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5年05月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三):米塞斯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反响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李杨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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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信用理论》并未获得它应有的礼遇。施穆勒主义历史学派主导的德国经济学界不出所料对这本书关注甚少。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也对米塞斯的天才创新充耳不闻。在那时,米塞斯多年来一直是欧根·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著名的讨论班的忠实成员。在《货币与信用》出版之后,庞巴维克讨论班花了整整两学期来讨论米塞斯的著作。他们一致彻底拒绝了米塞斯的贡献。庞巴维克承认米塞斯的逻辑及其一步步进行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他并没有否认,货币供应的变化不是简单地等比例增加全部物价。与此相反,货币对价格体系而言不可能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任何变化都必然会改变相对价格和收入。庞巴维克承认这些观点,但他随后背叛了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精髓,声称这一切都可以当做“摩擦”而愉快地忽略掉。正如米塞斯所说,

据他【庞】所说,旧学说“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并对针对“纯经济行为”的分析继续保持其完整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阻力和摩擦,造成结果偏离理论上得出的结果。我试图说服庞巴维克,借用力学的比喻是不可行的,却徒劳无功。[13]

庞巴维克和追随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未能理解,他们拒绝了米塞斯和实证主义方法截然相反的“行动学”(也就是说他的如下认识:为了避免给理论带来无法根除的错误和谎言,演绎理论的每一步都必须正确),并摒弃了他把货币纳入一般理论的整合(施穆勒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也同样不屑),米塞斯毫无怨言地走上了开创一个全新的“新奥地利”经济思想学派的孤独道路。

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显然是一个主要的创新经济学家,当然配得上一个维也纳大学的学术职位。诚然,作为《货币与信用》的结果,米塞斯在1913年被任命了一个维也纳大学教授 的职位。但它只是一个不付薪水,只享有称号的私人讲师(privatdozent)职位。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米塞斯虽然在大学里授课并主持非常成功的每周讨论班,他却从来没有得到一个付薪的大学教职,因此不得不继续担任商会的全职经济学家,并担任国家的主要经济顾问。他仍然没有闲暇去毫无阻隔地追求自己在经济理论上才华横溢的创造性工作。

和许多人一样,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中断。头三年,米塞斯作为炮兵军官奋战在前线。最后一年,他在战争部的经济司任职。在那里,他写了些外贸方面的期刊论文,继续反对通胀,并为少数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自由出版了《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1919)。

战争结束后,教职的问题彻底显露出来。维也纳大学提供了三个付薪的经济学教席;战前,这三个位置分别由庞巴维克、他的小舅子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尤金·冯·菲里波维奇所占据。庞巴维克在开战后没多久就悲惨地去世。菲里波维奇战前就退休了,而维塞尔紧随其后,战后没多久也退休了。第一个空缺被米塞斯过去的老师,卡尔·格伦贝格补上,但格伦贝格在20年代初就辞职去了法兰克福大学主持工作。所以维也纳大学的三个空缺,普遍猜测米塞斯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确实,依照任何学术标准,米塞斯得到教职都是实至名归的事。

格伦贝格的教席给了另一个历史学派:费迪南德·德根菲-琼博格(Ferdinand Degenfeld-Schönburg)伯爵,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弗里茨·马赫卢普),他在这个职位上唯一够格的地方是他的贵族头衔和他那“在战争中毁容的伤”。[14]接替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另外两个教席——都是为理论家准备的——又情况如何呢?尽管米塞斯的创新未被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接受,他显然仍是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优秀传承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而他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开创性期刊论文是有史以来对社会主义发起的最重要的理论批判。不仅如此:它同样被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努力了近二十年,试图反驳米塞斯的挑战性批评,但始终未能成功。

但是米塞斯从未选上过任何一个付薪的学术职位。连续四次,他在选择中被直接跳过。他竞争的两个理论研究的职位分别给了(a)在德国受教育的奥地利有机论社会学家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他很少因经济学而被人所熟知,倒是不久之后成了奥地利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以及(b)维塞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尽管他也对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做出了贡献,却不能和米塞斯同日而语。此外,迈耶强烈反对米塞斯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结论。在欧洲战火点燃前,维也纳大学的全体教授开始用动物园的规矩做事,斯潘和迈耶暗中互相针对对方,他们也针对作为私人讲师位于学术图腾柱底层的米塞斯。迈耶在学生面前公开羞辱斯潘,并且,如果他俩一起进入房间的话,迈耶常常会当着斯潘的面摔门。而斯潘呢,在一个日渐反犹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反犹。他在秘密教职工会议上谴责对犹太学者的任命,也抨击迈耶对这种任命的支持。另一方面,迈耶设法轻易适应了奥地利1938年的纳粹上台假设;并带领着教职工大张旗鼓地投身纳粹事业。实际上,迈耶告知纳粹斯潘不够亲纳粹,结果斯潘被纳粹逮捕和折磨。[15]

在这种臭气熏天的气氛中,也难怪米塞斯会报告说斯潘和迈耶歧视他的学生,他们只得在不注册的情况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并且“也让那些想和我一起写论文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处境艰难;那些想获得大学授课资格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不让人知道自己曾做过我的学生。”注册了米塞斯的讨论班而没有注册他竞争对手之一的讨论班的学生,被经济学系的图书馆拒之门外;但米塞斯自豪地指出,他自己在商会的图书馆比经济学系的图书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至少这种限制没有给他的学生造成麻烦。[16]

在采访过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之后,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指出米塞斯未能入围教授席位的提名,是因为有三股力量在反对他:(1)他在政策上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很快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靶子,无论这些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右派的社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2)他是个犹太人,身处一个日益反犹的国家;(3)他个人拒绝妥协,在原则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米塞斯的学生F.A.哈耶克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总结说:“虽然米塞斯的成就之大可以让人忽视这三条缺点的中的两条,但还是没法让人完全无视全部三条缺点。”

但我相信,这种可耻的对待还存在另一个克雷娃没有提到的重要原因,而虽然看起来可能并不明显,米塞斯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所暗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不把学术舞台视为一个有待征服的政治战场,这和他们飞黄腾达的敌人(比如施穆勒和卢约·布连塔诺,甚至是维塞尔)截然不同。因此,不像他们的对手,他们拒绝提拔自己的门徒或追随者,或是阻止对他们的敌人的任命。事实上,庞巴维克甚至更进一步督促对自己和奥地利学派的死敌的任命。这种奇怪的自我克制形式有助于破坏对米塞斯的或任何类似的学术任命。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显然坚持着天真的观点:真理无需帮助也总是会胜出,而没有意识到,在学术或者任何其他舞台上,真理都很难靠这种方式取胜。真理必须被促进、组织并向错误争取。即便我们能保持信心,认为真理不靠战略或战术上的帮助也会在长期胜出,不幸的是,在难以忍受的长期里,我们都死了,这也当然包括米塞斯。然而,门格尔采纳了毁灭性的战略观点:“一个科学观点的最终胜利只能靠一种确定的方法:通过让每一个相反的命题自由而彻底地表达自己。”[19]

不提教职,二十年代米塞斯的观点、声望和作品,在奥地利和欧洲的其它国家名声鹊起。不过由于《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他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学家小本杰明·M. 安德森是第一个称赞米塞斯作品的英语作家,这在他1917年的《货币价值》(The Value of Money)中有所提及。米塞斯影响英美学界的机会,直到三十年代早期才到来。当时,年轻的凯恩斯正担任英国经济学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要不是他带着轻视口吻、完全不着调的书评,《货币和信用理论》原本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凯恩斯写到,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最大程度地使人豁然开朗”【不清楚什么意思】。凯恩斯还写到作者“博览群书”,但又在结尾处表示失望,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没有“建设性”和“原创性”。这个评论实在令人挠头:不管论者以为《货币与信用理论》是好是坏,这本书都极具建设性和系统性,其中新颖的观点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事实而非价值评价。这么看来,凯恩斯的反应着实令人费解。不过15年后,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写到,“对于德语著作,我只能清楚地理解我之前就已知道的观点—外语的难度使得新观点与我之间隔了一层纱。”谜团就此解开。凯恩斯智识人格的所有特点,都在这件事里得到了体现:令人咂舌的傲慢,厚颜无耻地评论自己一知半解的外文书,然后宣称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观点。

1819年的大恐慌(三)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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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的严重萎缩加上对流动性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物价迅猛下降。 虽然仅可获得批发商品的详细价格信息 ,但有证据表明其他领域的价格水平也同样下滑了,比如房地产市值及租金。对美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主食出口价格下降的尤为剧烈。出口主食的价格指数从1818年8月的169点下降到11月的158点,再下降到1819年6月的77点。类似的价格趋势也出现于棉花价格和史密斯和科尔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Smith and Cole index of domestic commodity prices)。 物价下跌的证据也可以从运费及奴隶的价格走势中发现。[54]

欧洲对农产品的进口需求下降,加剧了美国出口物价的下跌。这是因为1817年后欧洲农作物产出非常丰富,英国也在同时期经历了经济危机和商业萧条。美国的出口总额也同样急剧下降。出口总额从1818年的9300万美金下降到1819级1820年的7000万美金的水平。转口贸易并未收缩,主要是国内产品出口承受了这次冲击,从7400万美金下降到了5100万美金的水平。其中,农产品出口下滑占据了2000万美金的降幅,棉花出口下降了1000万美金,小麦及面粉出口下降了700万美金。这些下滑纯粹是由价格下跌引起的,实际出口量在这段时期内仍然稳步增长。[55]

进口总值比出口总值下滑更多,反映了美国人收入的下降。进口总额从1818年的1.22亿美元下降到了1819年的8700万美元及1820年的7450万美元,因此实际上结束了铸币流失趋势。从英国进口的总额从1818年的4200万美元下降到了1820年的1400万美元。其中,英国进口的棉花及羊毛总额分别从1818年时超过1400万美金的水平下降到了约500万美金。[56]

在1821年,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几乎相同,出口总额为5460万美元,进口总额则为5450万美元。不管是从繁荣与萧条周期时期的水准来看还是从美国自1815年以来的进出口水平来看,这两个数值都处于绝对低点。[57]进口价格也随着国外经济的收缩而下行。但是,进口价格仅是小幅下跌。与国内货币收入下降的水平相比,这个下跌的影响对于进口总额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费城进口价格指数(The index of import prices at Philadelphia)从1818年11月的126点下降到1819年7月的112点。[58]

信贷紧缩也造成公共土地销售大减,从1818年的1360万美元下降到1820年的170万美元,再下降到1820年的130万美元,[59]除了对于现金头寸迅速升温的普遍渴求外,它也导致了高昂的利率以及对于可贷资金稀缺的大量抱怨。

所有社区群体都遭受了经济窘迫的困扰。[60]巨幅的价格下跌大大加重了固定面额债务的负担,并为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提供了动力。[61]农民的困境来自于农产品及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并且被他们在经济繁荣时期签订的大量私人和银行债务加重了。如同第二银行的西部分行一般,在南部及西部新设立的且过度扩张的银行借给了这些农民用来进行长期改进(long-term improvements)的资金。用未付股本(期票)为担保来借贷的银行股东们发现,他们现在必须履行他们所欠的债务。在繁荣时期购买了公共土地的投机者和其他人面临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商人在其产品的价格及需求受挫的同时,也面临着债务重担。英国及其他国内债权人放给他们的款项常常被无情的破产清算流程所注销。奈尔斯(Niles)认为不少于1000万美金的来自欧洲的商业贷款被萧条时期的破产清算给注销了。边境地区(Frontier Areas)的货币交换媒介的稀缺及价格的低廉程度导致了农民和当地居民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手段时,有可观的回报空间。多个地区回到了物物交换,或是用谷物和威士忌此类商品作为交换媒介的时代。 [62]

上诉到破产法庭,适用法律手段追讨债务成为了普遍做法。1820年4月,俄亥俄州州长伊森艾伦布朗(Ethan Allen Brown)的秘书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e)在一份提交给州长的备忘里对债务人在西部地区的困境作出了清晰表述:

有一件似乎是普遍承认的事情是,我们大部分从事商业的公民都处于破产状态——那些拥有最多的私产和不动产财富的人……发现几乎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必需品——每一个阶层的公民在拖欠债务,即使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债务也要拖欠。[63]

厂家们也受困于物价的普遍下跌,信贷紧缩以及对他们在战后陷入的萧条常态火上浇油的大恐慌。然而,沃尔瑟姆的先进工厂却能承受大萧条的冲击,继续盈利经营,甚至还在萧条时期扩张了规模。[64]

在此期间,工资率变动的证据较少。在马萨诸塞州,农业工人的工资在繁荣和紧缩中大幅波动,在1811年为每天60美分,1818年则为每天1.5美元,到了1819该数值又降至53美分。在另一方面,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率在此期间持稳在大约每天1美元。[65]在19世纪上半叶,宾夕法尼亚州的樵夫砍一扎柴的报酬平均在33美分,而从1821年到1822年他们的平均工资仅为每扎柴10美分。在1818年早期每天可赚到75美分的收费公路非技术工人在1819年每天只能挣到12美分。[66]

大萧条时期的一个显著症状是对未来事件影响深远的全新问题的到来,这个问题就是城市里的大规模失业。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农村为主的国家,作为制造和贸易中心的城市却正在迅速增长,这次萧条见证了工人,技工,机械师,或其他熟练技工的失业问题。这些工匠往往是独立的商人而不是雇员,但他们的痛苦也同样强烈。因为他们集中在城市生活,缺乏如农民般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或自给自足的生产来灵活应变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困境被激化了。在1819年秋天,费城所有的60家工厂里的30家(主要是手工业)所雇用的工人仅为2100人。而在1815年,这三十家工厂的雇用人数为9700人。在此期间,总利润也相应的从300万美金下降到1819年的70万美金。棉花,羊毛及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下滑非常剧烈。[67]萧条时期,失业也席卷了贫民行列。[68]

到1821年时,萧条时期开始结束,美国经济也走上了一条缓慢的复苏之路。债务清偿的痛苦的过程结束了,同样痛苦的货币紧缩过程也已经平息。[69]幸存银行的票据面值回归,得以再次成功地扩大了信贷。第二银行被免除了迫在眉睫的失败,最终走向了财务稳健。受到了强化后的中央管制的分支机构们,又可以兑付彼此所持的票据了。西班牙银元对美国银行票据的溢价从1819年6月的4%下降到2%,并最终在1820年4月实现平价。但在某些州,如肯塔基州或田纳西州,在其后数年都没有出现票据面值及兑付能力的回归和重建。[70]英国及欧洲大陆的企业也度过了经济萧条的低迷,美国出口再次量价齐升。在1819年后停滞不前的总体物价开始缓慢上升。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主食出口指数从1819年6月的77点下跌至1821年4月的64点的最低点,然后从该点位缓慢上行。棉花价格以及费城的国内商品指数,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也在同一月份筑底成功,并在其后以极慢的速度回升。然而,进口价格维持了轻微下滑或者是持稳的水平。[71]信贷重又可以获得了,新发行的证券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再次回升。[72]

1819年的经济萧条和在其之前的经济繁荣能否看作是一次现代经济周期(modern business cycle)?韦斯利·C. 米切尔( Wesley C. Mitchell)在其著作《经济周期……症状及其起因》(Business Cycles . . . 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中表示:

直到大部分居民都以货币形式来开支和取得收入、商品生产有广阔的市场、信用工具得到应用以及企业以相对较少的雇主和许多员工所组成之前,经济体内的波动都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经济周期的特征。[73]

一方面,大泡沫、1818-1819年的经济危机以及持续到1821年的经济萧条这三者,都具备了很多与米切尔所阐释的现代经济周期所相似的特征。在这个时期,虽然银行业务并未发展完善,银行业的扩张以及银行纸币的不健全性却都达到了其他信贷扩张时期的程度。在这一时期也能看到许多后世的金融恐慌的典型特征:首先是银行票据扩张;然后是紧跟而至的国内及国外的银行铸币储备的流失;最终,银行票据的紧缩将引发金融危机,银行挤兑以及破产。银行贷款的收缩和银行挤兑的必然结果是恐慌时期对于现金头寸的争夺以及利率的飙升。各地区多样化的银行活动及银行票据难以看成是现代经济周期的特点,但是,由于第二银行的存在而造成的银行票据的扩张及紧缩是几近统一的。在现代经济周期中,整个收缩和扩张的周期是相当短暂的,总时长约在五六年之间,而危机本身只是一个极短的过程。此外,现代经济周期各阶段的顺序为繁荣,危机,萧条,复苏。[74]

1819大恐慌具备的其他现代特征是:在繁荣时期投资项目和信贷的扩张,城镇失业问题的出现和物价的显着膨胀和收缩。

在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中存在许多与将1819大恐慌阐释为米切尔式的现代经济周期,或者是现代经济危机相违背的落后特征。虽然商业有所成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里,农业仍然是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经济活动。据估计,在1820年有7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75]虽然没有统计,但从当时的评论看来,城市建设在繁荣中有所增加而在危机中有所下降。然而,农业生产的总数量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并不算太敏感。并且,农业生产在此期间组成了生产活动中的绝大部分。 [76] 因此,棉花,水稻,小麦物质生产和面粉的生产数量在萧条时期中继续上升。[77]当然,农业人口就业不是一个明显的周期性现象。[78]此外,许多农户都自给自足,只进行其所在地的易货交易,或仅是偶尔才使用货币交换网络。考虑到家庭自给自足以及易货贸易的流行性,当时的经济状态很难被称为是现代的,或者说它也被现代经济周期所制约。

此外,当时存在的制造业及商业企业主要是小型的。现代经济周期的特征在大规模的商业及制造业领域中是最明显的。但在当时的状况则完全相反,小商店,小银行和小工厂组成了当时的企业界。雇主及众多劳工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分。如我们曾指出的,大多数的工人都是工匠,在非常小型的公司里工作或是独立经商,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显著差异。对铁匠,鞋匠,裁缝,打印机和木匠来说均是如此。水手与在马路和运河工作的普工则更多的被归类为为员工。

制造业扮演的角色是当时与现在的经济状态最为重要的差别。它不仅是小规模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约三分之二)依赖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 , [79]但新出现的工厂与其他经济成分的状态却是不同的。由于制成品在战后的进口潮,工厂在经济体内其他产业繁荣的时期却陷入了萧条,并且在恐慌期间更加处境维艰。在萧条期间中发生的经济危机,正如1819年在制造业中发生的危机,更像是米切尔所描述的前周期性危机(Pre-cyclical Crisis)。[80]此外,除了在纺织品制造领域,在其他领域没有一丁点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迹象。制造其他主要部门,如锅、珍珠、铁、肥皂、威士忌、蜡烛、皮革、木材制品、面粉、纸都是家庭作坊和小规模社区制造业的产品(small-scale neighborhood manufactures)。大型面粉厂是一个例外,它们在1815年至1816年迅速扩张以供应蓬勃发展的欧洲市场。占主导地位的面粉厂仍然是当地的使用河流为动力的小磨坊。[81]

1819年的大恐慌(二)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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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货币局势被普遍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在不再履行需赎回铸币的义务之情形下,银行们持续的扩张他们的票据和信贷发行。在不同银行不同地区,它们的票据以不同幅度持续波动和贬值。[23]仅在1815年,银行的数目便从208家上升到了246家,总共流通在外的银行票据也约从4600万美金上升到了6800万美金。[24]大众对于全国通用的统一货币的愿望愈发强烈。财政部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因为其在西部销售公有土地换取到已贬值的银行票据,但必须以兑换成远低于西部贬值幅度的东部货币的形式,在东部花费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明显的是,如果没有一次巨幅的的信贷收缩和通货紧缩,这些膨胀后的银行将无法立即恢复它们的铸币可赎回能力。作为尝试性的解决方案,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得到了国会的授权。它必须用铸币赎回其所发行的票据,并被期望可以提供一种稳健的统一货币。第二银行从1817年1月开始运行,诸州立银行却在2月20号才同意恢复铸币支付。在新的条文下,第二银行的贴现额度至少为600万美金,其中纽约市200万美金,费城200万美金,巴尔的摩150万美金,弗吉尼亚州50万美金。[25]诸银行还获得了在紧急情况下可得到救助的承诺。实际上,第二银行并不排斥它自己发动的信贷膨胀。第二银行总部,西部分行和南方分行迅速的超额发行了它们的承诺票据(promises)。在非常宽松的规定下,它严格以盈利机构的形式来运营。如同许多州立银行般,第二银行接受以借条的形式而非以铸币储备(IOUs instead of specie)的方式,来分期支付其第二笔及之后的股本。最终,这类股权贷款的总额达到1000万美元,尤以身处要职的费城及巴尔迪莫分行的职员及总管的占比为重。[26]银行的分支机构受到的控制可以忽略不计,南部和西部分支行大量的扩张了它们的信贷及票据发行。事实上,巴尔的摩分行的职员直接挪用了公款。由1818年开始,第二银行发行贷款已经超过4100万美元。其发行在外的票据达到了1000万美元,活期存款则达到了1300万美元。与250万的铸币储备相比,票据的总发行量为2300万美元。[27]

因此,由于第二银行成为了放纵货币扩张而非限制货币扩张的势力,经济在1818年继续繁荣。第二银行的扩张立场为财政部所鼓励,它希望银行能接受并使用各州立银行的票据。财政部正是通过这些货币来获取它的收入,尤其是销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入。[28]票据发行的扩张促使进了州立银行遍布全国各地,以复制和继续扩张信贷,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之外。州立银行的数量从1816年的246家增加到了1818年的392家。在1817到1818年间,仅肯塔基州便批准了40家新州立银行的成立。[29]财政部及第二银行把名义上恢复营业的银行发行的票据当做铸币等价物的决定,激励了州立银行的扩张。第二银行由此累积了大量对私有银行的结余和票据,却不对银行提出兑付要求。这些票据中的大部分都是存放于第二银行,但却从不会在州立银行兑现的国债结余。然而,在新英格兰地区私有银行以及第二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坚持着保守的信贷政策。事实上,第二银行在新英格兰的支行们必须不断的兑付西部和南部扩张发行的票据,所以它们被迫收缩了信贷政策。因为根据第二银行的规定,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对其他分支机构发行的纸币负有偿付责任。其结果是,马萨诸塞州银行发行的票据从1815年6月的100万美元面值贬值到1818年6月的85万美元。[30]

一种大致标准化的货币开始在全国流通,大部分银行发行的此类票据以面值流通。[31]但也有例外:在1818年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些银行的票据贬值高达30%,在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某些银行的票据贬值达12%。[32]

房地产,收费公路和农场改进类的投资项目涌现了,这些领域涉及的物价也开始上涨。此外,联邦政府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对外开放出售大片土地,并给予土地购买者宽松的信贷条件,这促进了大规模的公共土地投机。 [33]在1815和1816年每年成交200万到400万美元的公共土地销售收入,在1818年上升到了1360万美元的峰值。[34]

利用银行信贷投机在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和房产,是急剧推涨物业价格的一个普遍现象。[35]此外,投机行为增加了西部地区银行的国债结余,助力第二银行发行的票据从西往东流动。联邦建设支出(Federal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s)也促进了繁荣:1816年到1818年,这些支出从70万美元升至超过1400万美元的水平。[36]从1816年开始,有一个收费公路的建设热潮,特别是在纽约,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37]收费公路由企业建设,每个建设项目都得到了州政府的特许权。在数量上,收费公路施工企业可与新银行的设立数量相媲美。蒸汽船刚刚开始运营,已经高企并仍在攀升的汽船运费也证明了交通运输在经济热潮中所占的分量。[38]造船厂们也同样分享了繁荣景气。[39]

在景气繁荣阶段看到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场内交易所的成立似乎并不意外,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于1817年的3月份开始营业。交易商们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在华尔街路边买卖股票,但现在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租用室内空间的正式组织了。这一时期也标志着投资银行的开始: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家们批发股票并在市场上小批量的出售这些股票,或者作为发行人的代理人兜售股票。在这项新业务中如鱼得水的是在外贸行业实现了资本积累的前贸易商们,比如亚历山大·布朗父子公司(Alexander Brown and Sons),和在其他领域积累了资本的人士,比如阿斯特父子公司( Astor and Son)。[40]

作为货币和信贷扩张的结果,进口量维持了较高的增速,超过了同在增长中的出口量,并又从铸币流出和外国出口商融资处得到了资金。在1815年和1816年的进口潮后,进口总额虽然仍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却在1817年下降了。银行系统在1817年重新使用铸币支付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扩张的相对放缓,刺激了进口量达到峰值后的暂时下行。 然而,进口量再次在1818年大幅增加至1.22亿美元。进口到西部主要贸易枢纽辛辛那提的外国货物,在1817年至1818年间的进口量较1815年至1816年的总数翻了一番。[41]与此相反,大部分由美国以外的供求条件决定的进口商品价格,在这几年几乎是恒定的。

出口方面,在欧洲繁荣和国外歉收的帮助下,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总额继续上涨。从1817至1818年,出口值从8800万美元上升到了9300万美元的峰值。出口商品中,国内产品总额也在当年上升到了7400万美元的顶峰。连转口贸易都以一个比国内产品总出口额更快的速度增长着,在1817年上升到了5700万美元,并在1818年上升到了6300万美元的峰值。在1817年及1818年间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了500万美元及540万美元,而国内产品出口总额则分别上升了350万美元和560万美元。棉花出口也在1818年达到峰值。[42]出口主食的价格在此期间上涨的更为迅速。Cole的查尔斯顿出口价格指数(Cole’s index of export staple prices at Charleston)从1817年的3月的138点上涨到了1818年8月的169点的水平。贝赞森棉花指数(Bezanson’s cotton index)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走势。[43]

这反应在贸易平衡表的结果就是贸易赤字大幅在1817年大幅下降至1160万美元,其后却在1818年增至2850万。[44]战后的巨额赤字被部分夸大了,因为美国的航运业几乎包揽了全美进出口贸易的运输业务,航运业的收益其实可以抵消一部分的贸易赤字,但其收益却并不反应在贸易平衡表中。[45]

然而,烦恼和紧张情绪也随着热潮持续而逐渐升温。银行重新开放铸币支付的承诺日益变得更像空头支票而非实际承诺。那些尝试施压银行兑换铸币的客户换来的命运,是被阻挠及恐吓。[46]费城经济学家、商人以及州议员康迪·拉古伊特(Condy Raguet)写信给李嘉图(Ricardo)说到:

阁下在信中说,您觉得难以理解为何有权要求银行对其发行的票据兑换铸币的人们却要忍耐银行长时间的拖延支付。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居住在对银行的保护措施必须通过议会决议的国家的人来说,无疑是荒谬的。然而,您的疑惑并不难解释。美国的全部人口要么是银行股东,要么承担着银行债务。催促银行进行兑付与第一类人的利益无关,其他人则对施压银行这种行为感到恐惧。这就是全部秘密。一个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债务人的独立的人,如果冒险逼迫银行兑现它们的义务,就会沦为社会公敌。[47]

市场上出现了铸币的兑换溢价便表明了市场对银行的信心流失。仍然维持着铸币偿付责任的银行因票据的折价,变得更难以保持它们金库里的铸币储备水平了。此时人们可以用银行票据赎回铸币,再用铸币在市场上折价买回票据。此时,即使第二银行仍可兑付铸币,铸币相对于其发行的票据还是产生了溢价。这反映了市场对第二银行维持铸币兑付的能力丧失信心。西班牙银元(Spanish silver dollars)作为在美国流通的主要铸币,在1818年3月首次产生了对票据的溢价,并且在6月及11月分别达到了溢价4%及6%。[48]从银行金库流失的铸币增加了,对业已因巨大的进口支付压力而流失的铸币存量雪上加霜。很明显,第二银行已无法再长期维持如此高速的票据扩张及铸币释出。它从国外进口了总价达700万美元的昂贵铸币,却只解了燃眉之急。急需偿还联邦债务造成的压力使铸币流失的问题加剧了。1818年秋和1819年初是为“路易斯安那购地”(Louisiana Purchase)融资的“路易斯安那州债”(Louisiana debt)的偿还日期。这批价值400万美元的债务,大部分从国外筹措,也必须用铸币偿付。偿付这笔债务的责任落在了作为财政部(Treasury)存款的仓库的第二银行身上。

危机四伏,第二银行被迫叫停了其扩张计划,并推出了一系列紧缩措施。自1818年夏始,第二银行通过一系列的通货紧缩举动加速了1819大恐慌(Panic of 1819)的到来。第二银行勒令其分支行必须让州立支行们赎回本行重仓持有的大量账目及票据。各分支行需兑现其他分行所发行票据的规定被废除,从而结束了稳健的东部支行赎回信贷扩张主义的支行所发行票据的义务。该命令从3月起便在波士顿分行实施,并且在8月底推广到了美国银行所有的分支机构中。该货币紧缩的政策在威廉·琼斯行长的迟疑及继任行长兰登·切维斯更为坚定的决心中推进,严厉的限制和收缩了分支行的贷款及票据发行。这样一来,第二银行的活期存款负债,包括票据,私人和公众存款,从1818年秋的2200万美元下降到了1819年1月的1200万美元,并进一步下降到了1820年1月的1000万美元。第二银行在外发行的票据从1818年早期的1000万美元的峰值,下降到了1818年秋的850万美元,而到1819年夏及1820年1月,已经分别下降到了500万美金及360万美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第二银行公共存款(Public Deposit)的下降,该存款主要由公有土地销售收入所积累的银行贷款所组成。公共存款从1818年秋的900万美元下降到1819年1月的不足300万美元。[49]

紧缩的另一个结果是美国银行的铸币储备大幅度上升。在1818到1819年的初期铸币储备为250万美金。由于贷款被召回,且铸币流失逆转并流入到第二银行,在1820年1月其铸币储备达到了340万美元。在1821年春,铸币储备井喷到了800万美元,而当时银行总活期负债也不超过1200万美元。[50]

该紧缩主义政策迫使对第二银行负债的州立银行加快收缩它们的贷款和发行在外的票据。在1816年,流通中的银行票据约为6800万美金,而在1820年1月则仅约有4500万美金的水平。[51]严厉的紧缩政策在1820年延续,带来了全国性的破产潮,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在很多情况下,银行们尝试着在拒绝兑付铸币的情况下继续运营,但是他们发行的票据贬值过多,在发行圈子外再也无法流通。大部分内陆银行发行的票据相互贬值与波动。相反,新英格兰地区里很少有银行倒闭或挤兑的出现。罗得岛州(Rhode Island)外的银行仍具有偿付能力。[52]信贷收缩及违约潮大为动摇了草草搭建的整个私人信贷结构。[53]如同后世出现的大恐慌,金融系统的危机导致了对现金头寸的争抢和以更低廉的折扣出售商品库存的冲动。

1819年的大恐慌(一)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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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恐慌及其起源:
1815-1821年动荡的美国商业

1812年的战争及其余波使得年轻的美国经济急剧失调。在战前,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国家,仅有七百万人口,他们几乎全部投身于生产农作物。大量棉花、小麦和烟草被用来出口国外,余下的农产品则主要用以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消费。以物易物在边境的广大地区盛行。农产品主要在接近河流运输的地带种植,商业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农产品出口。农产品出口所得款项用来从外国进口本国所需的工业产品以及消费品。主要的出口产品为南方的棉花和烟草,以及西部的谷物。[1]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的7%,却是接收和输送外贸进出口的主要交易枢纽。[2]当时,纽约市正在成为美国的巨型对外贸易中心,费城和波士顿紧随其后。
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并非高度发达。至少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银行几乎完全被局限在城市之中。它们的经营方式趋于宽松;而大多数银行需如当时的其他公司一般通过特许权(special legislative charter)来确定它们的地位,这导致了对立法过程施压的投机性侵犯(speculative abuses)。该做法的结果就是在各州之间和各州之内银行业的立法缺乏统一性。[3]直到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问世才影响着美国银行业趋于一统。其时,美国的通货使用的是金银复本位制。但如以法定的十五比一的比例兑换,金价会被低估。故当时主要的流通硬币是银币。美国的银币大多来自外国,西班牙银币犹盛,同时有英国,葡萄牙及法国的银币作为补充。[4]
在战前,美国经济缺乏大规模或甚是中等规模的制造业。“制造业”由常常只有一个人的小作坊构成。这些制造商是工匠和手工艺人,是那些结合了劳动者和企业家身份的人:铁匠、裁缝、帽匠以及皮匠们。大量的制造业在家庭作坊里生产也在家庭中消费,尤其是纺织业。交通运输,也同样的处于原始状态。成本高昂的陆路运输主要使用当地的泥路的同时,大多数的运输仍然采用由来已久的河运及海运方式。
1812年的战争和战后发展迫使美国经济进行了很多迅速而突然的调整。英法大战早已促进了美国航运业及对外贸易的繁荣。作为主要的中立方我们发现我们的出口被交战双方所青睐,并且,美国的航船得到了敌对双方互相抵制而产生的贸易机会。然而,随着禁运法案和互不往来法案(Embargo and the Non-Intercourse Acts)的出现,以及紧随其后的战争,我们的对外贸易被大大地消减了。对外贸易在1807年达到了顶点,进出口总额分别达1.38亿及1.08亿美金。到1814年却下滑到了1300万及700万美金。[5]另一方面,战争状况促使了国内制造业的成长。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棉纺及羊毛纺织品也是这场产业发展中的领导者。这些货物以前由英国提供,但政府现以战争的目的征用它们。国内的制造商们高速扩张来填满政府需求以及那些此刻无法由进口来满足的消费需求,家庭作坊们也扩大了他们对于纺织品的生产。而更具长远意义的是纺织工厂们的发展,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纽约及宾夕法尼亚地区。故虽仅有4家棉纺工厂在1807年成立,在1814年却有43家棉纺工厂开张,在1815年则有15家。[6]富有的商人发现他们的资本无法用于外贸业务,就转而投资在了国内制造业这个新兴的盈利领域。一些工厂使用了公司形式,但迄今为止大体上局限于银行,保险公司及桥梁公司。作为当时领先的制造业集中地,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马里兰州在1812年到1815年之间,平均每年成立65家新工厂,而在战前此数据仅为每年8家。[7]
战争造成了货币系统的变迁,带来了对联邦政府借贷融资的巨大压力。由于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向来较为保守,它们反对战争,仅给联邦政府发放了极少量的贷款。所以,联邦政府被迫转而依赖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的州立银行。这些银行主要是以发放宽松信贷为生的票据发行机构。对于这些银行的股东而言,用他们的持股作为唯一担保来发行期票(Promissory note),并用这些期票来购买银行股票的行为非常普遍,仅有少量铸币存作为资本存进了银行。[8]通常情况下,该银行职员和股东们是其最为青睐的借款人(Borrower)。将纸币印制到低至6美分的面值对于纸币发行扩张贡献甚大。随着美国银行(美国第一银行)受到的限制被解除,加上美国政府面临的融资压力非常沉重,新银行的成立数量和新票据的发行数量迅速倍增。在新英格兰地区之外的银行票据数量的巨大膨胀与该地区银行的保守政策相反,这导致了其他地区的铸币向新英格兰地区的涌入。新英格兰地区银行相对而言的保守主义可以被以下事实说明:在1811到1815年间,流通在外的马萨诸塞州的银行票据从2400万美金缓慢上涨到了2700万美金。与此同时,在其银行金库的铸币储存量从1500万美金激增到了3500万美金。[9]
除了铸币之外,当时没有统一的货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此外,政府从中太西洋,南方以及西部各州的银行借贷融资,却需要在新英格兰地区为进口货物以及该州新兴的纺织制造业产品花费巨款。在1814年的8月,铸币流出以及持续的银行票据扩张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地区铸币支付的暂停。在各银行票据与铸币的兑换比例相去甚远的情况下,政府同意银行可以暂缓支付,银行业得以继续运营。暂停兑付的银行票据相对于新英格兰地区银行的票据和铸币以不同的比率出现贬值。赎回铸币义务的兑换义务的暂缓执行极大的刺激了新银行的成立和银行发行票据的膨胀。美国的银行数量从1811年的88家上升到了1815年的208家,同时,发行在外的银行票据从230万美金上升到了460万美金。[10]中太西洋各州的银行票据的扩张尤为巨大,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中太西洋各州的银行数量在其间从25家上升到了111家,同时在南方和西部各州的银行数量从16家上升到了34家。仅1814年的3月便有41家银行在宾夕法尼亚州成立。[11]
这场战争又与物价的巨幅上升相伴。国内产品价格在货币供应的迅速扩张中上升;进口品的价格则由于对外贸易的受阻而上升的更剧烈。国内商品价格上涨了约20-30%;棉花作为主要出口产品,价格翻番。进口品的价格则上升了70%左右。[12]
于是,建国后第一战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许多糟糕的变化。原先的对外贸易渠道被封锁了,货币系统紊乱,货币扩张以及由进口品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国内制造业在政府需求以及外国供应商受封锁的刺激下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纺织业。和平的出现带来了它独有的一系列问题。在战时短缺结束后,针对外贸的竞争趋于白热化。美国人对于购买外国产品,特别是英国的纺织品非常热切。而英国的出口商也焦急的想抛售掉他们积压的库存。。进口总额从战前一年的530万美元上升到了1815年的1.13亿,并进一步增长到了1816年的1.47亿美元。[13]英国单单是对于美国的出口在1815年就达到了590万美元,在1816年达到了430万美元。[14]进口商品供应的恢复急剧的降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刺激了美国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例如,费城的进口商品价格指数(Imported commodity prices at Philadelphia),在一个月(1815年3月)之内从231点降到了178点。进口商品价格在此之后继续下跌,在1817年,该指数下跌到了125点。[15]
民众进口的能力以及热情被银行持续的通胀和信贷扩张增强了,这些银行现在仍然不受铸币赎回的义务所约束。此外,联邦政府通过允许时长几个月到超过一年的进口关税延期支付的方式来支持进口。英国及其他外国出口商非常乐于给美国进口商提供大规模的短期信贷,这些信贷在美国战后数年的巨额贸易逆差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进一步刺激进口的是一种替代了常规进口渠道的拍卖销售系统的出现,对英国纺织品的进口刺激最为明显。 英国制造商们发现通过代理进行拍卖式的销售能够取得更快的 回报,而较低的售价则被更低的生产成本所弥补。这种拍卖系统开始走红,在纽约特别时兴。1818年,拍卖销售总额为3000万美元。其中纽约市就占了1400万美金,相对于战前500万美元的水平增长迅速。这些销售的一半由欧洲纺织品(European dry goods)组成,而相比之下,美国制造的纺织品销售额仅为100万美元。[16]
进口品的涌入造成了战时成长起来的制造商的麻烦,特别是纺织业。它们突然间就需要面对外来竞争的猛烈冲击。因此这些制造商们未能分享战后的普遍繁荣。Bezanson 编制的费城工业产品价格指数(Bezanson’s index of prices of industrial commodities at Philadelphia)(包括燃料、化学制品、金属、纺织品、糖、肥皂、玻璃灯)在战时从141点上升到了214点,但在1815年的3月,却陡然下跌至177点,并且持续下降到了1817年3月的127点。[17]这次下跌预示着新晋制造商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在战时增加了纺织品生产的家庭作坊可以在进口恢复时轻松的中断他们的生产,但新工厂们却已投入巨额资本。有一些最新式的工厂能非常轻松的对抗外来竞争。比如著名的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棉纺织品生产公司,作为一家美式规模生产的先锋,他们采用了新动力织布机来生产供应低收入消费者群体的平针白色床单。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工厂处境维艰。[18]纺织业的衰退持续了若干年;从1817年到1819年,在前述五个制造业大州里年均成立的新厂仅有9家,而在此前的战争年间,年均新厂成立可达64家。[19]
美国出口业持续的快速扩张,然而却仍远少于其进口额。欧洲对于农产品的渴求被战后美国之外的农作物的匮乏所刺激,美国用于出口的主要作物的价格及价值总额极大的上升了,尤其是棉花和烟草。主要客户如英国和法国引领着欧洲澎湃的需求。尽管如此,美国的出口总额从来没有再达到过战前的峰值。就在美国的中立船队取得了欧洲贸易运输的实质垄断之时,外国商品转口贸易却表现糟糕,从没再超过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与4900万美元的战前巅峰相比,国内出口总额在1815财年达4600万美元,在1816财年达6500万美元。但是在1816年,再出口却仅达700万美金,在1817年则为1700万美金,而在战前该数据的峰值则为6000万美金。[20] 加总而言,对外贸易在1815财年的净差额为6000万美元的逆差,在1816年则为6500万亿美元的逆差。从1815到1816年,农业生产出口占据了国内出口增长的1900万美金中的1400万美金,农业生产出口从1815年的3800万上升到了1816年的5200万美元。棉花构成了农产品出口的一半以上,烟草,小麦以及面粉构成了剩余出口农产品的主要部分。在1815年的总出口额中,棉花占据了1750万美金,烟草则有800万美金,而小麦及面粉加起来合计达到了700万美金。在1816年,棉花出口额上升至2400万美金,烟草出口额则上升到1300万美金。[21]
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和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了。出口商品价值的上升大体上是价格现象,而不是出于实际生产现象。科尔的查尔斯顿出口价格指数(Cole’s index of export prices at Charleston)从1815年3月的93点上升到了1817年3月的138点,在此期间棉花价格的上涨远高于指数涨幅。然而,在这些年间,棉花生产及出口的实际数量的增速非常缓慢。[22]
出口商品价值总额的上涨,货币及信贷的膨胀合力造成了同时发生在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对于公有土地的投机买入以及由繁荣预期(Projected Improvements)所引致的农民负债率上升。农民的繁荣境况带来了城镇的繁华。这些城镇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们为与农业人口进行交易而专门进出口某些货物。

人生的10个成功秘笈

Jesús Huerta de Soto, Curso por Internet de Introducción a la Economía.

熊越 译 毕宏宁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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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成功(幸福)是有道德地追求好的目标,并实现它们。

1. 热情
热情:驱使我们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内在精神能量。
当我们感觉不到刺激的时候,怎么办?满腔热情地行动,做一个满腔热情的人。

2. 持之以恒

3. 总是尽可能好地行动
开始行动比那些表面上的道理更重要。

4. 无所畏惧
当你担心的时候,意味着你在浪费时间。
推荐阅读:
-《如何消除顾虑享受生活》,卡内基。
-《冥想》,马可·奥雷利奥。

5. 学习外语(英语)
学习英语和学习专业一样重要。

6. 关心世界上在发生什么

7. 合理地平衡职业、家庭和文化目标
家庭的一面包括家人和朋友。
文化的一面包括物质和精神(艺术、旅游、历史……)文化。

8.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企业家品质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发现出现的获利机会(获得提供最大主观价值的目的),并采取行动实现它们。

9. 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米塞斯的座右铭: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

10. 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地方,行为都要优秀、认真、符合伦理
如果有恶行,必须意识到错误,尝试弥补损失,并以我们已经看见的建议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