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政府的起源

Tom G. Palmer, “The Origin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Why Liberty,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3)

熊小二 译

why liberty
国家该为财富和社会秩序负责吗?国家是什么,政府又是什么?对国家的社会学简要回顾表明,当“流寇”变成“坐匪”,并将规范化的掠夺形成制度,国家就出现了。自由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国家服从于法律的产物,这是一个还在不断斗争的过程。(本文源自2012年加图大学夏季讨论班上的演讲。)

许多人认为,国家应该对所有事负责。根据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中心前管理员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说法,“政府‘暗指着’人民所拥有的一切”……如果富人有很多钱,这是因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让他们能赚取并保有这些钱的制度。”

一种概念最近开始以通俗形式被人重新提及,这是它的学术构想。“如果你获得成功,你不是光靠你自己……如果你成功了,一路走来定有人给过你一些帮助……有人帮助创造出这些难以置信的美国制度,这些制度让你兴旺发达。有人投资于道路和桥梁。如果你有一个企业——那不是你创办的。是别人让它实现的。”这话出自桑斯坦的老板,奥巴马总统之口。

即使是对总统的言论的善意解释也表明,他压根不理解边际贡献的概念,比如,一小时额外劳动所增加的价值。他不理解财富是如何产生的。

桑斯坦和他的同事们推论到,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财富都归功于国家,国家对这些财富拥有权利,而那些或许在愚蠢地认为自己是生产者的人和这些财富毫无关系。

国家到底是什么?马克斯·韦伯提供了权威定义,他把国家定义为“(成功)宣告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暴力的人类社会。”

事实上,不可能所有财富都归功于国家。从历史上看,要存在一个国家机构,需要预先存在一定盈余,以便在一开始维持它。换句话说,要没有在国家出现之前生产出的财富,国家将不复存在。让我们更深入一点讨论。

为什么人们拥有财富?早期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查尔斯·邓诺耶尔(Charles Dunoyer)解释说,“世界上只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喜欢靠自己的劳动和财产生活的人,一类是喜欢靠别人的劳动和财产生活的人。”简单说,生产者创造财富,而掠夺者盗取财富。

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国家》(The State)里,区分了他称之为获取财富的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也就是区分了“劳动和抢劫”。他总结道,“国家是一种靠政治手段的组织。”

经济手段必然先于政治手段。然而,并非所有种类的工作都能产生出足以维持国家的盈余。比如,在狩猎-采集者中就没有国家,因为他们没有产生足够的盈余,以维持一个掠夺阶级。这对原始农业社会来说同样如此。我们需要的是定居农业,它产生足够的盈余来吸引掠夺者的注意并维系他们。这样的社会通常被游牧民族——特别是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所征服,这些游牧民族拥有制服定居的农耕民族的能力。在很久之前游牧民族在中亚兴起之后,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发生了一遍又一遍。

《创世纪》里记载了这种久远冲突的记忆,它讲述了该隐和亚伯手足相残的故事。很显然,“亚伯是牧羊的,而该隐是种地的,”这是定居农耕者和游牧牧民之间冲突的模仿。

国家的形成代表了从“流寇”到“坐匪”的转变。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写,“如果一个流寇团伙的首领发现,只需少许赃物就足够掌控特定领土并防止其他强盗进入,他可以在这片区域垄断犯罪——他就成为了一个坐匪。”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政治团体发展的重要洞见。

国家在其本质上是一个掠夺性的机构。然而,在某些方面,它也代表一个进步,甚至对那些被掠夺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要在流寇(他们抢劫、殴打,烧掉不能带走的一切,并在下一年回来)和坐匪(他们安顿下来并在一年里一点一点地掠夺)中选一个,答案是明显的。坐匪不太会去杀戮和破坏,他们抢劫你并挡开竞争的强盗们。这是一种进步——即使从那些被掠夺的人的角度。

国家作为从生产财富的人那里榨取剩余的组织出现。耶鲁大学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他的书《不被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里,研究了世界上一些从未被国家成功制服的地区。他的著作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权力摩擦”:权力不会轻易地向上流动。当一波征服者通过一片区域,他们制服了山谷,而那些逃脱的人搬去了不那么宜人的高地。斯科特指出,这些难民建立了让他们非常难以被征服的社会、法律和宗教制度。对山地民族和沼泽民族而言尤其如此。(各种领导们在占领阿富汗并在那里促进“国家建设”之前没有看看斯科特的书,令人汗颜。)

统治者们追求的是什么?过于简单的模型假设,统治者们寻求最大化财富,或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然而,斯科特认为统治者的追求不是最大化GDP,而是要最大化“SAP”,国家可获取生产总值(state-accessible product),理解为易于识别、监控、列举并通过税收进行没收的生产:“统治者……最大化国家可获取生产总值,如果有必要,可以以疆界内它的臣民的整体财富为代价。”

以(统治者或许会说“拿”)农业为例。亚洲的统治者抑制块根和块茎作物的种植,“它们一直是对所有建国者(不论传统还是现代)的诅咒”,而偏爱对稻谷的种植。这相当令人费解。为什么统治者们会那么在乎种植什么作物?斯科特指出其原因是,你不能很有效地对长在地下的作物征税。耕种者在他们想要的时候收获这些作物,否则它们会继续呆在地里。而稻谷,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由大量集中的人收割,因此对统治者来说对收成进行监控和征税以及把劳动力征入军队都变得更容易。统治者的激励机制对许多做法都存在系统性的影响,并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

国家的社会控制系统(从征兵到义务教育)已经彻底渗透到我们的意识之中。比如说护照。如今,离开国家颁发的文件,你无法去环游世界。事实上,离开了国家颁发的文件,你都不再能环游美国。护照是很近期才有的发明。千百年来,人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无需国家的许可。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来自一本老旧的德国杂志的广告,图上显示了火车车厢里一对夫妇面临着一个边境官员的要求,“请出示您的护照!”它解释了护照是如何的精彩,因为它给了你世间的自由。

这当然荒谬。护照在限制你的自由。没有许可你不得私自旅行,但我们已变得被国家的意识形态充满(并将其深深内化),很多人把护照视作在赋予而不是限制自由。我曾在一堂课后被人问到,我是否赞成国家发行的出生证明。片刻之后,我说我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其他机构都可以做这件事,所以答案是“不赞成。”提问者继续提问!“那你怎么能知道你是谁?”看起来,甚至个人身份都是由国家赋予的。

现代国家也宣称它们是法律的唯一来源。但在历史上,国家主要是用强制法取代了习惯法。我们身边有一大堆的法律不是国家的产物,因为法律是自愿的相互行为的副产物。正如伟大的法学家布鲁诺·莱奥尼(Bruno Leoni)认为的,“只要做出了成功的主张,个人就是在制定法律。”私人签订合同即是在制定法律。

在十六世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关注了主权的想法,他将其定义为“超过一个联邦里公民和臣民的最高的、绝对的、永恒的权力。”他对比了“不可分割的权力”与另一种被称为习惯法的社会秩序,他将习惯法排除是因为,他说,“习惯在很多年内一点点通过全体或大部分人的共识获得权力,而法律似乎是突然从一个有权指挥所有人的人那里得到力量。”换句话说,博丹承认,习惯创建社会秩序,但他把法律定义为需要有等级的实施暴力,而这又需要一个主权——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因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这种主权本质上与法治相违背,同时也与联邦制度的原则相违背,如美国,它的权力分散到了政府的不同层级和分支。在宪政制度中,法律而不是绝对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自由的发展涉及了一个使权力屈于法律的漫长过程。施加武力却在我们头脑里留下了强大的印记。卓越的社会学家、德国战后自由复兴之父亚历山大·拉斯托(Alexander Rüstow)思考了国家暴力和掠夺的起源,及其挥之不去的印记:“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在体内携带着这种遗传毒药。它无所不在、形态各异,我们往往没有察觉。我们所有人(集体及个人)都是这个史上最大罪恶、真正原罪的附庸。这是一种遗传错误,它可以被切除并且只能通过观察病理、通过痊愈的意愿、通过对所有人的主动自责来艰难地、慢慢地切除。”它需要付出努力去把我们的思想从我们对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当思考作为自由人生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国家不会赋予我们自己的身份或者自己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指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我们要捍卫本已属于我们的东西。当国家帮助我们保障权利的时候,可为之添砖加瓦,但权利和社会都先于国家。下一次再有人说“那不是你创办的”,请记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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