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悲剧

Tom G. Palmer, “The Tragedy of Welfare State,” in After the Welfare State,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2)

熊小二 译

6597172021238127719

多数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完全集中在那些支持者们的意图之上,或仅提供对当前收入转移计划的单纯描述。本文借鉴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经济学来研究福利国家——一个动态和不断发展的系统,一个已经创造出激励制度去耗尽自身的“公地悲剧”。

福利国家和渔场有相似之处。如果没有人拥有湖里的鱼并对其负责,而一个人可以得到他从湖里捕捞起的所有鱼,那么人人都会试着去尽力捕鱼。每人都会认为,“如果我不去捕鱼,别人会去。”我们中的每个人可能都知道,现在大量捕鱼意味着将来湖中的鱼会被捕光,但只要别人还能捕我不去捕的鱼,我们之中就没有人会有激励去限制自己的捕捞,并让鱼群恢复自身数量。[1]鱼群被捕的速度超过它们繁殖的速度;水域中的鱼被捕尽,最终每个人都要吞下苦果。

环境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称其为“公地悲剧”。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大量环境危机——枯竭的海洋渔业、大气和水污染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的根源。但它并不仅限于环境问题。福利国家的运行也像一个公地,随着你阅读本文,悲剧一点点展现。在现代福利国家,每个人都有像不负责任的渔夫们捕光鱼群那样行动的激励,但我们所掠夺的资源是对方。每个人都寻求从自己的邻居们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的邻居们也在试图从他那里尽力攫取。福利国家把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所说的“相互掠夺”制度化了。[2]

因为我们可以掠夺对方,人们会想,“要是我没得到那份政府补助,别人就会得到”,于是每个人都有把资源使用殆尽的激励。他们为领取政府拨款辩护,理由是他们“只是在拿回他们所缴的税”,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走比所缴的多得多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攫取的激励。这个悲剧还有一个在枯竭的渔业这个案例中没有体现出来的维度:因为我们在相互掠夺,我们不仅要花功夫去掠夺我们的邻居,我们还得花功夫去避免被同一群邻居掠夺,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比案例中的情况更糟。我们不仅掠夺他人,我们还越来越多地以超过任何可承受的水平在被人掠夺。结果是山穷水尽。这也正是我们正在与福利国家一起面对的:

•政府已经向如此多的选民许诺了如此多的利益,全都以彼此为代价,这些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但获利者里没人情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本可以这样做以换取更低的税负,但我们甚至没有得到那样的选择。政府可以借钱并把征税推后,也就是推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届时他们将许诺更多,通过更多的借贷来提供经费。

•养老金领取者要求增加国家养老金的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这些养老金的经费提供是建立在“现收现付”(“Pay-As-You-Go”,PAYGO)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从当前的工人那里收的税会支付给当前的领取人。税收超过支出的任何结余都只是“被投资”到政府债券,也就是,未来税收支付的承诺。这就是所有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本质:“放置在一个不起眼的政府文件柜抽屉底部”[3]的一张大大的“欠条(IOU)”。实际上“信托基金”并不存在。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被迫支付他们祖父母的退休金,以及他们父母的退休金,并且——如果他们还有钱剩下——他们还得养活自己。国家养老金计划的结构和经典的“金字塔骗局”是一模一样的,它也被称为“庞氏骗局”或“连锁信(Chain Letters)”,它需要支付人的基数无限增加;当它停止增长,金字塔就会崩塌。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或者借钱来推迟这一在劫难逃的事,但只能是推迟,并且随着每次推迟,情况都会变得更糟。你现在可以听到倒塌的轰鸣声了。

•农民要求给他的庄稼补贴,这以汽车工人所纳的税为代价;汽车公司和汽车工人要求针对更实惠的进口车的“保护”,以及对破产公司的救助。贸易限制对农民来说提高了车辆的价格,而对汽车公司的救助提高了农民缴纳的税。为了农民的利益,汽车工人被掠夺,而农民被掠夺也是因为汽车工人的利益。相互掠夺的循环周而复始,大多数的“赢家”在一个周期完成后变成输家。(当然,一些专门从事操纵政治制度并和安・兰德所说的“靠关系的贵族(aristocracy of pull)”[4]打交道的人,赢得的东西远多于失去的东西。有政治关系的华尔街公司如高盛,巨型农业企业如阿丹米,及其他一些公司便从靠关系的贵族那里获利丰厚。)

•我们被税务制度装进了医疗“保险”制度的箱子(在美国,私人保险的支付被与工资绑定,同时工资税为“医疗保险”提供资金,而在欧洲,它们被和税绑在一起,某些情况下是和私营保险商绑定);这种“第三方承担经费”影响了我们可用的选择。因为这种预付费的“保险”通常提供日常护理,至于灾难性的事件(如车祸导致的伤害、确诊为癌症、或是得病),我们只能在接受救治前征求保险商的同意,不论私营还是国有都是如此。尽管被称为保险,“健康保险”常常都不是真的“保险”;它是预付费的医疗护理,这产生了使消费者滥用的激励,也在各保险公司和政府之中产生激励去监控消费者,以决定我们是否有资格获得偿付。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行使我们作为其他重要商品的消费者所能行使的同样的选择,于是我们被迫像请求者,而不是顾客那样行动,而医疗服务则越来越由管理者配给,而不是由顾客购买。

给特定可识别群体的利益是集中的,而成本被分摊到人数众多的纳税人和消费者头上,这给了受益人攫取更多好处的激励,而被掠夺的人则没什么动力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得到好处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但不会停下来考虑对其他人来说这个好处的成本;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成本变得巨大。穷人最受折磨,因为点滴之利在他们看来都像是一种恩惠,同时,正是福利国家使他们的贫困永久化;而恃强凌弱的隐性转移支付,如保护主义、特许经营和其他对劳动市场自由的限制,以及其他所有的特权和优待又让他们的贫困更为深重。而这些特权和优待都是强大、受过教育、表达流利又大权在握的人为他们自己所设立的,牺牲的是弱小、未受过教育、沉默、无权无势的人。

移民被系统性地妖魔化成“为了得到我们的福利利益才来”。福利国家的臣民通过排挤想要成为移民的人,并把他们丑化成蝗虫和抢劫者[5]来保护“自己的福利利益”,而不是欢迎大家到来并创造财富。与此同时,政治精英们大肆表明,他们正在通过从纳税人那里收取的金钱帮助国外的穷人,为寄生的国际“援助业”提供资金,倾销大量由福利国家政策(通过保障农产品最低价来补贴农民)产生的农业剩余品,并把战利品转交给独裁政府:简而言之,通过福利国家的国际化。这整个过程是一场灾难,它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责任,因为政治领导人们知道,必须解决好外国施主们的问题,而非当地公民和纳税人们的问题。这对军阀割据和内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已摧毁了当地的生产制度[6]。

当公民在一套庞大的相互掠夺(和抵御掠夺)体制里和其他公民和移民争斗的同时,官僚们扩大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并创造和培育了支持他们的政治选民。

但相互掠夺并不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唯一显著特征。它已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是一个愚蠢政策的意外结果,这些政策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政客所采纳,但他们不用承担自己政策的后果。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两起危机正在肆虐全球。

金融危机与福利国家

金融危机形成于有同情心的动机和不良的激励措施的交汇处。这些激励措施是由愚蠢的政策造成的,它们全都能追溯到一个哲学,即控制我们的行为、把彼得的东西拿去给保罗、以及篡夺对我们生命的责任都是政府的目的。[7]当前危机的种子在1994年被种下,那时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宏伟的计划,要把美国的住房拥有率从人口的64%提高到70%,该计划将通过“国家住房拥有伙伴关系”实施,这是一种联邦政府和银行、房屋建筑商、金融家、房产经纪人以及其他特殊利益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正如格雷琴・摩根森(Gretchen Morgenson)和约书亚・罗斯纳(Joshua Rosner)在《鲁莽的危害:过大的野心、贪婪与腐败如何导致经济的末日决战》一书中证明的,“这种伙伴关系将通过‘使拥有住房更易承担、扩大创新融资、简化家庭购买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改变设计的传统方法和修建更便宜的房子以及其他手段’来实现其目标。”[8]这种对福利国家的扩展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听起来合情合理。为什么仅仅因为没有存够首付,或不具备良好的信用记录,亦或是没有工作,人们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为什么不通过“创新融资”让住房拥有“更容易承担”? 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这样的政府机构,和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这样的“受政府资助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GSE)”,都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引导租户们成为房屋拥有者。这些措施包括降低首付比率,大幅降低各银行的贷款标准,通过购买和“证券化”更多的抵押贷款来增加进入房市的货币数量,和许多其他方法。这是一次两党对社会工程的共同努力。布什政府的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了零首付的按揭贷款担保。正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Alphonso Jackson)在2004年豪言的,“以零首付提供联邦住房管理局抵押贷款将为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尤其是少数族裔,打开拥有房屋的大门。”他补充到,“我们不期望给纳税人造成任何花费。”[9]

美国政府在蓄意和系统性地破坏传统的银行标准,并鼓励——事实上是要求——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最终结果为好的风险会产生个人利益,而最终结果为坏的风险会落到纳税人头上,因为“面对这些新的宽松要求的银行家,可能把任何有风险的贷款转嫁给受政府资助企业,这些企业负责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房屋抵押贷款。”[10]私人化的利润和社会化的亏损是福利国家主义与群带政治(cronyism)相结合的特征。

随着越来越多的钱涌入房市,房价不断上涨。这像一个派对。每人都感到更加富有,因为他们的房产价格飙升。人们拿出“可调利率抵押贷款(adjustable rate mortgages,ARMs)”来购买比他们过去买得起的更大的房屋,因为他们预计能在利率再次上升之前卖掉它们。信贷很宽松,美国人拿出二次抵押来为假期和游艇买单。在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下,越来越多的房屋被修建出来。其结果是规模庞大的房地产泡沫。人们买房并将其“抛”给下一个买家。与此同时,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把实际上高风险的贷款一律评为低风险,包括政府债务(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11]德国银行购买了希腊政府的债务,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银行购买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人们相信它们是由美国政府担保的。

美国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让拥有住房变得更易于承担,扩大了“创新融资”,并破坏了合理的银行习惯,这些政策被与全球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傲慢相结合,监管者们无疑知道风险的实际大小——而市场参与者们拿自己的资产冒风险却被蒙在鼓里。结果是,全球金融体系被高风险贷款、坏账和有毒资产所败坏,并且造成灾难性后果。抵押贷款违约率随着利率上升,此外,各机构都被鼓励购买“低风险”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结果它们并不那么低风险。储蓄被消灭了,房主们发现自己无力支付抵押贷款,各个金融机构倒地并起火,经济产出下降。数目众多的激励扭曲是罪魁祸首,对住房和金融市场的整个干预体系造成了这些扭曲,但离开“使住房更易于承担”和“创新融资”的美国福利国家政策,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列车失事是一个又一个糟糕政策叠加的结果;它是一起由福利国家引发的列车失事[12]。

欧债危机与福利国家

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在疯狂地为一个巨大的房产泡沫打气的同时,在退休金、医疗护理和其他一些福利国家项目上开支剧增,使得全球各国政府陷入了债务危机。许多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政府债务的大幅增长之上,而这种增长也确实已经令人咋舌。与此同时,当与累积如山的无准备金负债——已经对公民们做出、而他们也依赖的承诺——相比之时,这都还算小数目,因为根本没有相应的融资。如果一家私营公司就其义务大小误导了公众和它的负责人,就像政府在系统性地做的那样,该公司的头头们会因欺诈而锒铛入狱。各国政府都在设法从健全的会计实践中豁免自己,并且蓄意而系统性地就他们转嫁到未来纳税人肩上的债务误导公众。政府发现在今天许诺未来付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未来到来的速度可是非常之快。[12]

经济学家贾戈迪许・戈卡勒(Jagadeesh Gokhale)和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在2006年(相当保守地)预计了美国政府到2012年联邦总预算的失衡情况,结果为80万亿美元左右。该预算失衡被定义为“政府根据现行法律在所有支出类别——津贴、国防、道路及其他——的预算和预计在各个收入账目的所有税收之间差额的当前估值。”[13]那还是在2006年;戈卡勒目前正在更新数据,他预计数字将会更高。正如戈卡勒所写,“增加可能的医疗保险成本的上升与新医保法有关,这个数字也许过于乐观,但要到我的项目接近完成时我们才会知道。对欧洲来说,我估计有53.1万亿欧元的总体失衡,和2010年一样。也就是说,27个欧盟国家12.2万亿欧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434%。这也是一次低估,因为我们的预测仅做到2050年(不像在美国,预测会一直延续下去)。”[14]

这意味着,那些承诺无法被兑现,也不会被兑现。即使只为目前承诺的一小部分买单,税负也将会上升到天文数字的水平。政府很可能不仅会拖欠公认的债务(债权人持有的债券),还会否认对公民承诺的养老金、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就其财政,他们已经欺骗他们的公民很多年。当承诺因为它们无法被兑现而破灭之时,就像我们看到希腊正在我们眼前所展现的那样,他们就精心编制各种谎言。否认他们的承诺的方法之一是开动印钞机,用成堆的纸币伴着每张钞票上增加的越来越多的零来支付他们的承诺,也就是说,承诺兑现而货币将会大幅贬值。(作为一种应对债务的手段,通货膨胀是尤其有害的,因为它扭曲了行为,并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和那些无法从中保护自己的人身上。)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可能正在一些国家逐步瓦解,而在另一些国家中迅速崩溃,但它们最终都会破灭,并且,一如既往地,重担将绝大部分落在那些缺乏政治关系和老练来避免承担后果的人身上。

许多人通过援引他们的意图来愤怒地对这些事实做出回应,忽视了这些后果。他们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大家;我们并非在有意地旨在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使住房更易于承担,并降低银行标准,来摧毁世界金融体系,我们也没有打算让自己的国家破产!”正如哲学家丹尼尔・夏皮罗(Daniel Shapiro)相当贴切地指出,“制度不能由它们的目标来充分体现。”[15]世界上最好的目标,如果通过错误的制度与不良的激励相结合,可以产生可怕的后果。[16]福利国家拥护者们的意图是与其政策的结果无关的。[17]正如普遍实行的那样,大多数“政治哲学”是关于比较一个直觉和另一个直觉的对与错。坦率地说,这对建构能运转、可持续、并且正义的制度这项任务不是非常有帮助。为此,我们需要的远不止简单的意图比较;我们需要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不是脱离实践的单一道德理论。

未来受到威胁,但并没有失去

当今的福利国家要直接为影响全世界的两大经济危机负责: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转为负增长、并消灭掉数万亿美元资产估值,而债务危机已经震撼了欧洲并威胁到某些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货币和金融系统。当通过错误的激励和制度来实施的时侯,即使是最好的意图都可以产生可怕的后果。

然而,这个故事不全是悲观和沮丧。我们可以从福利国家和它那压倒性的债务、羞辱性的官僚机构及相互掠夺之下脱身。这绝不会容易实现,它意味着迸发出勇气,站出来面对特殊利益团体和老于世故的政客。不过,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那些已经在街头表现出反对“削减预算”(通常只是削减支出增加的速率)的示威者所表现的是对算术的反对。你不能一直在负数之上加负数来得到正的总和;总数不对。我们需要代表理性、代表财政责任、代表削减国家力量、代表解放和授权人们决定自己的未来而在街头示威。我们需要驳回国家的权力,使其仅限于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不要试图去照顾我们。对于国家的能力,我们需要头脑清晰的决策。我们需要福利国家的终结。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