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遗产

Tom G. Palmer, “Bismarck`s Legacy,” in After the Welfare State,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2)

董子云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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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福利国家的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运作及影响。本章就将概述福利国家的起源。本文揭示福利国家这种政治体系,本质上是为了维持其创造者的权力而设计的。从德意志帝国引入强制保险制度到欧洲和美国的当代福利体系,本文追溯了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那些福利国家对先于它们就存在的自愿福利制度不屑一顾。福利国家所弃置一旁的这些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没有福利国家的情况下可能有的图景——由自我管理、自我尊重、独立而且繁盛的人民所组成的社会。

福利国家可以与社会主义国家相区别。数十年的用语中,社会主义一词,至少指的是计划整个经济的尝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计划”);较为通常的情况下,它要求生产手段完全的国有制。这两种含义,不论哪一种,都意味着有意识地尝试使用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本和劳动,用到相互竞争的用途中去。比如,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会尝试计划和指挥纸张、车辆、食品、医药、服装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有若干例子,其中包括苏联和它所保护的国家,如古巴,以及部分转型、允许私有财产和市场运作的中国。与此不同的是,福利国家并不需要国家拥有所有生产资料,但是在某些行业里存在着显著的国有制,主要是和某些服务有关,比如教育、医疗、娱乐乃至住房——所有这些都与“福利”有关。

一个福利国家并不需要管理所有的生产活动,但它的确承诺对人民的福利或者幸福负责。它的活动范围比有限政府更广,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出,有限政府仅提供司法、对抗侵害的防卫、法治,也许再加上有限的几样“公共财货”。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将自己的职能限定为创建和平的条件,让民众自由追求他们自己的幸福(福利)。与此相反,福利国家以为民众谋取福利为己任,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追求各自幸福的条件;相应地,福利国家倾向于主导乃至垄断退休保障、医疗保险、教育以及收入保障的供应,并组织大规模的转移支付。通常,进行收入转移的理由是将“富人”的钱给予“穷人”,但最典型的情况是在“富人”之间翻来覆去地捣腾,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18]

福利国家并非完全(甚至并非主要)将资源转移给穷人。在很多方面,穷人是福利国家的牺牲品,渔利的是那些更善于操纵这个体系的人。(向穷人发放“食品券”和其他食品补贴的福利国家,同时也会通过诸如农业补贴、限制廉价进口食品以及规定最低食品价格的手段抬升食品的价格。)福利国家取得政治稳定性的手段,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从最富裕到最贫困的人群中形成大量选民。福利国家主要关注的不是向下“再分配”收入,因为很多的财富再分配都以相反方向进行,即从穷人转移至富人。较富裕社会中,大部分的收入再分配是在中产阶级内部捣腾,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减去官僚制度、拉选票和裙带关系所产生的行政费用和无效率。[19]

福利国家的起源

现代形式的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晚期的德国。它是德国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政治手腕和“国家建构”的成果。这位铁血宰相曾在军事上击败法国和奥地利,在“铁与血”的基础上将其他德意志国家统一成为“第二帝国”。

俾斯麦对德国支持自由贸易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发动了漫长了政治战争。古典自由主义者们赞同的是用和平手段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同时也希望德国与邻为善,而不是依靠战争、殖民和军国主义。福利国家作为俾斯麦的中欧国家建构计划的一部分,是这位铁血宰相的首创,而从此之后这种体系占据了全球很大范围的政治空间。俾斯麦通过188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意外、健康、残疾及老年保险计划,在德国引入了福利国家体系。这位军国主义的宰相俾斯麦称自己的举措为“国家社会主义”,而且在1882年声称,“为了我国的福祉,我们业已采用的许多举措属于社会主义,不过国家还将要更近一步地习惯于社会主义。”[20]

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对此的解释是,“俾斯麦想要让工人更依赖于国家,因此也就更依赖于他本人。”[21]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用于建立一个依赖于国家、受民族集体主义意识形态鼓动的人群。

俾斯麦承认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制造一个强大的德国统治欧洲所需要的民众的依赖性,也就是忠诚:

老了有一笔养老金可以拿的人,比没有的人要高兴得多,对付起来也容易得多。这看一看私仆和总理府或者法院的公仆便知;后者的容忍力要好得多,因为他还可以指望拿养老金。[22]

如果有700000个每年向国家领取年金的小民,我想这会是一大好处,尤其是如果这些人属于本来在骚乱中也不会损失什么、并且错误地相信他们实际可以从中发财的那些阶级。[23]

泰勒推断道,“社会保障无疑减少了民众在各方面的独立性;不过即便是民众独立最狂热的传道者也会犹豫是否要废除俾斯麦所发明、所有其他民主国家所复制的这个体系。”[24]着实,福利国家减少了民众“在各方面的独立性”,这也就是说,在各方面更具依赖性。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能够、应该而且必须鼓起勇气废除“俾斯麦发明的这个体系”的关节点上,因为世界上的福利国家都已经致命地扩张过度了。

魏玛共和国曾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福利国家。但1930年代其过度扩张的福利体系崩溃,[25]催生了独裁、战争,以及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具掠夺性、最邪恶的福利国家——第三帝国。正如历史学家哥茨・阿里(Götz Aly)在《希特勒的受益者:掠夺、种族战争和纳粹福利国家》一书中展示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纳粹党,

宣传的是德国人民的两个古老的梦想:民族和阶级统一。这是纳粹受大众欢迎的关键,他们从中取得了追求其罪恶目标所需的权力。人民国家(Volkstaat)的理想——民有和民享的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有特定种族谱系的德国人建立的福利国家。希特勒在他一次重要发言中承诺“建立一个社会公平的国家”,一个将会“继续根除一切[社会]障碍”的典范社会。[26]

阿里继续说道,“他们[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为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27]阿里详细记录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即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在德国民众中建立起如此全面的救济、依赖和忠诚的体系,获取资金的手段是剥夺犹太人的财富(从他们的钱财、企业和住房到他们镶的假牙,儿童的玩具,乃至他们的头发),没收国家敌人的资产,以及通过征用和故意膨胀占有国的通货洗劫欧洲其他国家。这同样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计划,需要越来越大的人口基数把钱财支付给它,将掠夺来的战利品运送到上层。与所有金字塔型计划一样,第三帝国注定要失败。

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有破坏性、最邪恶的,但它与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些毒性较小的福利国家联系之紧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所有福利国家都从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和个人自由原则开始。它们故意引起公民的依赖,以此创建对于其公民的各种政治控制体系。通常这些体系有这个或那个集体认同和集体目的的学说为理由。

在18、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消灭了奴隶制和农奴制,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宗教人群从二等公民的地位解放出来,争取了宗教自由,解放了商业贸易、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大众生活水平最惊人的提升。这种变迁产生了文化和政治上反对自由主义的冲击力,这些人渴望想象当中旧日的那种和谐与团结,在这想象的过去之中,公共的爱压倒了“私心”;自由主义的成功引发了反动的回应。后来与卡尔・马克思合作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撰写一篇对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时,正是谴责自由主义推进和平,通过贸易自由实现公共利益:

你实现了各国人民的友善——但这友善是贼人之间的友善。你减少了战争的数量——就是为了在和平时期赚取更大的利益,让个人之间的敌意加到最强,打起下流的竞争战!你什么时候曾“出于纯粹人性”做事,意识到将一般和个体利益对立起来的无益?你的道德何时曾没有利益诱导,你何时曾将不道德、利己的动机抛诸脑后?

自由经济体系通过化解民族性,极力将这种敌意普遍化,将人类变成一群贪婪的禽兽(竞争者不是禽兽又是什么?),仅仅因为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利益而相互吞食。[28]

此外,恩格斯和其他作者重新提起旧时对于有息贷款的非理性仇视。这种古老的怨恨掺杂着反自由主义和反犹主义:

有息放贷——没有劳动,仅仅放一笔贷款就获得收益——的非道德性实在太明显了,尽管在私有财产中已有暗示,而且一直以来,没有偏见的大众意识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种问题上,大众意识往往是正确的。[29]

自由市场将经济与社会关系放在了动态的、不断流动的环境下,这让精英阶层的批评家大为光火,因为他们希望经济关系稳定、持续、具有道德正确性:

竞争的条件造成价格恒久波动,完全剥夺了贸易活动最后残存的那点道德……在这个漩涡中,还有什么可能存在以道德为基础的交易?在这个不断涨跌的市场,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找到最有利的买卖时机;每个人都必然成为投机者——也就是必然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获;必然为了富裕自己而损害他人,必然算计他人的不幸或者要让运气对自己有利……不道德性顶点是证券市场的投机,在这里,历史,还有与之相伴的人类,降格为满足算计的、赌博的投机者之贪欲的手段。[30]

反自由主义与反犹主义是齐头并进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攻击企业自由将整个基督教欧洲犹太教化,化解了先前那种团结互助的形式,将基督教欧洲的面貌变成了他本人对犹太人的讽刺描述。[31]这个主题将在下一个世纪中不断不断地被重复。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不断为更多的人争取到更多自由,反对它的力量也发展壮大,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反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开花结果——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如谢莉・伯尔曼(Sheri Berman),这位福利国家(也叫做“社会民主”)坚定的捍卫者,在她那部详尽的历史著作《政治的首要性:社会民主与欧洲二十世纪的形成》中认为:

市场不断前进,在各个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安。批评者哀叹对于自利的歌颂以及猖獗的个人主义,哀叹传统价值和社群的瓦解,以及资本主义在其身后留下的社会错位、原子化以及分化的现象。于是在世纪末,公社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认为只有恢复民族的各个社团才能提供团结感、归属感,以及欧洲那些分裂的、迷惘的社会所急需的集体目的。[3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政治回应当中的一种。它看似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替代的必然性,这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而一旦这些论证没有成为现实,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就转向别的直接行动的方式来攻击和消灭自由个人主义。就如伯尔曼所注意到的:

虽然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在关键的方面有显著差异,但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们之间重要的相似性。他们都拥护政治的首要性,兜售它们使用政治权力重塑社会与经济的欲望。它们都赞同社群团结和集体的善。它们都建构了现代的、大众的政治组织,并称自己为“人民的政党”。它们对于资本主义都采取了中间立场——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希望其死亡,也不像许多自由主义者那样毫不批判地崇拜它,而是采取了“第三条道路”,相信国家能够也应该在不摧毁市场的条件下控制市场。[33]

欧洲大量的“人民政党”为今日的福利国家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在今天已经丧失了让它们取得政权的大部分激动人心的辞藻。不过,它们留在身后的是一片狼藉——从摇篮到坟墓这样宏大的许愿,紧跟着的是各种尚无资金支付的年金和保险金,金字塔型计划在背后留下了大量债务和未兑现的承诺,欧洲各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动乱把矛头指向了这些福利国家本身。(在希腊,福利国家无力为自己提供资金引发了2012年5月6日的大选,使得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激进左派政党联盟和公开表明立场的法西斯主义政党金色黎明党进入议会。只要对于20世纪欧洲历史有所了解的自由民主的支持者,都会对此感到严重担忧。)

福利国家在美国生根

在美国,福利国家到来的形式有些许不同,不过它与欧洲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还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推动资源“转移”的政策,通常以授予各种特权为形式,在最高法院判决了《穆恩对伊利诺伊州》(Munn v. Illinois,1877)一案后成为定例。该案允许州立法控制铁路、谷物仓储设施和其他行业的价格和费率,意味着那些立法机关现在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为了某些利益可以牺牲他人。莫里森・威特(Morrison Waite)大法官写下了多数意见:

财产以一种公共的形式使用,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的结果并影响整个社群时,它确实裹上了公共利益的外衣。[34]

于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寻租”阶段开始了,也就是通过政治行动,以其他人为代价为自己谋求利润。农民以铁路为代价谋求利益;铁路牺牲其竞争者的利益;制造商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如此如此。在所谓的进步主义时代,转移国家在美洲大陆上焕发生机。

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以及随后联邦储备委员会灾难性的决策,再之后是一个坏政策接着一个,其中包括摧毁贸易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开启了席卷全球的保护主义浪潮,导致国际贸易崩溃。这段经历让许多人把大萧条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归咎于干预主义政策不足,而不是这些干预政策的破坏性。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在1932年的大选中夸耀自己如何增加了干预主义来应对先前干预所造成的恶果:

我们当时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我们本可以无所事事,但这会造成毁灭性影响。所以与此相反,为了应对局势,我们向私人企业和国会提出了这个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经济防卫和反击计划。我们将这个计划付诸行动。[35]

胡佛承诺,如果他再度当选,则会有更多的这种干预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则大力反对干预主义的胡佛当局。罗斯福既承诺废除禁酒令这样灾难性的政策(这也许是让他赢得大选的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原因),又怒斥了胡佛的过度开支:

我控诉这届政府是我们的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最会花钱的政府。这届政府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但却没能预见到人民的真切需求,和被削减的购买力。这届政府以纳税人为代价,维持着各种办公室和官僚,各种委员会和委员。[36]

尽管罗斯福在竞选中反对胡佛的干预主义政策,新上任的罗斯福政府很快就开始采用、延续和调整胡佛政府的政策,这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新政。其实质是一系列对经济过程杂乱无章的干预,致使这次萧条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37]

这个干预经济的计划,大部分是从胡佛那里继承而来,罗斯福又将之扩展。它包括阻止价格向下调整的措施(这是美联储大幅缩减货币供应量的正常反应);那些举措包括大批量摧毁食品,建立一个有害的农业补贴体系(这仍然是美国福利国家的一大支柱),建立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延缓了经济调整、延长了萧条的时间)以及建立强制缴纳退休金的“社会保障”体系(它以德国的体系为范本,把对于劳动征收的税的一半称为“雇主缴纳部分”)。现代福利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建立大规模津贴项目(通常是以“穷人”为名推进的,但实际上是逐渐覆盖越来越多的人,直到变成普遍的津贴),美国体系与欧洲的发展所存在的相似性着实令人惊讶。[38]

许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生活在福利国家当中,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福利”一词仅指以向穷人转移收入的政府项目;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个人都在为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许多其他巨额(而且破产了的)津贴计划交钱,他们都被这些计划套在了福利国家里。此外,尽管非裔美国人是享受“有家庭收入调查”的福利计划的少数族群,大多数美国人看到福利就必然会联想到贫困和非裔美国人,这主要是美国政府在1960年代启动反生产的“反贫困大战”和“伟大社会”计划所致。结果却不尽人意,随着针对穷人(最主要是非裔美国人)的计划不断增加和扩展,社会开始瓦解,美国城市被挖空,公民社会的志愿组织萎缩,双亲家庭不断减少,犯罪率提升,而且还导致了史无前例的青年失业率水平。

社会学家弗朗西丝・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注意到,“反贫困大战”和“伟大社会”发端于美国党派政治斗争的具象。在1950年代,黑人选民在全国大选中变得日益重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52年取得了选票中,21%来自黑人,1956年这个数字上升至39%。尼克森1960年取得的选票中有32%来自黑人。[39]派文观察到,

1960年,民主党人发现,黑人选票,尤其是城市中的黑人选票,对于总统大选至关重要。(肯尼迪依靠芝加哥南片黑人聚居区的选票,在伊利诺伊州以仅仅8000票优势取胜的故事很快成为民主党日后的范本。)不过,黑人还没有被城市的各个政党吸纳,市政府的机构也没有给予黑人与他们选票数量相匹的任免权、权力和服务。为了补救这一失衡现象,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逐渐发展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首先,他们绕过州和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新的针对贫民窟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政;其次,他们鼓励各种向市政府机构施压,给予黑人更多服务的策略。[40]

这一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摆脱被那些认为非裔美国人选民对他们的利益造成威胁的群体所掌控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州政府一级,如果是民主党执政的话,他们通常极为敌视黑人选民(尤其是当时被民主党掌控的南部各州);还有北方的市政府,因为它们通常由“白色人种”(波兰裔、意大利裔,斯洛伐克裔等等)的民主党人联合执政,不愿与黑人分享权益和政治权力。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另辟蹊径。它必须在国家政府和贫民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一种越过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如果资金流经地方白种人政治领袖,这笔钱可能再也不会发到少数族群的贫民手中。”[41]

“伟大社会”本质上也是一项政治策略。对于这一点,共和党人掌权后,只是将福利利益转移到他们的选民的做法即可为证。先前直接发放给黑人社区的钱,变成了由州政府管理的“整体拨款”(block grants,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民主党白人或者共和党人控制)。他们也创造了新的津贴形式,以更好适应于他们的政治议程。派文注意到,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Moynihan)和其他评论者所说的,是共和党人的政策以对于我们国内问题的性质有更清楚的认识为基础。真实的原因无非是共和党人的提案旨在满足不同的政治需要。”[42]

美国福利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不仅让一个政党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投票群体(因此也使美国党派政治在种族这条线上急剧分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经济福利。在我写作本文时,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几乎是亚裔和白人青年的两倍,比西班牙裔青年高50%。[43]在伟大社会计划开始前,黑人青年失业率在以前一直都接近,很多时候还低于白人青年的失业率;而在此之后,这些数据开始分离。[44]美国的贫困率在1940年代,50年代乃至60年代都在大幅下降,而这一趋势在伟大社会计划推行的1970年代停止,并开始略微上升。与此同时,年轻非洲裔美国男性的劳动力参与显著下降。[45]由于“反贫困大战”的失败显而易见,许多美国人,不论他们的种族,都将“福利”与针对城市内部黑人群体的项目联系到一起。事实上,针对穷人或者少数族裔的计划所涉及到的钱,只是美国福利国家所控制和分配的总量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反贫困大战”中很大一部分钱是官僚制度本身消耗掉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73年写道,“中产阶级在职人士,不论其种族或者族裔背景,有一种惊人的一致性。对于如何设计方法改善底层阶级群体的条件的问题,他们无一例外都会想到首先会改善中产阶级在职人士条件的方案,然后才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改善穷人的条件。”[46]根据理查德・A・克罗瓦德(Richard A. Cloward)和弗朗西丝・福克斯・派文的看法,“社会福利的各种官僚制度以穷人的名义设立,但穷人并不是它们真正的主顾。这些机构事实上面向其他更有势力的群体。这些群体能够为公共官僚机构提供其存活和扩张所需的正当性和政治支持。”[47]

福利国家并非只是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收入转移项目;它是一套连贯的政治策略,有害地限制了穷人改善自身命运的能力(保护特权群体免于与他们竞争),同时又发放收入补贴,对于穷人遭受的这些痛苦的损害,部分地予以补偿。有的政治家标榜自己为穷人的朋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投票支持规定食品最低价格,维持较高的食品价格;通过特许经营和最低工资法,用价格手段将不熟练工赶出市场,以此推行劳动市场准入限制的政治家,也同时向那些由于他们的政策而强制失业的人提供收入支付。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注意到,

最低工资法和其他劳动市场规范的确减少了就业机会,因此也就减少了那些被强制赶出市场的人的收入。从这个事实可以推出,作为这种限制工会策略的一部分,必然要有一种政治策略,来呼吁建立各种维持计划,为那些因为市场关闭而失业的人提供收入:如果没有工作就只能挨饿,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剧烈波动的气候。因此,工会很有可能会带头支持收入补贴计划(例如食品券,福利,工作队,公共服务雇佣计划及各种),这代表了从整个社会向那些首先限制了劳动市场的人进行收入再分配。他们施舍给那些工作被拒的人一些面包屑,让他们保持缄默,就这样掩藏了工会和其他经济机构导致的市场准入规范的真实后果,由此建立起一个永久的福利阶级。[48]

福利国家基本上是而且仍将会是控制人民的一种政治策略。它的目的不是为他们生产更大的福利,而是把他们当做政治选民来操纵。它是古老的“主子”和“门客”关系的一个新版本。它操纵的不仅仅是人口中较为贫困的成分,而是每一个人。

政治科学家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Tufte)在《经济的政治管控》(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中展示了转移支付(主要是中产阶级之间的转移支付)是如何根据大选日程的节奏而被系统地操纵的。这种操纵的方式增强了“竞选-经济周期”的现象,即与竞选同步的繁荣与萧条,其原因在于政府会在大选之前利用转移支付最大化其可利用的收入,统治政党的选民支持往往因此增加。

竞选-经济周期在全球滋生了一个跌跌撞撞、时断时续的经济。政府摆弄转移支付,粉饰大选年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薪资税。政府偏向于采用效益立竿见影,隐性成本来日方长的政策——为短视的选民提供短视的政策。特殊利益诱使拉帮结派的政治家向多数人征收小笔成本,以此为少数人获取巨大效益。这导致经济不稳定和无效率。[49]

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这种主子和门客的体系,最终撞上了某样根本上无法操纵的东西:算术。

政府需支付项目主要包括国家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国家项目,其总额已经达到了无法持续的水平。雅典街头的情况就是明证:“反政府”的暴动人群几乎完全是政府雇员;他们向另一批政府雇员(即警察)投掷汽油弹。这种情况在美国也能看到。近两任美国政府举债之巨是先前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他们举债不仅用于为他们的全球军事力量和干预提供资金。为布什总统“医疗处方药,改善与现代化法案”和奥巴马总统“患者保护和可负担医疗法案”(也被称为“奥巴马医改”)未能兑现的项目买单甚至动用了比这还要多的钱。仅仅布什总统的愚蠢做法就为预算失衡增加了17到18万亿美元。[50]奥巴马总统的这件蠢事需要用到多少钱较难计算,因为它具体实行还有不确定性。但基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精算局的计算与方法,保守估计,它在75年的时程上大约会再度增加17万亿美元的债务。[51]2008年,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直截了当地讲述了美国政府“医疗保险的数学”:

该计划有三个部分:医疗保险A部分,覆盖住院费用;医疗保险B,覆盖就医部分;还有医疗保险D,29个月前刚刚实施的药物补贴。医疗保险A待付款项的无限贴现现值是34.4万亿美元。医疗保险B需要额外的34万亿美元。医疗保险D不足的资金还有17.2万亿美元。总额?如果你今天要付清所有三个项目的钱,你会被85.6万亿美元的账单套牢。这比社会保险的账单的6倍还多,比整个美国经济每年产出的6倍还多。[52]

这些义务将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富支付它们而被取消。通货膨胀也许会是抵消它们的办法,这意味着负担会不均等地落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身上,而且会以全球经济扭曲和资源错配为代价;或者政府直接不支付这些钱,取消这些义务;或者可以改变规则,让很多群体或者范畴失去接受政府承诺的补助的资格。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官方债务已经处于极高的水平,但如果我们将未兑现义务(即还未有财政收入来支付的未来提供补助的承诺)的总和计入预算失衡的话,官方承认的债务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债务将无法偿付,承诺也将无法兑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越发需要思考替代福利国家的其他选择。

福利国家之前……与之后

政治家喜欢指出他们推行一项政策后的成效。“看哪!”他们跟我们说:“自从我们推行工伤法以来,工伤的数量下降了!”把实行新法律后出现的任何改善都归功于自己。要检验他们的说法,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看一下这项法律通过之前的趋势。如果它在法律实施前就有下降趋势,甚至以更为陡峭的角度下降,那新法带来了其后的改进一说,可信度便大打折扣了。[53]趋势线分析是检验政策是否改善境况的好方法。在政策实施前情况是怎么样的?也许改进是由于另外的因素。

福利国家的辩护者想要我们相信,在福利国家之前,穷人是没有救助的,没有医疗,没有教育,没有养老,“没有福利”。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福利国家只不过是接管了自愿组织建立好的制度和安排,进而以此为自己邀功。

就福利制度而言,在其被福利国家所取代之前,自愿制度曾体现出显著的活力,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从灾祸时期的医疗需求,到运势不济时的出手相助。这种“友好组织”(friendly society)在尚未被福利国家冲垮前,便提供了这种“互助”,历史学家也已将它们精彩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些组织提供了社会团结互助、灾祸保险、道德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服务。一切都以自愿为基础。以英国为例,根据历史学家西蒙・科尔德里(Simon Cordery)所说,

这些集体自助组织为工人提供了互助保障,以及常规的、以仪式为基础的串联机会。1914年,在英国的自愿组织中,它们占据了最大一部分,成员达到六百万人——等于所有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54]

友好组织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也有所叙述。它们当年拥有的成员,远远多于人们大书特书的工会。它们受到的支持远远大于在许多国家夺取权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它们提供社会服务,维护工人尊严的体系也远为优越。[55]

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帝国运用暴力强制德国工人支付“保险”,而更为自由主义的英国遵循自愿主义原则。历史学家E・P・亨诺克(E. P. Hennock)观察到,

在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指定类别的人群需强制缴纳保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登记总长(Chief Registrar)监控各种自愿团体的行动的尝试较不成功。不过在1870年代,英国社会文化条件下的自愿保险,比地方上选择性强制的普鲁士有更广的覆盖面。到了1890年代初,强制保险已经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推行,而英国的自愿体系至少仍然与德国同样全面地覆盖了英国社会。但一旦全民强制保险生效的时间足够长,政治家对其运作有了政治信心,它的扩张便开始加速,产生的结果也远远超过任何自愿手段所能实现的程度。官僚管理的强制保险,其优势在于它的过程可以渐进地向人口中的其他部门推广,只要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56]

任何所谓的覆盖面变大的速率加快,当它意味着用官僚管制替换工人的自我管理从而取消或大幅度减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其价值到底有多大?

此外,就如亨诺克在另一处冰冷地指出的,德意志帝国的体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种不可持续的“现收现付”的基础上。亨诺克提到被称为“职业协会”(Berufsgenossenschaften)的强制合作体系。工人被分配到这样的协会当中,需要向它们支付自己的保险。亨诺克注意到,俾斯麦“发现完全覆盖的职业协会不需要积累资本储备来支付未来的债务。与常规的国家制度一样,它们可以根据现收现付的原则运作,通过提高其成员在后一年必要的贡献来满足每一年所需支付的款项。由于债务只会逐渐积累,这样的安排减少了最初几年的成本,而且使计划中的补偿水平最终能够实现。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问题会在未来堆积起来,但它至少在目前可以让政府不必考虑给出补贴。”[57]

换言之,政治家发现他们可以把皮球一路踢下去,因为他们无需与有选择自由、了解价格和其他有关未来支付和债务的当前指数的人打交道。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通过“现收现付”的体系,将问题推给了未来几代人,用短期主义、机会主义取代了负责任的对未来的打算。它大大减弱了自愿组织这一德国社会此前的支柱,而输出到英国和其他国家后也带来了同样的后果。福利国家之前并非一无所有。福利国家之前有更好的体系,但它被国家给扼杀了。

教育也是类似的情况。自愿提供的教育服务在被国家挤出之前就已经在传授文化,而且已经开始再度逆转趋势。教育史学家E. G. 韦斯特(E. G. West)观察到,“1833年政府最初介入教育时扮演的是发放补贴者的角色,其时它就好像是跳上了一匹已然在奔跑的马。”[58]教育学者詹姆士・图利(James Tooley)则已反复证明,虽然各国目前都声称为学生提供普遍的教育,但所谓“免费义务教育”往往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在国家“免费义务教育”这一解决办法失败的地方,即便是对于最最穷困的人,自愿提供的教育也在运转。这一点图利在他的研究和著作《美丽的树:考察世界最贫困的人在如何教育自己的一部私人日志》中已有论述。[59]

提供社会服务、医疗服务和教育的这些公民社会的自愿制度,福利国家在有些情形选择刻意扼杀,有些时候则是让它们显得多余。工人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组建的自愿组织,是各种国家主义政党和事业的一个重要阻碍。“我们大多数人强烈而且坚定地相信自愿原则,反对国家强制”,一位作者在1909年一期《秘密会员杂志》如是定调道。[60]德国和英国的友好组织被扼杀的原因正是它们培育了大众的独立性而不是集体主义。在美国,由于国家坚持旨在创造政治选民和依赖性的政策,公民社会的自愿组织因之萎缩。各地的人民都变得习惯于期望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思考他们如何能够和平地与他人共事,改善自己的境遇。

我们能够拆除福利国家,避免其崩溃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如果希腊还不算一个足够大的警示的话,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应当引起我们注意,我们需要解决福利国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我们能够避开灾难,我们能够用更公正、更公平、更有效、更有助于穷困之中挣扎的人们的制度来替代福利国家。

从国家引发的这种依赖转向自由和独立,从持续贫困转向向上流动,从拉拢选票转向积极的公民权,实现平和、有序转型是今日正在成年的新一代的人物。他们的上一代辜负了他们。他们应当系统地、建设性地参与到公众辩论和政策形成当中,表达他们正当的愤怒,因为他们的长辈以为将皮球一路踢下去问题就会消失,因为他们的浪费、不负责任和鲁莽行事。我们已经踢到了路的尽头,这一代人不能再继续踢下去了。福利国家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福利国家之后

福利国家正陷于危机。以它的名义所做的承诺混合着黄粱美梦和弥天大谎。它起于一种权力机制;它取代、挤出并摧毁了各种自愿的、参与性的制度;它将社会弱化、原子化,减低了个人责任;它用依赖和主从关系取代独立性和权利。它攫取了公民对于自身福利的责任,将他们变成自己的门客、附庸、臣民和乞求者。

将过程与结果混为一谈是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福利国家的鼓吹者宣称他们追求崇高的结果,但对于实现这些结果的过程却很少或者没有关注。即便是某些公开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他们曾经致力于拆除权力和镇压的体系,但也开始相信通过立法可以取得有益的结果。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将他当时正在兴起的福利国家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称为“新托利主义”(即新保守主义),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保守的、等级制的社会控制手段来实现他们所认为的自由主义目标。

公共的善的增益在早年是各种自由主义措施最为显著的共同特征(当时是通过放宽限制而取得这种增益的)。但近来自由主义追求公共善,不是通过放宽限制而间接地取得,却将之作为要直接取得的目的。为了直接取得它,他们采用的方法与他们最初采用的在本质上截然相反。[61]

于是,“社会自由主义”从真正的自由主义,即通常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分化出来。改革的关注点从原则、规则和制度移开,转而去尝试通过使用强制力量直接取得结果。结果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有选择的可能。通常,我们选择的是手段(包括规则和过程),而不是后果,希望那些手段会带来我们所欲求的结果。[62]当政策制定者忘记了手段的重要性——就人类合作而言,激励很重要,而且没有什么魔法棒向世界一挥就能直接实现各种结果。由此我们能够毫无疑问地断定,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政策之后,必然有许多糟糕的、预料之外的后果。斗转星移,福利国家那些预料之外的后果已经摆得明明白白,而且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结束这场魔法秀、掀开幕布、拆穿巫师的真面目正当此时。变魔法的巫师只不过是政客和官僚——他们也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类。

那些相信道德价值、尊严和人类权利的人应当采取古典自由主义者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立场:

为免却我们各种麻烦,他们[权威的所有者]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除了服从和纳税!他们会这样对我们说:你们努力的目的、劳动的动机、所有希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不就是幸福吗?这样吧,把这幸福留给我们,我们会把它送给你们的。不,先生们,我们决不能将幸福留给他们。不论这样一种温柔的承诺有多么动人,让我们要求政府不要越过自己的界限。让它仅限于维护公道。我们应当自行担起让自己幸福的责任。[63]

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正走向失败。为福利国家之后做准备更待何时?如果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执意用更多的国家干预来解决先前国家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将进一步滑向群带政治,民粹维权主义,将吞下更多难以兑现的承诺的苦果。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自由、更多选择、更负责任的行为,更多地关注如何避免让未来的纳税人担起重负为今日的选民提供津贴这种毫无公平可言的做法。强制不能替代自由;它也不会带来安全、幸福、繁荣或和平。

为福利国家之后的自由、责任与繁荣做准备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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