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历史与结构

Tom G. Palmer, “The History and Structure of Libertarian Thought” in Why Liberty,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3)

熊小二 译 董子云 校

why liberty
历史有助于展现理念如何形成,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本文从历史上和概念上检验了自由的理念,以展示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1]思想如何呈现一个对世界的连贯理解,以及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彼此。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之中,都可以找到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元素,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至上主义却是在现代出现的。它是一种现代哲学,关乎个人自由,而非奴役或屈从;关乎享受权利的法律体系,而非行使专制权力;关乎通过自由劳动、自愿合作和交换达到共同繁荣,而非强制劳动、强迫和征服者的掠夺剥削;关乎宗教、生活方式、种族和其他形式的人类存在的宽容和相互共存,而非宗教、部落或种族战争。它是现代世界的理念,并且在全球各地的年轻人中间迅速传播。

要理解在全球蒸蒸日上的自由至上主义运动,我们需要理解构成自由至上主义政治哲学的理念。我们可以以多种方式来理解政治哲学。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研究他们,来考察它们如何汇合起来回应一系列问题或事项。理念在某些方面上像是工具——帮助我们与彼此及世界互动的精神工具。若要更好地理解这样的工具,先了解它们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是有所裨益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理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逻辑关系,也即各种概念或理念——如正义、权利、法律、自由与秩序——相互作用并赋予对方意义的方式。[25]这篇短文为从两种方式理解自由至上主义都提供了一个简短的介绍。

从历史上理解自由至上主义

从历史上看,自由至上主义是一个一度被称之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运动的现代形式。“liberalism”一词,尤其在美国,已经部分失去了它早期的含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作为一种极高贵而又无所指的漂亮名称,私有企业制度的敌人已经在想,盗用这标签不失为明智之举。”[26]然而,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liberalism一词及其变体仍然在被作为目前在美国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思想使用。因为在美国的语义混乱,很多人业已接受了自由至上主义一词——它也享有意为“自由(liberty)”的拉丁语词根——用以区分自己和在美国被典型称为“自由派”的观点。有时,这个词也被用于区分更为彻底一致的自由主义形式和更为务实或更为弹性的自由主义形式。(在其他一些语言里,用同一个词来表示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比如,匈牙利语同时用szabadelvűség和liberalizmus来表示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

那么,自由主义从何而来?自由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作为一种对共同生活的新方式的辩护而出现,这种方式建立于和平、宽容和共同获益的自愿交换和合作的基础之上。自由主义为这种和平生活的形式提供了一个辩护,以反对被称之为“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专制和全权国家的学说。在争论权力的适宜程度及范围的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思想变得更犀利、更彻底、更相辅相成。

黑暗年代[2]之后,特别是由于独立“城镇(commune)”或自治城市的增长(它们往往被厚厚的城墙保护,以免于海盗、袭击者和军阀的袭击),贸易和商业开始在欧洲增长。[27]整个欧洲建立起新城市——生产和贸易的地方。这些新城市及其“公民社会”以个人自由——正如古老的德国口号“Stadtluft macht frei”(“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与和平之地著称。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离开自由,也就是说,离开往来、做生意、销售商品的权力[3],一一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词来表示自由派由和史上研究他们,来看种奴隶享受不到的权力,贸易是不可能的。”[29]公民(civil,来自civitas,城市)社会是指,在这样的城市里出现的社会。非常重要的是,这个词也被用来表示对待彼此的方式:有礼貌的行为。[4]有礼貌(civil)意味着对陌生人彬彬有礼,在交往中做到坦诚,以及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新城市和联盟的特征是,有着各种意在商议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代表集会或民众集会。与公民社会相关的是“公民权利”的新理念,意思是对一个公民社会来说必要的权利。

随着贸易增长和更多财富的积累,国王们开始打造现代军事系统,他们用它来扩展自己对封建贵族(他们的权力一般和国王的权力一样根植于暴力征服),和对城市(他们的权力根植于自愿联合)的权力。“军事革命”把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后来被称之为“国家”的东西手上,通常是在国王的人员和权力手上。[30]这种集中化和君主式的政治制度取代、征服和同化了大多数其他的欧洲典型政治体制,包括独立“城邦”、商业城市的汉萨同盟、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联盟。随着这样的“主权”权力增长,它们自称“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对所有其他人类联盟行使绝对权力。[31]国王们愈发宣称自己拥有行使绝对权力的“神圣权利”。世俗权力与宗教体系结盟,常常是世俗权力统治宗教权力,但有时也会反过来,后者被称之为神权统治。

绝对主义的学说认为,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对先前的传统——法律而非个人权力至高无上——的一个重大违背。国王詹姆斯六世和一世(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六世在1603年也成了英格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在1598年表示,“国王是整个土地的最高领主;所以他是居住于这片土地之上的所有人的主人,对他们每个人的生死都拥有权力。纵然一位正直的君主不会在没有一条明晰的法律的情况下夺走任何自己臣民的生命,然而他要夺走它们所凭的法律,也是由他自己或他的祖先所定,所以权力总是来自他自己……我已详细证明,国王作为法律效力的创制者和赋予者凌驾于法律之上。”

绝对主义有一个陪伴它的经济理论:重商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王及其官僚应该命令产业,禁止这一家企业而补贴那一家,授予受青睐的企业垄断地位(这种做法现在被称为裙带主义),“保护”地方产业的所有者免于低价进口商品的竞争,并且通常控制贸易使国家的统治权力受益,目的是把钱放进国库。

自由主义作为公民社会自由的捍卫者而出现,反对绝对权力的主张,反对垄断和特权、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战争和公共债务,支持公民权利和法治。该运动吸收了很多源头。其中突出的有萨拉曼卡的西班牙经院哲学思想家阐明的个人权利理念,他们捍卫市场经济和被征服的印第安人的权利,反对他们贪婪的西班牙统治者,还有荷兰和德国思想家们阐明的自然法学说和自然权利,但可以认为第一次彻底的自由至上主义运动是在英格兰内战中出现的:平权主义者(Levellers)。[34]平权主义者在英格兰内战(English Civil War,1642-1651)中站在议会一方,为有限、宪政的政府,为宗教自由,为贸易自由,为财产保护,为博得生存的权利,为所有人的平等权利而战。他们是激进主义者,以及人权和和平的倡导者。他们是自由至上主义者。

这些理念——个人权利,有限政府,思想、宗教、言论、贸易、生产和旅行自由——开放了思想,打破了古老的束缚,给普通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并促使一个又一个帝国轰然倒地。奴隶制在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都被终结,在1888年5月13日巴西废除奴隶制时达到顶峰。封建制被剔除。欧洲的农奴被解放,有时是一次性解放全部,有时是分阶段进行:奥地利在1781年和1848年;丹麦在1788年,塞尔维亚在1804年和1830年;巴伐利亚在1808年;匈牙利和克罗尼亚在1848年;俄罗斯在1861年和1866年;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1918年。

自由的运动不仅在整个欧洲及其殖民地兴起,也在伊斯兰世界、中国和其他地方,伴着对当地自由传统的吸收蔓延。因为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并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每种文化和每种传统都有对自由的叙述,如同对权力的叙述一样。欧洲产生了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但后来也有墨索里尼、列宁和希特勒。马克思的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十年,但他并非中国人,而是德国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可以找到自由至上主义的贤人和声音,如同可以找到绝对权力的鼓吹者一样。自由至上主义正在世界各地生根,与当地的自由至上传统相连(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以及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重新发现联系。

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运动不仅建立在早期自由主义者反对绝对主义的经验之上,也建立在一个对自由和文明更有害的威胁——集体主义极权——的恐怖经验之上。在十九世纪,自由至上事项的浪潮开始翻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伴着对旧权力传统的吸收,开始挑战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所有它们的组合,都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上。个人不再被视为权利的所有者;它们声称,重要的是国家、阶级或种族的权利和利益,所有通过国家权力表达出来的东西。

1900年,《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自由至上主义编辑E. L. 戈德金(E. L. Godkin)写下一篇令人沮丧的社论,“只有残存者(大部分是老人),还在坚持自由主义学说,而当他们都走了,就没有支持者了。”更让人心寒的是,他预测骇人听闻的集体主义镇压和战争将在接下来的世纪夺取亿万条生命:“我们听到的不再是自然权利,而是劣等民族,他们那部分要服从那些被上帝列为高等的人的政府。神圣权利的古老谬论再一次声称自己会招致灭顶之灾的权力。在它被再次否定之前,必然会有极大规模的国际斗争。”[35]而这个预测结果一语中的。后果是规模前所未见的大屠杀,全新规模的大型奴役体系,以及肆虐欧洲、欧亚大陆、亚洲,并在南美洲、非洲和中东有可怕余波的世界大战。[36]

集体主义对自由、文明和生活本身提出的挑战极大地塑造了自由至上主义的回应。这包括重新强调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以下元素,它们全部都被诸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5]和法西斯主义这样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所否定:

•个人而非集体(无论是国家、阶级、种族还是民族)作为基本的道德单元的首要地位;

•个人主义和每个人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或她自己的幸福的权利;

•作为去中心化、和平的决策及协调手段,财产权和市场经济有效利用亿万人的知识;

•公民社会志愿组织的重要性,这些组织包括家庭、宗教社区、友邻协会、商业公司、工会、友好组织、职业协会,以及无数其他提供生活的意义和物质,通过自己的众多联系帮助个人实现自己的独特认同,但已被国家权力的扩张所取代的各种组织;

•对国家和军队及国家权力执行机构之权力集中的忧虑。

很多人对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复兴(尤其是在二战即将徐徐落幕之后)做出了贡献。在1943年,美国出版了三本在大众讨论中重启自由至上主义理念的书:罗斯·怀尔德·莱茵的《自由的探索》(The Discovery of Freedom),伊莎贝尔·帕特森的《机器之神》(The God of the Machine),和安·兰德失控的畅销书《源泉》(The Fountainhead)。在1944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美国出版了他的著作《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而在英国,F. A.哈耶克则出版了他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来挑战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哈耶克的著作接着在其他国家出版并大受好评。哈耶克还组织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这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学者的国际学会,他们1947年在瑞士举办了自己的首次会议。更多的著作出现,如同更多的学会、协会、出版社、智库、学生社团、政党等。[37]

智库开始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推动。第一次浪潮是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伴随着澳大利亚的公共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美国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英国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7年,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在美国成立,而1978年Timbro智库在瑞典成立,这是改变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的自由至上主义智库的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数百个智库此后加盟了安东尼·费雪爵士所创立的阿特拉斯网络,他也是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创始人。)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追随了帕特森、莱茵、兰德、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脚步,仅举几例: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H. B. 阿克顿和安东尼·弗努,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乔治·斯蒂格勒、罗伯特·蒙代尔、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弗农·史密斯,他们推动了自由至上主义的论点,并把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应用到了范围广泛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问题之上。

随着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在整个中东、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国家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自由至上主义再一次适应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建立和加强公民社会制度,并要在这些社会中与生俱来的传统基础之上这样做的需求。这些所需的制度包括:和平讨论而非暴力的习惯;不论性别、种族、宗教、性向、或语言,对人的互相尊重;独立的司法体系来和平裁决纠纷;良好定义、法律上可靠、并方便地转移的产权制度,以便财富创造交换;出版和公共讨论的自由;以及检查权力的实施的传统和制度。

对于一个自由至上主义历史的简要总结而言,这已经足够多了。让我们转向另一种理解自由至上主义的方式。

自由至上主义概念理解:自由至上主义三脚架

只有一条腿的椅子会倒。加上另一条腿的话,它会更稳定一点点,但还是会倒。加上第三条腿形成一个三脚架的话,每一条就会加强其他的。理念也能像那样。理念——关于权利、正义、社会秩序、法律——并不是自己独自成立的。他们互相充实彼此的含义。就像三脚架的腿,他们为彼此提供支持。

自由至上主义基于自由的基本理念;自由至上主义者信奉自由是最高的政治价值。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一定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毕竟,人们会陷入爱河,追求真与美,并在宗教和其他重要事务上有见解,而政治肯定不是生活中的唯一要事。但对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在政治上要实现的首要价值便是自由。政治生活是关于保护正义与和平以及共同繁荣,而自由至上主义者吸收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悠久传统,认为这些原则和价值是互相强化的。

自由至上主义的三脚架是由三大支柱构成的:

个人权利:个人拥有先于政治组织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权力施与的,但甚至可以用来反对权力;正如诺齐克在其自由至上主义经典《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开篇,“个人拥有权利,而且有一些事情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否则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6]

自发秩序:人们通常认为所有的秩序都必须是一个下命令的头脑的产物,但在社会里最重要的秩序类型并不是有意识计划或设计的结果,而是来自于自由人在自己的权利的基础上行动的自愿相互作用和相互计划调整。

宪政有限政府:权利需要被授权在自己的防卫上使用武力的机构来保护,但同样是这些机构常常也代表了对权利最大、最危险的威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通过宪政机制被严格限制起来,包括权力来源的分权和竞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司法系统,和被广泛共享的坚决主张——法律拥有高于权力的最高地位。

上述支柱的每一个都和其他相辅相成。权利必须由法律机构明确定义和保护;当权利都有良好定义和法律保障,秩序会自发出现;当出现没有计划指挥的社会秩序与和谐,人们更容易尊重他人的权利;当人们习惯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他们更有可能坚持对法律制度的宪政限制。

个人权利

关于权利的自由至上主义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对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和受强者压迫之弱者的自由——的争取之中淬炼出来的。西班牙思想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在他1539年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名著中,对美洲原住民进行了辩护,他们反抗了西班牙帝国带来的凶残和压迫。他认为,印第安人对其行动(“dominium”)具有道德责任,并得出结论:

野蛮人【当时对非欧洲和非基督教人群使用的词】无疑和任何基督徒一样,在公域和私域都拥有真正的主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君主,在这片他们并非真正主人(ueri domini)的大地上,他们都不能抢劫野蛮人的财产。

维多利亚及其追随者认为,印第安人和所有西班牙人一样,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国家有权受到尊重。他们拥有权利,侵犯他们是一种不公平,应该予以抵制。道德责任和权利的理念对关于人类的思考普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重要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一个人是否为一个道德主体,一个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负责任的生物。

大约在同一时间,宗教自由的捍卫者坚持,并经常为此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因为人类是负责的生物,能够思考、商议和选择,良心必须自由,而宗教必须是一种选择而非强制的事务。宗教自由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那些当权者赋予的特权。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为在日内瓦对他的批评者塞尔维特的谋杀进行了辩护,因为他在传播对福音的不同理解,该辩护基于统治者有义务捍卫真正的信仰。伟大的十六世纪宗教自由拥护者塞巴斯蒂安·卡斯蒂略直接回应了加尔文:“杀死一个人不是捍卫教义,而是杀了一个人。当日内瓦人杀死塞尔维特,他们并没有捍卫教义,而是杀死了一个人。”一种学说应该以用文字来改变头脑和心灵,而非用武器和火焰来打断和烧毁异见者的身体捍卫。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他为出版自由的开创性的论点《论出版自由》(Areopagetica)中指出,“要分别什么地方应当用法纪限制、用刑罚督责,什么地方只有说服,那便是政术之所在了。”[7][41]

那些坚持尊重平等权利,不分宗教、种族、性别或其他人的附属特征的早期自由先驱们,都遭到了来自专制或神权统治拥护者的强大挑战,他们回应说如果每个人都有权管理自己的生活,社会的总体计划就会荡然无存,混乱和无序从而会随之而来。绝对主义者和神权统治主义者说,必须有一个主人,让有权力的人来高瞻远瞩,并把秩序施加给无序的大众。否则,你会不知道生产什么,或者用它来做什么,或者如何崇拜神,或穿什么衣服,或者把多少钱用来花费或储蓄。

自发秩序

直到社会科学家开始解开复杂秩序的秘密以前,尊重人的道德原则就其本身而言,无法满足这一挑战。正如现代昆虫学家发现,一个蜂巢的复杂秩序并非像上千年来被广泛相信的那样,是靠蜂后行使绝对权力并发出命令给其他蜜蜂来“统治”的,甚至早期社会科学家也发现,复杂的人类社会并非由任何有此等权力的人,通过告诉奶牛场主何时给奶牛挤奶,并对牛奶收取多少费用,或是设定货币的价值并权威发布命令,以实现普遍社会秩序来“统治”的。相反,正如他们了解到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序和繁荣的社会,应该依靠格言“让他做,让他走,世界会自己运转!”(Laissez faire et laissez passer, le monde va de lui même!),正如十八世纪的早期自由至上主义知识分子雅克·克劳德·玛丽·文森特·德·古尔奈所表达的那样。

复杂秩序无法被简单命令。语言、市场经济、普通法和许多其他彼此陌生的人之间的复杂协调形式,都不是通过强制施加一个从伟大领袖的头脑(或者伟大领袖们组成的委员会的头脑)里浮现出的计划而出现的,而是作为人们遵循相对简单的规则的相互作用的副产物,就像鸟群、鱼群、和蜂房所展示的没有下命令的头脑的秩序的复杂形式一样。

这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个有序事物的集合,我们往往会环顾四周寻找指挥者。如果我看到一排排列整齐的椅子,我可能会问:“是谁把所有的椅子排好的?”但大多数秩序,包括市场经济的秩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是在自己出现的过程中被定义的:“市场中的‘秩序’只会从参与其中的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换中产生。‘秩序’本身被定义为产生它的过程的结果。‘秩序’——配置-分配的结果——不是也不能是独立于交换过程而存在的。离开这个过程,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秩序’。”[43] 对人的头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情,因为每当我们观察秩序,我们似乎倾向于寻找秩序的创造者。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复杂的秩序是从相对简单的原则中出现的。人类合作的复杂秩序的出现也是这种情况。

一旦一个人知道,良好定义且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如何使更为复杂的秩序形式和人类合作成为可能,权利的理念变得更为可信。但是,我们如何保护它们?这里就需要自由至上主义三脚架的第三条腿了。

宪政有限政府

权利是以多种方式来实现和保护的。用自己的拳头反抗,或者用自己的脚逃离侵略的人,都在捍卫自己对于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我们也通过为自己的门购买锁具,和为自己的车购买上锁的点火系统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两者都防止了潜在权利侵犯者入侵我们的东西。但是,一个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或者只能靠锁和钥匙的世界,最可能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为了自己的防卫,形成了无数种形式的联盟。在现代的自由社会里,我们很少会立即诉诸暴力来保卫自己(虽然偶尔需要);一方面,暴力在总体上已经消失了,因为比起侵略者可能从自己的侵略中遭受的损失,来自暴力的潜在收益已经减少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暴力是一种在他们和彼此的相互交往中逐渐减少的特征(即除了国家的暴力,这又是会导致几十万或几百万人死亡)。我们依靠专门的机构来帮助我们裁定纠纷(法院和仲裁)和捍卫我们的权利(安全机构和警察)。危险在于,当我们授权人使用武力,哪怕仅仅是为了捍卫权利,我们也可能被我们授权防卫我们的人伤害。这个问题经常被以罗马诗人韦纳尔的话表述为“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监管之人,谁人监管?

这是政治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身处限制权力运动前线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总是在强调它。限制权力的传统制度和做法是:即确立实施法律的权力,与此同时又使那些行使这些权力的人受制于法律;在政府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创造“制衡”的竞争体系;坚持从不公正或不受欢迎的政治和法律安排中退出的权利;编写权利法案,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确保享受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以及随着国家、文化和时代变化的其他机制。

这些传统可以追溯至限制王权的古代协定,如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a)和匈牙利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8],或者更近期形式的联邦主义,如在瑞士、澳大利亚、美国、战后的德国和奥地利。后两者把实行联邦国作为一种避免另一次像“第三帝国”国家社会主义——它曾使欧洲陷入可怕战火的——这种灾难的手段。完成情况永远都不会完美,并根据一国的历史、不同机构的力量和其他因素而变化很大,但对权力的宪政约束是自由至上主义重要的第三大支柱。

自由、秩序、正义、和平与繁荣

当政府仅限于保护有着良好定义的个人权利,以及提供和实施正当行为的规则的时候,个人将享受安排自己的事务和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幸福的自由;相比由政府直接寻求用强制手段创造这样的秩序,这个社会可能有更大程度的复杂秩序和协调。自由至上主义的三脚架——个人权利、自发秩序和宪政有限政府——建立在历史悠久的元素之上。

一个自由的世界当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因为它充满了不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被信任以强制性权力,因为即使最好的人也会屈从于肆意行使权力,屈从于牺牲他人,屈从于变得不公正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宪政机制对于约束权力必不可少。

但是,自由至上主义不只洞察到了一种约束,它也洞察到了社会、科学、艺术的进步的设想;洞察到了和平共处和在一系列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上互相尊重;洞察到了工业、商业和技术消除贫困和减少无知;洞察到了自由、独立和有尊严的个人安全享有自己的权利。

自由至上主义既提供了一个思想课题,一种理解的方式和对彼此重要的相关理念,又提供了一个实践工程,去实现一个自由、正义与和平的世界。对于那些有勇气把它承担起来的人而言,自由的事业确实鼓舞人心。

[1]译者注:因为原来表示自由主义的liberalism一词逐渐被另一种不同思想的“自由派”占领(尤其是在美国),自由主义者开始用libertarianism一词表示自由主义。本文参考国内的习惯,把libertarianism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把classic liberalism译为“古典自由主义”。而liberalism一词,在表示最初含义的时候译为“自由主义”,在表示后来含义的时候译为“自由派”。

[2]译者注:Dark Age,指中世纪。

[3]译者注:原文是power,显然这位历史学家没有分清楚“权利”(rights)和“权力”(power)。

[4]译者注:civil一词指“公民的”,也有“有礼貌的”的意思。

[5]译者注:National Socialism,即臭名昭著的纳粹(Nazi)。

[6]译者注:中译文引自罗伯特·诺齐克著,姚大志译:《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7]译者注:中译文引自密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8]译者注:1222年,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强迫国王安德拉什二世颁布的诏书,写在羊皮上并盖有金印,对王权做出了一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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