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5年04月

韩国的凯恩斯主义实验走向全球

Mises Daily, FEBRUARY 20, 2015 by Ryan McMaken

王泓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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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有一定年纪的人还记得,很多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接管世界。那时,我们买他们的汽车;我们打他们的电子游戏;我们用他们的技术做几乎一切的事情。我们被告知:日本注定统治世界。他们有更好的团队精神;他们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团体而非个人上;他们工作得更努力。1992年,日本高官樱内义雄宣称:美国人太“懒惰”以至于无法与日本工人竞争,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无法阅读”。1992年,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旭日》(Rising Sun)及1993年的电影《适应》(Adaptation)和这些争论一起不断刺激美国人的内心。

而现在,已经没有人认为日本正在接管世界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很可能并非更多依靠团队合作和勤奋工作,而是中央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福利和贸易壁垒。因此,紧随繁荣的泡沫并不出乎意料。

如今,韩国似乎已在很多方面追随日本当年的这个过程。日本的索尼公司早已陷入深度衰退,但韩国品牌三星和LG目前正在国际上备受推崇。现代汽车,虽然被许多人仍视为是低质量的品牌,但在过去十年中仍在大规模扩张经营,2005年,现代汽车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建立了耗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工厂,而在2009年,该公司又在佐治亚州建立了第二家工厂。

韩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

不过,韩国试图支配世界的企图心同日本不一样。虽然日本的流行音乐、电影、电视,从来没有在日本以外获得过太多人气,但韩国的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我们驾驶韩国品牌的私家车、使用韩国品牌的手机,但他们也希望我们听他们的音乐、看他们的电影。

直到2012年,当韩国说唱歌手PSY的单曲《江南Style》的MTV成为YouTube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视频之一后,美国人才注意到韩国流行文化的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了“K-pop”。

此外,浏览最新版本Netflix的人很可能已经注意到,可供选择的韩语片数量有相当幅度的增加,其中包括那些国际上获得成功的韩国电影,如2003年的动作惊悚片《老男孩》和2006年的电影《汉江怪物》。

然而,韩国音乐、电影和电视(包括视频游戏)的兴起并非因为自由市场,而是韩国政府调控、补助和对本国流行文化产业保护等诸多政策的结果。

在新书《韩酷的诞生》(The Birth of Korean Cool)中, 记者Euny Hong描绘了“韩流”计划的起源和和成功:该计划到韩国政府大量支持和调控。并且,“韩流”计划不仅关系到经济实力,更和韩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关:韩国政府将“韩流”作为表达本国软实力的大型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在韩国做不同的事情

身为记者的Hong是美籍韩裔,在《韩酷的诞生》一书中,她以自己十几岁时在韩国生活的切身经验入手开始叙述。她回忆道,韩国学校与社会中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对于团结必要性的认识、对韩语普遍的敬意统治着这个国家,而“个人主义”的行为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病态。Hong以对韩国和韩国社会充满同情的态度,讲述了很多相关奇闻轶事,然而,信奉市场不干预主义的西方人可能会对这些经历表示困惑,甚至于恐慌。Hong告诉我们,所有美国人的性格类型,尤其是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坏小子”,在韩国是不存在的。

这一现实情况来源于该国的流行文化。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韩国流行音乐届的说唱歌手PSY被认为是一个叛逆的“坏小子”,因为他没有在学校获得全优的成绩,并令其父母感到失望。

Hong随后告诉我们,并不出人意料的是,韩国流行文化受到政府的管制、调控和计划,受到政府在道德上的约束,政府也破坏个体艺术家的工作。通过韩国政府的“未来创造部”(The Ministry of Future Creation),当局和“私有”的流行文化企业进行合作,希望在国内外最大限度地提高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

回顾历史,韩国政府早已通过保护主义来鼓励本国流行文化的发展。Hong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在过去几十年中,韩国政府要求本国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的国产电影,她说: “按照政府的规定,本国电影公司每进口一部外国电影,就必须再制作一部国产电影。可以说,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给韩国电影业带来了利益。……韩国政府还建造和运营艺术剧院。”

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也采取许多措施把韩国流行文化推向国际市场,比如,用税收来支持将韩国电视节目配音成他国语言,在外交谈判中,试图希望在外国的电视台播映韩国的电视节目。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

这一切都非常符合韩国追求的政治实践。

正如和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集团和财阀长期以来对日本经济有重大影响,甚至是统治一样,韩国也有类似被称为财阀的公司和集团——他们是韩国版的“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但相比日本,韩国的财阀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些机构一直通过“政府-财阀间合作”项目来执行韩国政府的决策。

Hong指出,政府推动的流行文化在韩国的崛起,必须结合政府和财阀合作的背景才能被理解,在她书的最后几章中,Hong写道,三星、LG等新兴韩国的成功企业,无一例外都建立在政府的援助和税收之上。

Hong写道:“就像许多在我的著作中所讨论过的成功韩企一样,三星在全球舞台崛起的原因可以归功于韩国政府在关键时刻对其的直接干预。”

一旦有人认为三星仅仅是一个公司而已,Hong就会提醒我们,“三星的产值独占韩国GDP的五分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会把三星公司看作国家本身重要的附属品。毫无疑问,韩国所有政府部门都相信“三星好,韩国就好”这句话。

作为记者的Hong认为韩国经济政策只是取得了表象上的成功而已。当然,韩国经济的这种中央计划模式过去一直都高歌猛进。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生活水平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而当时的韩国仅仅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韩国经济表象成功的幕后,则是另一个故事:在凯恩斯式的古典重商主义指导下,韩国政府拥有的(或是受到韩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在政府的决策下,执行政府发展经济的计划。

然而,对于古典经济学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对如果不是韩国政府通过青睐特定企业和中央计划的决策促进经济成功,而是用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的视角来看经济成功的问题,提出疑问:如果韩国人手中的钱没被政府征收交给财阀,并且没被用于政府青睐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话,他们能怎么花?如果小企业和新兴企业在韩国有机会真正同“太大而不能倒”的财阀们进行竞争,会有什么样的创新发生?我们已无从知晓。

引以为戒

而我们明确知晓的则是,一旦一个国家的政府(像韩国这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成功一定会转瞬即逝。未来的三星会是今天的索尼吗?未来的现代集团会是今天的通用汽车吗?就像日本和美国惨痛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哪里有更多的政府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措施,哪里就有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更多山洪海啸。

在一个安逸和闲暇被认为是错误的文化中,在一个学生被要求每天学习18小时的国度里,接下来的情况就会有无限可能:错误投资会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积重如山,政府会抽调越来越多的财富来支持它所看中的企业。但是,正如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美国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停滞和资本的损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美国的工人为了谋生,可以相较以前工作的更努力,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也更多,但是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却没有什么提到。

在此,一度曾被认为是未来统治者的日本是很好的警示,美国同样也是一个警示性案例。当然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更多样,也更富创新性,但是如果继续以纳税人和企业家作为代价,来支援亲政府的金融界和企业,美国经济还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承受?答案可能很快见分晓。

《韩酷的诞生》这本书告诉我们韩国现在依然处于景气阶段,但是类似的剧本我们似乎曾经看过,只不过主人公当时不叫韩国而已。

税收代表强权,不是自愿支持

Juan Ramón Rallo, el Economista, 2015-4-8

——安吉·加比隆多想用“自愿支持”[1]掩盖强制税收的本质

毕宏宁 译 王泓崧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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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西班牙大选风起云涌,极左政党“我们能”(Podemos)势有尾随希腊极左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执掌西班牙政坛的趋势,社会主义政党的候选人纷纷“向左转”,在此情况下胡安·拉蒙·拉耀(Juan Ramón Rallo)教授就政客在大选前呼吁选民支持增税的行动,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反驳。本文原刊载于2015年4月8日出版的西班牙《经济学人报》(el Economista)第4页。

日前,西班牙前教育部长、社会主义竞选人安吉·加比隆多(Ángel Gabilondo)在马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不想提高税赋,而是要呼吁马德里市民自愿支持税收。现在还不清楚加比隆多是想要冻结自治区所有的税金然后向市民提供一个银行账户,呼吁他们自愿向国家财政捐款,还是只是想把“收税”这个邪恶的行为美化成一个廉洁的词汇:“自愿支持”。

如果是第一种,也就是他试图用慷慨仁爱来取代强制税收的话,那这位前教育部长肯定会赢得所有想要维护社会关系自愿原则,反对国家机器、官僚体系强制原则的自由主义者的掌声。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很有可能是站在非政府组织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领导自治政府的立场上来讲这番话的。

对此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位前教育部长想要挂羊头卖狗肉,嘴上呼吁自愿支持,实际执行起来完全相反,也就是试图非自愿的强制掠夺马德里市民的收入和财富,用作自治区政府的一部分。

《西班牙皇家学院词典》(RAE)清楚的定义了“自愿支持”的含义:“有条件的支持他人的一份事业或者一个公司。” 也就是一个人决定短暂的支持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完成他的目标。西班牙皇家学院还定义了“税收”的含义:“由法律规定的货币的义务,其金额用来支持公共开支。” 也就是由公共部门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沉重的、制度性的负担。支持这个字眼让人想到的是值得赞美的道德节操,但是却有人用这个词来覆盖和遮掩税收在道德上的本质缺陷,也就是强制性(国家主权),企图混淆视听之后再去享受通过税收带来的金钱收入(在此情况下,对收入和财富的所谓“公正”征收)。

加比隆多和其他图谋想让纳税人自愿纳税的政客一样,并不是在要求自愿支持,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救济穷人的借口,也就不能劝导我们出于同情其他同乡而去自愿、无私的纳税了。我想说的是,一个好的市民要适当的承担无私帮助他人的道德责任,但并不意味着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来把这个道德责任变成政府税收这种单方面的法律义务。加比隆多想要的不是自愿支持,而是希望市民服从政治权力,对政府强权不闻不问,进而政府就能随心所欲的决定他们的生活了。

诚然,一个人可以被完全、彻底地说服,从而相信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税收,甚至会相信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大的好处是会改善社会福利。最后,还可能为纳税国家主义辩护,要求寻找共同利益。

但是,支持强制税收的人也不能篡改词语的本意:税收不是自愿支持,而是强权。政府能借此单方面的把义务强加在每一个市民身上,这些市民还不敢吭声,乖乖履行。

[1] 译者注:经过和原文作者沟通,“自愿支持”还可以理解为“利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