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5年02月

《捍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二)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2.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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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通缩理论

通货紧缩的理论和反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在不满的年代出现并激增,因为那些在价格通缩中蒙受损失的人希望通过一场信贷扩张(即货币通胀)来获利。因此,随着英国的信贷收缩,关于通货紧缩的新理论蓬勃发展。1798年,为了应对法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取消了金本位。各银行持续扩张信贷,并增加新的法币券的数量。一个人为的战时繁荣随之而来。战后,显然要承担和清算不当投资。相应的信贷收缩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重回旧境的预期,导致了一次强烈的价格通缩。 在此期间,许多曾经赞同重回铸币支付的经济学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开始反对通货紧缩。这些年中,广泛传播的通缩恐惧诞生了,直到今天它还在业内盛行。不出所料,这符合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它们在通胀的战争年间做出了不当投资——的利益。这些公司青睐宽松货币和通货膨胀。 因此,那些在战争时期通过过度扩张生产使自己负债累累的农业者强烈反对价格通缩并鼓吹货币通胀。比如,代表保守党(Tory party)和权势贵族地主的《评论季刊》改变了自己起初支持铸币支付的立场,转而恶毒攻击价格通缩。

对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反对价格通缩的新论点,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937] 1975, p. 185-86)写道:

那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价格水平变化导致专制和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新论据支持价格下降对财富和生产的量有不利影响的学说,这使得它们尤为不受欢迎,而价格上涨可能为生产和财富累积带来好处,以弥补其不公平分配的影响。这些论据的总体趋势是,至少部分辩护了战时通胀,并加强了对重返旧标准的反对声音。(强调为原文)

因此,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反对价格通缩的新论点及其新特质。这些论点中出现偏见,和这个时期出现价格通缩对很多个人来说是一种威慑有关。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1783-1859)和他的兄弟马蒂亚斯一样,是通货紧缩最早的敌人。他们两人都是伯明翰银行家,因而倾向于反对通货紧缩。 此外,两人都在自己的家乡伯明翰“担任铁铜业发言人”。 他们的父亲老马蒂亚斯·阿特伍德是一位铁业制造商。 因其制铁和武器业,伯明翰一直是战争时期的主要受益者。这些行业在战争结束之后,生产结构开始适应和平时期的条件时陷入危机。

因此,托马斯·阿特伍德把价格下跌谴责为严重的罪恶,只能通过引入不可兑换的纸币并不断增加其供应来预防,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恢复繁荣》(Prosperity Restored,1817,p. 78-79)一书中,他认为,在价格下跌不同时影响所有价格(包括债务)的时候,会抑制商业,因为对债务人 而言的问题和以对财产信心降低的形式出现的不利心理影响:

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平均地突然暴跌,如果它被充分理解,即债务和义务的数额都在同时同比例下降,这样的下跌有可能不会阻遏消费和生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它既不会造成造成重大害处也不会带来重大好处,但当这样的下跌以一种模糊和未知的方式发生的时候,一件商品接一件商品,而债务和义务没有任何相应的下降,这会产生恶果,摧毁对财产的一切信心,消灭对生产的一切动力,或者破坏以任何方式雇用劳动力。

在托马斯·阿特伍德那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反对通货紧缩的粘性价格(工资)观点(瓦伊纳,1975, pp. 186-87)。他认为,出现货币通缩时,价格必然下跌,但工资不会减少,工人们会失业。他的话和克里斯蒂尔林的类似,他指出,工资只会在一个间隔之后下降,在“强烈的痛苦”的压力之下,工人们终于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随着产出和就业下降,发展出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在促进其政策建议的最后努力中,阿特伍德对统治阶级进行了呼吁。在一封给利物浦伯爵的信中,他说到,价格通缩将导致在民众那里产生痛苦和不满,而且社会动荡可能会撼动国王的宝座(阿特伍德,1819, p. 42)。

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1772-1832)给出了类似于阿特伍德的观点。 惠特利不把增长通缩(即经济发展引起的价格下跌)视作问题。然而,他采用了粘性价格的观点,认为发生其他类型的价格通缩是有害的。因此,他指出,工资、租金和税收不会下降,因为长期合同难以改变。这会对农民和制造商都造成不幸。 约翰·惠特利来自一个显赫的贵族军队及地主家庭。他和西印度贸易相关,并经历了个人财务困难。 鉴于他的家庭背景,法兰克·菲特推测,惠特利特别关注农业的条件和地主(1942, pp. 369-70)。

惠特利认为,价格下跌会比价格上涨更糟糕。不过,他并不认为增长通缩是有问题的,而是认为由货币通缩产生的价格通缩才有问题,因此预料到目前普遍持有的观点,即存在着好的价格通缩(由经济增长产生的)和坏的价格通缩(由其他原因产生的):

当产品增加带来价格下降,而货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它们是好的【;】它们是好的,因为所有人维持和原来相同的收入,而随着收入继续下去,所有人都从它们产生的富足中受益。但是,当价格降低来自货币减少,而产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它们是一种罪恶,因为只有那些可以合法地要求固定金额的人,才能获得相同的收入;而从农业和贸易中获取浮动收入的所有人,都根据它们的减少蒙受损失。当它们由产品增加引起,额外的供应会弥补价格不足,而总量卖得和高价少量时的总额一样多,没有发生任何的收入减少。

亨利·桑顿(1769-1815)害怕在货币通胀之后故意引起的货币通缩。他指出,比起造成制造商不幸的其他价格,工资向下调整往往更刚性。工人们会认为,价格下降只是暂时的,因此,不会愿意接受降薪。此外,桑顿提出了两个另外的论点反对故意的货币通缩。 他认为,在货币通缩中,商人会限制自己的购买,以此回复自己业已下降的名义现金余额。这会对制造商产生抑制的影响。然后,他提到了通缩产生的闲置所导致的无效率。当生产商需要现金的时候,会突然在市场上把未售出的商品堆积起来甩卖。他甚至反对黄金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一种早期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最自然不过的过程)流出,而推荐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银行券来中和它。 考虑到桑顿作为一个银行家的利益,他担心通货紧缩不足为奇。

乔治·朱利叶斯·珀勒特·斯克罗普(George Julius Poulett Scrope,1797-1876) 是另一位担心通缩场景的作者。他写道:

生产阶级中普遍感到尴尬和窘迫的时代,伴随着……每个市场里所有商品的普遍过剩或明显过量,……是……一些人为干扰原因或其他原因的力量引起的。普遍过剩——即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普遍下跌到它们的生产成本以下——相当于货币一般交换价值上升;这证明的并不是商品过剩,而是商品交换所必需的货币供应不足。([1833] 1969,pp. 214-15)

斯克罗普隐含地假设,生产要素价格是粘性的且无法下跌,而消费品价格会下跌。因此,商品价格会降到它们的生产成本之下。从斯克罗普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的补救之道显然是增加货币数量。

即使像大卫·李嘉图或者爱德华·科普勒斯顿(Edward Copleston,1776-1849)这种强烈支持回归铸币支付的人,在纯金币本位问题上,也因为自己害怕通货紧缩,而变得不那么坚定。科普勒斯顿强调价格下跌造成的农业困境。 李嘉图 最后赞同金块本位,对银行体系而言,这种金块本位比金币本位更容易膨胀,因为只有少数富裕的商人可以在交易中使用黄金,并用铸币来恢复自己的存款。 此外,李嘉图显然想防止价格通缩。他写道,他永远不会建议政府让一种强烈通胀和贬值的通货恢复其原有水平。他在一段1821年9月18日写给约翰·惠特利的信中说自己:

永远不会建议政府让一种已经贬值30%的通货恢复到原有水平;我会建议,如你所提议的(但方式不同),通货应该通过降低标准固定在贬值后的价值上,并且不应该发生进一步的偏差。

从这封信中可以推断,李嘉图反对的是突然和强烈的通货紧缩。 他认为30%的大通缩太多,通过价格粘性会产生不幸。他并不认为小而逐渐的通缩是危险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过紧随拿破仑战争的通货紧缩之后,即便是李嘉图这样一位回归的支持者,也没有从通缩恐惧症中摆脱。

总之,在这一时期之前,几乎没有人特别担心过价格下跌的现象。理论家们显然没有把会造成价格通缩的金本位铸币流动放在心上。然而,金块主义者论战的文献,提出了对于通货紧缩的新论点。现在,在英国重返铸币支付之时,紧缩衰退之中的价格下跌,许多制造商和农业利益 赞成扩张性货币政策,出现了最早的通货紧缩理论。瓦伊纳同意这些后来的论点,支持这些理论家赞成不可兑换的纸币通货,以战胜金本位机制(1975, p. 217):

他们对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所提供的自由的经济优势提出了有效而新颖的论点,来避免外部因素引起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应对内部因素引起并由生产要素价格普遍刚性向下加剧的通货紧缩,并且,一般而言,为一国提供数量被视作对其最佳的支付手段,以避免使用超出其控制的外部因素要求它的数量。

《捍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一)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2.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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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简介
许多经济学家都写过通货紧缩这一话题,或者在专注发展自己的相关货币理论时顺带触及过。我在本章不打算一一评论每篇涉及价格下跌这一话题的参考文献。这样的努力几乎不可能。相反,我会对通货紧缩经济理论的主要趋势和变化进行综述。本综述有助于解释通缩理论在经济思想中如何形成、何时形成,以及为什么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为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特定通缩理论和通缩恐惧症(deflation phobia),我会特别强调这些通缩理论家所处的环境和背景。我对这些通缩理论的说明主要依照年代顺序开展;不过,有时我会把观点相近的理论家归在一组,尽管他们可能不是同时代的人。

2.2 重商主义者与通货紧缩
在16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囤积(hoarding)、粘性价格,对价格下跌的恐惧和稳定价格水平的需要还无人论及,因此,也似乎还没有被视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世纪忽视通货紧缩的可能原因是,货币经济和信用货币还尚未普及。相反,自给自足的农庄在经济体中处于支配地位。

重商主义者一直专注于货币通胀,他们最早地隐晦提出了通货紧缩的主题。根据重商主义学说,贸易顺差(即出超),将以增加其贵金属存量的方式使一国受益。 重商主义者们把积攒货币奉为最好的财富储藏方式,并相应地担心一个国家货币流失的情况。因此,它们隐晦地担心了货币通缩。重商主义者还触及到了囤积的主题。然而,这些理论家对囤积问题有着不同看法,就这个特定方式形成了两派。

其中一派,包括威廉·波特(William Potter)和约翰·劳(John Law,1671-1721),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越多意味着贸易越多。对他们来说,货币没有在金库里“闲置”,而是在“流通”并刺激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囤积货币会抵消通货膨胀应有的好处,因为新产生的货币不会被花掉。囤积可能会破坏通货膨胀的目的,即更大的支出。类似地,托马斯·曼利(Thomas Manley)也谴责守财奴,因为“锁在守财奴库房里的钱,就像堆起来的粪,做不了好事,它应该被分散开,并在外面有序处置,使土地丰饶。” 因此,这些作者把私人囤积和可能让金块退出流通的所有事,都谴责为有害的。 所以,这里我们有了最早把囤积视为毁灭性问题的事件之一。

另一派人,包括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杰拉德·德·马利尼斯(Gerrard de Malynes,1586- 1641),托马斯·曼(Thomas Mun,1571-1641),和约翰·布里斯科(John Briscoe)这样的人, 他们认为囤积贵金属,像国家宝藏或者私人储藏财富,是非常有益的事。同样,他们也认为货币是财富的最佳载体。因此,经济体中货币增加,意味着社会财富累积,被视为一件好事。对于这一群体而言,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便是以积攒贵金属的形式储蓄。这种节俭的学说是受了清教道德和宗教原则的启发。

2.3 古典通缩理论

2.3.1 通货紧缩与早期古典经济学家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通常不认为通货紧缩是问题,如果说他们考虑过它的话,也没有很详细地讨论它。例如,亚当·斯密在一点也没讨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讨论了劳动分工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在考虑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时,我们面临着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些作者没有预见到任何值得讨论的由价格通缩导致的问题;不然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能导致价格下降这一事实,后一种情况极不可能。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之中的一些人确实触及了通缩过程。

一个会发生价格通缩的地方是古典金本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specie-flow-price mechanism),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首先描述的。 坎蒂隆专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他指出,货币供应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在一段延长的时间里是不同的,会导致再分配使那些先收到新增货币的经济主体受益,并引起资源在社会中重新配置。这种效应现在被称为“坎蒂隆效应”。他没有明确指明货币通缩的过程,但其分析似乎意味着货币数量减少也会有对应的影响。虽然他的分析相当详细,但他没有注意到(至少是没有讨论)任何关于货币流入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或是关于价格通缩的问题。

大卫·休谟(1711-1776)是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另一个著名阐述者。 他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处理(我们马上会考虑到)不如坎蒂隆的分析细致,并且有时还有缺陷,因为他假定所有价格上涨都是和货币供应增加成比例的。然而,比起坎蒂隆,休谟考虑了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更具体地说,他描述了各种价格通缩:经济增长引起的,货币使用范围扩大引起的,和货币供应量减少引起的。

首先,休谟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分析经济增长产生的价格通缩,但他确实提到了:“这似乎是一条几乎不言自明的格言,每件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比例。……增加商品,它们就会变得更便宜。” 在这次简短的提及中,休谟并未提到对价格通缩的任何顾虑或恐惧。其次,休谟讨论了第二种由货币使用范围扩大,或者说出现货币取代以物易物引起的价格通缩:

……流通领域被扩大了;这和单个金额服务更大领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这一部分减小了货币的那一部分,所有商品必然会更便宜,价格逐渐下降。

再次,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并没有把价格通缩当成问题。

第三,休谟讨论了货币供应减少所引起的价格通缩,同时考虑了货币供应一次性减少和持续减少的情况。在他《论贸易平衡》一文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分析中,出现了对货币供应一次性减少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注意到价格通缩的任何不利影响。休谟提供的一个例子考虑起来特别有意思,他在这个例子里假设英国全部货币的五分之四在一夜之间消失。他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价格都会成比例下降,包括出口并因此补充货币存量。 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个高达五分之四的价格通缩有问题,或者即使他认为有问题,也没有讨论它。

考虑这一证据,我们可能会说,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并不认为价格通缩本身是问题。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在上述评论之后,他的确认为连续的货币通缩是有问题的。虽然他宣称任意数量的货币对维持货币经济的正常运行都是最优的,但改变货币数量会有短期影响。因此,他指出,增加货币数量会提升“国家的勤勉精神”。 而减少货币数量会产生相反效果:

一个货币减少的国家,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比拥有货币一样多,但正在增加的另一个国家更弱、更悲惨。如果我们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不能立即反映在商品价格的成比例变化上,这就很容易解释了。在事情调整至它们的新形势之前,总会有一个时间间隔;金银减少时,这段间隔对产业有害,而这些金属增加时则是有利的。虽然工人们在市场上还在为每件商品支付相同价格,但他们【原文】无法再从制造商和销售商那里得到雇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休谟在经济思想中引入了一种对通货紧缩的新评价。他将其视作更大的麻烦,并采用了粘性价格的论据(即通货紧缩是有害的,因为有些价格是刚性的,这些价格很难下跌)。尽管从长期来看,货币通缩是中性的,即对实体经济要素没有影响,在短期来看,会有适应的问题。更具体地说,短期内,货币通缩的过程是非中性的。我们可以认为,休谟的表达是经济思想史上首次猛烈抨击货币通缩。然而,休谟未能理解,当所有价格下跌,购买(货币)成本和销售收入都会下降。这可能对行业有害,也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取决于购买或销售收入下降有多快。换言之,当货币数量减少,没有明确的原因说明为什么购买成本不应该比销售收入下降得更快。总之,休谟决定性的评价是未来反对货币通缩的论据的来源,尤其是那些考虑“勤勉精神”或者说通缩政策对企业家行动的激励效应的论据。

瑞典经济学家佩尔·尼克拉斯·克里斯蒂尔林(Pehr Niclas Christiernin,1725-1799)是最早对货币通缩的争论做出深入分析的古典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克里斯蒂尔林写到,为了给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七年战争(1756-1763)——瑞典银行开始了货币扩张主义时期。 特权制造商和商人,尤其是钢铁出口商形成了哈特党(Hat Party),他们受惠于货币和信贷通胀。他们的敌对方卡普党(Cap Party)反对这些特权和货币通胀。在1765年,卡普党上台,并发起了一起伴随着价格通缩的货币通缩。为了让他们的通缩路线更受欢迎,卡普党强调了再分配的说法, 宣称通货紧缩会奖励那些在此前的通胀时期蒙受损失的人。相反,受益于通胀时期的人,即哈特党的富商们,会受到损失。

奇怪的是,克里斯蒂尔林是卡普党反对通货紧缩的少数几人之一。回忆起休谟的一个分析,克里斯蒂尔林写道:

当货币供应增加,价格很容易上调,但让价格下降一直更为困难。没有人愿意降低自己的商品或劳动的价格,除非销售惨淡迫使他这样做。正因为如此,工人们必须遭受贫困,而在既定市场价格可以下降之前,必须中止打工仔的勤奋。([1761] 1971,p. 90)

克里斯蒂尔林的观点(即在工人们愿意降低自己的名义工资之前,他们必须先遭受饥饿)显得极端。此外,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工人只在价格通缩期间要求超额工资,而不是在通胀的时候。克里斯蒂尔林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反对货币通缩。他认为,随之而来的价格通缩会有不良影响:不受欢迎的库存增加,实际债务和破产增加,税赋负担增加,信贷危机,货币升值造成的出口衰退,以及通缩预期产生的现金闲置囤积。所有这一切将导致实际支出达不到应有水平。 克里斯蒂尔林([1761] 1971, p. 91)还指出,作为价格紧缩的结果,皇室的债务会增加。他还表示,债务人也在价格通缩中受到损失。他在债务关系和经济既得利益之间建立起联系,似乎意识到经济既得利益在价格通缩中遭受损失,否则会从货币扩张中受益。他写道,“几乎所有地主、商人、铁匠和制造商都是债务人” ([1761] 1971, p. 92)作为其观点的结果,克里斯蒂尔林喜欢稳定货币单位(瑞典克朗)的价值,并通过这样,预料到零通胀主义者或价格水平稳定论者的观点(我稍后会分析这些观点)。显然,面临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的选择,克里斯蒂尔林会选择前者。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他对通货紧缩的处理中,克里斯蒂尔林是个例外,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中与人格格不入。卓越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以及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即使讨论通缩过程,也并不把通货紧缩当做一个问题讨论。因此,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描述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没有说明随着经济增长,货币供应必然增加。斯密分析了劳动分工增加 或资本积累增加的优点,而没有评论可能的价格通缩的负面影响。 斯密还指出,随着商品数量增加而货币供应恒定,货币的价值增加。然而,他并未提出这一过程有任何问题。相反,他认为,因为这一过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

和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对长期均衡价格感兴趣,因此,并不关心短期价格通缩。例如,在《金块的高价》(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中,他指出,任何水平的货币供应都是最优的,货币短缺根本不存在:

如果世界上作为货币使用的金银数量非常之少,又或者非常之多……它们的数量变化只会有一个影响,即会让它们交换的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昂贵或者变得便宜。([1810] 2004,p. 53)

在相同的程度上,他写道:

在任何国家里,当交易数量因为繁荣程度和工业水平提高而增加(金块保持相同的价值,且使用货币的经济也继续不变),货币的价值会上升,因为对它的使用会增加,并会持续高于金块的价值,除非数量增加,不管是通过增加纸币,还是通过使金块铸造成金币。会出现更多商品买卖,但是以较低的价格;所以,通过传递给每笔交易更高的价值,同样的货币仍将足以应付增加的交易数量。([1816] 2004,p. 56)

在这里,李嘉图把注意力放在长期影响之上,并没有看到货币通缩或价格通缩的不良影响。对他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货币是中性的。此外,和斯密类似,李嘉图讨论了通缩影响的过程,而不认为有必要细致讨论它们。比如,李嘉图写到了因为国际贸易而产生的劳动分工增加引起的财富增长。在他的两国之间国际贸易的案例中,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在两个国家都下跌了。 然而,李嘉图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问题来讨论。此外,李嘉图还讨论了更为充裕的资本 和引进机器 导致经济增长的案例。李嘉图认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而机器降低了生产成本,因而间接降低商品价格。 因此,他谈到价格通缩(即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没有关注现象。然而,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那样,出于自己的经验,他后来会在特定情况下反对货币通缩。这表明,在其晚年,他至少反对价格通缩的潜在原因。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也遵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分工导致生产增长的观点(1845,p. 91),写到了通缩过程。他指出了其通缩效应:“通过在相同或更少的生产费用下使产量变得更大,劳动分工使产品变便宜。竞争很快迫使生产者把价格降低到节省影响的全部”(1845,p. 93)。萨伊显然没有把增长通缩视为一个问题。

总之,斯密、李嘉图和萨伊都讨论了可能导致价格通缩的过程(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没有分析这是否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问题。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情况,要么他们没有看到通缩过程有任何问题,或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值得讨论。或者第二种情况,斯密、李嘉图和萨伊更关注长期“自然”均衡分析。他们分析不同的长期均衡状态,而不关注导致这些状态的动态市场过程。因此,没有讨论货币数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中间”不良影响。

《捍卫通货紧缩》:序言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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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通货膨胀一直是经济学的焦点。数不清的文章、书籍和论文都写过通货膨胀的成本、收益、后果和原因。通货膨胀几乎是每一本货币理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通货紧缩却依然被人忽视。有时,通货紧缩甚至没有在货币理论教科书中被提及;而在其他时候,它仅仅在论述通货膨胀的章节里作为通货膨胀的反面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说,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通货膨胀或价格上涨比通货紧缩更为常见,至少在在20 世纪下半叶是如此(Stiglitz 1993, 652; Svensson 2000, p. 1)。正如大卫·莱德勒(David Laidler)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里对通货紧缩的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盛行于世界经济,很容易让人把通货紧缩当成纯粹的理论兴趣。”

然而,理论家们最近又重新关注起通货紧缩(Borio and Filardo 2004)。日本、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价格不断下降,这惊动了恐惧通货紧缩的经济学家。如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所说,因为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看到过真正的物价下跌,即使一个极小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现在人们看到了”(1999, p. 225)。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已开始讨论在欧洲和美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预防这种威胁。 经济学家们还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2003年5月的会议上提出了他们的顾虑, 并其在同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了一项评估通货紧缩风险的研究。 欧洲央行(ECB)的奥特玛·易欣,也在一次演讲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尽管他并没有把通货紧缩看做迫在眉睫的风险(2002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许多研究和文章煞费苦心,想找到或许能预防价格通缩的方法——如果有人拥有一台印钞机,并印出法币来抬高物价,这似乎很容易实现。然而,相比之下,对因果关系的细致分析仍然相当罕见。

因此,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话在今天仍然像它们在1933年那样成立:

不幸的是,在最需要帮助的分析物价下跌影响之处,经济理论恰恰最薄弱。物价普遍下降一直被认为是不幸的。然而现在,甚至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工资率和许多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刚性有碍于公正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现在无疑是时候去彻底研究货币价格下降的影响,并分析货币价格下降与商品和服务生产增长以及普遍福利改善相矛盾这一广泛存在的想法了。该研究应包括讨论是否只有通胀论之路允许资本和生产设施逐步积累。

弗里德里希·A. 冯·哈耶克指出了一个类似的方向([1931] 1966, p. 7)。他认为价格通缩总是导致生产下降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即使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或多或少继续持有这个错误观点。

通缩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对通货紧缩的恐惧为通货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价格通胀率放缓,经济学家们建议货币政策的预防性宽松。 这确保了通货膨胀保持在高速率。用以防止通货紧缩的通胀政策,会导致悲剧性后果,如人为的繁荣萧条周期,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不稳定和严重的再分配。为了替这些通胀政策辩护,经济学家当然必须展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必须看起来对经济活动有害。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尝试过这一任务。在此,我的意图是反其道而行之——揭示通货紧缩本身并不会伤害经济,因此,对抗通货紧缩的通胀性货币政策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成立。这或许是本书最重要的实际意义和贡献。

在这些讨论中,常常未能对通货紧缩给出一个确切定义,也显然忽视了对通货紧缩的学术分析。正如易欣所说,“‘通货紧缩’一词常被误用为描述各种负面未来发展的笼统词组。”(2002, p. 5)然而,通货紧缩的科学定义是存在的。例如,莱德勒提供了一个常见定义(1992, p. 607):“通货紧缩是一个物价下降,货币价值上升的过程。它是通货膨胀的反面。”如今,这是在教科书中发现的最常见的定义。

米塞斯这样定义通货紧缩:

再次,通货紧缩(或限制,或收缩)表示(广意上)货币数量的减少,它不能被(广意上)货币需求的相应减少所抵消,从而客观交换价值必须增加。(1981)。

根据米塞斯,货币购买力增加,出现通货紧缩,因为(广意上)货币数量减少,而(广意上)对货币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减少。

我们并不太考虑定义的对错,而是看它在特定研究中是否适用。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会考虑对货币购买力上升的恐惧,这是一个在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之中都广泛存在的顾虑。因此,我把这种货币购买力令人害怕的上升,即以货币单位计算的物价普遍下降的情况,定义为价格通缩(price deflation),或者更简洁地说,定义为通货紧缩(deflation)。我们将看到,引起价格通缩的一个原因是货币数量减少,我将其区分为货币通缩(monetary deflation)。这些定义的另一些优点是,它们简洁、并与拉丁文原意在词源学上对应。因此,“通货紧缩”一词的词根,来自拉丁语动词flare,意思是“膨胀”(to puff),前缀“de”意思是相反。因此,“收缩”(deflate)是指向下,“通货紧缩”是指一个下降。因此,货币通缩便是货币供应下降,而价格通缩是物价的普遍下降。以此类推,货币通胀(monetary inflation)是货币供应增加,而价格通胀(price inflation)是价格普遍上涨。

由于对价格通缩的分析一直被人忽视,我会遵循米塞斯鼓舞人心的话,并分析物价下跌的影响。我特别想回答以下问题:通货紧缩或物价下跌对经济有害吗?常有人认为,由于市场不完美,价格通缩非常有害,甚至比价格通胀更有害。 我通过“想象难以想象的”(think the unthinkable)来挑战这一观点。 我认为,一个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不能声称通货紧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经济问题,或者就是坏的。有些人得到,同时另一些人失去,如同经济中每一个变化发生的那样。科学地说,人们就是不能说这些对他们自己来说的收益和亏损,会抑制或干扰经济发展。

为了发展这一观点,我会从以下着手:在第二章,我会分析关于通货紧缩的主要经济理论,并指出存在着反通缩偏见的地方。由于许多思想家都把通货紧缩视为会扰乱经济的东西,本次研究的论题相当不同寻常。由于就其成因而论,有人也许会说通货紧缩对经济有害,我会在第三章中考察一些通货紧缩的成因。在第四章中,我会分析价格通缩的后果,以判断其影响是否真的如广泛认为的那么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讨论考虑通货紧缩的后果时的一些常见错误,以及反通缩偏见的起源。本研究将以在第五章分析两起通货紧缩的历史案例而告终:1865-1896年美国的增长通缩,和1929-1933年德国的银行信贷通缩。它们将作为前面章节所做理论分析的例证。

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权衡

Mises Daily: JUNE 5, 2014 by Christopher P. Casey

熊越 译

Unemployment

任何一个阅读常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新闻稿的人,都能轻易设想耶伦主席和美联储团队在控制经济,小心地调整经济体的价格水平和就业人数。有人在警惕地监视宏观经济数据的仪表板,与此同时不断调整货币开关、加速器和其他设备,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1美联储认为,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如果过于强烈,会反过来造成价格上涨。但是,如果货币扩张减缓,经济增长可能停滞,失业率将上升。所以这个两难问题只能用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来解决:不断调整货币增长,直到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这种错误的推理在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那里找到了实证理由。和很多凯恩斯主义产物一样,在它宣告破灭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其遗留物还在主导政策。

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写了《1861年至1957年英国失业与名义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2该文描述了失业率与工资水平增长之间明显的反比关系。保罗•萨缪尔森在1960年扩充了这篇文章,以价格水平代替了工资水平。随后,价格通胀和失业的水平便被联系为相反的力量:增加一个就减少另一个,反之亦然。比较美国从1948年到1960年平均物价水平一年年上升的数据和平均年度失业率,这似乎无可辩驳。3

casey 1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首次(埃德蒙•菲尔普斯也独立)削弱了菲利普斯曲线,他提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弗里德曼的“愚弄模型”(fooling model)假定,尽管在考虑价格通胀的影响之后真实工资率下降了,价格通胀却愚弄了工人,使他们接受了在“更高”工资率的雇用。一旦他们意识到“真实”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差异(傻瓜!),他们会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率作为补偿。随着通胀增加,失业降低,但只在新的均衡达成之前存在片刻。这个简单的洞见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困扰着著名的经济虐待狂保罗•克鲁格曼:“在我读研究生时,我记得大概像这样的午餐对话;‘我就是不买……东西——这长期看不现实。’‘但这些人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的,你怎么能肯定他们现在不是?’”4

弗里德曼的批评不乏聪明,却是不必要、无足轻重并被误导的,因为冰冷的数据远比芝加哥学说更具破坏性。菲利普斯曲线,在20世纪70年代不仅是烟消云散,还转而呈现出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正相关:

casey 2

有鉴于此,像许多凯恩斯主义的概念一样,当20世纪70年代证明了高价格通胀和失业率可以共存的时候,菲利普斯曲线就应该被永远抛弃了。但现在菲利普斯曲线死而复生。克鲁格曼在2013年的文章中,引入新的数据证明了菲利普斯曲线“复活”了。根据克鲁格曼:有多少经济学家认识到,从大约1985年开始——即从里根-沃尔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开始——的数据实际上看起来很像老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克鲁格曼的这个评论是正确的,美国从1985年到2013年的数据再次表明,平均物价水平一年年的增长和平均年度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

casey 3

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像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又重新为人接受?自1985年以来,为什么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的反比关系又出现了?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它先前就已经失效的这一事实永远剥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合法性。

两个变量之间任何表面上的相关性都可能是巧合和无关的,直接是偶然的,或者由第三个或一组变量连起来的。关于价格通胀与失业,最后的解释是正确的。价格通胀与失业并非对立的力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同一个原因影响——货币供应的扩张。

货币变多使其价值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以货币的形式相应上涨——因此出现价格通胀。货币变多也压低利率,引发不当投资(包括工人的雇用),这最终将在经济衰退中被清算(终止)——因此出现失业。虽然这两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的起源,他们显现的时间却可能相去甚远,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其他变量。

最终让菲利普斯曲线死亡的,不是芝加哥学派的花招,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而是奥地利学派对价格通胀和商业周期的解释被更广泛地接受。不幸的是,在此期间,菲利普斯曲线促成的货币政策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午餐学术讨论转向了政府官方政策。在美联储手中,菲利普斯曲线成了武装的凯恩斯主义(weaponized Keynesianism)。

由于不合理地接受了菲利普斯曲线及其与价格通胀和经济周期相关的错误概念,美联储将永远无法以高价格通胀换取低失业率。也不能以高失业率为牺牲换取低价格通胀。但它可以,而且很可能会让两者都处于高水平。如果美联储的经济控制出现故障,那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奏效。

1.Press releas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30 April 2014.
2.William Phillips,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 No. 100 (1958): 283–299.
3.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In the interest of aesthetics and clarity, years for which a negative price inflation or unemployment rate have been excluded. However, their visual exclusion does not alter the linear trendline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graphs.
4.Paul Krugman, “More Paleo-Keynesianism (Slightly Wonkish),”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The New York Times 16 December 2013.

彼得·勒文:《资本及其结构》

(本文为路德维希·拉赫曼教授的弟子彼得·勒文教授为中文版《资本及其结构》所写的前言和引介)

刘纽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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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受译者之邀撰写路德维希•M. 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中文译本的序言,我感到十分荣幸。路德维希•拉赫曼曾是我的老师,是他将我引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殿堂,启发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进行研究。拉赫曼教授是一位尽职的老师,也是一个可敬的人。尽管相对而言,他的学术贡献并非十分丰硕,但作为学者他见解深刻、学识惊人。他的个人学术网络遍及世界,这也令人印象深刻。

拉赫曼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之时,得以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共事,他从那时开始涉足资本理论。为了使英语读者能更好理解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哈耶克本人在积极研究资本理论,他认为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对于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颇有挑衅意味的研究中的缺陷非常必要。也正是从哈耶克的研究中,拉赫曼得到灵感并发展出自己的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把哈耶克的研究带向了不同的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拉赫曼就资本理论发表了许多论文,而这本书就正是这些成果最为成熟的结晶。

也许在拉赫曼的图景 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预期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他同意凯恩斯预期很重要的说法,但强烈认为凯恩斯没有充分说明它们,特别是在他的投资理论里面更是如此。凯恩斯和其它所有理论家都倾向于忽略资本品的异质性本质,并将资本视为同质的存量,而非互补项目——一些比另一些更具可替代性——的结构。他也正是主要基于这一见解建立了自己的资本理论。

在本书首次出版的1956年,凯恩斯革命正当其时,而学界对资本理论的兴趣则业已消退。拉赫曼离开了英国远赴南非。因此,本书一开始反响平平,几乎被人忽略。然而,到1978年本书再版之时,奥地利学派之星已再度升起。哈耶克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也再度兴起。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奥地利学派研究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更是在全世界都欣欣向荣。这本书现在则被视为其中的经典。

路德维希•拉赫曼将会很高兴现在有新读者能够阅读到他的著作。我也同样高兴。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4年9月
彼得•勒文

中文版引介

尽管拉赫曼确实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Austrian Economist)”,但他是在德国而非奥地利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他在20多岁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发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进而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结缘并且为之着迷。(他第一次与米塞斯见面是在1932年)。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研究、致力推动、理解并欣赏奥地利学派之上。(Mittermaier 1992 ; also Grinder 1977b)

1933年,完成了早期教育之后,他(与他未来的妻子玛格)一起离开德国来到了英国。他因而避开了纳粹党的崛起,因为作为犹太人,他本会成为种族灭绝的目标。他在英国无法找到一个学术职位,因此,尽管他已经在柏林获得过一个博士学位,他还是决定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哈耶克的学生(Mittermaier 1992: 9)。这将他和莱昂内尔•罗宾斯、约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巴•勒纳、乔治•沙克尔等学者一道,置于了充满活力的新“哈耶克主义”经济学派的正中心,这也正是哈耶克主义者和正在形成的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急速升级的论战中心。他当时已经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奥地利学派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有了好感。

因此,拉赫曼对资本理论的兴趣产生于这些话题争端,它们关乎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源自米塞斯、源自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这是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基石)。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源于卡尔•门格尔(1871),是奥地利学派当时最著名的贡献,这主要归功于欧根•冯•庞巴维克对这个问题的广泛研究。庞巴维克的研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1959,原本在1884-1912年期间出版的三卷本)。在他对经济周期富有影响力的研究里,(1933,1955)哈耶克曾参考并利用了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而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工作,都在致力于详细阐述这个理论,并使它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人接受(尤其是英语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写下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其中一些收录在了哈耶克1939),并最终在《资本的纯理论》(1941)达到顶点。正是这些著作对拉赫曼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并对他形成随后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以及他在本书中如此持久地专注于预期这个话题产生了至关紧要的影响。

拉赫曼曾有一段时间困惑于人们的预期对他们行动的影响,并感到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1935)和《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1933)里,以及他与凯恩斯在凯恩斯出版《货币论》(1930)之后的争论里,都疏于足够强调预期在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作用,以作为对凯恩斯理论的反驳。在凯恩斯的《通论》(1936)出版之后,哈耶克阅读了这本书,他惊讶地发现凯恩斯广泛地处理了预期。拉赫曼由此得出结论,奥地利学派对预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预期的主观主义含义则成为了激励他余生研究的主题,以及其资本研究中的亮点。

他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20世纪40年代得以继续,并与他对预期的研究结合起来(Lachmann 1937, 1938, 1939, 1941, 1943, 1944, 1945, 1947, 1948)。这项研究始于哈耶克-凯恩斯论战的背景,以及大萧条的冲击,伴随着拉赫曼对于“继发萧条”本质的探索,但在之后发展完成超越。它最终在许久之后的1956年,在这本《资本及其结构》里达到了顶峰(Lachmann 1978 [1956]),而当时他已在远方,且学界对资本理论的兴趣在凯恩斯革命的凯旋之下已消失殆尽。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无疑在精神上继承了哈耶克。然而,它也与庞巴维克的研究紧密相连,拉赫曼以一种适应现代真实世界生产情景的形式,仔细而批判性地重构了庞巴维克的洞见。他的方法反映了他看到的资本、知识和预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需要明确表达出来以完满回应凯恩斯主义挑战之事物的含义。

拉赫曼在下面的著名引述中解释道:

经济学家离不开通用的资本概念,在物质对象中这概念没有可度量的对应; 它反映的是企业家对这些对象的认识。啤酒桶和鼓风炉,港湾设施和酒店房间里的家具,它们成为资本的原因不在于它们的物理特性,而在于他们的经济功能。某物是资本的原因在于市场(也就是企业家的共同认识)认为他具有产生收入的能力。……(然而)社会中使用的资本存量并非呈现以一副混沌的图景。它的安排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些秩序在其中。(Lachmann 1978:[page number])

资本存量的价值依赖于个人预期和评值,它不是一个可以客观观察到的现象。只有在均衡条件下,此时所有个体的预期都相互一致,这样的价值才有一些意义。因此,他提供了一套资本结构理论而非资本存量理论,并强调了资本的异质性。资本品在物理上形态各异的这一事实很重要,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均衡(disequilibrium) 。要是不同资本品的价值可以简单累加起来,那么物理上的异质性就能归约到价值的同质性上去。不均衡意味着个体有着不一样且经常不一致的预期,所以我们不能将个人的评值简单累加起来。这就意味着资本存量的整体度量是不连贯的,并且不能被认为指示着经济体中生产性资本的客观价值。

拉赫曼认为,尽管资本存量是异质的,且不能被有意义地加总,然而它并不是无定形(amorphous)或者无意义的。资本存量的各个组成部分参与了一个又一个实际关系,因为它们共同执行着某些特定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们被用于各种不同的资本组合中。如果我们理解资本组合的逻辑,我们就能赋予资本结构以意义,并且由此我们就能够设计恰当的经济政策,或者更重要地,避免不当的政策。

理解资本组合需要理解互补性和替代性的概念。这些概念适应于这样的世界:感知价格即为真实(非均衡)价格,(在这个意义上价格反映了不一致的预期),而发生变化会引起长期而可见的调整。如果资本品协同一起在为一个给定的生产计划发挥着作用,它们就是互补的。一个生产计划由一套给定目标的事务来定义,对于它们来说产品就是手段。只要这个计划顺利完成,所有产品便都是相互互补的关系。它们是同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计划中的互补关系可能会非常复杂,而无疑它们会涉及到生产和销售的各个阶段。

在一个生产计划(部分或整体)失败时,会发生替代。当计划的部分元素失效,人们就必须寻求应急的调整。因此我们就必须用一些资源来代替另外一些。举个例子,备件或额外库存的作用。因此,互补性和替代性是世界中不同状态的属性。同一个物品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是互补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替代品。替代性只有在一系列应急事件能够显现时才能衡量其程度。可能会出现某些事件,比如说巨大的技术变革,没有预料到的话就会使某些生产计划变得毫无价值。与之关联的资源将不得不整合到另外的生产计划里,或者干脆报废——因为它们可能一直无法被利用起来。这是经济过程的自然结果,它主要由试错发现新的、更好的产出和生产技术来驱动。面对变化,决定任何资本品命运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放进别的资本组合,而不损失其价值。资本品发生重组。那些完全失去价值的就会被抛弃。也就是说,资本品虽然是异质而多样的,但它们却常常能执行许多不同的经济功能。

拉赫曼以互补性和替代性为据的资本分析,与投资理论(他指出正是投资理论必须暗含一个资本理论),并尤为与凯恩斯的边际效率概念(这一概念缺乏对这种理论的承认)联系紧密。在他看来,投资增长对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现有资本结构的形状及其与新投资的互补程度。

本书与拉赫曼的导师及同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之间的关系颇为有趣。在被问及他的《资本的纯理论》时,哈耶克曾这样评论,“我认为从我的研究中得到的最有用的结论,其实在拉赫曼关于资本的书里”,并且他认为拉赫曼所说的可能就是全部能说的( what Lachmann said is perhaps as much as could be said)。哈耶克继续说:“和许多其它我自己在经济学中的尝试一样,我恐怕,这部资本理论的著作更多显示出的是一种阻碍,对我曾强调的东西——总体来说就是现象的复杂性、数据的不可知性等等——它确确实实更多指出了我们可能获得的知识的局限性,而不是如何可能去做出特定的预测。” (引用自Kresge和Wenar 1994:142).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正如在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中所展示的那样,声名远扬且为沿奥地利学派传统研究的学者所尊崇。然而第七章却有些例外。它包含着谜团,即拉赫曼所推荐的政策看起来与他对动态经济体中的资本的观点不是很协调。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章,而一些人则试图去解释它。中国的读者现在可以就这场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资本的概念对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至关重要。路德维希•拉赫曼的《资本及其结构》这本著作有着惊人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它被译成中文值得庆祝。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4年9月
彼得•勒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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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ermaier, K. H. M. (1992), ‘Ludwig Lachmann (1906–1990) A biographical sketch’,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60 (1), 7-25.

《资本及其结构》一书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