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道德危害

Mises Daily: Monday, March 28, 2011 by Jesus Huerta de Soto

虐尔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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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推荐菲利普·巴格斯先生的著作,我感到非常荣幸。他是我的同僚[1],也是我最杰出,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本书的问世十分及时:它展示了建立在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t)之上的欧洲货币系统,是如何造成了欧元区的灾难的。

当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欧洲银行系统信贷扩张之直接结果。在本世纪的头几年,欧元区边缘的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进行了尤其严重的信贷扩张。信贷扩张和通胀预期与风险溢价(risk premium)的下落大幅压低了利率。通货膨胀预期的回落,可归因于市场对新成立的欧洲央行(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范本)的信任。边缘国家的风险溢价也遭到低估,因为市场还预期欧洲经济强国将会在紧急情况下救市。种种因素合力,造就了一场虚假的繁荣。虚假繁荣吹起了资产价格泡沫,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即是一例。欧洲央行将大部分新发行的货币注入了欧洲的边缘国家,为过度消费和不良投资提供了资金。这种过度投资和消费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与此同时,信贷扩张也为福利制度的维持和扩张提供了资金,为这种难以为继的制度续命。

任何依靠信贷扩张而非真实储蓄支撑的虚假繁荣,最终都会被一系列微观经济效应逆转。2007年,这种经济效应开始在欧洲显露端倪:原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在通胀压力下,央行缓和了其信贷扩张的力度,利率应声上扬。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带动了消费品价格的上升。由于缺乏真实储蓄的支撑,许多投资项目缺乏资金,后继乏力。建筑业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在繁荣时期,房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直接或间接地积压在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楼市泡沫破灭导致的大量坏账使金融业承担了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后达到顶峰,并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全面恐慌。

不幸的是,政府的危机反应,不是让市场力量自然地运作,而是对必要的调整过程进行干预。这种人为的干预,不仅阻止了经济快速彻底的复苏,还制造了在2010年春天席卷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在危机中,政府敞开钱包,试图扶持扩张过度,濒临崩溃的行业。政府通过补贴新车购买来扶持汽车制造业,通过投资公共工程来扶持建筑业,以及手握建筑公司坏账的银行业。政府还通过担保债务,国有化银行,购买金融机构资产与股权等方式直接扶持金融业。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管制,失业率迅速攀升,使得政府在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上的进账大减,在失业救济上的开支则大大增加。银行业、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在繁荣时期为政府提供的大量企业所得税,在危机中也不复存在了。在财政收入缩水、开支增加的情况下,政府的赤字和债务剧增。简而言之,缺乏真实储蓄支撑的虚假繁荣会导致金融危机,而政府的干预主义应对措施则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

西班牙的例子就是典型。该国的汽车制造业、建筑业和银行业在信贷扩张时期过度膨胀,又在危机到来时获得了西班牙政府的慷慨补贴。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致使官方失业率飙升至20%。西班牙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吓坏了市场投资者和西班牙的欧盟成员国伙伴;后者最终迫使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小规模的紧缩政策,以维持其获得贷款的能力。

在迫使赤字政府削减开支这一点上,欧洲的单一货币体现了其“优越性”。没有欧元,西班牙政府很可能会通过货币贬值——也就是印钞——来降低财政赤字,正如她在1993年所做的那样[2]。这种措施将意味着价格结构的剧烈动荡:进口商品的价格将会飙升,导致西班牙人民的财富大幅缩水。不仅如此,货币贬值将允许西班牙政府维持目前的开支水平,从而逃避一切结构性改革。在现实中,由于欧元的存在,不论是西班牙还是其它陷入麻烦的政府,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或者印钞来偿还债务。在来自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德国等会员国的压力下,赤字政府将被迫采取紧缩措施,进行结构性改革。因此,巴格斯在本书末预计的欧元的第二种未来更可能成为现实:欧元区各国将改革《稳定与增长公约》,然后严格执行它。假如这一预言成真,欧元区成员国将不得不维持并强化现有的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满足《公约》的要求。在保守国家(例如德国)的压力下,整个欧元区都将走上削减开支这条应付危机的老路。

与欧元区政府的对策相反,美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萧条应对策略。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政府必须在危机中扩大开支,以弥补“总需求”的下滑。因此,美国采用了赤字财政和极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跳跃式”(jumpstart)启动经济。由此看来,欧元的积极影响之一,也许就是把欧元区推上了紧缩的道路。事实上,我在之前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单一货币是欧洲走出的正确一步:它锁定了欧洲各国货币间的汇率,从而终结了货币民族主义和政府操纵的浮动汇率制度带来的混乱。这在经济危机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在菲利普·巴格斯尚未成为我的同僚,还只是我课堂上的学生时,他便挑战了我对欧元相对积极的看法,并正确指出了货币竞争制度的好处。他所著的这本《欧元的悲剧》,可被视作他对欧元的反对意见的集中阐释。从理论上讲,单一货币的确消除了欧洲的货币民族主义;问题是,统一后的货币又能有多么稳定呢?巴格斯从两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也构成了本书的两个主要成就与贡献:其一,巴格斯对欧元的成因作出了历史性分析;其二,他对欧洲货币体系的运作机制进行了理论性分析。两种分析,角度不同,结论则殊途同归。

巴格斯的历史性分析,着重考察欧元和欧洲央行的缘起。他揭示了各国政府、政客和银行家的利益所在,其分析手法,类似于罗斯巴德[3]在《反对美联储》中揭露美联储缘起的方式。实际上,本书甚至可以改名叫《反对欧洲央行》。通过考查欧元创设过程背后的政治利益、政治动力学和政治环境,我们可以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欧元的建立是如何将欧洲货币制度导向了歧途的。欧元设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彻底甩开货币竞争制度以及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稳健货币政策带来的种种限制。欧元注定会成为泛欧洲的通胀性法定货币。另一方面,巴格斯的理论性分析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欧元体系的通胀目的与欧元区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揭露了欧元系统的自我毁灭倾向:欧元系统促成了欧元区各国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并鼓励各国政府利用欧洲央行为其赤字提供资金。巴格斯认为,我在分析部分准备金制度[4](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时应用的“公地悲剧”概念同样适用于欧元系统的分析。欧元的悲剧,正是由于欧洲各国政府滥用欧元这块“公地”而导致的。

我很高兴本书能在米塞斯研究院的努力下与公众见面。我认为,大众对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运作的理解,将决定欧洲和乃至世界的未来。本书将对读者理解欧元的历史和欧元区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大有裨益。但愿《欧元的悲剧》能为建设更好的欧洲和世界货币体系贡献一臂之力。

[1]译者注:德索托教授与本书作者同在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任教。

[2]译者注:1993年西班牙曾经历短暂的经济危机。

[3]译者注: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美国经济学家,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者。

[4]译者注:部分准备金制度是相对于全额准备金制度而言的。它是指商业银行留下一部份准备金,把其余的资金全部贷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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