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5年08月

《人,经济与国家》学习指南:第一章 人的行动的基本原理

Murphy, Robert P. Study Guide to Man, Economy, and State. Auburn: Ludvig von Mises Institute , 2006.

蒋建军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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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摘要

行动学(praxeology)是对人的行动(human action)的科学研究,这里的行动是指有目的的行为(purposeful behavior)。当一个人使用手段(means)去实现他主观认为有价值的目的时,他就是在行动。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或者说是故意的;人为了某个原因而行动。因此,并非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行动学意义上的行动:纯粹的反射和无意识的肢体动作(例如,接触了催泪瓦斯就咳嗽)都不算行动。行动学始于一个不可否认的公理(axiom):人是存在的、行动的;然后逻辑演绎出这一事实的含意。这些演绎出来的命题是先验的(a priori),无需象物理学家检验提出的自然“法则”那样去检验它们。只要一个行动学的表达是正确得出的,它就必然和起初的公理包含一样多的真理。

一切行动都涉及交换或选择:行动者试图通过选择,来达到比另一种选择的情况下更满意的状态。行动的好处是心理收入,其成本就是行动者的次佳选择的价值。每个行动者可以把各种可能的目的按照其价值在价值表上排序。这个排序是按序数排的,只能显示哪一个目的是最佳的、次佳的,等等。一个目的比另一个目的好8%的说法没有意义,因为幸福是没有基数单位的。

只有当一个人对不同目的有了价值判断,并且也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手段去实现它时,他才会去行动。(比起下雨,一个人或许更喜欢阳光,但要是他认为自己无力改变天气的话,仅有这一偏好不足以使他付诸行动)。

只有个人可以行动,因为只有个人会评值(valuation)并做出选择。因此,“人民选出了总统”或者“德国攻击了法国”的说法只是在打比方。当然,个人可能会因为政见或因为将军的特定命令而做出某种行动,但是总是个人在行动。

一切行动都在时间中发生。对任何一个行动,我们都可以将时间定义成: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三个时间段。所有行动都是面向未来的,旨在创造对行动者来说更令人满意的未来。每个个人都拥有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也就是说他们宁愿较早而不是较晚得到特定满足。

个人在边际上做决定。一个人不是在“钻石”和“水”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一定量的钻石和一定量的水之间做选择。

一切行动都涉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如果未来是完全已知和确定了的,就不存在行动的余地了)。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涉及通过预测未来情况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因此蕴含在每个行动之中。

本章提纲

1. 行动的概念
研究人的特殊之处在于行动,即有目的的行为。(一块正在下坠的石头并不是在“行动”,因为它并没有“想要”靠近地面。)但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必须赋予他的研究对象(即行动着的人)以主观目的。行动是必然存在的;如果一种生物不能有意识地行动,它就不是人类。
行动学是对行动的科学研究。它始于这一明显事实:因为人类存在,所以行动存在。(如果某物并非在有目的地行动,而是观察者可以把动机归因于某物,那么它们就不能被归类成人类。)行动学包括了从行动公理中逻辑演绎出的所有命题。经济学是行动学发展最完善的分支。(注:有些经济命题需要行动公理之外的补充假设)

2. 行动概念的首要推论
只有个人才能行动。当人们说:“这帮人去了公园,”或者“德国攻打了法国,”这只是一种简略的说法。他们的意思是一些特定的个人做出了这些行动。这只是一个方法论上的事情;并不(像许多批评家错误地断言的那样)是指经济学家否认社会集体的存在,也不是指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总是在“原子式地”行动。当然,一个人在身处一伙暴民之中时可能会有不同的行动。尽管如此,这种“暴民行为”仍然是指组成这伙“暴民”的每个个人行为的总和。化学家认为所有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否认分子的存在。

只有当一个人希望达到某个特定状态,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其实现时,他才会去行动。例如,一个人可能会在一个阴天想看到阳光,但仅有这一愿望不会导致任何行动,因为这个人不知道如何改变天气。

人使用手段去(试图)达到其目的。当一个人为了一个目的而使用某种特定手段,他就不能同时使用它去实现某些其他的可能目的了;因此我们说手段是稀缺的。相反,如果某些物品或条件应有尽有,使得人不需要对其处置做出选择,那么它就不再是手段,而是环境的一般条件。(例如,空气无疑是行动所必需的,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把空气当成实现目的的手段。)

一切行动都在时间中发生。对任何一个给定行动,我们都可以将其分成: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三个时间段。时间是稀缺的。未来自身是不确定的,因此,行动着的人必须预测未来的环境和各种可能行动的结果,以此来发挥企业家精神。

行动着的人必须把各种可能的目的按照其喜好程度排序。因为手段是稀缺的,行动着的人必须首先将手段用于排序最高的目的上;换言之,行动着的人必须节省(economize)手段。尽管人总是将其手段用于其排序最高的目的,但出于不确定性,他可能犯错。

3. 进一步的推论:手段
用以满足需求的手段叫做财货。那些直接满足需求的财货叫做消费者财货或者一阶财货。那些间接满足需求的商品叫做生产者财货或者生产要素或者高阶财货(这些术语是可以互换的,这取决于上下文)。如果一个火腿三明治是消费者财货,那么面包、家庭主妇(做三明治)的劳动和未切片的火腿都是一阶生产者财货。而生产这些财货的财货(比如店员销售面包的劳动)则是二阶生产者财货,依此类推。

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土地这一技术术语在这里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土地,而是指一切自然资源,例如铜矿。)除了这些要素之外,我们还有资本财货,它们本身是人类(用劳动、土地,或许还有其他资本财货)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请注意,一切资本财货追根溯源都来自于这两种原始要素:土地和劳动。

4. 更进一步的推论:时间
从行动开始到目的实现所消耗的时间叫做生产期。生产期包括工作时间和成熟时间。需要指出的是,生产期不包括制造过程所需资本财货所消耗的时间。尽管经济学家必须区分原始要素和生产出来的要素,行动着的人却是不关心过去的;他将劳动、土地和现有(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资本财货的供给作为制定其计划的前提。

所有人都更喜欢较早而非较晚实现一个给定的目的。这是时间偏好的普遍事实。对这一法则的明显反例都是对商品本质的混淆所产生的。例如,如果一个在冬天的人喜欢“未来的冰”超过“现在的冰”,这并不证明时间偏好法则是错误的,因为夏天的冰和冬天的冰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财货。

5. 更多的推论
A.目的与价值
所有的行动目的都是为了用一个不那么满意的境况换取一个更为满意的境况。我们可以说,个人按照幸福、效用、满足、知足等来对行动的结果进行排序。不管用什么名字,这些术语都只是形式上的,并不意味着享乐主义或者粗糙的边沁功利主义。

价值的排序总是序数而非基数的。幸福或效用是没有单位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个人更喜欢A胜于B;但我们不能说他喜欢A“三倍于B”。

B.边际效用法则
每一单位财货的价值都是被单独地评估的。人们不是在“枪”与“黄油”两类之间选择,而是在一单位大炮和一单位黄油之间选择。财货的总供给或库存是指对行动者来说同样有用的或者说可以替换的财货的数量。

随着一个行动者获得越来越多的财货,他会把它们用于满足越来越不迫切的目的(也就是说,其价值表上排序更低的目的)。因此一种财货的边际效用随着其供给量的增加而减少,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法则。

6. 生产要素:回报律
生产者财货的单位也是在边际上进行评估的。赋予给一单位生产者财货的价值等于因失去这一单位生产者财货而减少的消费者财货的价值(这是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

生产某特定消费者财货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叫做补足生产要素(complementary factors of production)。回报律是指当补足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话,对可变要素而言总是存在着一个最优量。

7. 生产要素:可转变性与评值
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即它们能生产的消费者财货的种类)程度是不同的。劳动完全是非专用的,因为它可以用于任何消费者财货的生产。要素的专用性程度越低,在条件或计划改变时它的可转变性就越高。

8. 生产要素:劳动Vs闲暇
在整本书中,我们都假设人类认为劳动是辛苦的,换言之,个人把闲暇视为消费者财货。

9. 资本的形成
资本财货只能通过储蓄(即在现在消费得比其手段允许的量少)的行动产生。我们可以想象鲁宾逊·克鲁索在孤岛上只能徒手摘莓果吃。如果鲁宾逊不是将他的部分劳动力用于直接消费(比如摘莓果),而是投资于创造资本财货(比如一根棍子),那么他就可以增加其未来的莓果消费。这是一种“迂回”(roundabout)的摘莓果方法;通常这种方法比更短期、更直接的方法物质生产力更大。只要增加的产出胜于延长的等待时间(出于时间偏好这是一种缺点),行动者就会选择更长期、更“迂回”的方法。

重要贡献

 米塞斯的行动学构想是奥地利学派独有的特定。其他(考虑过自己的方法论的)思想学派信奉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或者制度主义,而只有奥地利学派强调经济法则先验、演绎的本质。

 生产结构的概念也是奥地利学派独有的特点。通过将财货分成一阶、二阶、三阶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来不会忽视生产需要时间这一事实。对财货分阶的做法始于门格尔,庞巴维克则充分论述了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主流经济学家如J.B. 克拉克(J.B.Clark)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贬低了生产时间在现代经济中的角色。他们认为,如果生产过程完全“同步”,使得最高阶的投入和最低阶的产出相一致,那么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就不会出现明显的时间滞后。(当然,这只在静态之中才正确。)

 尽管在早期经济学论著中经常使用“鲁宾逊·克鲁索”的场景,但是这种方法被批评为“不现实”。奥地利学派坚持强调研究与世隔绝之人的重要性,以此来发现有助于研究社会中的人的先验真理。

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哲学立场是有惟妙的区别的。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说人行动是为了解除“不适之感”。而罗斯巴德则只说了人行动是为了达到一个让人更为满意的状态(即罗斯巴德的立场没有那么“悲观”)。

技术问题

1. 我们必须区分边际产品和边际产品的价值。罗斯巴德正确地写道:“一个单位的生产要素被赋予的价值就等于它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或者是它的边际生产力”(第127页)。在正式经济学中,你可能会经常看到,例如,劳动的边际产品被定义为生产函数对劳动的导数,也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多雇一单位的劳动而增加的物质产品。但是这种定义是一种物质上的定义,而非基于价值的定义。劳动的价值是赋予这一物质产出增量的价值。

2. 严格来说,将资本财货定义为“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是不准确的。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里,把财货划分为资本财货和原始财货的目的是,在均匀轮转经济里,只有原始要素才能获得净租金。资本财货只能获得毛利润;其租金支付完全和(为了利息)建造它们所用的要素的支付相符。因此,对资本财货更好的定义是可再用于生产的生产要素,以区别于不可再用于生产的原始要素。(参见罗斯巴德为弗兰克·A. 费特(Frank A. Fetter)的《资本、利息与租金》(Capital, Interest, and Rent)一书所写的序言。)

3. 尽管罗斯巴德关于火腿三明治的讨论(第105-106页)对理解生产阶段的概念很有帮助,但财货的分类最终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计划。就一种特定财货应该位于什么阶数(一阶,二阶,三阶,等),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这一分类决定于相关个人所设想的手段-目的框架。

思考题

1. 如果一个婴儿一出生就啼哭,这是行动学意义上的行动吗?如果几个月后,这个婴儿知道啼哭可以得到妈妈的痛爱呢?(第99-100页)

2. 十九世纪的医生用水蛭来帮助病人,这是人的行动吗?(第104页)

3. 假设有一个人坐在大城市的人行道旁弹吉他,而他的唯一目的是享受宜人的音乐。他的吉他应该如何分类?如果路人给他小费,于是他把吉他当成赚钱的手段呢?(第105-106页)

4. 假设在6月4日,一个男孩可以选择在当天看烟火秀,也可以选择在正好一个月后 看。而他选择了未来的烟火秀,其选择是否违背了时间偏好法则?(第111页)

5. 假设有人说:“在汉堡包和牛排之间,我更喜欢牛排;在汉堡包和热狗之间,我更喜欢汉堡包。但是我喜欢牛排甚于汉堡包的程度绝对高于我喜欢汉堡包甚于热狗的程度。”你认为罗斯巴德会对这种说法有何评论?(第114页)

6. 一个化学家称量了两瓶水,第一瓶含8.002盎司的水,第二瓶重含8.001盎司的水。他的结论是这两瓶水绝对是两种不同的物体。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两瓶水?(第118页)

7. 资本提高生产力的两种方法是什么?(第139页)

8. 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定义是什么?(第139和143页)

9. 如果资本财货可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为什么人们不去创造尽量多的资本财货?(第139-140页)

10. 假设一个农夫通常省下10%的粮食作为种子。他的儿子说:“这太傻了!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粮食卖掉,赚钱越多越好。)这一政策会导致什么?(第145页)

[1]编者注:罗斯巴德的这一立场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改变的,在一次修改中罗斯巴德认识到,米塞斯的说法“有悖于人的自然状况,即进行生产活动时正是人最快乐的状态”。参见穆雷·N. 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董子云、李松、杨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21页。
[2]译者注: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美国人的习惯是在这一天放烟花。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四):20世纪20年代的米塞斯:政府的经济顾问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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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战争服役中回来,米塞斯就在1918年恢复了自己在大学里的无偿教学工作,以及经济学讨论班。米塞斯写道,他只能在商会继续工作,因为付薪的大学教职是对他关闭的。尽管实际上“我【并不】渴望在政府部门的职位”,尽管他已有教学工作并在闲暇时间致力于创造性学术工作,米塞斯还是全情投入、能量满满并快速处理,作为经济学官员完成了许多任务。[21]战后,除了在商会的职位,米塞斯还被聘为战后临时政府处理战前债务办公室的领导。年轻的F. A. 哈耶克虽然参加过米塞斯在大学的课,首次结识米塞斯时却是作为他在债务办公室的下属。哈耶克写道,“在那里我才基本上认识他,他极为高效执行,就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那种人,因为他在两个小时里就完成了一天的日常工作,桌子上总是干干净净,有时间谈任何事。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据我所知受过最好的教育并且最为学术渊博的人……”[22]

许多年后,米塞斯及其特有的魅力和文雅的智慧,让我联系起他被奥地利政府任命为其与匈牙利布尔什维库恩·贝拉(Bela Kun)政府战后短期贸易谈判代表时的故事。库恩政府的代表是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左翼经济史学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米塞斯眼里闪烁着光芒,告诉我,“波兰尼和我都知道,库恩政府将在短期内垮台,所以,我们都设法拖延‘谈判’,这样波兰尼就可以在维也纳继续舒服地呆着。我们在维也纳有许多令人愉快的散步,直到库恩政府走向其必然的归宿。”[23]

匈牙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和混乱后果中暂时走向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在一片失败的混乱中,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激发和诱惑,追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例子。德国的一些部分走向了布尔什维克一段时间,而德国也仅仅是因为转向了曾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右派,才得以幸免于难。在缩减后的新生小国奥地利,情况也是同样的危险,它仍然备受协约国1918-19年悲惨的冬天里食品封锁的煎熬。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主导着政府,而才华横溢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尔是他们的领袖。奥地利的命运大大取决于奥托·鲍尔。

鲍尔是一个富有的波西米亚北部制造商的儿子,他的高中老师使他转而追随了马克思主义,并毫不气馁、热情满满地将其一生致力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他决心永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做(将来还会继续做)的那样,为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背叛该事业。鲍尔参加了庞巴维克伟大的讨论班,决定运用他即将学到的知识,就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著名破坏,写作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反驳。在讨论班的过程中,鲍尔和米塞斯成了亲密的朋友。鲍尔最终放弃了尝试,实际上向米塞斯承认了劳动价值论确实站不住脚。

现在,鲍尔计划把奥地利带入布尔什维克阵营,米塞斯作为政府的经济顾问——并且首先是一位祖国的公民和自由的拥护者——与鲍尔及其同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妻子海伦·贡普洛维茨(Helene Gumplowicz)促膝长谈了一夜又一夜。米塞斯指出,奥地利的食品已经严重匮乏,一个维也纳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不可避免地被协约国切断其食品供应,在随后的饥荒中,这样的政权维持不了几周。最后,米塞斯勉强说服了鲍尔接受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并做了他们曾经发誓永远不会做的事情:向右转,并背叛布尔什维克事业。

从那时起,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鲍尔唾骂为叛徒,鲍尔则把怒火转向了他们认为应该为行动负责的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鲍尔试图撤除米塞斯在大学的职务,并且,从那时起,他们再没有和对方说过话。有趣的是,米塞斯认为是他自己一手阻止了布尔什维克掌权;无论是保守党派、天主教会,还是商人或经理团体都没有帮助他的反对工作。米塞斯痛苦地回忆道:

每个人都如此坚信布尔什维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保证自己在新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天主教会及其追随者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已经准备好迎接布尔什维主义——这些大主教和主教在二十年后以同样的热情欢迎了纳粹主义。银行董事和大实业家们则希望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下的“经理”身份,过上优越的生活。[24]

如果说米塞斯在阻止奥地利的布尔什维主义上大获成功的话,他作为政府经济顾问的第二个伟大的任务——打击战后的银行信贷通胀,就仅仅是部分成功了。有了他在货币和银行上的伟大洞察力和专业知识,米塞斯在反对历史潮流并阻止现代通货膨胀和廉价货币风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这充分助长了这种迫切要求——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装备。

反对廉价货币和通货膨胀,并要求平衡预算和停止一切银行券增发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个任务中得到了他的朋友威廉·罗森伯格(Wilhelm Rosenberg)的帮助,他是卡尔·门格尔以前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财务专家。因为米塞斯和罗森伯格,奥地利没有走向在1923年肆虐德国的灾难性恶性通货膨胀。然而,米塞斯和罗森伯格仅仅是成功减缓和推迟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没有消灭它。由于他们的英勇努力,奥地利克朗在1922年稳定在14400纸克朗兑换1金克朗,虽然贬值严重,但尚未失控。然而,米塞斯写道,他们的“胜利来得太晚了。”通胀的破坏性后果延续,资本被通货膨胀和福利国家计划消耗,而银行终于在1931年崩溃——米塞斯的努力把它推迟十年。

为了继续自己不可动摇的反通胀战役,米塞斯和罗森伯格开始寻求政治盟友,并设法确保基督教社会党,特别是其领袖伊格纳兹·塞佩尔(Ignaz Seipel)神父的勉强支持。在塞佩尔在1922年同意稳定克朗之前,米塞斯和罗森伯格警告他,对通货膨胀的每次阻碍,结果都是“稳定衰退”(stabilization recession),而他必须准备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发生时,接受公众的抱怨。不幸的是,基督教社会党把它的金融事务交到了戈特弗里德·孔瓦尔德(Gottfried Kunwald)律师手上,他是一个喜欢舞弊的政客,会掩护亲近的政客和商人得到有特权的政府合同。虽然孔瓦尔德私底下认为米塞斯是对的,并且在稳定后延续通胀政策已经开始导致灾难,他却坚持米塞斯作为政府经济学家需要对现实情况保持沉默,以免银行的情况吓到公众或国外市场。而且,特别是这样孔瓦尔德就不会失去他在采购许可和政府合同上对其客户的影响力。米塞斯的确处于一个压抑的局面之中。在1926年,米塞斯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四年后,为了调查奥地利的经济困难,米塞斯成为了富有名望的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米塞斯为研究所准备了一份给委员会的报告,显然,银行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奥地利正在灾难性地消耗资本。银行当然反对委员会或研究所发布该报告,从而危及自己本已摇摇欲坠的地位。在他对科学真理的热爱和努力尽可能长久地巩固现有体系的任务之间,米塞斯左右为难;所以,作为妥协,他同意委员会和研究所都不发布该报告,而这份会造成损害的报告将以研究所总监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个人的名义出现。

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也难怪威廉·罗森伯格会在绝望的形势中被逼死;米塞斯却在勇敢地战斗,而奥地利银行在1931年终于不可避免地灭亡时,他几乎是得到了一种解脱。[25]

米塞斯的话完全适用于他反对通胀的战斗,也适用于它们本来表达的他反对纳粹最终占领奥地利的漫长而失败的斗争:

十六年来,我在商会艰苦奋战,赢得的却只是推迟了灾难的降临。其实我始终明白自己已无力回天,但我还是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我并不后悔自己尝试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别无选择。我奋力作战,只因我必须如此。[26]

米塞斯经常因顽固和不妥协而被人指责。在其回忆录的一个感人段落里,米塞斯回顾了他担任政府顾问的生涯,却自责于相反的错误——妥协太多:

有时,人们责备我在陈述自己观点时过于直率和顽固,他们对我说,如果我更愿意妥协的话,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我只在如实呈现自己看到的情况时,才会充满力量。今天,当我回顾自己在商会的工作,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愿意妥协,而不是我的顽固。只要我可以挽救其他更重要的事,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我总是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有时我甚至会做一些智识上的妥协,签署一些并不代表自己立场的报告。这是保证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报告获得商会代表大会接受或者民众批准的唯一可行方式。[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