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5年06月

卖淫(二)

John Meadowcroft, “Prostitution”, Prohibitions.(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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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禁令:支持与反对

推动卖淫禁令的主要论据,都是“伤害原则”的种种变体。在简介里我们提到过这个集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59 [1985])最有名地阐述了伤害原则,这个原则指出,只有用于防止伤害他人时,对个人自由的法律限制才是正当的。在所有文明社会里,这个原则都是刑法的重要基础(尽管其权威性可能来自不同地方),并且在法律的适当范围内进行辩论,往往会涉及到对一个行为是否会危害到其他人的判断(Feinberg,1984)。因此,卖淫禁令的倡导者试图证明它会造成伤害。

我们可以识别出这种说法的两种主要变体。首先,卖淫会伤害妓女,通常是因为我们认为卖淫必然会涉及到对女性卖淫者的剥削。其次,有人认为,存在卖淫这事对社会构成了伤害,或者所强加了外部性给不直接从事卖淫的其他人。

对卖淫者的伤害
或许最长盛不衰的反卖淫观点就是,卖淫必然会伤害那些出售性服务的人。这种说法的核心是,没有人会自己选择卖淫之路,因此,卖淫必然会涉及剥削和胁迫,至少是出于绝望。这种说法最常用于女性卖淫者,据说她们在所谓的当代父权社会里被剥夺权利和边缘化。

女性卖淫必然涉及对女性的剥削这种观点,对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她们认为女性卖淫者是被剥夺了替代职业选择的女性,这主要是贫困导致的;“卖淫是一种基于缺少活路的选择……女性都需要些什么来避免卖淫呢?她们需要一份生活工资。具体而言,她们的需求清单包括住房、就业培训和包括药物滥用治疗的医疗保险。”(Farley,2005:2;另见Pateman,1988:第7章)。

对卖淫的这种描写,不仅适用于站街卖淫者,或者被卖去卖淫的女性,据说还适用于以卖淫为生的所有女性:“其他人就事件发生在广场酒店还是更粗鄙的地方所做出的区分,并非要紧的区分……环境并不能削弱或者改变卖淫的本质”(Dworkin, 1997: 140−41)。

卖淫天然会剥削妇女这种看法,常常弥漫着主张剥削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里与生俱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女性卖淫是一种更原始的剥削形式,被认为在资本主义中极为普遍。因此,罗博特姆认为(1972:65):“正如卖淫者为了金钱提供出爱情的替代品,工人为了糊口奉上了自己的劳动和人生。”。

佩特曼(1988)认为,卖淫是“家长制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他也说了在卖淫里对女性的剥削和在资本主义中对男性劳动力的剥削有质的区别;男性只是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给自己的雇主,身体和自我之间的整体关系则意味着,当一名妇女开始卖淫,“她因此实实在在地卖掉了她自己”(同上:207)。

因此,卖淫的物理侵入性据说便意味着,它是一种不同于其他“脏活”的“脏活”,它并不只是各种资本主义剥削中的一种:“血汗工厂是恶毒的,但它们并不会年复一年地每天侵入你身体的任何一个孔穴。”(Farley,2005:4)。然后,卖淫的关键特征据说是,它侵犯了妇女对自己的身体的自我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卖淫被认为构成了伤害。

这种认为卖淫必然涉及对妇女的剥削,所以全部女性卖淫者都是受害者的观点,在塑造公众对卖淫的看法和形成公共政策上一直影响力巨大。从瑞典在1999年的禁令立法上就能看出这一点,该立法认为“卖淫……是男性对女性和儿童施加暴力的一个方面”,因而它被“正式承认为一种剥削妇女和儿童的形式”(Ministry of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Communications, 2004: 1)。

然而,经验证据并不支持卖淫反对者所推动的说法:只有出于绝望或胁迫,别无选择的女性(和男性)才会从事性工作。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妓女来自社会经济谱系的各个位置。例如,对女性陪护的研究发现,她们中一些人是大学毕业生,在谋取其他职位的同时,也挣着这相对丰厚和快速的钱。这些女性确实有其他的就业机会,并不是因为只有这一种脱贫选择才开始卖淫(Diana, 1985;Perkins和Bennett, 1985;Satz, 1995)。事实上,一份美国最全面的卖淫研究发现,女性卖淫者的三分之一来自高收入人群(Diana, 1985:45)。

此外,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卖淫者被剥夺权利并缺乏选择,因而必须听命于客户的任何要求,经验证据却与他们所说的截然相反(例如:Dworkin,1997:140;Farley,2005:3):就他们会做什么或是不会做什么,以及特殊服务应该付多少钱,卖淫者经常与客户进行拖沓的讨价还价(Diana,1985;Pheterson,1996)。因此,佩特森(1996:39)描述道,“在实践中,性活动(比如收费)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妓女提出一份报价,或者客人提出一种要求;她是必须同意最终条款的那个人。”事实上,很多性工作者都获得了高收入,这构成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们并非无能为力,因为必须有强大的议价能力,才能争取到如此丰厚的报酬。

那么,卖淫便是当产生的收益大于引起的成本时,人们愿意从事的许多种活动中的一种。在任何社会里,只要人们不是靠上天的恩赐养活而是必须努力维持生计,他们都必然要从事涉及到个人成本——假设他们喜欢休闲多于工作——的活动。韦特海默(1995:215)曾形容道,“几乎所有的就业合同里都有消极成分,实际上,在几乎所有毋庸置疑会有益的交易里都有”,但是,“我们并不说工人被就业伤害……我们假设,工人从就业那里得到的好处大于成本。”

因此,通过表明一个人迫于自己的经济情况,会做出他们原本不会做(或者涉及个人成本)的行动,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受到剥削或胁迫,或者其行动是出于绝望。相反,这表明其他更理想的替代选项需要他人的配合,比如,有人愿意在他们享受闲暇的同时用工作来养活他们,而这样的配合已经被合理地拒绝了。埃里克森(1980: 346)曾指出,“要说出来卖显然有其经济原因……完全可以接受,只要我们也准备对‘律师业’说同样的话”。如果卖淫者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开始卖淫,这不过是让卖淫和任何其他职业一样,无论是法律、医学还是擦窗。

此外,如果单个男性和女性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伴侣,那么,如果他们希望如此的话,这种权利必然包括为了金钱回报而选择从事性行为。因此,法利(2005:1)的声明“女性有不当卖淫者的权利”在逻辑上必然暗示着,女性(和男性)有当卖淫者的权利。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随之就必须有一个外部机构有权决定女性(和男性)可以和谁发生性行为,这种立场似乎与自我所有权、个人自由或权利赋予的任何概念都不相容。

女人不能选择从事商业性关系,而男人则可以在不被剥削或胁迫的情况下做出这种选择,这种观点似乎在表明,离开了政府的保护,女性没有能力参与性领域。女人不是二等公民这一点,肯定意味着得接受她们能够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即使这意味着从事卖淫活动。

事实上,佩特森(1996: 37 −8)认为,自动把从事卖淫的女性归于受害者一类的做法,是“传统女性社会化”的产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阻碍女性谈性和收钱”,并因此是“对女性规范化施加性依赖和财务依赖”的一部分。对佩特森来说,只有认为女性能够在和男性一样的基础上选择从事卖淫,她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性别平等。因此,延续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并非卖淫,而是这一信念:女性不能自由选择出售性服务,所以女性卖淫者必然是受害者。

卖淫(一)

John Meadowcroft, “Prostitution”, Prohibitions.(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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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卖淫指为了报酬而提供性服务。[2]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卖淫,这种做法却已经在世界各大洲以及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存在了几千年,并因此被人称作“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卖淫者及其客户可以是男性或女性,但大众和学者的注意力大多都集中在男客户对女性卖淫者的雇用之上。这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在大多数商业性关系里都是女性向男性卖淫,但是,显然也会存在男同和女同的同性卖淫,以及男性向女性卖淫的情况。( Diana, 1985; Perkins和Bennett, 1985; Ringdal,2004)。因此,埃里克森(1980:349)曾评论,“卖淫并不构成两性之间的对立,其一大特征是有相当一部分卖淫者都是男性,且有一小部分客户是女性。”尽管它很流行,卖淫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是非法的,并且,在它名义上合法的地方,发生卖淫所需的许多活动也是非法的。

本章将主张,禁止卖淫和政府为打压性服务市场所进行的其他尝试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构成了糟糕的公共政策。首先,这种干预侵犯了个人与自己所选的伙伴自由发生性关系的基本权利;国家禁止成年男女自由选择自己的性伙伴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其次,他们把成本强加给卖淫者、他们的客户和整个社会,而这个成本的合理性并不是好处所带来的。

序言之后,本章将罗列出已经在当代社会发展出来的不同卖淫市场,以及三种管辖卖淫的标准法律制度。然后,本章将陈述促进卖淫禁令的主要论点(它们都是‘伤害原则’的变体),并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拒绝这些论点。接下来,本章将提出一种管理卖淫的最佳法律制度。

卖淫:市场与法律制度

要判断是否应该禁止卖淫,首先必须要了解卖淫涉及什么,和存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不同卖淫市场。

卖淫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产业。其规模的数据肯定是估计的,但莫法特(2005:193)的保守估计认为,全球的卖淫收入是每年200亿美元。就英国来说,格拉斯哥市议会2003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在该市,每年在女性对男性卖淫上的花费是600万英镑。[3]

卖淫市场

卖淫指的是在一系列不同背景下发生的范围广泛的活动。戴安娜(1985: 3)曾写道:“卖淫阶层及其组织相当多样,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复杂得多。分类也在彼此的基础上互相重叠。”然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基本的卖淫市场。[4]

站街卖淫是最明显的卖淫形式,这里的卖淫者在公共街道上公开招揽顾客,并在公共场所提供服务。在北美和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有一个发生站街卖淫的“红灯区”。虽然这些地方往往远离居民区,卖淫仍然有可能对公众构成造成骚扰,因为交易会在大街上公然发生,不参与卖淫的人也可能受到邀请,并且,参与秘密活动的流动人口有可能导致犯罪(或对犯罪的恐惧)增加。在站街卖淫中,卖淫者(及其客户)很容易受到抢劫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攻击。事实上,据计算在美国主动站街的女性卖淫者的谋杀率是十万分之459,这意味着站街卖淫者被谋杀的几率是年龄和种族相近的其他女性的18倍(Potterat等,2004)。站街卖淫可能会涉及第三方,他们通常为卖淫者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卖淫对手所描绘的恐怖故事总是会让卖淫者忧心忡忡,他们中不乏极为脆弱和受伤的人;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站街卖淫者可能都吸食硬毒品,他们赚的钱几乎只够维持其毒品供应。虽然站街卖淫是形式最明显的卖淫,它却只代表整个卖淫市场的一小部分;据估计,站街卖淫者仅占女性卖淫者的20%和男性卖淫者的5%,随着互联网和廉价手机的出现,促进了其他卖淫市场的增长,比例还可能进一步下降。(Cameron,1999)。

第二种卖淫市场是妓院,有时它们也被委婉地称之为“桑拿房”或“按摩院”。在这里,一些卖淫者在专门用于该目的的场所里工作,往往是倒班或轮班制。妓院通常会雇用一个接待员,或者说“女仆”。大妓院可能还会采用保安和/或监控设备。在发达国家,许多妓院现在在互联网上做广告,列出提供服务和收取费用的细节。尽管一家生意兴隆的妓院可能会打扰到邻居,它却不会像站街卖淫那样创造出公共危害。在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德国、荷兰和美国的内华达州,为了确保使用避孕套和税务合规,妓院是合法并受到政府监管的。(Diana, 1985; Fleiss和Labi, 2003; Perkins 和Bennett, 1985; Ringdal,2004)。

第三种卖淫市场是陪护或“应召女”服务。陪护是独立的卖淫者,他们在自己家、客人家或者酒店房间里满足客户,尽管许多陪护把客户筛选和推广外包给了陪护中介。陪护服务所造成的公共危害是最小的;一个人的邻居、朋友甚至是伴侣都可能会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从事陪护的工作。在许多发达国家,陪护(以及在更小程度上的妓院卖淫者)市场已经高度发达,由顾客们创建出来以便分享对不同陪护和中介“评级”信息的网站显示了这一点。(Diana, 1985;Fleiss和Labi, 2003;Perkins和Bennett, 1985;Ringdal, 2004)。[5]

莫法特和彼得斯(2004)已经表明,在英国,在妓院工作和作为陪护工作的女性卖淫者,通常赚取的工资是体力劳动者工资的三倍和非体力劳动者工资的两倍。他俩计算出,伦敦妓院里的工作者或者陪护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英镑每年[6],且这份收入通常不用交税,也不需要赚取一份这样的薪水通常会要求的正规学历或者工作经验。

管辖卖淫的法律制度

卖淫往往由三种法律制度中的一种来管辖。首先,在一些地方卖淫和随之而来的一切活动都合法,包括“拉皮条”——第三方管理卖淫。卖淫在一些国家(包括奥地利、新加坡和瑞士)的法律现状是这样。

第二种制度最常见,在澳大利亚、德国、荷兰、匈牙利、英国和美国的内华达州,卖淫和绝大部分促进卖淫的行动是被允许的,但一些(尽管并不总是全部)第三方行动是非法的。这样的制度想要尽量减少卖淫的盛行,并保护卖淫者不受掠夺性的“皮条客”或“老鸨”的剥削。

在第三种制度里,卖淫和与卖淫有关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这是在整个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以及瑞典的法律情况。在一些国家,比如伊朗和索马里,卖淫会被判处死刑。瑞典在1999年通过《禁止销售性服务法案》引入的法律制度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规定购买卖淫者的服务有罪,所以是客户而非卖淫者在犯罪。

即使在名义上合法,也可能存在一些阻碍卖淫成为正常职业的法律障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卖淫者雇用第三方来提供安保和其他服务是非法的。此外,还存在着强大的民意团体,它们为了禁止卖淫而从事政治游说。在瑞典成功取缔卖淫的运动之后,挪威也正在进行一场类似的运动,并且据报道,2007年9月英国政府的部长们也考虑推进类似的提案。[7]本章现在将考虑推动卖淫禁令的主要论据。

[1] 我想感谢阿德里安·布劳(Adrian Blau)和一位匿名审稿人对本章较早版本的评论。遵循常用警告。

[2] 然而,可能会出现定义困难,因为在一些婚姻和其他涉及“购买亲密”的关系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约定。(Edlund和Korn,2002;Zelizer,2005)。Edlund和Korn(2002)尝试过通过从购买者观点出发把卖淫定义为“购买非繁殖性的性服务”来克服这个问题。这一定义并未彻底解决困难,但它或许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一个可行的卖淫定义了。

[3] BBC News website, ‘menspend £6.6m on sex in Glasgow’, http://news.bbc.co.uk/1/hi/scotland/glasgow_and_west/5007898.stm.

[4] 在美国,存在着集中在卡车站提供性服务的第四种卖淫市场(例子请参见Diana, 1985)。

[5] 一系列学术文章(比如Moffatt和Peters,2004)指出,在英国,陪护点评网站已经成为了解卖淫的重要信息源。

[6] Satz(1995)引用了一个(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的比较数据,纽约陪护的年收入是3万-10万美元。据说,为前“好莱坞老鸨”Heidi Fleiss工作的陪护,每晚能通过为她的专有客户提供性服务,获得这个数的四到五倍。

[7] ‘Men who buy sexcould face prosecution’, Guardian, 10September 2007, p. 1.

罗斯巴德教授与利息理论(一)

Roger W. Garrison, “Professor Rothbard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in The Pure Time-Preference Theory of Interest, Jeffrey M. Herbener, ed. (Auburn: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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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理论透视

我们越来越依据个体经济学家所选的专业领域(比如规制,或金融理论,或货币理论)来对他们进行分类。经济学家则因为一些专门的洞见或者假说而为人所知,这些洞见或者假说把他们的分析与别人的区别开来——寻租行为、有效市场假说,或者所谓的理性预期。他们的知名度和专业地位直接与经济学家对方法的专注程度,以及他们愿意把分析推演到何种程度成正比。

掌握这些专门的洞见对经济学研究者来说并不困难——除非它们的阐述者固执己见,暴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含意,导致对真理的根本内涵的质疑。困难在于理解所有这些分散的洞见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经济见解。比如,理性预期和政治商业周期就难以调和。研究者们很快便发现,讨巧的解决之道是选定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专注于一个想法,而把其他的留给别人。尽管提高专业化程度的代价,是牺牲对经济学更广泛考虑的理解和鉴识。

罗斯巴德教授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更有价值、但要求更高的选择——一种连贯而全面地研究人、经济与国家的方法。他的经济学论文为看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综合见解,这个见解无视专家们为自己所在的子学科人为划定的界限。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著作进一步提高了综合的水平。他把自由的经济学和自由的伦理学结合在一起,共同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孕育于自由之中的国家的历史。虽然经济学、伦理学和历史学在学术界是不同的学科,但罗斯巴德教授认为它们是在一个单一学科之中的不同透视。通过把自己的想法重新包装为自由意志主义研究,他提供了一个连贯而全面的世界观。

因此,要充分理解罗斯巴德教授的成就,就需要我们认识到其贡献的广度。然而,为了细致考虑奥地利学派利息理论和罗斯巴德教授对它的处理,我多少有些心有不甘地缩小了关注的焦点。这就好比我们试图通过关注一块特定的石头,去欣赏一个技艺精湛的石匠的杰作。但至少,我们已经挑选了一块有趣并能说明问题的石头:告诉我你的利息理论,我能猜出你其余的经济学是哪一派。利息只是利润的另一种说法?那你是李嘉图主义者。收区利息就是剥削劳工?那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利率完全取决于资本增长率?那你是奈特主义者。利息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你是凯恩斯主义者。

罗斯巴德教授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我们开始区分罗斯巴德主义者和费雪主义者,争议就出现了。是像欧文·费雪说的那样,由市场参与者的时间偏好和资本的生产力各自共同决定利率?还是时间偏好(对未来的系统性折现)独自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利息的报酬。

罗斯巴德教授采纳了后一种观点,这应当归功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借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措辞,我们可以说,利息时时处处都是一种时间偏好现象,正如通货膨胀时时处处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罗斯巴德捍卫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并把该理论用作自己经济学论文的基石,这启发了本文的其余部分。

要素的生产力

那些从罗斯巴德教授那里学到自己的利息理论的人,已经学会了对在分配股份或者要素归属的文献中使用(大量使用)“生产力”一词持怀疑态度。我们以某种组合的形式运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来生产产品。认为要素具有“生产力”的观点,和我们对“要素是什么以及它们能做什么”的理解密不可分。但是,在此意义之上使用这个术语,并没有特别暗示独立要素的价值或者利息现象。

在使用的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单位额外的某种生产要素的量,会使产量增加。每种要素都在边际上具有生产力。这种以价值的形式衡量的边际生产力,对要素的价格(一亩地、一小时劳动或一单位资本品的服务的价格)有着重要的含意。通过定价机制,产品的价值,以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一致的方式,被归属回单个要素。然而,归属的过程和与利率相关的一些问题之间,并没有简单或直接的关系。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用更大的篇幅来讨论要素价格和利率之间的关系。

一种生产要素能够让产出的价值超过生产要素加在一起的价值吗?如果这种要素存在,它就会具有一种非比寻常的生产力。这种要素会产生剩余价值。如果对所谓剩余价值来源的探究仅限于考虑单个生产要素的本质,可能的答案将为数不多。然而,一份对持不同立场者的调查颇能说明问题。我们无需深挖经济思想史,也能发现四种观点,它们合在一起,便可穷尽各种可能性。

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认为,只有土地能产生剩余。土壤内在的生产力使得一定量的玉米——作为种子和劳动者的食物——增产为更多的玉米。土地的自然繁殖力概念是重农主义思想的根源。

卡尔·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离开劳动,我们无法生产出任何东西。因此,这一要素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来源。从其他要素那里得到的收入,代表的不是这些要素的生产力,而是对劳动的剥削。

弗兰克·奈特认为,只有一种生产要素,而它应该是资本。他没有从要素产生剩余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产生流量的存量角度出发进行论证。资本由各种有着存量维度(土地、机器、人力资本)的投入构成;相应的流量是年产出扣除维护成本。净产出是资本生产力的结果。净产出除以资本存量就是利率。

约瑟夫·熊彼特追随里昂·瓦尔拉斯,否认存在任何需要解释的剩余。在长期一般均衡下,归属到几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额必然完全耗尽经济体产出的价值。熊彼特坚持认为,从长期来看,利率必须是零;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正利率,则被理解为一个非均衡的现象。

我们可以在这里稍作停顿,做一个期中考试:哪些生产要素真正具有生产力?(a)土地;(b)劳动;(c)资本;(d)以上都不是。魁奈、马克思、奈特和熊彼特会分别选择(a)、(b)、(c)和(d)项。罗斯巴德教授会拒绝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充分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时间模式,以及时间偏好对其相对值的影响,在此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进而是这种生产力的来源问题——都将不复存在。

类比、时间偏好与驴桥定理

在多数情况下,被当作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分析建构都是窃取论点(question-begging) 的类比。硬饼干不易腐败;羊会繁殖;仙人掌会生长。这些事物的增长率(硬饼干是零)在维度上和利率类似。利率是基于对产出减投入的价值和投入的价值的比较。人们容易认为隐含的价值增长类似于羊或仙人掌的物理增长率。但是这个类比成立吗?如果不成立,那么一个全羊群经济的经济学或者一株仙人掌的经济学将会导致一场利率和增长率的无望混淆。

我们可以澄清这种有助于掩盖时间偏好现象的类比。据门格尔定律(Menger’s Law),目的的价值可以被归属回使这些目的成为可能的手段。但如果目的(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出)存在于未来,其现在价值将在市场参与者的意识中进行折现。市场中对产品的一般偏好,是喜欢较早的产出胜过较迟的产出,这和(或者说应该和)喜欢较多的产出胜过较少的产品是同一种情况。市场参与者会对未来进行折现。一个特定个体会在何种程度上进行折现取决于他自己的时间偏好,而这又取决于他的具体情况。

在市场中,我们按照相应的(未来)目的折现后的价值,对现在存在的手段在进行估值。因为这个折现,现在存在的生产要素的总价值,要低于这些要素可能产生的未来产出的价值。宣称在使用投入和出现产出之间存在着价值“增长”具有误导性。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这一价值差异,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剩余”。

(正)时间偏好(希望更早达到目标而不是更迟达到的普遍偏好)的存在,对被称为利息的市场现象的出现来说,既是充分的也是必要的。如果市场参与者的特征是普遍不关心自己的目的何时实现,不关心产出在时间上的远近,那么手段、投入的价值就会反映它们对产品生产贡献的完整、未折现的价值。价值差异、利息回报将不复存在。如果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进行折现,那么现在投入的价值,将系统性地小于未来产出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差异就是利息。

这些命题对所有生产过程都成立。投入可能在某些文字、生物学意义上增长为产出,或者投入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先进或技术落后的生产过程的形式转换成产出。事实上,通过对措辞的适当修改,建立(正)时间偏好是生产经济中出现利息的充要条件这一命题,也可以被应用到纯交换经济中去:承诺在未来交付的财货会在折现后交换现在可用的财货。

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利息现象的坚实理解,还为无论哪种变量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一个驴桥定理,或者说决定性考验。一种特定投入,或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具有生产力,甚至特别具有生产力。然而,这种生产力和利息现象之间,不存在简单关系。罗斯巴德教授孜孜不倦地提出关键问题:为什么该要素生产的能力没有完全在其市场价格中体现出来呢?

当然,答案是折现是时间偏好存在的直接暗示。帮助生产的生产要素的产出存在于未来。那么,要素本身的市场价值会做相应折现。某特定要素具有很高生产力的论点,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其价格很高,但它没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更高。也就是说,生产力没有,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价格未能用尽未经折现的产品生产的贡献。

[1] Reprinted by Man, Economy, and Liberty, Walter Block and Llewellyn H. Rockwell, ed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88). The references that Professor Garrison appended to the original article are contained in the bibliography at the end of the book.

[2]译者注:驴桥定理(Pons asinorum)是欧几里得几何中的一个定理,它是《几何原本》中出现的较困难命题,是数学能力的一个门槛,也称之为“笨蛋的难关”引申为对能力或了解程度的关键测试,可以将了解和不了解的人区分开来。

[3] 译者注:窃取论点(question-begging)又名乞求论点、乞题,是指在论证时把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的命题预设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不当预设的非形式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