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知识分子仍然支持社会主义

Mises Daily: NOVEMBER 15, 2006 by Peter G. Klein

谷兴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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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术知识分子倾向支持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美国大学是怎样从高等教育的中心向提倡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的前沿转变的呢?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典型的美国大学教授对社会和政治所持有的观点通常和普通大众是差不多的。今天我们都听过一个流传在东欧和前苏联计划经济解体以后的笑话,世界上马克思主义仍然繁荣兴盛的唯一地方是哈佛大学政治学系。

更一般地来看,现在主导美国高等教育的是那些60年代的激进学生,而现在他们已经升级占据了各个学院和大学的显赫位置。学生需要的只是遵守对入学和就业“多样化”的积极追求、放弃传统课程以有助于基于群体一致性的高度政治化的“学习”、以及一个进行敏感性训练的强制性车间,等等。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1989年的一项研究使用了“自由”和“保守”这样的分类。该研究发现在主要的文科学校和研究型大学里70%的教授认为他们是自由派或者温和自由派,不到20%的人认为他们是保守派或者温和保守派(引用自Lee,1994)。(当然,这里“自由”一词是指左翼自由或者社会主义者,不是古典自由主义。)

卡迪夫和克莱因(Cardiff and Klein,2005)在11个加州大学利用具有终生教职的教员的选民登记记录考察了学术机构的政治立场。他们发现民主党员与共和党员的平均比例是5:1,范围从伯克利的9:1到佩珀戴因的1:1.人文学科比例是10:1,而商学院只有1.3:1。(不用说,甚至在冷酷的、狗咬狗的、资产阶级奉承者的商学院这一比例也没有降到1:1以下。尽管今天共和党人几乎都不是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这些数字也符合一种广泛的看法,即大学教员正逐渐变得不能代表他们应该服务的群体。

令人惊奇的是,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发现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也仅有63%的教员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与此对应的是在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领域该比例是72%,在人种学、历史学和哲学领域是76%,而在公共事务领域是88%。卡迪夫和克莱因的研究发现在经济系,民主共和两党的平均比例是2.8:1,低于社会学的44:1,这是必然的,但是高于生物学、化学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管理学、市场学、会计学和金融学。克莱因和斯特恩(Klain and Stern,2006)对美国经济学会(AEA)的成员做的一个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赞成安全法规、枪支管制、收入再分配、公立学校和反歧视法案。《南方经济期刊》(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做的另一个调查报告显示“71%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收入分配应该再公平一些,81%认为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应当承担的立法责任。在持学术立场的经济学家中间甚至更赞成这些观点,那些学术立场中的精英经济学家也同样强烈支持上述观点(Lee,1994,p.21)。

为什么那么多大学教授,或者更一般地说是知识分子赞同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哈耶克在他1949年的文章《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中做出了部分解释。哈耶克问道为什么“在[美国]知识分子中越是活跃、越是有才智和独创精神的人……越是倾向社会主义”。他的回答是机会更容易被拥有不同才能的人获得。

学术机构通常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接受的是左倾的教育,那么我们就会推断大多知识分子会赞同社会主义。但是这一结论遭到了经验研究者所称的“样本选择偏见”的质疑。知识分子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些人热爱自由,捍卫产权,并且支持“自然秩序”——即市场的捍卫者。另一些人是改革者,希望根据他们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理解来改造世界。哈耶克指出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才,他们会到学术机构之外(即,在商业和职业世界),借助市场去寻找机会以获得职业和财务上的成功。那些高智商但是对市场没有好感的人就更有可能选择学术生涯。因为这个原因,大学从一开始就塞满了那些倾向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这也带来了一个现象,即学术机构对市场运作知之甚少,因为他们都没有什么市场经验,生活在象牙塔里,拿着补贴,受着学术机构给予终生教职的保护。就像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p.17)中指出的,这种“对实际事务不承担直接责任”是学术知识分子与那些“掌握话语和文字权力”的人的区别。这种无需负直接责任也就使得他们缺乏对一手知识和实际事务的认识。熊彼特说,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批评意见“大多数时候是以旁观者和局外者的身份,而这种意见等于给予了他一次将自己置于该事件中的机会,让他可以有一种实在的或者潜在的阻碍价值。”

然而哈耶克的考虑并不周全,因为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学术机构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倾向干预主义。就像前面我们指出的,20世纪上半叶大学教员的政治观点和普通大众差不多。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后来的这种变化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学术机构从福利国家中获得了许多直接利益,而随时间发展这种利益还在不断增加。除了学生的财政资助,公立大学还从联邦和州政府获得50%的运营基金,这使得他们从学杂费中获得的那18%相形见绌。甚至象斯坦福和哈佛这样的“私立”大学也从联邦补助和合同中获得将近20%的预算资金(美国教育部,1996)。加上学生财政资助的话,这一数字接近50%。据美国教育部,公立四年制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私立大学一半的学生都接受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

从这点来看,在美国“公司福利”最典型的例子是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它给予学术部分的补助,远远超过了市场能提供的水平。退伍军人权利法由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签署,以帮助军人重返校园,1944到1956年间花费税收145亿美元(Skocpol,1996)。该法案最新一版(2008)预计下个十年开销为520亿美元。

为了明白政府资助为何对高等教育建设如此重要,我们只需要停下来稍微思考一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里学术机构的作用是什么。事实上绝大多数学术机构根本就不那么重要。在一个自由社会,学术机构的数量会远远少于今天。它们的公共曝光率无疑会比现在低得多。大多数都会缺乏收入。尽管一部分会致力于学术研究,但绝大部分会是教师。他们的工作是将前辈的集体智慧传授给下一代。更有可能是,学生也很少。有些学生可能会选择传统大学,而更多的可能会选择技术职业学校,在那他们的老师会教授他们实用性的知识。

今天,在主要研究型大学的许多教授几乎都不授课。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搞研究,尽管很多这些研究是不是真正的学问都是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看一下最新的学术期刊就知道绝大多数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展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像是些后现代的官样文章;在职业学校,像职业性的定向技术报告。这些研究的大多数都是受美国政府部门资助,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人文基金会(NEH)、美国农业部(USDA)等等。大的大学有上万的学生,他们可以从政府资助中获得贷款和助学金。

除了学校生涯,专业学者还可以竞争政府机构有声望的高层职位。看看经济学领域。美国联邦政府雇佣了至少3000名经济学家——大概是美国经济学会所有成员的15%。美联储(FRS)自己则雇佣了几百名经济学家。此外还有重要政府机构背景的顾问职位、联邦任命的委员会成员、及其他有助事业提升的活动。这些益处不仅仅是财务上的。同时还有心理上的。正如李(Lee,p.22)指出的:

和其他群体一样,专业学者也喜欢施加影响和感到重要。很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只满足于观察、描述和解释社会;他们大多数都想改进社会而且都天真地认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就能够做到。而庞大的政府的存在给专业学者们提供了让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改革幻想中的现实可能性。

因此,很明显对学术机构来说,生活在一个高度干预主义的社会里益处多多。学术机构倾向于赞成这种干预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经济学家们,他们作为政府顾问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创造和维持着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福利国家的模式。自然,当政府资助他们的研究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也就不可能要求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象农业经济和货币经济这些应用领域去寻求重大的规制改革。

穆瑞·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中有很有趣的一章,分析了在公共生活中经济学家的传统角色。罗斯巴德指出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的职能和有壁垒的市场的经济学家的职能有很大不同。他问道:“在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上经济学家能干什么?他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这是一个重要任务,特别当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认为市场是完全无秩序的),其他他就干不了什么了。”

而且,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并不是一种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说资源是有限的,选择就意味着机会放弃,我们的行为可能造成意外结果。这明显不是政府愿意听到的论调。当政府主张征收进口关税来帮助国内制造业的时候,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保护主义只会损害国内消费者。当政府建议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时,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法规只会伤害它本来想帮助的那些人,迫使他们失去工作。但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却在急速扩张。部分原因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福利国家的职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经济专业的需求。就好像高犯罪率的增长就会引起犯罪学家的需求,因此国家对福利/管制的日益增长就会引起对政策分析人士、反垄断顾问、税收和监管专家以及各种预测人员的增长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事物的日益专业化必须要为这种变化承担责任。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专业社团,美国经济学会(AEA)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明确的“进步”而成立的组织。它的创始人,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曾对一个同事说,他计划成立一个“反对放任自由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协会(Coats, 1960, p. 556)。其他创始人全部都在德国接受过古斯塔夫·施穆勒和其他新德国历史学派——即所谓的讲坛社会主义者——成员的培训,他们都拥有相似的改革热情。AEA的章程还指出建议学会扮演一种“教堂、国家、科学的积极角色,通过改进立法政策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Coats, 1960, p. 558)。幸运的是,AEA随后逐渐偏离了它的创立者们的目标,尽管现在每年引人注目的年会仍然称为“理查德·伊利讲坛。”

如果要选择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单一事件来体现促使经济学家从批判干预向赞成福利国家的转变,那么我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所得税被常态化和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FRS)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在大萧条期间,华盛顿第一次开始雇佣大量经济学家加入像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中央计划组织。但是即使在那些年,一般经济学家都赞成自由贸易、低税收和健全货币。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经济学专业化的分水岭。因为这是第一次,专业经济学家全部加入了政府规划局的行列。其中的一个工作是控制物价,由价格指导办公室负责,负责人开始是里昂·亨德森(Leon Henderson),后来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这个团体包括一些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例如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另一个工作是研究军事采购(后来演变成有名的“运筹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研究小组合作,该小组包括斯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 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莱昂纳德·萨维奇(Leonard Savage);或与由泰克斯·桑顿(Tex Thornton)领导的“神童们”组成的军队统计控制小组合作,桑顿后来成为立顿产业的主席。 其中最有名的神童是罗伯特·麦克拉马拉(Robert McNamara),桑顿的首席门徒,他后来运用同样的技术去管理越南战争。

而且在二战前,在英语世界经济学的主要工具语言是英语。然而从那以后,经济理论就变成用晦涩的数学术语来表达了,而经济史变成了应用统计学的一个分支。我们一般把这种变化归功于保罗·萨缪尔森的数学定理的出版(Samuelson, 1947),以及计算机的发展。无疑这些都很重要。然而似乎是在二战期间甚至包括名义上是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都从中央计划模式中尝到了甜头,使得这种原则性的方向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其他公众群体怎么样呢?哈耶克所称的那些“思想的二手经销商”——记者、书本编辑、中学教师,以及其他“舆论塑造”阶层的成员?首先,聪明而口齿伶俐的自由主义者们(古典意义上的)多会选择商业和职业生涯(哈耶克将其称为选择偏见)。其次,许多记者为了谋生而放弃了诚实清廉;只有很少一部分敢于挑战政府,因为他们要从政府官员那寻求信息、采访、时间。

未来会怎么样?无法预测,但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主要理由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使得公立大学和公立媒体的垄断联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你不需要一个博士学位才可以写维基百科。新媒体的出现、新的分享信息的手段、建立威信和信任的新方法,这些对作为文凭工厂的大学意味着什么?而且,当大学更趋向于职业教育,它们会发现它们很难与专业化的技术密集型机构,像德瑞大学和凤凰城大学这样的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些大学竞争。

从长期来看,当前高等教育和媒体面临的危机可能是一件好事,它迫使我们去反思教育和知识的目标和目的,夺走这种制度设置带给它们的权力。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学术、通讯传媒和教育真正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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