的原因,也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原因。企业家才能远远不局限于雇佣“给定”特性资本资产的优化组合,获取相关的资产并且雇佣它们为市场而生产。以上的论证为这样的企业家才能留出了余地。

企业家才能或许还对资本资产进行试验,力图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特性,要么通过收购或合并另一企业尝试新组合,要么对已被企业家支配的资产尝试新组合。以如此方式试验资产的企业家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他对未来价格及市场状况预期的能力,也依赖于内部及外部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家对相关资产的支配,他所希望从试验活动中攫取的预期回报之多少,等等。

并且,后面的这些因素是现代企业理论中的经济组织的关键决定因素,意味着经济组织理论与资本异质性及企业家才能的奥地利理论之间卓有成效的互补性。

两位福斯和两位克莱因证明了,这种方法如何为企业的出现、边界及内部组织提供新的见解。【31】企业不仅仅因为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而且还是运用企业家判断力的手段,并且作为对企业家而言低成本的机制,用于试验不同的异质性资本品组合。可将企业边界的变化相仿地理解作企业家试验过程的结果,并将内部组织解释为这样的手段:企业家委托给下属特殊的决策权,以代表该企业家运用一种 “衍生的”判断力形式。【32】

结论

在奈特和米塞斯的意义上,不确定性因此对于理解盈亏体系,对于理解将生产资源分配到最高价值用途的市场过程,以及对于理解商业企业本身的经济本质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当前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反对个案概率及类的概率之间的区别,也倾向于反对企业家本身。

假如没有“真正的”不确定性,利润就是垄断权力或随机谬误的结果。假如任何一家企业都能为其他企业所能为,假如所有企业总是处在它们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假如企业总能做出最优的投入选择,那么企业家就只能无所事事。

幸运的是,现代的企业家文献开始意识到,需要更深刻地处理不确定性(包括其他认知问题——见阿尔瓦雷斯(Alvarez)及巴尼的讨论)。【33】资源异质性的概念对基于资源及知识的企业观、对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及对于企业的实物期权分析法都是普遍适用的。霍普的论文绝非老调重弹,而是重新审视了米塞斯和奈特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提供了对企业家、企业及市场过程的新洞见。

注解

【1】汉斯·赫尔曼·霍普《弗兰克·H·奈特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及频率解释》(Quarterly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 10, no. 1 (2007): pp. 1–20)。

【2】理查德·冯·米塞斯《概率、统计学及真理》 (New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7 [1939])。

【3】布鲁诺·德福内梯《预见: 逻辑规则与主观来源》,H.E. Kyburg and H. E. Smokler主编的《主观概率研究》 (New York: Wiley,1964 [193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论概率》 (London: Macmillan,1921)。

【4】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及利润》(New York: August M. Kelley,1921),第 26页。

【5】欧德里斯科尔(O’Driscoll)和里佐(Rizzo)采纳“典型事件” 和“独特事件” 的术语来理解这个区别。见杰拉尔德· P·欧德里斯科尔·耶利米和马里奥·J·里佐《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5)。

【6】因此使用术语“个案概率”是有误导性的;米塞斯实际意思是指“个案非概率”,或者可以说“无须概率的个别判断力”。令人困惑的是,米塞斯在别处也曾说过:“只是对于数学处理有成见,因而产生了‘概率就是频率’这个偏见。” (米塞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专家版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1[1949]), p. 107)。 范·登豪维(Van den Hauwe)争辩说,与霍普相比,米塞斯的立场在某些方面接近于凯恩斯。参见路德维希·范·登豪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论概率》,MPRA Paper No. 6965 (2007);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凯恩斯《概率论》。

【7】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也许还包括沙克尔(Shakle)“自毁灭的、非连贯的”决策概念. 参见G·L·S·沙克尔《人类事务中的决策、命令及时间》(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1)。

【8】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第10页。

【9】理查德 冯米塞斯《概率、统计学及真理》p. 24。

【10】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第11页。

【11】理查德·冯·米塞斯 《概率、统计学及真理》第75页。

【12】同上,第76页。

【13】贝叶斯更新还可以被应用于客观事前概率,在决定新的事后概率的反复尝试不可能的情况下,假定能给决策者指引。“蒙提·霍尔悖论(Monty Hall paradox)”就是典型。

【14】理查德·N·郎格卢瓦《主观概率与主观经济学》,C. V. Starr Center for Applied EconomicsResearch, Report #82-09,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 New York University(1982).

【15】郎格卢瓦《主观概率与主观经济学》,第8页。

【16】伊兹雷尔·M·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才能》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73)。

【17】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第4页,也可参见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和阿尔伯特·迪皮耶罗(AlbertoDi Pierro)《认识、选择与企业家才能》(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46,no. 3 (1980): pp. 693–701)。

【18】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第705页。

【19】同上,第585页。

【20】T·W·舒尔茨《企业家才能中的投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no. 4 (1948): 279–304)。

【21】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列侬·萨维奇《关于风险选择的效用分析》(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4 (1948): 279–304)。

【22】柯兹纳的警觉与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运气形成对比,《对企业家才能的忽视》,见Joshua Ronen主编的《企业家才能》(Lexington:Lexington Press,1983),第271–80页。

【23】罗威尔·W·布森尼兹与杰·B·巴尼《大组织中企业家与经理的区别:战略决策中的偏见及直观推断》(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 12,no. 1 (1997): pp. 9–30)。

【2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利润及亏损》,见于米塞斯《规划自由》 (South-Holland,Ill.:Libertarian Press, 1952),第108–50页。

【25】彼得· G·克莱因《奥地利学派的世俗经济学》(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11, nos. 3–4 (2008): pp.165–87)。

【26】尼古拉·J·福斯与彼得·G·克莱因《企业家才能与企业经济学理论: 交易中获得什么》,见Rashjree Agarwal, Sharon A. lvarez和Olaf Sorenson主编的《企业家才能研究手册:学术视角》(Dordrecht:Springer,2005);柯尔斯顿·福斯,尼古拉·J·福斯与彼得·G·克莱因《初始及衍生的判断力:一个经济组织的企业家理论》(Organization Studies,vol. 28,no. 12(2007):pp. 1893–1912); 柯尔斯顿·福斯,尼古拉·J·福斯,彼得·G·克莱因与桑德拉·K·Klein《企业家对异质资本的组织》(Journal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4, no. 7 (2007):pp. 1165–86);彼得 G.克莱因《机会发现、企业家行为与经济组织》(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vol. 2, no. 3 (2008): pp. 175–90)。

【27】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第311页。

【28】用福斯等人在《最初及衍生的判断力》中的术语来说,企业家所有者实行“最初的”判断力,雇佣职员并授予特别的决策权,使其作为所有者代理人实行“衍生的”判断力。这意味着上层的企业经理,他们日复一日的决策驱动企业的资源组织,只是充当“代理企业家”,除非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自己是持有股份的部分所有者。

【29】路德维希·M·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Kansas City: Sheed,Andrews and McMeel, 1956),第16页。拉赫曼并不要求企业家拥有他重组的资产;参见福斯等在《企业家对异质资本的组织》中更深入的主张,所有权作为剩余支配权,是企业家功能的必要组成部分。

【30】福斯等《企业家对异质资本的组织》;约拉姆·巴泽尔《财产权的经济分析》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31】同上。

【32】同上。

【33】沙龙·阿尔瓦雷斯与杰·B·巴尼《发现与创造:企业家行为的替代理论》(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vol. 1, nos.1–2 (2007), pp.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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