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5年01月

为什么知识分子仍然支持社会主义

Mises Daily: NOVEMBER 15, 2006 by Peter G. Klein

谷兴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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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术知识分子倾向支持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美国大学是怎样从高等教育的中心向提倡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的前沿转变的呢?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典型的美国大学教授对社会和政治所持有的观点通常和普通大众是差不多的。今天我们都听过一个流传在东欧和前苏联计划经济解体以后的笑话,世界上马克思主义仍然繁荣兴盛的唯一地方是哈佛大学政治学系。

更一般地来看,现在主导美国高等教育的是那些60年代的激进学生,而现在他们已经升级占据了各个学院和大学的显赫位置。学生需要的只是遵守对入学和就业“多样化”的积极追求、放弃传统课程以有助于基于群体一致性的高度政治化的“学习”、以及一个进行敏感性训练的强制性车间,等等。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1989年的一项研究使用了“自由”和“保守”这样的分类。该研究发现在主要的文科学校和研究型大学里70%的教授认为他们是自由派或者温和自由派,不到20%的人认为他们是保守派或者温和保守派(引用自Lee,1994)。(当然,这里“自由”一词是指左翼自由或者社会主义者,不是古典自由主义。)

卡迪夫和克莱因(Cardiff and Klein,2005)在11个加州大学利用具有终生教职的教员的选民登记记录考察了学术机构的政治立场。他们发现民主党员与共和党员的平均比例是5:1,范围从伯克利的9:1到佩珀戴因的1:1.人文学科比例是10:1,而商学院只有1.3:1。(不用说,甚至在冷酷的、狗咬狗的、资产阶级奉承者的商学院这一比例也没有降到1:1以下。尽管今天共和党人几乎都不是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这些数字也符合一种广泛的看法,即大学教员正逐渐变得不能代表他们应该服务的群体。

令人惊奇的是,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发现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也仅有63%的教员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与此对应的是在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领域该比例是72%,在人种学、历史学和哲学领域是76%,而在公共事务领域是88%。卡迪夫和克莱因的研究发现在经济系,民主共和两党的平均比例是2.8:1,低于社会学的44:1,这是必然的,但是高于生物学、化学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管理学、市场学、会计学和金融学。克莱因和斯特恩(Klain and Stern,2006)对美国经济学会(AEA)的成员做的一个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赞成安全法规、枪支管制、收入再分配、公立学校和反歧视法案。《南方经济期刊》(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做的另一个调查报告显示“71%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收入分配应该再公平一些,81%认为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应当承担的立法责任。在持学术立场的经济学家中间甚至更赞成这些观点,那些学术立场中的精英经济学家也同样强烈支持上述观点(Lee,1994,p.21)。

为什么那么多大学教授,或者更一般地说是知识分子赞同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哈耶克在他1949年的文章《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中做出了部分解释。哈耶克问道为什么“在[美国]知识分子中越是活跃、越是有才智和独创精神的人……越是倾向社会主义”。他的回答是机会更容易被拥有不同才能的人获得。

学术机构通常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接受的是左倾的教育,那么我们就会推断大多知识分子会赞同社会主义。但是这一结论遭到了经验研究者所称的“样本选择偏见”的质疑。知识分子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些人热爱自由,捍卫产权,并且支持“自然秩序”——即市场的捍卫者。另一些人是改革者,希望根据他们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理解来改造世界。哈耶克指出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才,他们会到学术机构之外(即,在商业和职业世界),借助市场去寻找机会以获得职业和财务上的成功。那些高智商但是对市场没有好感的人就更有可能选择学术生涯。因为这个原因,大学从一开始就塞满了那些倾向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这也带来了一个现象,即学术机构对市场运作知之甚少,因为他们都没有什么市场经验,生活在象牙塔里,拿着补贴,受着学术机构给予终生教职的保护。就像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p.17)中指出的,这种“对实际事务不承担直接责任”是学术知识分子与那些“掌握话语和文字权力”的人的区别。这种无需负直接责任也就使得他们缺乏对一手知识和实际事务的认识。熊彼特说,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批评意见“大多数时候是以旁观者和局外者的身份,而这种意见等于给予了他一次将自己置于该事件中的机会,让他可以有一种实在的或者潜在的阻碍价值。”

然而哈耶克的考虑并不周全,因为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学术机构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倾向干预主义。就像前面我们指出的,20世纪上半叶大学教员的政治观点和普通大众差不多。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后来的这种变化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学术机构从福利国家中获得了许多直接利益,而随时间发展这种利益还在不断增加。除了学生的财政资助,公立大学还从联邦和州政府获得50%的运营基金,这使得他们从学杂费中获得的那18%相形见绌。甚至象斯坦福和哈佛这样的“私立”大学也从联邦补助和合同中获得将近20%的预算资金(美国教育部,1996)。加上学生财政资助的话,这一数字接近50%。据美国教育部,公立四年制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私立大学一半的学生都接受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

从这点来看,在美国“公司福利”最典型的例子是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它给予学术部分的补助,远远超过了市场能提供的水平。退伍军人权利法由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签署,以帮助军人重返校园,1944到1956年间花费税收145亿美元(Skocpol,1996)。该法案最新一版(2008)预计下个十年开销为520亿美元。

为了明白政府资助为何对高等教育建设如此重要,我们只需要停下来稍微思考一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里学术机构的作用是什么。事实上绝大多数学术机构根本就不那么重要。在一个自由社会,学术机构的数量会远远少于今天。它们的公共曝光率无疑会比现在低得多。大多数都会缺乏收入。尽管一部分会致力于学术研究,但绝大部分会是教师。他们的工作是将前辈的集体智慧传授给下一代。更有可能是,学生也很少。有些学生可能会选择传统大学,而更多的可能会选择技术职业学校,在那他们的老师会教授他们实用性的知识。

今天,在主要研究型大学的许多教授几乎都不授课。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搞研究,尽管很多这些研究是不是真正的学问都是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看一下最新的学术期刊就知道绝大多数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展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像是些后现代的官样文章;在职业学校,像职业性的定向技术报告。这些研究的大多数都是受美国政府部门资助,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人文基金会(NEH)、美国农业部(USDA)等等。大的大学有上万的学生,他们可以从政府资助中获得贷款和助学金。

除了学校生涯,专业学者还可以竞争政府机构有声望的高层职位。看看经济学领域。美国联邦政府雇佣了至少3000名经济学家——大概是美国经济学会所有成员的15%。美联储(FRS)自己则雇佣了几百名经济学家。此外还有重要政府机构背景的顾问职位、联邦任命的委员会成员、及其他有助事业提升的活动。这些益处不仅仅是财务上的。同时还有心理上的。正如李(Lee,p.22)指出的:

和其他群体一样,专业学者也喜欢施加影响和感到重要。很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只满足于观察、描述和解释社会;他们大多数都想改进社会而且都天真地认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就能够做到。而庞大的政府的存在给专业学者们提供了让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改革幻想中的现实可能性。

因此,很明显对学术机构来说,生活在一个高度干预主义的社会里益处多多。学术机构倾向于赞成这种干预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经济学家们,他们作为政府顾问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创造和维持着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福利国家的模式。自然,当政府资助他们的研究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也就不可能要求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象农业经济和货币经济这些应用领域去寻求重大的规制改革。

穆瑞·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中有很有趣的一章,分析了在公共生活中经济学家的传统角色。罗斯巴德指出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的职能和有壁垒的市场的经济学家的职能有很大不同。他问道:“在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上经济学家能干什么?他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这是一个重要任务,特别当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认为市场是完全无秩序的),其他他就干不了什么了。”

而且,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并不是一种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说资源是有限的,选择就意味着机会放弃,我们的行为可能造成意外结果。这明显不是政府愿意听到的论调。当政府主张征收进口关税来帮助国内制造业的时候,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保护主义只会损害国内消费者。当政府建议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时,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法规只会伤害它本来想帮助的那些人,迫使他们失去工作。但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却在急速扩张。部分原因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福利国家的职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经济专业的需求。就好像高犯罪率的增长就会引起犯罪学家的需求,因此国家对福利/管制的日益增长就会引起对政策分析人士、反垄断顾问、税收和监管专家以及各种预测人员的增长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事物的日益专业化必须要为这种变化承担责任。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专业社团,美国经济学会(AEA)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明确的“进步”而成立的组织。它的创始人,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曾对一个同事说,他计划成立一个“反对放任自由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协会(Coats, 1960, p. 556)。其他创始人全部都在德国接受过古斯塔夫·施穆勒和其他新德国历史学派——即所谓的讲坛社会主义者——成员的培训,他们都拥有相似的改革热情。AEA的章程还指出建议学会扮演一种“教堂、国家、科学的积极角色,通过改进立法政策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Coats, 1960, p. 558)。幸运的是,AEA随后逐渐偏离了它的创立者们的目标,尽管现在每年引人注目的年会仍然称为“理查德·伊利讲坛。”

如果要选择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单一事件来体现促使经济学家从批判干预向赞成福利国家的转变,那么我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所得税被常态化和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FRS)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在大萧条期间,华盛顿第一次开始雇佣大量经济学家加入像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中央计划组织。但是即使在那些年,一般经济学家都赞成自由贸易、低税收和健全货币。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经济学专业化的分水岭。因为这是第一次,专业经济学家全部加入了政府规划局的行列。其中的一个工作是控制物价,由价格指导办公室负责,负责人开始是里昂·亨德森(Leon Henderson),后来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这个团体包括一些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例如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另一个工作是研究军事采购(后来演变成有名的“运筹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研究小组合作,该小组包括斯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 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莱昂纳德·萨维奇(Leonard Savage);或与由泰克斯·桑顿(Tex Thornton)领导的“神童们”组成的军队统计控制小组合作,桑顿后来成为立顿产业的主席。 其中最有名的神童是罗伯特·麦克拉马拉(Robert McNamara),桑顿的首席门徒,他后来运用同样的技术去管理越南战争。

而且在二战前,在英语世界经济学的主要工具语言是英语。然而从那以后,经济理论就变成用晦涩的数学术语来表达了,而经济史变成了应用统计学的一个分支。我们一般把这种变化归功于保罗·萨缪尔森的数学定理的出版(Samuelson, 1947),以及计算机的发展。无疑这些都很重要。然而似乎是在二战期间甚至包括名义上是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都从中央计划模式中尝到了甜头,使得这种原则性的方向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其他公众群体怎么样呢?哈耶克所称的那些“思想的二手经销商”——记者、书本编辑、中学教师,以及其他“舆论塑造”阶层的成员?首先,聪明而口齿伶俐的自由主义者们(古典意义上的)多会选择商业和职业生涯(哈耶克将其称为选择偏见)。其次,许多记者为了谋生而放弃了诚实清廉;只有很少一部分敢于挑战政府,因为他们要从政府官员那寻求信息、采访、时间。

未来会怎么样?无法预测,但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主要理由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使得公立大学和公立媒体的垄断联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你不需要一个博士学位才可以写维基百科。新媒体的出现、新的分享信息的手段、建立威信和信任的新方法,这些对作为文凭工厂的大学意味着什么?而且,当大学更趋向于职业教育,它们会发现它们很难与专业化的技术密集型机构,像德瑞大学和凤凰城大学这样的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些大学竞争。

从长期来看,当前高等教育和媒体面临的危机可能是一件好事,它迫使我们去反思教育和知识的目标和目的,夺走这种制度设置带给它们的权力。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学术、通讯传媒和教育真正的重生。

威廉姆森与奥地利学派

Mises Daily: OCTOBER 14, 2009 by Peter G. Klein

谷兴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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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威廉姆森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奥地利学派来说是个好消息,同时获奖的还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威廉姆森在相关组织形式——他将这些称为市场、层级(hierarchies)、混合型组织(hybrids)——的出现、运作和适应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定义了现代组织经济学的范围。威廉姆森不是奥地利学派中人,但是他对奥派思想怀有善意(特别是他很赞同哈耶克对隐性知识和市场竞争的理解),他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提升和扩展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他的企业边界理论几乎一手取代了产业组织和反垄断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完全竞争标准模型。他同时是一个务实、严谨,讲究实际的经济学家,他首要也是最主要关心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宁选择理论的清晰和现实的相关而非数学形式的优美。因为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的著作值得奥派认真研究。

开启黑箱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或者是生产可能性集,是一个“黑箱”,它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给定现存的技术水平,投入要素的价格,以及需求水平,企业的货币利润最大化目标受到的约束是它的生产计划必须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企业被模型化为就像一个独角戏演员,面临一系列并不复杂的决定:确定产出水平,每种要素需要使用多少,等等。当然,这些“决定”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决定;它们不过是隐含在基本数据中的一些琐碎的数学计算。简言之:企业是一个成本曲线集,“企业理论”只是个微积分问题。

威廉姆森抨击这种企业概念,他把这种观点叫做“作为生产函数的企业”。基于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和“契约”方法,威廉姆森认为最好把企业看做是一种“治理结构”,是在各个代理人之间组织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手段。因此,企业由一个企业家—所有者、他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以及一系列雇佣关系所构成,这是一种现实的而且与奥地利学派完全相同的观点。威廉姆森强调“资产专用性”——一种资源专用于特定贸易方的程度——作为企业边界的关键决定因素,而将企业边界定义为企业内部的一组交易集(或者换种说法,企业家所拥有的资产集)。更一般地来看,他认为企业家会选择一种他认为最适应环境的组织形式,可能是一个松散的小企业网络,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或者一个特许经销网、联盟、联合经营;或者一个庞大的垂直一体化企业。

一些奥地利学人追随艾智仁和德姆塞茨(1972)的观点,认为科斯和威廉姆森宣称企业不是市场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企业家用自愿同意取代了强迫,而且企业层级与自由市场并不是那么一致(例如, Ellig and Gable, 1993; Minkler, 1993a; Langlois, 1994a; Mathews, 1998)。我认为这是对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误解。确实科斯说过企业“取代”市场,企业家“压制”价格机制,威廉姆森说企业的出现克服了“市场失灵”。但是他们的意思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说企业不是市场的一部分,认为市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比政府计划更无效,或者任何之类的想法。而且,威廉姆森并没有在通常的左翼干预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市场失灵”一词,而只是表示现实世界的市场并不是如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样“完美”,这就解释了企业为什么要存在。事实上,威廉姆森在垂直一体化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对市场的颂扬。不仅企业是市场的一部分,更广义的说,我们在市场中看到的各类组织形式——包括大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都是企业家认为所应采取的组织生产的最佳方式,而这正是企业家创造力的明证。

威廉姆森所说的市场、层级和混合型组织是可以选择的治理形式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他意思是企业和混合型组织不是市场的一部分?当然不是。科斯和威廉姆森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即在一个更大的市场背景下的各类契约或商业关系间的差别。这一问题仅是说是否这种雇佣关系不同于一个独立供应商的现货市场或采购计划。艾智仁和德姆塞茨(1972)曾提出他们著名的看法,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是自愿契约关系,没有“强迫”、权势等。科斯(1937)、威廉姆森、赫伯特·西蒙(1951)、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我自己的研究,以及大多数现代企业研究文献都认为有重要的、质的区别。科斯和西蒙强调“命令”,他们的意思仅是指受限的雇佣合同范围是可扩充的。雇主不需要对某天雇员应该执行任务A、B,或C而与雇员谈判;他只需要命令他去干就行了。当然,雇佣合同本身和其他所有合同一样,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谈判签订的。但是一旦合同签订了,它就和那种“将在第一天执行任务A的独立合同X”有了本质的区别。西蒙(1951)将这种雇佣关系的特征称为“权限区域”。威廉姆森强调的是法律上的差别,即解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争议与解决企业间的、企业和顾客间的、以及企业和独立供应商或经销商之间的其他争议是不同的。格罗斯曼和哈特,以及我和尼古拉·福斯的研究强调资产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区别。如果我雇佣你用我的机器工作,我拥有使用这台机器的剩余控制权和收入权,而你没有,因此你使用这台机器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如果你拥有你自己的机器,而我雇用你和你的机器为我服务,那么你(这种情形是一种独立的合同)拥有这些剩余控制权和收入权,而这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很多方面。

尽管科斯、西蒙、哈特和其他制度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明确地借鉴奥地利学派思想,这种差别我们还是可以用门格尔区分orders 和organizations,或者哈耶克区分cosmos 和taxis来说明。科斯和威廉姆森只是说企业是一个taxis,市场是一个cosmos。这不是否认组织和企业内部有“非计划”和“自发”的方面,也不是否认市场中存在目的、理性、利用货币计算,等等。

资产专用性和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

如前面章节我们所讨论的,研究企业的黑箱式的方法主导了新古典经济学,使它忽略了生产中关键的组织细节。生产被看做是一个单阶段过程,要素会立刻转化为最终产品,而不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历经时间的推移和多回合中间产品使用的过程。资本被看做是一种同质性的生产要素。而威廉姆森强调资源是异质性的,经常被专用化,而且通常重新调配是要花成本的。他所称的资产专用性是指“用于特定交易的固定投资,这种投资的机会成本比其他最好的使用途径低得多,或者该投资被其他人利用,可能导致初始交易过早地终结” (Williamson, 1985, p. 55)。这描述了一系列的投资特定关系,包括特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还有诸如研究和开发(R&D)与企业特定知识或能力这样的无形资本。像克莱因等人(1978)一样,威廉姆森强调“占持”问题也属于这类投资,合约安全保证(contractual safeguards)的作用就是保证这些资产的回报(克莱因等人把它叫做“准租金”)。

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集中关注不同类别的专用性,即在生产时间结构中某种资源专用于某一特定用途的程度。门格尔根据“秩序”提出了著名的商品特征分类法:最低秩序的商品是那些直接消费品。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工具和机器位于更高一级秩序,用于生产工具和机器的资本品的秩序更高。根据他的理论,所有商品的价值由他们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决定(即它们的边际效用),门格尔指出较高秩序商品的价值由它所生产的较低秩序商品的价值给定或叫“转嫁”。而且,因为某种资本品自身就是由其他更高秩序的资本品生产的,这说明资本品不是同质的,至少从时间上来看它们被运用于不同的生产阶段。这不是说资本品之间不能替换,而是说替换的程度是受到限制的;正如拉赫曼(1956)指出的,资本品的特征是“多重专用性”。有些替代是可能的,但是要付出成本代价。

米塞斯和哈耶克运用专用性概念发展出了他们的经济周期理论。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关注的不是一个特定生产过程的专用化,而是一系列特定贸易方的专用化。他的目的是解释这些贸易方之间的商业关系(正常交易、正式合同、垂直一体化,等等)。换句话说,奥派关注专用性资产的专门使用,而威廉姆森关注专用性资产的专门使用者。但是明显两者都认为可能从贸易中获得收益。奥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通过考虑垂直一体化和长期供给关系如何能缓和或加重经济生产结构中信用扩张的影响来进一步拓展。此外,交易成本经济学不仅可以从生产的时间结构,还可以从柯兹纳(1966)根据主观个人生产计划——这种计划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和彭罗斯1959年提出的企业“主观机会集”的概念)提出并不断修改——提炼出的资本资产的定义中获得养分。

垂直一体化、战略制定和充分利用

威廉姆森通常所讲的垂直一体化不是说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失灵”了,而是说在一种通常无法预测的方式上它们成功了、更富有了、更复杂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垂直整合型组织,即使当没有明显的技术协同增效效应时,也可能通过减少治理成本而提升效率。因此威廉姆森(1985, p. 19)将这一问题称为反垄断中的“非友好传统”,即企业进行非标准化的商业实践行为——例如垂直一体化、客户和领域限制、配合、特许经营权等等——是为了获取垄断收益。事实上,反垄断机构随着这类商业行为的演化变得越来越宽容,它们更多是基于个案的调查而不是对一类特定行为本身进行严格管制。尽管这种变化敏感地在芝加哥学派上反映了出来,他们宣称垂直一体化和管制并不会降低竞争,而不是宣称这种(制度)安排能提供合约安全保证(Joskow, 1991, pp. 79–80),芝加哥学派对垂直一体化进行管制的主张很大一部分依赖(尽管不是明确的)交易成本来解释(Meese,1997)。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姆森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对完全竞争模型正面的攻击,特别是当运用于对反垄断和监管政策方面的标准案例分析时。

而且,威廉姆森认为对于经理人来说,“充分利用”是“战略制定”的最佳方式。波特(Porter,1980)之后的商业战略方面的文献都趋于强调将“市场力量”看做是企业层次的竞争优势的来源。直接建立在老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之上,波特和他的同事认为企业应该通过建立进入壁垒、形成联盟、限制买方和供给方的讨价还价能力等等来限制竞争。威廉姆森在他1991年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战略制定、充分利用和经济组织》里反对这种战略定位方法,文中他(1991d)指出经理人应该通过选择恰当的治理结构专注于提高经济效率, 而不是专注于增强市场力量。在这他再一次指出,采取企业整合、与上游和下游伙伴合作、形成联盟,以及类似方式不但能使企业受益,消费者也能从中获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的地方是资源分配到最有利用价值的地方的市场过程,消费者获得全部收益(正如米塞斯强调的)。

尾声

从个人层面来讲,威廉姆森对奥派和奥派学人是抱着友好和善意的态度的。他鼓励学生阅读奥地利学派的文献(特别是哈耶克的著作,他自己就经常引用)。威廉姆森是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经济计算和组织的限度”,最初是在威廉姆森在伯克利的制度研究所提出的。威廉姆森并不同意我关于计算和激励问题之间的区别的观点,他认为(并且坚持认为)是代理成本,而不是米塞斯对计算的解释,能解释中央计划的无效。但是他的观点帮助我形成和修正了我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文献的核心的理解。(并且,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亚力克·诺维【Alec Nove】那个学期正好访问伯克利,恰巧那天作为听众观看了我的答辩,并给了我很多参考和相反观点。)威廉姆森知道我对奥地利学派感兴趣,曾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奥多学派、哈耶克对欧根和勒普克(Eucken and Röpke)的影响,以及它在塑造经济政策上的思想作用的文章。他警告我写这样的文章不利于找工作,但是鼓励我坚持自己的兴趣,不要随大流。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更平淡的主题来写,但是从没有忘记他给我的忠告,并把这个忠告接着传给我的学生。

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历史与结构

Tom G. Palmer, “The History and Structure of Libertarian Thought” in Why Liberty,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3)

熊小二 译 董子云 校

why liberty
历史有助于展现理念如何形成,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本文从历史上和概念上检验了自由的理念,以展示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1]思想如何呈现一个对世界的连贯理解,以及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彼此。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之中,都可以找到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元素,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至上主义却是在现代出现的。它是一种现代哲学,关乎个人自由,而非奴役或屈从;关乎享受权利的法律体系,而非行使专制权力;关乎通过自由劳动、自愿合作和交换达到共同繁荣,而非强制劳动、强迫和征服者的掠夺剥削;关乎宗教、生活方式、种族和其他形式的人类存在的宽容和相互共存,而非宗教、部落或种族战争。它是现代世界的理念,并且在全球各地的年轻人中间迅速传播。

要理解在全球蒸蒸日上的自由至上主义运动,我们需要理解构成自由至上主义政治哲学的理念。我们可以以多种方式来理解政治哲学。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研究他们,来考察它们如何汇合起来回应一系列问题或事项。理念在某些方面上像是工具——帮助我们与彼此及世界互动的精神工具。若要更好地理解这样的工具,先了解它们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是有所裨益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理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逻辑关系,也即各种概念或理念——如正义、权利、法律、自由与秩序——相互作用并赋予对方意义的方式。[25]这篇短文为从两种方式理解自由至上主义都提供了一个简短的介绍。

从历史上理解自由至上主义

从历史上看,自由至上主义是一个一度被称之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运动的现代形式。“liberalism”一词,尤其在美国,已经部分失去了它早期的含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作为一种极高贵而又无所指的漂亮名称,私有企业制度的敌人已经在想,盗用这标签不失为明智之举。”[26]然而,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liberalism一词及其变体仍然在被作为目前在美国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思想使用。因为在美国的语义混乱,很多人业已接受了自由至上主义一词——它也享有意为“自由(liberty)”的拉丁语词根——用以区分自己和在美国被典型称为“自由派”的观点。有时,这个词也被用于区分更为彻底一致的自由主义形式和更为务实或更为弹性的自由主义形式。(在其他一些语言里,用同一个词来表示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比如,匈牙利语同时用szabadelvűség和liberalizmus来表示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

那么,自由主义从何而来?自由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作为一种对共同生活的新方式的辩护而出现,这种方式建立于和平、宽容和共同获益的自愿交换和合作的基础之上。自由主义为这种和平生活的形式提供了一个辩护,以反对被称之为“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专制和全权国家的学说。在争论权力的适宜程度及范围的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思想变得更犀利、更彻底、更相辅相成。

黑暗年代[2]之后,特别是由于独立“城镇(commune)”或自治城市的增长(它们往往被厚厚的城墙保护,以免于海盗、袭击者和军阀的袭击),贸易和商业开始在欧洲增长。[27]整个欧洲建立起新城市——生产和贸易的地方。这些新城市及其“公民社会”以个人自由——正如古老的德国口号“Stadtluft macht frei”(“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与和平之地著称。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离开自由,也就是说,离开往来、做生意、销售商品的权力[3],一一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词来表示自由派由和史上研究他们,来看种奴隶享受不到的权力,贸易是不可能的。”[29]公民(civil,来自civitas,城市)社会是指,在这样的城市里出现的社会。非常重要的是,这个词也被用来表示对待彼此的方式:有礼貌的行为。[4]有礼貌(civil)意味着对陌生人彬彬有礼,在交往中做到坦诚,以及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新城市和联盟的特征是,有着各种意在商议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代表集会或民众集会。与公民社会相关的是“公民权利”的新理念,意思是对一个公民社会来说必要的权利。

随着贸易增长和更多财富的积累,国王们开始打造现代军事系统,他们用它来扩展自己对封建贵族(他们的权力一般和国王的权力一样根植于暴力征服),和对城市(他们的权力根植于自愿联合)的权力。“军事革命”把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后来被称之为“国家”的东西手上,通常是在国王的人员和权力手上。[30]这种集中化和君主式的政治制度取代、征服和同化了大多数其他的欧洲典型政治体制,包括独立“城邦”、商业城市的汉萨同盟、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联盟。随着这样的“主权”权力增长,它们自称“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对所有其他人类联盟行使绝对权力。[31]国王们愈发宣称自己拥有行使绝对权力的“神圣权利”。世俗权力与宗教体系结盟,常常是世俗权力统治宗教权力,但有时也会反过来,后者被称之为神权统治。

绝对主义的学说认为,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对先前的传统——法律而非个人权力至高无上——的一个重大违背。国王詹姆斯六世和一世(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六世在1603年也成了英格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在1598年表示,“国王是整个土地的最高领主;所以他是居住于这片土地之上的所有人的主人,对他们每个人的生死都拥有权力。纵然一位正直的君主不会在没有一条明晰的法律的情况下夺走任何自己臣民的生命,然而他要夺走它们所凭的法律,也是由他自己或他的祖先所定,所以权力总是来自他自己……我已详细证明,国王作为法律效力的创制者和赋予者凌驾于法律之上。”

绝对主义有一个陪伴它的经济理论:重商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王及其官僚应该命令产业,禁止这一家企业而补贴那一家,授予受青睐的企业垄断地位(这种做法现在被称为裙带主义),“保护”地方产业的所有者免于低价进口商品的竞争,并且通常控制贸易使国家的统治权力受益,目的是把钱放进国库。

自由主义作为公民社会自由的捍卫者而出现,反对绝对权力的主张,反对垄断和特权、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战争和公共债务,支持公民权利和法治。该运动吸收了很多源头。其中突出的有萨拉曼卡的西班牙经院哲学思想家阐明的个人权利理念,他们捍卫市场经济和被征服的印第安人的权利,反对他们贪婪的西班牙统治者,还有荷兰和德国思想家们阐明的自然法学说和自然权利,但可以认为第一次彻底的自由至上主义运动是在英格兰内战中出现的:平权主义者(Levellers)。[34]平权主义者在英格兰内战(English Civil War,1642-1651)中站在议会一方,为有限、宪政的政府,为宗教自由,为贸易自由,为财产保护,为博得生存的权利,为所有人的平等权利而战。他们是激进主义者,以及人权和和平的倡导者。他们是自由至上主义者。

这些理念——个人权利,有限政府,思想、宗教、言论、贸易、生产和旅行自由——开放了思想,打破了古老的束缚,给普通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并促使一个又一个帝国轰然倒地。奴隶制在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都被终结,在1888年5月13日巴西废除奴隶制时达到顶峰。封建制被剔除。欧洲的农奴被解放,有时是一次性解放全部,有时是分阶段进行:奥地利在1781年和1848年;丹麦在1788年,塞尔维亚在1804年和1830年;巴伐利亚在1808年;匈牙利和克罗尼亚在1848年;俄罗斯在1861年和1866年;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1918年。

自由的运动不仅在整个欧洲及其殖民地兴起,也在伊斯兰世界、中国和其他地方,伴着对当地自由传统的吸收蔓延。因为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并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每种文化和每种传统都有对自由的叙述,如同对权力的叙述一样。欧洲产生了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但后来也有墨索里尼、列宁和希特勒。马克思的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十年,但他并非中国人,而是德国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可以找到自由至上主义的贤人和声音,如同可以找到绝对权力的鼓吹者一样。自由至上主义正在世界各地生根,与当地的自由至上传统相连(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以及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重新发现联系。

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运动不仅建立在早期自由主义者反对绝对主义的经验之上,也建立在一个对自由和文明更有害的威胁——集体主义极权——的恐怖经验之上。在十九世纪,自由至上事项的浪潮开始翻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伴着对旧权力传统的吸收,开始挑战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所有它们的组合,都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上。个人不再被视为权利的所有者;它们声称,重要的是国家、阶级或种族的权利和利益,所有通过国家权力表达出来的东西。

1900年,《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自由至上主义编辑E. L. 戈德金(E. L. Godkin)写下一篇令人沮丧的社论,“只有残存者(大部分是老人),还在坚持自由主义学说,而当他们都走了,就没有支持者了。”更让人心寒的是,他预测骇人听闻的集体主义镇压和战争将在接下来的世纪夺取亿万条生命:“我们听到的不再是自然权利,而是劣等民族,他们那部分要服从那些被上帝列为高等的人的政府。神圣权利的古老谬论再一次声称自己会招致灭顶之灾的权力。在它被再次否定之前,必然会有极大规模的国际斗争。”[35]而这个预测结果一语中的。后果是规模前所未见的大屠杀,全新规模的大型奴役体系,以及肆虐欧洲、欧亚大陆、亚洲,并在南美洲、非洲和中东有可怕余波的世界大战。[36]

集体主义对自由、文明和生活本身提出的挑战极大地塑造了自由至上主义的回应。这包括重新强调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以下元素,它们全部都被诸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5]和法西斯主义这样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所否定:

•个人而非集体(无论是国家、阶级、种族还是民族)作为基本的道德单元的首要地位;

•个人主义和每个人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或她自己的幸福的权利;

•作为去中心化、和平的决策及协调手段,财产权和市场经济有效利用亿万人的知识;

•公民社会志愿组织的重要性,这些组织包括家庭、宗教社区、友邻协会、商业公司、工会、友好组织、职业协会,以及无数其他提供生活的意义和物质,通过自己的众多联系帮助个人实现自己的独特认同,但已被国家权力的扩张所取代的各种组织;

•对国家和军队及国家权力执行机构之权力集中的忧虑。

很多人对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复兴(尤其是在二战即将徐徐落幕之后)做出了贡献。在1943年,美国出版了三本在大众讨论中重启自由至上主义理念的书:罗斯·怀尔德·莱茵的《自由的探索》(The Discovery of Freedom),伊莎贝尔·帕特森的《机器之神》(The God of the Machine),和安·兰德失控的畅销书《源泉》(The Fountainhead)。在1944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美国出版了他的著作《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而在英国,F. A.哈耶克则出版了他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来挑战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哈耶克的著作接着在其他国家出版并大受好评。哈耶克还组织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这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学者的国际学会,他们1947年在瑞士举办了自己的首次会议。更多的著作出现,如同更多的学会、协会、出版社、智库、学生社团、政党等。[37]

智库开始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推动。第一次浪潮是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伴随着澳大利亚的公共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美国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英国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7年,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在美国成立,而1978年Timbro智库在瑞典成立,这是改变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的自由至上主义智库的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数百个智库此后加盟了安东尼·费雪爵士所创立的阿特拉斯网络,他也是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创始人。)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追随了帕特森、莱茵、兰德、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脚步,仅举几例: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H. B. 阿克顿和安东尼·弗努,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乔治·斯蒂格勒、罗伯特·蒙代尔、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弗农·史密斯,他们推动了自由至上主义的论点,并把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应用到了范围广泛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问题之上。

随着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在整个中东、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国家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自由至上主义再一次适应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建立和加强公民社会制度,并要在这些社会中与生俱来的传统基础之上这样做的需求。这些所需的制度包括:和平讨论而非暴力的习惯;不论性别、种族、宗教、性向、或语言,对人的互相尊重;独立的司法体系来和平裁决纠纷;良好定义、法律上可靠、并方便地转移的产权制度,以便财富创造交换;出版和公共讨论的自由;以及检查权力的实施的传统和制度。

对于一个自由至上主义历史的简要总结而言,这已经足够多了。让我们转向另一种理解自由至上主义的方式。

自由至上主义概念理解:自由至上主义三脚架

只有一条腿的椅子会倒。加上另一条腿的话,它会更稳定一点点,但还是会倒。加上第三条腿形成一个三脚架的话,每一条就会加强其他的。理念也能像那样。理念——关于权利、正义、社会秩序、法律——并不是自己独自成立的。他们互相充实彼此的含义。就像三脚架的腿,他们为彼此提供支持。

自由至上主义基于自由的基本理念;自由至上主义者信奉自由是最高的政治价值。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一定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毕竟,人们会陷入爱河,追求真与美,并在宗教和其他重要事务上有见解,而政治肯定不是生活中的唯一要事。但对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在政治上要实现的首要价值便是自由。政治生活是关于保护正义与和平以及共同繁荣,而自由至上主义者吸收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悠久传统,认为这些原则和价值是互相强化的。

自由至上主义的三脚架是由三大支柱构成的:

个人权利:个人拥有先于政治组织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权力施与的,但甚至可以用来反对权力;正如诺齐克在其自由至上主义经典《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开篇,“个人拥有权利,而且有一些事情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否则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6]

自发秩序:人们通常认为所有的秩序都必须是一个下命令的头脑的产物,但在社会里最重要的秩序类型并不是有意识计划或设计的结果,而是来自于自由人在自己的权利的基础上行动的自愿相互作用和相互计划调整。

宪政有限政府:权利需要被授权在自己的防卫上使用武力的机构来保护,但同样是这些机构常常也代表了对权利最大、最危险的威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通过宪政机制被严格限制起来,包括权力来源的分权和竞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司法系统,和被广泛共享的坚决主张——法律拥有高于权力的最高地位。

上述支柱的每一个都和其他相辅相成。权利必须由法律机构明确定义和保护;当权利都有良好定义和法律保障,秩序会自发出现;当出现没有计划指挥的社会秩序与和谐,人们更容易尊重他人的权利;当人们习惯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他们更有可能坚持对法律制度的宪政限制。

个人权利

关于权利的自由至上主义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对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和受强者压迫之弱者的自由——的争取之中淬炼出来的。西班牙思想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在他1539年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名著中,对美洲原住民进行了辩护,他们反抗了西班牙帝国带来的凶残和压迫。他认为,印第安人对其行动(“dominium”)具有道德责任,并得出结论:

野蛮人【当时对非欧洲和非基督教人群使用的词】无疑和任何基督徒一样,在公域和私域都拥有真正的主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君主,在这片他们并非真正主人(ueri domini)的大地上,他们都不能抢劫野蛮人的财产。

维多利亚及其追随者认为,印第安人和所有西班牙人一样,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国家有权受到尊重。他们拥有权利,侵犯他们是一种不公平,应该予以抵制。道德责任和权利的理念对关于人类的思考普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重要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一个人是否为一个道德主体,一个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负责任的生物。

大约在同一时间,宗教自由的捍卫者坚持,并经常为此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因为人类是负责的生物,能够思考、商议和选择,良心必须自由,而宗教必须是一种选择而非强制的事务。宗教自由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那些当权者赋予的特权。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为在日内瓦对他的批评者塞尔维特的谋杀进行了辩护,因为他在传播对福音的不同理解,该辩护基于统治者有义务捍卫真正的信仰。伟大的十六世纪宗教自由拥护者塞巴斯蒂安·卡斯蒂略直接回应了加尔文:“杀死一个人不是捍卫教义,而是杀了一个人。当日内瓦人杀死塞尔维特,他们并没有捍卫教义,而是杀死了一个人。”一种学说应该以用文字来改变头脑和心灵,而非用武器和火焰来打断和烧毁异见者的身体捍卫。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他为出版自由的开创性的论点《论出版自由》(Areopagetica)中指出,“要分别什么地方应当用法纪限制、用刑罚督责,什么地方只有说服,那便是政术之所在了。”[7][41]

那些坚持尊重平等权利,不分宗教、种族、性别或其他人的附属特征的早期自由先驱们,都遭到了来自专制或神权统治拥护者的强大挑战,他们回应说如果每个人都有权管理自己的生活,社会的总体计划就会荡然无存,混乱和无序从而会随之而来。绝对主义者和神权统治主义者说,必须有一个主人,让有权力的人来高瞻远瞩,并把秩序施加给无序的大众。否则,你会不知道生产什么,或者用它来做什么,或者如何崇拜神,或穿什么衣服,或者把多少钱用来花费或储蓄。

自发秩序

直到社会科学家开始解开复杂秩序的秘密以前,尊重人的道德原则就其本身而言,无法满足这一挑战。正如现代昆虫学家发现,一个蜂巢的复杂秩序并非像上千年来被广泛相信的那样,是靠蜂后行使绝对权力并发出命令给其他蜜蜂来“统治”的,甚至早期社会科学家也发现,复杂的人类社会并非由任何有此等权力的人,通过告诉奶牛场主何时给奶牛挤奶,并对牛奶收取多少费用,或是设定货币的价值并权威发布命令,以实现普遍社会秩序来“统治”的。相反,正如他们了解到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序和繁荣的社会,应该依靠格言“让他做,让他走,世界会自己运转!”(Laissez faire et laissez passer, le monde va de lui même!),正如十八世纪的早期自由至上主义知识分子雅克·克劳德·玛丽·文森特·德·古尔奈所表达的那样。

复杂秩序无法被简单命令。语言、市场经济、普通法和许多其他彼此陌生的人之间的复杂协调形式,都不是通过强制施加一个从伟大领袖的头脑(或者伟大领袖们组成的委员会的头脑)里浮现出的计划而出现的,而是作为人们遵循相对简单的规则的相互作用的副产物,就像鸟群、鱼群、和蜂房所展示的没有下命令的头脑的秩序的复杂形式一样。

这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个有序事物的集合,我们往往会环顾四周寻找指挥者。如果我看到一排排列整齐的椅子,我可能会问:“是谁把所有的椅子排好的?”但大多数秩序,包括市场经济的秩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是在自己出现的过程中被定义的:“市场中的‘秩序’只会从参与其中的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换中产生。‘秩序’本身被定义为产生它的过程的结果。‘秩序’——配置-分配的结果——不是也不能是独立于交换过程而存在的。离开这个过程,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秩序’。”[43] 对人的头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情,因为每当我们观察秩序,我们似乎倾向于寻找秩序的创造者。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复杂的秩序是从相对简单的原则中出现的。人类合作的复杂秩序的出现也是这种情况。

一旦一个人知道,良好定义且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如何使更为复杂的秩序形式和人类合作成为可能,权利的理念变得更为可信。但是,我们如何保护它们?这里就需要自由至上主义三脚架的第三条腿了。

宪政有限政府

权利是以多种方式来实现和保护的。用自己的拳头反抗,或者用自己的脚逃离侵略的人,都在捍卫自己对于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我们也通过为自己的门购买锁具,和为自己的车购买上锁的点火系统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两者都防止了潜在权利侵犯者入侵我们的东西。但是,一个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或者只能靠锁和钥匙的世界,最可能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为了自己的防卫,形成了无数种形式的联盟。在现代的自由社会里,我们很少会立即诉诸暴力来保卫自己(虽然偶尔需要);一方面,暴力在总体上已经消失了,因为比起侵略者可能从自己的侵略中遭受的损失,来自暴力的潜在收益已经减少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暴力是一种在他们和彼此的相互交往中逐渐减少的特征(即除了国家的暴力,这又是会导致几十万或几百万人死亡)。我们依靠专门的机构来帮助我们裁定纠纷(法院和仲裁)和捍卫我们的权利(安全机构和警察)。危险在于,当我们授权人使用武力,哪怕仅仅是为了捍卫权利,我们也可能被我们授权防卫我们的人伤害。这个问题经常被以罗马诗人韦纳尔的话表述为“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监管之人,谁人监管?

这是政治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身处限制权力运动前线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总是在强调它。限制权力的传统制度和做法是:即确立实施法律的权力,与此同时又使那些行使这些权力的人受制于法律;在政府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创造“制衡”的竞争体系;坚持从不公正或不受欢迎的政治和法律安排中退出的权利;编写权利法案,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确保享受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以及随着国家、文化和时代变化的其他机制。

这些传统可以追溯至限制王权的古代协定,如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a)和匈牙利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8],或者更近期形式的联邦主义,如在瑞士、澳大利亚、美国、战后的德国和奥地利。后两者把实行联邦国作为一种避免另一次像“第三帝国”国家社会主义——它曾使欧洲陷入可怕战火的——这种灾难的手段。完成情况永远都不会完美,并根据一国的历史、不同机构的力量和其他因素而变化很大,但对权力的宪政约束是自由至上主义重要的第三大支柱。

自由、秩序、正义、和平与繁荣

当政府仅限于保护有着良好定义的个人权利,以及提供和实施正当行为的规则的时候,个人将享受安排自己的事务和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幸福的自由;相比由政府直接寻求用强制手段创造这样的秩序,这个社会可能有更大程度的复杂秩序和协调。自由至上主义的三脚架——个人权利、自发秩序和宪政有限政府——建立在历史悠久的元素之上。

一个自由的世界当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因为它充满了不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被信任以强制性权力,因为即使最好的人也会屈从于肆意行使权力,屈从于牺牲他人,屈从于变得不公正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宪政机制对于约束权力必不可少。

但是,自由至上主义不只洞察到了一种约束,它也洞察到了社会、科学、艺术的进步的设想;洞察到了和平共处和在一系列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上互相尊重;洞察到了工业、商业和技术消除贫困和减少无知;洞察到了自由、独立和有尊严的个人安全享有自己的权利。

自由至上主义既提供了一个思想课题,一种理解的方式和对彼此重要的相关理念,又提供了一个实践工程,去实现一个自由、正义与和平的世界。对于那些有勇气把它承担起来的人而言,自由的事业确实鼓舞人心。

[1]译者注:因为原来表示自由主义的liberalism一词逐渐被另一种不同思想的“自由派”占领(尤其是在美国),自由主义者开始用libertarianism一词表示自由主义。本文参考国内的习惯,把libertarianism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把classic liberalism译为“古典自由主义”。而liberalism一词,在表示最初含义的时候译为“自由主义”,在表示后来含义的时候译为“自由派”。

[2]译者注:Dark Age,指中世纪。

[3]译者注:原文是power,显然这位历史学家没有分清楚“权利”(rights)和“权力”(power)。

[4]译者注:civil一词指“公民的”,也有“有礼貌的”的意思。

[5]译者注:National Socialism,即臭名昭著的纳粹(Nazi)。

[6]译者注:中译文引自罗伯特·诺齐克著,姚大志译:《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7]译者注:中译文引自密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8]译者注:1222年,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强迫国王安德拉什二世颁布的诏书,写在羊皮上并盖有金印,对王权做出了一些限制。

国家与政府的起源

Tom G. Palmer, “The Origin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Why Liberty,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3)

熊小二 译

why liberty
国家该为财富和社会秩序负责吗?国家是什么,政府又是什么?对国家的社会学简要回顾表明,当“流寇”变成“坐匪”,并将规范化的掠夺形成制度,国家就出现了。自由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国家服从于法律的产物,这是一个还在不断斗争的过程。(本文源自2012年加图大学夏季讨论班上的演讲。)

许多人认为,国家应该对所有事负责。根据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中心前管理员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说法,“政府‘暗指着’人民所拥有的一切”……如果富人有很多钱,这是因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让他们能赚取并保有这些钱的制度。”

一种概念最近开始以通俗形式被人重新提及,这是它的学术构想。“如果你获得成功,你不是光靠你自己……如果你成功了,一路走来定有人给过你一些帮助……有人帮助创造出这些难以置信的美国制度,这些制度让你兴旺发达。有人投资于道路和桥梁。如果你有一个企业——那不是你创办的。是别人让它实现的。”这话出自桑斯坦的老板,奥巴马总统之口。

即使是对总统的言论的善意解释也表明,他压根不理解边际贡献的概念,比如,一小时额外劳动所增加的价值。他不理解财富是如何产生的。

桑斯坦和他的同事们推论到,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财富都归功于国家,国家对这些财富拥有权利,而那些或许在愚蠢地认为自己是生产者的人和这些财富毫无关系。

国家到底是什么?马克斯·韦伯提供了权威定义,他把国家定义为“(成功)宣告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暴力的人类社会。”

事实上,不可能所有财富都归功于国家。从历史上看,要存在一个国家机构,需要预先存在一定盈余,以便在一开始维持它。换句话说,要没有在国家出现之前生产出的财富,国家将不复存在。让我们更深入一点讨论。

为什么人们拥有财富?早期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查尔斯·邓诺耶尔(Charles Dunoyer)解释说,“世界上只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喜欢靠自己的劳动和财产生活的人,一类是喜欢靠别人的劳动和财产生活的人。”简单说,生产者创造财富,而掠夺者盗取财富。

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国家》(The State)里,区分了他称之为获取财富的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也就是区分了“劳动和抢劫”。他总结道,“国家是一种靠政治手段的组织。”

经济手段必然先于政治手段。然而,并非所有种类的工作都能产生出足以维持国家的盈余。比如,在狩猎-采集者中就没有国家,因为他们没有产生足够的盈余,以维持一个掠夺阶级。这对原始农业社会来说同样如此。我们需要的是定居农业,它产生足够的盈余来吸引掠夺者的注意并维系他们。这样的社会通常被游牧民族——特别是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所征服,这些游牧民族拥有制服定居的农耕民族的能力。在很久之前游牧民族在中亚兴起之后,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发生了一遍又一遍。

《创世纪》里记载了这种久远冲突的记忆,它讲述了该隐和亚伯手足相残的故事。很显然,“亚伯是牧羊的,而该隐是种地的,”这是定居农耕者和游牧牧民之间冲突的模仿。

国家的形成代表了从“流寇”到“坐匪”的转变。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写,“如果一个流寇团伙的首领发现,只需少许赃物就足够掌控特定领土并防止其他强盗进入,他可以在这片区域垄断犯罪——他就成为了一个坐匪。”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政治团体发展的重要洞见。

国家在其本质上是一个掠夺性的机构。然而,在某些方面,它也代表一个进步,甚至对那些被掠夺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要在流寇(他们抢劫、殴打,烧掉不能带走的一切,并在下一年回来)和坐匪(他们安顿下来并在一年里一点一点地掠夺)中选一个,答案是明显的。坐匪不太会去杀戮和破坏,他们抢劫你并挡开竞争的强盗们。这是一种进步——即使从那些被掠夺的人的角度。

国家作为从生产财富的人那里榨取剩余的组织出现。耶鲁大学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他的书《不被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里,研究了世界上一些从未被国家成功制服的地区。他的著作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权力摩擦”:权力不会轻易地向上流动。当一波征服者通过一片区域,他们制服了山谷,而那些逃脱的人搬去了不那么宜人的高地。斯科特指出,这些难民建立了让他们非常难以被征服的社会、法律和宗教制度。对山地民族和沼泽民族而言尤其如此。(各种领导们在占领阿富汗并在那里促进“国家建设”之前没有看看斯科特的书,令人汗颜。)

统治者们追求的是什么?过于简单的模型假设,统治者们寻求最大化财富,或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然而,斯科特认为统治者的追求不是最大化GDP,而是要最大化“SAP”,国家可获取生产总值(state-accessible product),理解为易于识别、监控、列举并通过税收进行没收的生产:“统治者……最大化国家可获取生产总值,如果有必要,可以以疆界内它的臣民的整体财富为代价。”

以(统治者或许会说“拿”)农业为例。亚洲的统治者抑制块根和块茎作物的种植,“它们一直是对所有建国者(不论传统还是现代)的诅咒”,而偏爱对稻谷的种植。这相当令人费解。为什么统治者们会那么在乎种植什么作物?斯科特指出其原因是,你不能很有效地对长在地下的作物征税。耕种者在他们想要的时候收获这些作物,否则它们会继续呆在地里。而稻谷,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由大量集中的人收割,因此对统治者来说对收成进行监控和征税以及把劳动力征入军队都变得更容易。统治者的激励机制对许多做法都存在系统性的影响,并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

国家的社会控制系统(从征兵到义务教育)已经彻底渗透到我们的意识之中。比如说护照。如今,离开国家颁发的文件,你无法去环游世界。事实上,离开了国家颁发的文件,你都不再能环游美国。护照是很近期才有的发明。千百年来,人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无需国家的许可。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来自一本老旧的德国杂志的广告,图上显示了火车车厢里一对夫妇面临着一个边境官员的要求,“请出示您的护照!”它解释了护照是如何的精彩,因为它给了你世间的自由。

这当然荒谬。护照在限制你的自由。没有许可你不得私自旅行,但我们已变得被国家的意识形态充满(并将其深深内化),很多人把护照视作在赋予而不是限制自由。我曾在一堂课后被人问到,我是否赞成国家发行的出生证明。片刻之后,我说我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其他机构都可以做这件事,所以答案是“不赞成。”提问者继续提问!“那你怎么能知道你是谁?”看起来,甚至个人身份都是由国家赋予的。

现代国家也宣称它们是法律的唯一来源。但在历史上,国家主要是用强制法取代了习惯法。我们身边有一大堆的法律不是国家的产物,因为法律是自愿的相互行为的副产物。正如伟大的法学家布鲁诺·莱奥尼(Bruno Leoni)认为的,“只要做出了成功的主张,个人就是在制定法律。”私人签订合同即是在制定法律。

在十六世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关注了主权的想法,他将其定义为“超过一个联邦里公民和臣民的最高的、绝对的、永恒的权力。”他对比了“不可分割的权力”与另一种被称为习惯法的社会秩序,他将习惯法排除是因为,他说,“习惯在很多年内一点点通过全体或大部分人的共识获得权力,而法律似乎是突然从一个有权指挥所有人的人那里得到力量。”换句话说,博丹承认,习惯创建社会秩序,但他把法律定义为需要有等级的实施暴力,而这又需要一个主权——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因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这种主权本质上与法治相违背,同时也与联邦制度的原则相违背,如美国,它的权力分散到了政府的不同层级和分支。在宪政制度中,法律而不是绝对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自由的发展涉及了一个使权力屈于法律的漫长过程。施加武力却在我们头脑里留下了强大的印记。卓越的社会学家、德国战后自由复兴之父亚历山大·拉斯托(Alexander Rüstow)思考了国家暴力和掠夺的起源,及其挥之不去的印记:“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在体内携带着这种遗传毒药。它无所不在、形态各异,我们往往没有察觉。我们所有人(集体及个人)都是这个史上最大罪恶、真正原罪的附庸。这是一种遗传错误,它可以被切除并且只能通过观察病理、通过痊愈的意愿、通过对所有人的主动自责来艰难地、慢慢地切除。”它需要付出努力去把我们的思想从我们对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当思考作为自由人生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国家不会赋予我们自己的身份或者自己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指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我们要捍卫本已属于我们的东西。当国家帮助我们保障权利的时候,可为之添砖加瓦,但权利和社会都先于国家。下一次再有人说“那不是你创办的”,请记得这一点。

为何要做自由主义者?

Tom G. Palmer, “Why Be Libertarian?” in Why Liberty,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3)

熊越 译

why liberty
在一本名为《为何选择自由》的书里,我们理所当然应当单刀直入去深究,自由主义关于什么?以及为什么人们应当把自由作为社会秩序的原则?

在你的生活之中,你百分之百会表现得像个自由主义者。你或许会问,什么叫“表现得像个自由主义者”。这并不复杂。别人的行为让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并不会揍他们。你不会抢走他们的物品。你并不会对他们说谎,骗走他们的财物,或者对他们耍诈,你也不会故意引导他们把车开到桥下。你并不是那种人。

你尊重他人。你尊重他们的权利。有人口出狂言时,你也许会想在他脸上来一下,但你更好的判断占了上风,你只是走开,或者用言语回应。你是个文明人。

恭喜。你已深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尊重他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你过着自己的生活,行使着自己的自由。你像一个自由主义者那样行事。

自由主义者们信奉自愿原则,而非武力。而更可能的是,你确实在和他人的日常交往中遵循着这一原则。

且慢,自由主义难道不是一种政治哲学,一系列关于政府和政策的观点么?是的。那么,它为什么不是植根于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是个人应该做什么?啊,这就要谈到自由主义和其他政治观点的区别了。自由主义者们并不相信政府有魔力。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和我们一样。并不存在拥有超常才干、智慧或力量而胜于人民的特殊人种(国王、皇帝、奇才、麦琪[1]、总统、立委或总理)。统治者,即便是民主选举出的统治者,也并不比普通人更“热心公益”,有时甚至还远不如普通人。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普通人更能明辨是非。他们就和我们一样。

再等等,政治统治者们的确在行使他人所没有的权力。他们行使权力去逮捕人,去发动战争并杀人,去判定别人能读或不能读什么,可否及如何崇拜上帝,他们可以和谁结婚,可以或不可以吃、喝、抽什么,可以或不可以以什么谋生,居住在哪里,必须去哪里上学,是否可以旅行,可以为他人提供什么样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应当收取什么样的价格,不胜枚举。他们当然行使着我们其余人没有的权力。

的确如此。他们使用武力,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这正是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区别所在。但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余人更有感知、洞察和遇见的能力,也并不比普通人拥有更高或更严的对错标准。有的人或许比普通人聪明一些,另一些可能甚至不如别人聪明,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胜过其他人类,以至于应当作为我们的天然主人而凌驾于我们之上。

为什么他们使用武力,而我们其他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依靠自愿劝说?政治权力的拥有者绝非天使或神明,那么为什么他们声称有权使用权力,而我们之中却无人可以声称有权使用这一权力呢?我们为什么屈服于他们的武力之下?如果我无权冲进你家来告诉你应该吃什么,或者应该抽什么,或者什么时候该去睡觉,或者和谁睡,为什么一个政客,或者一个官僚,或者一个陆军将军,或者一个国王,或者一个州长有权如此?

我们同意被强制了吗?

但是先等等,我们就是政府,不是吗?至少,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些聪明的哲学家(如让-雅克·卢梭)认为,我们同意政府让我们去做或不要做的事情。政府贯彻人民的“公意”,而这意味着它执行的正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所以当政府使用武力对付我们的时候,它只是通过让我们遵循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迫使我们自由,而并非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正如卢梭在其极具影响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宣称的那样,“公意总是正当的,并趋于公共的善;但它并不是说民众的商议总是同等正确的……在众意【全部个体想要的】和公意之间,总是会有很大的区别。”

卢梭在其理论中,结合了强迫和自由,因为,正如他认为,“拒绝遵守公意的人,将被全体人限制这样做,这意味着他不过是被迫得到自由。”毕竟,你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除非国家已经帮你决定好了,所以当你认为自己想要做点什么,却被警察阻止和囚禁的时候,你正达到自由。你被蒙蔽了,以致于认为自己想要违抗国家,而警察不过是帮助你选择你真正想要,但出于迟钝、无知、愚蠢或无能而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

现在这可能变得过于形而上学了,所以让我们往回退一点,思考一下多数统治的拥护者们宣称的东西。通过某种方法(选举或者一些别的程序),我们产生了“人民意志”,即便一些人们可能并不同意(至少在选举中输掉的一方并不同意多数)。这些人将被迫和大多数一致,比如说,不能消费酒精或大麻,或者放弃他们的钱去付给他们反对的东西,比如对外战争或者给权势经济利益的补贴。大多数投票给禁止X或者要求Y的法律,或者承诺禁止X或者要求Y的候选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人民意志”。如果有人依然要喝啤酒,或抽大麻,或隐藏自己的收入,他就在以某种方式违背自己同意过的人民意志。让我们再展开一点。

比方说,一个禁酒主义的法令得以通过生效,而你投的是禁酒主义的法令或候选人。有人会说,你同意了被这个结果所约束。而如果你投的是禁酒主义法令的反对票或者一位反禁酒主义候选人呢?那么,他们会补充到,你参与了做出决定的程序,所以你同意了被这个结果所约束。而如果你没有投票,或者甚至对此毫无意见呢?那好,他们会补充到,你现在当然不得抱怨,因为你通过不投票而丧失了自己影响结果的机会!英国自由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在很早以前便观察了此类争论,“说来也奇怪,似乎不管他怎么做,他都表达了自己的同意——无论他赞成、反对还是保持中立!这是一个颇为拙劣的教条。”的确,拙劣。如果不管你实际上说什么或做什么,你总是“同意”的话,那么“同意”一词就什么也表示不了,因为它既表示“不同意”,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话,一个字已经毫无意义。

事实是,那些因为在自己房子里吸食大麻而被捕的人,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同意”被逮捕。这就是为什么警察要携带棍棒和枪支——用暴力来威胁人。

但也许人民把这些权力授予了政府,所以如果人民可以选择不吸食大麻,那么他们可以选择逮捕自己。但如果你并无权携枪破门而入拽出你的邻居将其关入牢笼,力怎么能把这个权力授予他人呢?所以我们回到了这一神奇的声明,你抽大麻的邻居授权了逮捕自己,不论他们表达出何种意见,或者表现如何。

但也许,只要活在一个国家里就意味着你已经同意了政府对你的所有要求。毕竟,如果你进了我的房子,就一定会同意遵守我的规定。但是,一个“国家”和“我的房子”不太一样。我拥有我的房子,但我并不“拥有”我的国家。国家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他们对如何过自己的日子有着自己的主见。而他们并不属于我。这是成熟的人真正最重要的认识:其他人不属于我。他们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你得理解这一点并将其反映在你的行动上。你不能闯入别人的家,告诉他们如何生活。你不能偷他们的物品,就算你认为自己对其有更好的用途。你不能击打、暴揍、猛刺或射杀人,即便他们在最重要的事项上不同意你。

所以,如果你已经表现得像个自由主义者,或许你应当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它不仅意味着再不伤害其他人的权利,即以顾及他人的方式去尊重司法规则,同样也意味着在精神上武装自己,去理解人们拥有权利意味着什么,权利如何创造出和平的社会合作之基础。它意味着不仅为自己的自由,也为别人的自由挺身而出。一位伟大的巴西思想家,把自己的终生都奉献给了禁止可以想象的最违背自由的事:奴隶制。他的名字是霍阿金·那布科(Joaquim Nabuco),他道出了指引他人生的自由主义信条:

教育你的孩子,教育自己,热爱他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你自己的自由才不会是来自命运的无偿礼物。你会意识到它的价值,并拥有捍卫它的勇气。

成为一位自由主义者意味着心系每个人的自由。这意味着,即便我们无法同意他人的言行,也得尊重他们的权利。这意味着,不管是在自由企业和交换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科学、慈善、艺术、爱情、友谊,还是在任何由自愿合作规则所构成的他人努力中,不再使用武力,而是完全通过自愿和和平的行动追求自己的目标,不论这些目标是个人幸福,还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还是知识,还是所有这些,或别的一些东西。

怀疑权力与权威

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意味着理解只有权力受到限制,权利才会安全。权利要求法治。英国激进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约翰·洛克帮助为现代世界奠定了基础。他极力反对那些认为统治者应该行使无限权力的“专制”鼓吹者。他们替绝对权力辩护,讽刺说允许人们“自由”就意味着每人只会做自己“愿意”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倾向做的事,纯属心血来潮,而不顾后果或他人的权利。

洛克回应道,自由的一方追求的是,“一种在他所处的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置和指挥(如他所列的那样)自己的人身、行动、所有物以及自己全部财产的自由;并在其中不服从于他人的专断意志,而是自由遵循自己的意志。”一个人只要尊重他人同等的权利,就有权利用他自己的东西做任何他选择的事——自由遵循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听命于他人。

哲学家迈克·胡梅尔(Michael Huemer)用他所谓的“常识道德”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基础。它由三个要素构成:“互不侵犯原则”,禁止个人攻击、杀害、偷盗或欺骗他人;“对政府强制本质的认识……理由是针对那些违抗国家者的可信武力威胁”;和“对政治权威的怀疑……对任何非政府的个人或组织不应该做的东西,国家也不应该做”正如他所指出的,“正是权威的概念,形成了自由主义和其他政治哲学之间争论的真正所在。”

自由、繁荣与秩序

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意味着理解财富不是政客下达命令;而是由自由的人基于对他人财产权(即权利)的尊重,一同工作、投资、创造、储蓄、投资、购买及销售所创造出来的。“财产”并不像今天人们所用的那样仅仅局限于“我的物品”,而是用洛克的名言来说,包括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正如美国宪法的主要作者詹姆斯·麦迪逊所说,“可以说一个人对他的财产拥有权利,也可以说他在他的权利中有财产。”

爱与亲情或许足以使小团体进行和平有效的合作,但自由主义者明白,若要在素未谋面的一大人群中建立和平与合作,这还远远不够。自由主义者笃信法治,这意味着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而不会被林林总总的当权者偏好所左右。设立自由社会的规则并非为了使这样那样的个人或团体受益;这些规则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不分性别、肤色、宗教、语言、家庭或其他外在特征。

财产权规则是陌生人之间自愿合作的最重要基础之一。财产权并不仅是你能握在手上的东西;它是权利和义务的复杂关系,互不相识的人可以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允许他们和平共处,在企业和社团中合作,并为了共同利益而交易,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提高自己处境的可能行动的底线——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经过良好定义、法律上安全、可转移的财产权形成了自愿合作、广泛繁荣、进步与和平的基础。这不仅包括你可以握在手里或是站在上面的东西,还包括复杂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生产任何数不胜数的物品,无论是药品还是飞机还是在冬天送上你餐桌的菠萝。

自由主义法学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把他最好的书之一命名为《复杂世界的简单规则》。这一标题精辟地抓住了他的主题,无需复杂的规则来产生形式复杂的秩序。简单的规则就可以了。事实上,简单、易懂、稳定的规则往往会产生秩序,而复杂、费解、易变的规则往往产生混乱。

良好定义过的财产和就互相同意的条款进行交易的权利使得不依靠强制的大规模合作成为可能。比起强制性指示或命令的社会,自由市场表现出更多而非更少的秩序与远见。比起曾经被人设计出来的所有五年计划或经济干预,市场的自发秩序要抽象、复杂和有远见得多。像价格(人们能自由交换是便会出现)这样的机制,能帮助把资源引导至对它们估值最高的用途,而不需授予一个官僚机构强制的权力。事实上,强制实施的“计划”是计划的反面;它是对包含在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之中的计划协调持续过程的破坏。

秩序从安全享有自己权利的人们的自由交流中自发出现。这不仅适用于经济秩序,也同样适用于语言、社会习俗、风俗、科学,甚至是流行时尚这样的领域。使用武力来试图使这些领域中的一个或者全部屈服于统治者、独裁者、总统、委员会、立法机构或官僚的专断意志,便是以混乱代替秩序,武力代替自由,纷争代替和谐。

自由主义者信奉并努力达成一个和平的世界,在其中每个人的权利和每一个独特的人都受到认可和尊重,在这样的世界中广泛的共同繁荣是自愿合作所产生的,这样的合作基于一个保护权利并促进相互有益交换的法律体系。自由主义者信奉并努力达成对权力的限制,使迄今为止的专断权力服从于法治,让各种暴力得到限制和最小化。自由主义者信奉并挺身捍卫一个人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去思考、工作、行动的自由,只要他尊重他人的同等自由。自由主义者信奉并努力追求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个人都能自由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无需征求其他任何人的许可去达成、行动、生活。

所以……为什么要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

为什么要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也许说起来轻巧,但合情合理的回应是,为什么不呢?正如举证的责任是在指控别人犯罪的那个人,而不是被指控者身上,举证的责任在否认他人自由的人身上,而不再行使自由的人身上。想要唱一首歌或者烤一个蛋糕的人,无需从乞求世界上其他所有人对唱歌或焙烤的同意才开始。她或他也无需反驳反对唱歌或焙烤的所有可能原因。如果她被禁止唱歌或焙烤,寻求禁止的人应当对为什么不应该允许她这样做提供充足的理由。举证的责任在禁止方。而这也许会是一个可以满足的责任,例如,如果歌声如此之大,以至于会让他人无法入睡,或者焙烤会产生如此多的火花,可能烧毁邻居的家。这些都将是禁止唱歌或焙烤的很好理由。然而,该假定是为了自由,而非为了行使权力去限制自由。

自由主义者是相信自由假定的人。有了这样的简单假定,在实践上实现时,便有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不同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想要的幸福,人们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自由交易,大家用文字而不是棍棒来解决分歧。这不会是一个完美世界,但这会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世界。

[1]译者注:指圣婴基督出生时来自东方送礼的三贤人,载于《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七至第十三节。据称,Magi就是拜火教祭祀或神职人员的称呼,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神父、牧师或主教。

俾斯麦的遗产

Tom G. Palmer, “Bismarck`s Legacy,” in After the Welfare State,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2)

董子云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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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福利国家的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运作及影响。本章就将概述福利国家的起源。本文揭示福利国家这种政治体系,本质上是为了维持其创造者的权力而设计的。从德意志帝国引入强制保险制度到欧洲和美国的当代福利体系,本文追溯了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那些福利国家对先于它们就存在的自愿福利制度不屑一顾。福利国家所弃置一旁的这些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没有福利国家的情况下可能有的图景——由自我管理、自我尊重、独立而且繁盛的人民所组成的社会。

福利国家可以与社会主义国家相区别。数十年的用语中,社会主义一词,至少指的是计划整个经济的尝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计划”);较为通常的情况下,它要求生产手段完全的国有制。这两种含义,不论哪一种,都意味着有意识地尝试使用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本和劳动,用到相互竞争的用途中去。比如,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会尝试计划和指挥纸张、车辆、食品、医药、服装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有若干例子,其中包括苏联和它所保护的国家,如古巴,以及部分转型、允许私有财产和市场运作的中国。与此不同的是,福利国家并不需要国家拥有所有生产资料,但是在某些行业里存在着显著的国有制,主要是和某些服务有关,比如教育、医疗、娱乐乃至住房——所有这些都与“福利”有关。

一个福利国家并不需要管理所有的生产活动,但它的确承诺对人民的福利或者幸福负责。它的活动范围比有限政府更广,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出,有限政府仅提供司法、对抗侵害的防卫、法治,也许再加上有限的几样“公共财货”。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将自己的职能限定为创建和平的条件,让民众自由追求他们自己的幸福(福利)。与此相反,福利国家以为民众谋取福利为己任,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追求各自幸福的条件;相应地,福利国家倾向于主导乃至垄断退休保障、医疗保险、教育以及收入保障的供应,并组织大规模的转移支付。通常,进行收入转移的理由是将“富人”的钱给予“穷人”,但最典型的情况是在“富人”之间翻来覆去地捣腾,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18]

福利国家并非完全(甚至并非主要)将资源转移给穷人。在很多方面,穷人是福利国家的牺牲品,渔利的是那些更善于操纵这个体系的人。(向穷人发放“食品券”和其他食品补贴的福利国家,同时也会通过诸如农业补贴、限制廉价进口食品以及规定最低食品价格的手段抬升食品的价格。)福利国家取得政治稳定性的手段,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从最富裕到最贫困的人群中形成大量选民。福利国家主要关注的不是向下“再分配”收入,因为很多的财富再分配都以相反方向进行,即从穷人转移至富人。较富裕社会中,大部分的收入再分配是在中产阶级内部捣腾,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减去官僚制度、拉选票和裙带关系所产生的行政费用和无效率。[19]

福利国家的起源

现代形式的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晚期的德国。它是德国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政治手腕和“国家建构”的成果。这位铁血宰相曾在军事上击败法国和奥地利,在“铁与血”的基础上将其他德意志国家统一成为“第二帝国”。

俾斯麦对德国支持自由贸易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发动了漫长了政治战争。古典自由主义者们赞同的是用和平手段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同时也希望德国与邻为善,而不是依靠战争、殖民和军国主义。福利国家作为俾斯麦的中欧国家建构计划的一部分,是这位铁血宰相的首创,而从此之后这种体系占据了全球很大范围的政治空间。俾斯麦通过188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意外、健康、残疾及老年保险计划,在德国引入了福利国家体系。这位军国主义的宰相俾斯麦称自己的举措为“国家社会主义”,而且在1882年声称,“为了我国的福祉,我们业已采用的许多举措属于社会主义,不过国家还将要更近一步地习惯于社会主义。”[20]

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对此的解释是,“俾斯麦想要让工人更依赖于国家,因此也就更依赖于他本人。”[21]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用于建立一个依赖于国家、受民族集体主义意识形态鼓动的人群。

俾斯麦承认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制造一个强大的德国统治欧洲所需要的民众的依赖性,也就是忠诚:

老了有一笔养老金可以拿的人,比没有的人要高兴得多,对付起来也容易得多。这看一看私仆和总理府或者法院的公仆便知;后者的容忍力要好得多,因为他还可以指望拿养老金。[22]

如果有700000个每年向国家领取年金的小民,我想这会是一大好处,尤其是如果这些人属于本来在骚乱中也不会损失什么、并且错误地相信他们实际可以从中发财的那些阶级。[23]

泰勒推断道,“社会保障无疑减少了民众在各方面的独立性;不过即便是民众独立最狂热的传道者也会犹豫是否要废除俾斯麦所发明、所有其他民主国家所复制的这个体系。”[24]着实,福利国家减少了民众“在各方面的独立性”,这也就是说,在各方面更具依赖性。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能够、应该而且必须鼓起勇气废除“俾斯麦发明的这个体系”的关节点上,因为世界上的福利国家都已经致命地扩张过度了。

魏玛共和国曾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福利国家。但1930年代其过度扩张的福利体系崩溃,[25]催生了独裁、战争,以及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具掠夺性、最邪恶的福利国家——第三帝国。正如历史学家哥茨・阿里(Götz Aly)在《希特勒的受益者:掠夺、种族战争和纳粹福利国家》一书中展示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纳粹党,

宣传的是德国人民的两个古老的梦想:民族和阶级统一。这是纳粹受大众欢迎的关键,他们从中取得了追求其罪恶目标所需的权力。人民国家(Volkstaat)的理想——民有和民享的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有特定种族谱系的德国人建立的福利国家。希特勒在他一次重要发言中承诺“建立一个社会公平的国家”,一个将会“继续根除一切[社会]障碍”的典范社会。[26]

阿里继续说道,“他们[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为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27]阿里详细记录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即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在德国民众中建立起如此全面的救济、依赖和忠诚的体系,获取资金的手段是剥夺犹太人的财富(从他们的钱财、企业和住房到他们镶的假牙,儿童的玩具,乃至他们的头发),没收国家敌人的资产,以及通过征用和故意膨胀占有国的通货洗劫欧洲其他国家。这同样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计划,需要越来越大的人口基数把钱财支付给它,将掠夺来的战利品运送到上层。与所有金字塔型计划一样,第三帝国注定要失败。

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有破坏性、最邪恶的,但它与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些毒性较小的福利国家联系之紧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所有福利国家都从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和个人自由原则开始。它们故意引起公民的依赖,以此创建对于其公民的各种政治控制体系。通常这些体系有这个或那个集体认同和集体目的的学说为理由。

在18、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消灭了奴隶制和农奴制,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宗教人群从二等公民的地位解放出来,争取了宗教自由,解放了商业贸易、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大众生活水平最惊人的提升。这种变迁产生了文化和政治上反对自由主义的冲击力,这些人渴望想象当中旧日的那种和谐与团结,在这想象的过去之中,公共的爱压倒了“私心”;自由主义的成功引发了反动的回应。后来与卡尔・马克思合作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撰写一篇对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时,正是谴责自由主义推进和平,通过贸易自由实现公共利益:

你实现了各国人民的友善——但这友善是贼人之间的友善。你减少了战争的数量——就是为了在和平时期赚取更大的利益,让个人之间的敌意加到最强,打起下流的竞争战!你什么时候曾“出于纯粹人性”做事,意识到将一般和个体利益对立起来的无益?你的道德何时曾没有利益诱导,你何时曾将不道德、利己的动机抛诸脑后?

自由经济体系通过化解民族性,极力将这种敌意普遍化,将人类变成一群贪婪的禽兽(竞争者不是禽兽又是什么?),仅仅因为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利益而相互吞食。[28]

此外,恩格斯和其他作者重新提起旧时对于有息贷款的非理性仇视。这种古老的怨恨掺杂着反自由主义和反犹主义:

有息放贷——没有劳动,仅仅放一笔贷款就获得收益——的非道德性实在太明显了,尽管在私有财产中已有暗示,而且一直以来,没有偏见的大众意识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种问题上,大众意识往往是正确的。[29]

自由市场将经济与社会关系放在了动态的、不断流动的环境下,这让精英阶层的批评家大为光火,因为他们希望经济关系稳定、持续、具有道德正确性:

竞争的条件造成价格恒久波动,完全剥夺了贸易活动最后残存的那点道德……在这个漩涡中,还有什么可能存在以道德为基础的交易?在这个不断涨跌的市场,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找到最有利的买卖时机;每个人都必然成为投机者——也就是必然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获;必然为了富裕自己而损害他人,必然算计他人的不幸或者要让运气对自己有利……不道德性顶点是证券市场的投机,在这里,历史,还有与之相伴的人类,降格为满足算计的、赌博的投机者之贪欲的手段。[30]

反自由主义与反犹主义是齐头并进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攻击企业自由将整个基督教欧洲犹太教化,化解了先前那种团结互助的形式,将基督教欧洲的面貌变成了他本人对犹太人的讽刺描述。[31]这个主题将在下一个世纪中不断不断地被重复。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不断为更多的人争取到更多自由,反对它的力量也发展壮大,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反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开花结果——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如谢莉・伯尔曼(Sheri Berman),这位福利国家(也叫做“社会民主”)坚定的捍卫者,在她那部详尽的历史著作《政治的首要性:社会民主与欧洲二十世纪的形成》中认为:

市场不断前进,在各个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安。批评者哀叹对于自利的歌颂以及猖獗的个人主义,哀叹传统价值和社群的瓦解,以及资本主义在其身后留下的社会错位、原子化以及分化的现象。于是在世纪末,公社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认为只有恢复民族的各个社团才能提供团结感、归属感,以及欧洲那些分裂的、迷惘的社会所急需的集体目的。[3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政治回应当中的一种。它看似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替代的必然性,这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而一旦这些论证没有成为现实,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就转向别的直接行动的方式来攻击和消灭自由个人主义。就如伯尔曼所注意到的:

虽然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在关键的方面有显著差异,但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们之间重要的相似性。他们都拥护政治的首要性,兜售它们使用政治权力重塑社会与经济的欲望。它们都赞同社群团结和集体的善。它们都建构了现代的、大众的政治组织,并称自己为“人民的政党”。它们对于资本主义都采取了中间立场——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希望其死亡,也不像许多自由主义者那样毫不批判地崇拜它,而是采取了“第三条道路”,相信国家能够也应该在不摧毁市场的条件下控制市场。[33]

欧洲大量的“人民政党”为今日的福利国家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在今天已经丧失了让它们取得政权的大部分激动人心的辞藻。不过,它们留在身后的是一片狼藉——从摇篮到坟墓这样宏大的许愿,紧跟着的是各种尚无资金支付的年金和保险金,金字塔型计划在背后留下了大量债务和未兑现的承诺,欧洲各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动乱把矛头指向了这些福利国家本身。(在希腊,福利国家无力为自己提供资金引发了2012年5月6日的大选,使得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激进左派政党联盟和公开表明立场的法西斯主义政党金色黎明党进入议会。只要对于20世纪欧洲历史有所了解的自由民主的支持者,都会对此感到严重担忧。)

福利国家在美国生根

在美国,福利国家到来的形式有些许不同,不过它与欧洲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还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推动资源“转移”的政策,通常以授予各种特权为形式,在最高法院判决了《穆恩对伊利诺伊州》(Munn v. Illinois,1877)一案后成为定例。该案允许州立法控制铁路、谷物仓储设施和其他行业的价格和费率,意味着那些立法机关现在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为了某些利益可以牺牲他人。莫里森・威特(Morrison Waite)大法官写下了多数意见:

财产以一种公共的形式使用,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的结果并影响整个社群时,它确实裹上了公共利益的外衣。[34]

于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寻租”阶段开始了,也就是通过政治行动,以其他人为代价为自己谋求利润。农民以铁路为代价谋求利益;铁路牺牲其竞争者的利益;制造商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如此如此。在所谓的进步主义时代,转移国家在美洲大陆上焕发生机。

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以及随后联邦储备委员会灾难性的决策,再之后是一个坏政策接着一个,其中包括摧毁贸易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开启了席卷全球的保护主义浪潮,导致国际贸易崩溃。这段经历让许多人把大萧条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归咎于干预主义政策不足,而不是这些干预政策的破坏性。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在1932年的大选中夸耀自己如何增加了干预主义来应对先前干预所造成的恶果:

我们当时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我们本可以无所事事,但这会造成毁灭性影响。所以与此相反,为了应对局势,我们向私人企业和国会提出了这个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经济防卫和反击计划。我们将这个计划付诸行动。[35]

胡佛承诺,如果他再度当选,则会有更多的这种干预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则大力反对干预主义的胡佛当局。罗斯福既承诺废除禁酒令这样灾难性的政策(这也许是让他赢得大选的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原因),又怒斥了胡佛的过度开支:

我控诉这届政府是我们的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最会花钱的政府。这届政府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但却没能预见到人民的真切需求,和被削减的购买力。这届政府以纳税人为代价,维持着各种办公室和官僚,各种委员会和委员。[36]

尽管罗斯福在竞选中反对胡佛的干预主义政策,新上任的罗斯福政府很快就开始采用、延续和调整胡佛政府的政策,这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新政。其实质是一系列对经济过程杂乱无章的干预,致使这次萧条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37]

这个干预经济的计划,大部分是从胡佛那里继承而来,罗斯福又将之扩展。它包括阻止价格向下调整的措施(这是美联储大幅缩减货币供应量的正常反应);那些举措包括大批量摧毁食品,建立一个有害的农业补贴体系(这仍然是美国福利国家的一大支柱),建立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延缓了经济调整、延长了萧条的时间)以及建立强制缴纳退休金的“社会保障”体系(它以德国的体系为范本,把对于劳动征收的税的一半称为“雇主缴纳部分”)。现代福利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建立大规模津贴项目(通常是以“穷人”为名推进的,但实际上是逐渐覆盖越来越多的人,直到变成普遍的津贴),美国体系与欧洲的发展所存在的相似性着实令人惊讶。[38]

许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生活在福利国家当中,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福利”一词仅指以向穷人转移收入的政府项目;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个人都在为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许多其他巨额(而且破产了的)津贴计划交钱,他们都被这些计划套在了福利国家里。此外,尽管非裔美国人是享受“有家庭收入调查”的福利计划的少数族群,大多数美国人看到福利就必然会联想到贫困和非裔美国人,这主要是美国政府在1960年代启动反生产的“反贫困大战”和“伟大社会”计划所致。结果却不尽人意,随着针对穷人(最主要是非裔美国人)的计划不断增加和扩展,社会开始瓦解,美国城市被挖空,公民社会的志愿组织萎缩,双亲家庭不断减少,犯罪率提升,而且还导致了史无前例的青年失业率水平。

社会学家弗朗西丝・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注意到,“反贫困大战”和“伟大社会”发端于美国党派政治斗争的具象。在1950年代,黑人选民在全国大选中变得日益重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52年取得了选票中,21%来自黑人,1956年这个数字上升至39%。尼克森1960年取得的选票中有32%来自黑人。[39]派文观察到,

1960年,民主党人发现,黑人选票,尤其是城市中的黑人选票,对于总统大选至关重要。(肯尼迪依靠芝加哥南片黑人聚居区的选票,在伊利诺伊州以仅仅8000票优势取胜的故事很快成为民主党日后的范本。)不过,黑人还没有被城市的各个政党吸纳,市政府的机构也没有给予黑人与他们选票数量相匹的任免权、权力和服务。为了补救这一失衡现象,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逐渐发展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首先,他们绕过州和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新的针对贫民窟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政;其次,他们鼓励各种向市政府机构施压,给予黑人更多服务的策略。[40]

这一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摆脱被那些认为非裔美国人选民对他们的利益造成威胁的群体所掌控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州政府一级,如果是民主党执政的话,他们通常极为敌视黑人选民(尤其是当时被民主党掌控的南部各州);还有北方的市政府,因为它们通常由“白色人种”(波兰裔、意大利裔,斯洛伐克裔等等)的民主党人联合执政,不愿与黑人分享权益和政治权力。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另辟蹊径。它必须在国家政府和贫民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一种越过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如果资金流经地方白种人政治领袖,这笔钱可能再也不会发到少数族群的贫民手中。”[41]

“伟大社会”本质上也是一项政治策略。对于这一点,共和党人掌权后,只是将福利利益转移到他们的选民的做法即可为证。先前直接发放给黑人社区的钱,变成了由州政府管理的“整体拨款”(block grants,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民主党白人或者共和党人控制)。他们也创造了新的津贴形式,以更好适应于他们的政治议程。派文注意到,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Moynihan)和其他评论者所说的,是共和党人的政策以对于我们国内问题的性质有更清楚的认识为基础。真实的原因无非是共和党人的提案旨在满足不同的政治需要。”[42]

美国福利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不仅让一个政党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投票群体(因此也使美国党派政治在种族这条线上急剧分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经济福利。在我写作本文时,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几乎是亚裔和白人青年的两倍,比西班牙裔青年高50%。[43]在伟大社会计划开始前,黑人青年失业率在以前一直都接近,很多时候还低于白人青年的失业率;而在此之后,这些数据开始分离。[44]美国的贫困率在1940年代,50年代乃至60年代都在大幅下降,而这一趋势在伟大社会计划推行的1970年代停止,并开始略微上升。与此同时,年轻非洲裔美国男性的劳动力参与显著下降。[45]由于“反贫困大战”的失败显而易见,许多美国人,不论他们的种族,都将“福利”与针对城市内部黑人群体的项目联系到一起。事实上,针对穷人或者少数族裔的计划所涉及到的钱,只是美国福利国家所控制和分配的总量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反贫困大战”中很大一部分钱是官僚制度本身消耗掉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73年写道,“中产阶级在职人士,不论其种族或者族裔背景,有一种惊人的一致性。对于如何设计方法改善底层阶级群体的条件的问题,他们无一例外都会想到首先会改善中产阶级在职人士条件的方案,然后才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改善穷人的条件。”[46]根据理查德・A・克罗瓦德(Richard A. Cloward)和弗朗西丝・福克斯・派文的看法,“社会福利的各种官僚制度以穷人的名义设立,但穷人并不是它们真正的主顾。这些机构事实上面向其他更有势力的群体。这些群体能够为公共官僚机构提供其存活和扩张所需的正当性和政治支持。”[47]

福利国家并非只是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收入转移项目;它是一套连贯的政治策略,有害地限制了穷人改善自身命运的能力(保护特权群体免于与他们竞争),同时又发放收入补贴,对于穷人遭受的这些痛苦的损害,部分地予以补偿。有的政治家标榜自己为穷人的朋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投票支持规定食品最低价格,维持较高的食品价格;通过特许经营和最低工资法,用价格手段将不熟练工赶出市场,以此推行劳动市场准入限制的政治家,也同时向那些由于他们的政策而强制失业的人提供收入支付。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注意到,

最低工资法和其他劳动市场规范的确减少了就业机会,因此也就减少了那些被强制赶出市场的人的收入。从这个事实可以推出,作为这种限制工会策略的一部分,必然要有一种政治策略,来呼吁建立各种维持计划,为那些因为市场关闭而失业的人提供收入:如果没有工作就只能挨饿,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剧烈波动的气候。因此,工会很有可能会带头支持收入补贴计划(例如食品券,福利,工作队,公共服务雇佣计划及各种),这代表了从整个社会向那些首先限制了劳动市场的人进行收入再分配。他们施舍给那些工作被拒的人一些面包屑,让他们保持缄默,就这样掩藏了工会和其他经济机构导致的市场准入规范的真实后果,由此建立起一个永久的福利阶级。[48]

福利国家基本上是而且仍将会是控制人民的一种政治策略。它的目的不是为他们生产更大的福利,而是把他们当做政治选民来操纵。它是古老的“主子”和“门客”关系的一个新版本。它操纵的不仅仅是人口中较为贫困的成分,而是每一个人。

政治科学家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Tufte)在《经济的政治管控》(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中展示了转移支付(主要是中产阶级之间的转移支付)是如何根据大选日程的节奏而被系统地操纵的。这种操纵的方式增强了“竞选-经济周期”的现象,即与竞选同步的繁荣与萧条,其原因在于政府会在大选之前利用转移支付最大化其可利用的收入,统治政党的选民支持往往因此增加。

竞选-经济周期在全球滋生了一个跌跌撞撞、时断时续的经济。政府摆弄转移支付,粉饰大选年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薪资税。政府偏向于采用效益立竿见影,隐性成本来日方长的政策——为短视的选民提供短视的政策。特殊利益诱使拉帮结派的政治家向多数人征收小笔成本,以此为少数人获取巨大效益。这导致经济不稳定和无效率。[49]

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这种主子和门客的体系,最终撞上了某样根本上无法操纵的东西:算术。

政府需支付项目主要包括国家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国家项目,其总额已经达到了无法持续的水平。雅典街头的情况就是明证:“反政府”的暴动人群几乎完全是政府雇员;他们向另一批政府雇员(即警察)投掷汽油弹。这种情况在美国也能看到。近两任美国政府举债之巨是先前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他们举债不仅用于为他们的全球军事力量和干预提供资金。为布什总统“医疗处方药,改善与现代化法案”和奥巴马总统“患者保护和可负担医疗法案”(也被称为“奥巴马医改”)未能兑现的项目买单甚至动用了比这还要多的钱。仅仅布什总统的愚蠢做法就为预算失衡增加了17到18万亿美元。[50]奥巴马总统的这件蠢事需要用到多少钱较难计算,因为它具体实行还有不确定性。但基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精算局的计算与方法,保守估计,它在75年的时程上大约会再度增加17万亿美元的债务。[51]2008年,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直截了当地讲述了美国政府“医疗保险的数学”:

该计划有三个部分:医疗保险A部分,覆盖住院费用;医疗保险B,覆盖就医部分;还有医疗保险D,29个月前刚刚实施的药物补贴。医疗保险A待付款项的无限贴现现值是34.4万亿美元。医疗保险B需要额外的34万亿美元。医疗保险D不足的资金还有17.2万亿美元。总额?如果你今天要付清所有三个项目的钱,你会被85.6万亿美元的账单套牢。这比社会保险的账单的6倍还多,比整个美国经济每年产出的6倍还多。[52]

这些义务将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富支付它们而被取消。通货膨胀也许会是抵消它们的办法,这意味着负担会不均等地落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身上,而且会以全球经济扭曲和资源错配为代价;或者政府直接不支付这些钱,取消这些义务;或者可以改变规则,让很多群体或者范畴失去接受政府承诺的补助的资格。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官方债务已经处于极高的水平,但如果我们将未兑现义务(即还未有财政收入来支付的未来提供补助的承诺)的总和计入预算失衡的话,官方承认的债务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债务将无法偿付,承诺也将无法兑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越发需要思考替代福利国家的其他选择。

福利国家之前……与之后

政治家喜欢指出他们推行一项政策后的成效。“看哪!”他们跟我们说:“自从我们推行工伤法以来,工伤的数量下降了!”把实行新法律后出现的任何改善都归功于自己。要检验他们的说法,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看一下这项法律通过之前的趋势。如果它在法律实施前就有下降趋势,甚至以更为陡峭的角度下降,那新法带来了其后的改进一说,可信度便大打折扣了。[53]趋势线分析是检验政策是否改善境况的好方法。在政策实施前情况是怎么样的?也许改进是由于另外的因素。

福利国家的辩护者想要我们相信,在福利国家之前,穷人是没有救助的,没有医疗,没有教育,没有养老,“没有福利”。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福利国家只不过是接管了自愿组织建立好的制度和安排,进而以此为自己邀功。

就福利制度而言,在其被福利国家所取代之前,自愿制度曾体现出显著的活力,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从灾祸时期的医疗需求,到运势不济时的出手相助。这种“友好组织”(friendly society)在尚未被福利国家冲垮前,便提供了这种“互助”,历史学家也已将它们精彩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些组织提供了社会团结互助、灾祸保险、道德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服务。一切都以自愿为基础。以英国为例,根据历史学家西蒙・科尔德里(Simon Cordery)所说,

这些集体自助组织为工人提供了互助保障,以及常规的、以仪式为基础的串联机会。1914年,在英国的自愿组织中,它们占据了最大一部分,成员达到六百万人——等于所有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54]

友好组织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也有所叙述。它们当年拥有的成员,远远多于人们大书特书的工会。它们受到的支持远远大于在许多国家夺取权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它们提供社会服务,维护工人尊严的体系也远为优越。[55]

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帝国运用暴力强制德国工人支付“保险”,而更为自由主义的英国遵循自愿主义原则。历史学家E・P・亨诺克(E. P. Hennock)观察到,

在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指定类别的人群需强制缴纳保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登记总长(Chief Registrar)监控各种自愿团体的行动的尝试较不成功。不过在1870年代,英国社会文化条件下的自愿保险,比地方上选择性强制的普鲁士有更广的覆盖面。到了1890年代初,强制保险已经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推行,而英国的自愿体系至少仍然与德国同样全面地覆盖了英国社会。但一旦全民强制保险生效的时间足够长,政治家对其运作有了政治信心,它的扩张便开始加速,产生的结果也远远超过任何自愿手段所能实现的程度。官僚管理的强制保险,其优势在于它的过程可以渐进地向人口中的其他部门推广,只要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56]

任何所谓的覆盖面变大的速率加快,当它意味着用官僚管制替换工人的自我管理从而取消或大幅度减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其价值到底有多大?

此外,就如亨诺克在另一处冰冷地指出的,德意志帝国的体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种不可持续的“现收现付”的基础上。亨诺克提到被称为“职业协会”(Berufsgenossenschaften)的强制合作体系。工人被分配到这样的协会当中,需要向它们支付自己的保险。亨诺克注意到,俾斯麦“发现完全覆盖的职业协会不需要积累资本储备来支付未来的债务。与常规的国家制度一样,它们可以根据现收现付的原则运作,通过提高其成员在后一年必要的贡献来满足每一年所需支付的款项。由于债务只会逐渐积累,这样的安排减少了最初几年的成本,而且使计划中的补偿水平最终能够实现。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问题会在未来堆积起来,但它至少在目前可以让政府不必考虑给出补贴。”[57]

换言之,政治家发现他们可以把皮球一路踢下去,因为他们无需与有选择自由、了解价格和其他有关未来支付和债务的当前指数的人打交道。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通过“现收现付”的体系,将问题推给了未来几代人,用短期主义、机会主义取代了负责任的对未来的打算。它大大减弱了自愿组织这一德国社会此前的支柱,而输出到英国和其他国家后也带来了同样的后果。福利国家之前并非一无所有。福利国家之前有更好的体系,但它被国家给扼杀了。

教育也是类似的情况。自愿提供的教育服务在被国家挤出之前就已经在传授文化,而且已经开始再度逆转趋势。教育史学家E. G. 韦斯特(E. G. West)观察到,“1833年政府最初介入教育时扮演的是发放补贴者的角色,其时它就好像是跳上了一匹已然在奔跑的马。”[58]教育学者詹姆士・图利(James Tooley)则已反复证明,虽然各国目前都声称为学生提供普遍的教育,但所谓“免费义务教育”往往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在国家“免费义务教育”这一解决办法失败的地方,即便是对于最最穷困的人,自愿提供的教育也在运转。这一点图利在他的研究和著作《美丽的树:考察世界最贫困的人在如何教育自己的一部私人日志》中已有论述。[59]

提供社会服务、医疗服务和教育的这些公民社会的自愿制度,福利国家在有些情形选择刻意扼杀,有些时候则是让它们显得多余。工人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组建的自愿组织,是各种国家主义政党和事业的一个重要阻碍。“我们大多数人强烈而且坚定地相信自愿原则,反对国家强制”,一位作者在1909年一期《秘密会员杂志》如是定调道。[60]德国和英国的友好组织被扼杀的原因正是它们培育了大众的独立性而不是集体主义。在美国,由于国家坚持旨在创造政治选民和依赖性的政策,公民社会的自愿组织因之萎缩。各地的人民都变得习惯于期望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思考他们如何能够和平地与他人共事,改善自己的境遇。

我们能够拆除福利国家,避免其崩溃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如果希腊还不算一个足够大的警示的话,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应当引起我们注意,我们需要解决福利国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我们能够避开灾难,我们能够用更公正、更公平、更有效、更有助于穷困之中挣扎的人们的制度来替代福利国家。

从国家引发的这种依赖转向自由和独立,从持续贫困转向向上流动,从拉拢选票转向积极的公民权,实现平和、有序转型是今日正在成年的新一代的人物。他们的上一代辜负了他们。他们应当系统地、建设性地参与到公众辩论和政策形成当中,表达他们正当的愤怒,因为他们的长辈以为将皮球一路踢下去问题就会消失,因为他们的浪费、不负责任和鲁莽行事。我们已经踢到了路的尽头,这一代人不能再继续踢下去了。福利国家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福利国家之后

福利国家正陷于危机。以它的名义所做的承诺混合着黄粱美梦和弥天大谎。它起于一种权力机制;它取代、挤出并摧毁了各种自愿的、参与性的制度;它将社会弱化、原子化,减低了个人责任;它用依赖和主从关系取代独立性和权利。它攫取了公民对于自身福利的责任,将他们变成自己的门客、附庸、臣民和乞求者。

将过程与结果混为一谈是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福利国家的鼓吹者宣称他们追求崇高的结果,但对于实现这些结果的过程却很少或者没有关注。即便是某些公开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他们曾经致力于拆除权力和镇压的体系,但也开始相信通过立法可以取得有益的结果。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将他当时正在兴起的福利国家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称为“新托利主义”(即新保守主义),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保守的、等级制的社会控制手段来实现他们所认为的自由主义目标。

公共的善的增益在早年是各种自由主义措施最为显著的共同特征(当时是通过放宽限制而取得这种增益的)。但近来自由主义追求公共善,不是通过放宽限制而间接地取得,却将之作为要直接取得的目的。为了直接取得它,他们采用的方法与他们最初采用的在本质上截然相反。[61]

于是,“社会自由主义”从真正的自由主义,即通常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分化出来。改革的关注点从原则、规则和制度移开,转而去尝试通过使用强制力量直接取得结果。结果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有选择的可能。通常,我们选择的是手段(包括规则和过程),而不是后果,希望那些手段会带来我们所欲求的结果。[62]当政策制定者忘记了手段的重要性——就人类合作而言,激励很重要,而且没有什么魔法棒向世界一挥就能直接实现各种结果。由此我们能够毫无疑问地断定,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政策之后,必然有许多糟糕的、预料之外的后果。斗转星移,福利国家那些预料之外的后果已经摆得明明白白,而且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结束这场魔法秀、掀开幕布、拆穿巫师的真面目正当此时。变魔法的巫师只不过是政客和官僚——他们也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类。

那些相信道德价值、尊严和人类权利的人应当采取古典自由主义者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立场:

为免却我们各种麻烦,他们[权威的所有者]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除了服从和纳税!他们会这样对我们说:你们努力的目的、劳动的动机、所有希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不就是幸福吗?这样吧,把这幸福留给我们,我们会把它送给你们的。不,先生们,我们决不能将幸福留给他们。不论这样一种温柔的承诺有多么动人,让我们要求政府不要越过自己的界限。让它仅限于维护公道。我们应当自行担起让自己幸福的责任。[63]

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正走向失败。为福利国家之后做准备更待何时?如果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执意用更多的国家干预来解决先前国家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将进一步滑向群带政治,民粹维权主义,将吞下更多难以兑现的承诺的苦果。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自由、更多选择、更负责任的行为,更多地关注如何避免让未来的纳税人担起重负为今日的选民提供津贴这种毫无公平可言的做法。强制不能替代自由;它也不会带来安全、幸福、繁荣或和平。

为福利国家之后的自由、责任与繁荣做准备的时候到了!

福利国家的悲剧

Tom G. Palmer, “The Tragedy of Welfare State,” in After the Welfare State,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2)

熊小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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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完全集中在那些支持者们的意图之上,或仅提供对当前收入转移计划的单纯描述。本文借鉴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经济学来研究福利国家——一个动态和不断发展的系统,一个已经创造出激励制度去耗尽自身的“公地悲剧”。

福利国家和渔场有相似之处。如果没有人拥有湖里的鱼并对其负责,而一个人可以得到他从湖里捕捞起的所有鱼,那么人人都会试着去尽力捕鱼。每人都会认为,“如果我不去捕鱼,别人会去。”我们中的每个人可能都知道,现在大量捕鱼意味着将来湖中的鱼会被捕光,但只要别人还能捕我不去捕的鱼,我们之中就没有人会有激励去限制自己的捕捞,并让鱼群恢复自身数量。[1]鱼群被捕的速度超过它们繁殖的速度;水域中的鱼被捕尽,最终每个人都要吞下苦果。

环境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称其为“公地悲剧”。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大量环境危机——枯竭的海洋渔业、大气和水污染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的根源。但它并不仅限于环境问题。福利国家的运行也像一个公地,随着你阅读本文,悲剧一点点展现。在现代福利国家,每个人都有像不负责任的渔夫们捕光鱼群那样行动的激励,但我们所掠夺的资源是对方。每个人都寻求从自己的邻居们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的邻居们也在试图从他那里尽力攫取。福利国家把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所说的“相互掠夺”制度化了。[2]

因为我们可以掠夺对方,人们会想,“要是我没得到那份政府补助,别人就会得到”,于是每个人都有把资源使用殆尽的激励。他们为领取政府拨款辩护,理由是他们“只是在拿回他们所缴的税”,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走比所缴的多得多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攫取的激励。这个悲剧还有一个在枯竭的渔业这个案例中没有体现出来的维度:因为我们在相互掠夺,我们不仅要花功夫去掠夺我们的邻居,我们还得花功夫去避免被同一群邻居掠夺,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比案例中的情况更糟。我们不仅掠夺他人,我们还越来越多地以超过任何可承受的水平在被人掠夺。结果是山穷水尽。这也正是我们正在与福利国家一起面对的:

•政府已经向如此多的选民许诺了如此多的利益,全都以彼此为代价,这些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但获利者里没人情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本可以这样做以换取更低的税负,但我们甚至没有得到那样的选择。政府可以借钱并把征税推后,也就是推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届时他们将许诺更多,通过更多的借贷来提供经费。

•养老金领取者要求增加国家养老金的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这些养老金的经费提供是建立在“现收现付”(“Pay-As-You-Go”,PAYGO)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从当前的工人那里收的税会支付给当前的领取人。税收超过支出的任何结余都只是“被投资”到政府债券,也就是,未来税收支付的承诺。这就是所有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本质:“放置在一个不起眼的政府文件柜抽屉底部”[3]的一张大大的“欠条(IOU)”。实际上“信托基金”并不存在。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被迫支付他们祖父母的退休金,以及他们父母的退休金,并且——如果他们还有钱剩下——他们还得养活自己。国家养老金计划的结构和经典的“金字塔骗局”是一模一样的,它也被称为“庞氏骗局”或“连锁信(Chain Letters)”,它需要支付人的基数无限增加;当它停止增长,金字塔就会崩塌。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或者借钱来推迟这一在劫难逃的事,但只能是推迟,并且随着每次推迟,情况都会变得更糟。你现在可以听到倒塌的轰鸣声了。

•农民要求给他的庄稼补贴,这以汽车工人所纳的税为代价;汽车公司和汽车工人要求针对更实惠的进口车的“保护”,以及对破产公司的救助。贸易限制对农民来说提高了车辆的价格,而对汽车公司的救助提高了农民缴纳的税。为了农民的利益,汽车工人被掠夺,而农民被掠夺也是因为汽车工人的利益。相互掠夺的循环周而复始,大多数的“赢家”在一个周期完成后变成输家。(当然,一些专门从事操纵政治制度并和安・兰德所说的“靠关系的贵族(aristocracy of pull)”[4]打交道的人,赢得的东西远多于失去的东西。有政治关系的华尔街公司如高盛,巨型农业企业如阿丹米,及其他一些公司便从靠关系的贵族那里获利丰厚。)

•我们被税务制度装进了医疗“保险”制度的箱子(在美国,私人保险的支付被与工资绑定,同时工资税为“医疗保险”提供资金,而在欧洲,它们被和税绑在一起,某些情况下是和私营保险商绑定);这种“第三方承担经费”影响了我们可用的选择。因为这种预付费的“保险”通常提供日常护理,至于灾难性的事件(如车祸导致的伤害、确诊为癌症、或是得病),我们只能在接受救治前征求保险商的同意,不论私营还是国有都是如此。尽管被称为保险,“健康保险”常常都不是真的“保险”;它是预付费的医疗护理,这产生了使消费者滥用的激励,也在各保险公司和政府之中产生激励去监控消费者,以决定我们是否有资格获得偿付。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行使我们作为其他重要商品的消费者所能行使的同样的选择,于是我们被迫像请求者,而不是顾客那样行动,而医疗服务则越来越由管理者配给,而不是由顾客购买。

给特定可识别群体的利益是集中的,而成本被分摊到人数众多的纳税人和消费者头上,这给了受益人攫取更多好处的激励,而被掠夺的人则没什么动力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得到好处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但不会停下来考虑对其他人来说这个好处的成本;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成本变得巨大。穷人最受折磨,因为点滴之利在他们看来都像是一种恩惠,同时,正是福利国家使他们的贫困永久化;而恃强凌弱的隐性转移支付,如保护主义、特许经营和其他对劳动市场自由的限制,以及其他所有的特权和优待又让他们的贫困更为深重。而这些特权和优待都是强大、受过教育、表达流利又大权在握的人为他们自己所设立的,牺牲的是弱小、未受过教育、沉默、无权无势的人。

移民被系统性地妖魔化成“为了得到我们的福利利益才来”。福利国家的臣民通过排挤想要成为移民的人,并把他们丑化成蝗虫和抢劫者[5]来保护“自己的福利利益”,而不是欢迎大家到来并创造财富。与此同时,政治精英们大肆表明,他们正在通过从纳税人那里收取的金钱帮助国外的穷人,为寄生的国际“援助业”提供资金,倾销大量由福利国家政策(通过保障农产品最低价来补贴农民)产生的农业剩余品,并把战利品转交给独裁政府:简而言之,通过福利国家的国际化。这整个过程是一场灾难,它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责任,因为政治领导人们知道,必须解决好外国施主们的问题,而非当地公民和纳税人们的问题。这对军阀割据和内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已摧毁了当地的生产制度[6]。

当公民在一套庞大的相互掠夺(和抵御掠夺)体制里和其他公民和移民争斗的同时,官僚们扩大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并创造和培育了支持他们的政治选民。

但相互掠夺并不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唯一显著特征。它已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是一个愚蠢政策的意外结果,这些政策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政客所采纳,但他们不用承担自己政策的后果。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两起危机正在肆虐全球。

金融危机与福利国家

金融危机形成于有同情心的动机和不良的激励措施的交汇处。这些激励措施是由愚蠢的政策造成的,它们全都能追溯到一个哲学,即控制我们的行为、把彼得的东西拿去给保罗、以及篡夺对我们生命的责任都是政府的目的。[7]当前危机的种子在1994年被种下,那时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宏伟的计划,要把美国的住房拥有率从人口的64%提高到70%,该计划将通过“国家住房拥有伙伴关系”实施,这是一种联邦政府和银行、房屋建筑商、金融家、房产经纪人以及其他特殊利益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正如格雷琴・摩根森(Gretchen Morgenson)和约书亚・罗斯纳(Joshua Rosner)在《鲁莽的危害:过大的野心、贪婪与腐败如何导致经济的末日决战》一书中证明的,“这种伙伴关系将通过‘使拥有住房更易承担、扩大创新融资、简化家庭购买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改变设计的传统方法和修建更便宜的房子以及其他手段’来实现其目标。”[8]这种对福利国家的扩展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听起来合情合理。为什么仅仅因为没有存够首付,或不具备良好的信用记录,亦或是没有工作,人们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为什么不通过“创新融资”让住房拥有“更容易承担”? 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这样的政府机构,和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这样的“受政府资助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GSE)”,都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引导租户们成为房屋拥有者。这些措施包括降低首付比率,大幅降低各银行的贷款标准,通过购买和“证券化”更多的抵押贷款来增加进入房市的货币数量,和许多其他方法。这是一次两党对社会工程的共同努力。布什政府的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了零首付的按揭贷款担保。正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Alphonso Jackson)在2004年豪言的,“以零首付提供联邦住房管理局抵押贷款将为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尤其是少数族裔,打开拥有房屋的大门。”他补充到,“我们不期望给纳税人造成任何花费。”[9]

美国政府在蓄意和系统性地破坏传统的银行标准,并鼓励——事实上是要求——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最终结果为好的风险会产生个人利益,而最终结果为坏的风险会落到纳税人头上,因为“面对这些新的宽松要求的银行家,可能把任何有风险的贷款转嫁给受政府资助企业,这些企业负责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房屋抵押贷款。”[10]私人化的利润和社会化的亏损是福利国家主义与群带政治(cronyism)相结合的特征。

随着越来越多的钱涌入房市,房价不断上涨。这像一个派对。每人都感到更加富有,因为他们的房产价格飙升。人们拿出“可调利率抵押贷款(adjustable rate mortgages,ARMs)”来购买比他们过去买得起的更大的房屋,因为他们预计能在利率再次上升之前卖掉它们。信贷很宽松,美国人拿出二次抵押来为假期和游艇买单。在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下,越来越多的房屋被修建出来。其结果是规模庞大的房地产泡沫。人们买房并将其“抛”给下一个买家。与此同时,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把实际上高风险的贷款一律评为低风险,包括政府债务(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11]德国银行购买了希腊政府的债务,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银行购买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人们相信它们是由美国政府担保的。

美国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让拥有住房变得更易于承担,扩大了“创新融资”,并破坏了合理的银行习惯,这些政策被与全球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傲慢相结合,监管者们无疑知道风险的实际大小——而市场参与者们拿自己的资产冒风险却被蒙在鼓里。结果是,全球金融体系被高风险贷款、坏账和有毒资产所败坏,并且造成灾难性后果。抵押贷款违约率随着利率上升,此外,各机构都被鼓励购买“低风险”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结果它们并不那么低风险。储蓄被消灭了,房主们发现自己无力支付抵押贷款,各个金融机构倒地并起火,经济产出下降。数目众多的激励扭曲是罪魁祸首,对住房和金融市场的整个干预体系造成了这些扭曲,但离开“使住房更易于承担”和“创新融资”的美国福利国家政策,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列车失事是一个又一个糟糕政策叠加的结果;它是一起由福利国家引发的列车失事[12]。

欧债危机与福利国家

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在疯狂地为一个巨大的房产泡沫打气的同时,在退休金、医疗护理和其他一些福利国家项目上开支剧增,使得全球各国政府陷入了债务危机。许多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政府债务的大幅增长之上,而这种增长也确实已经令人咋舌。与此同时,当与累积如山的无准备金负债——已经对公民们做出、而他们也依赖的承诺——相比之时,这都还算小数目,因为根本没有相应的融资。如果一家私营公司就其义务大小误导了公众和它的负责人,就像政府在系统性地做的那样,该公司的头头们会因欺诈而锒铛入狱。各国政府都在设法从健全的会计实践中豁免自己,并且蓄意而系统性地就他们转嫁到未来纳税人肩上的债务误导公众。政府发现在今天许诺未来付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未来到来的速度可是非常之快。[12]

经济学家贾戈迪许・戈卡勒(Jagadeesh Gokhale)和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在2006年(相当保守地)预计了美国政府到2012年联邦总预算的失衡情况,结果为80万亿美元左右。该预算失衡被定义为“政府根据现行法律在所有支出类别——津贴、国防、道路及其他——的预算和预计在各个收入账目的所有税收之间差额的当前估值。”[13]那还是在2006年;戈卡勒目前正在更新数据,他预计数字将会更高。正如戈卡勒所写,“增加可能的医疗保险成本的上升与新医保法有关,这个数字也许过于乐观,但要到我的项目接近完成时我们才会知道。对欧洲来说,我估计有53.1万亿欧元的总体失衡,和2010年一样。也就是说,27个欧盟国家12.2万亿欧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434%。这也是一次低估,因为我们的预测仅做到2050年(不像在美国,预测会一直延续下去)。”[14]

这意味着,那些承诺无法被兑现,也不会被兑现。即使只为目前承诺的一小部分买单,税负也将会上升到天文数字的水平。政府很可能不仅会拖欠公认的债务(债权人持有的债券),还会否认对公民承诺的养老金、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就其财政,他们已经欺骗他们的公民很多年。当承诺因为它们无法被兑现而破灭之时,就像我们看到希腊正在我们眼前所展现的那样,他们就精心编制各种谎言。否认他们的承诺的方法之一是开动印钞机,用成堆的纸币伴着每张钞票上增加的越来越多的零来支付他们的承诺,也就是说,承诺兑现而货币将会大幅贬值。(作为一种应对债务的手段,通货膨胀是尤其有害的,因为它扭曲了行为,并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和那些无法从中保护自己的人身上。)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可能正在一些国家逐步瓦解,而在另一些国家中迅速崩溃,但它们最终都会破灭,并且,一如既往地,重担将绝大部分落在那些缺乏政治关系和老练来避免承担后果的人身上。

许多人通过援引他们的意图来愤怒地对这些事实做出回应,忽视了这些后果。他们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大家;我们并非在有意地旨在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使住房更易于承担,并降低银行标准,来摧毁世界金融体系,我们也没有打算让自己的国家破产!”正如哲学家丹尼尔・夏皮罗(Daniel Shapiro)相当贴切地指出,“制度不能由它们的目标来充分体现。”[15]世界上最好的目标,如果通过错误的制度与不良的激励相结合,可以产生可怕的后果。[16]福利国家拥护者们的意图是与其政策的结果无关的。[17]正如普遍实行的那样,大多数“政治哲学”是关于比较一个直觉和另一个直觉的对与错。坦率地说,这对建构能运转、可持续、并且正义的制度这项任务不是非常有帮助。为此,我们需要的远不止简单的意图比较;我们需要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不是脱离实践的单一道德理论。

未来受到威胁,但并没有失去

当今的福利国家要直接为影响全世界的两大经济危机负责: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转为负增长、并消灭掉数万亿美元资产估值,而债务危机已经震撼了欧洲并威胁到某些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货币和金融系统。当通过错误的激励和制度来实施的时侯,即使是最好的意图都可以产生可怕的后果。

然而,这个故事不全是悲观和沮丧。我们可以从福利国家和它那压倒性的债务、羞辱性的官僚机构及相互掠夺之下脱身。这绝不会容易实现,它意味着迸发出勇气,站出来面对特殊利益团体和老于世故的政客。不过,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那些已经在街头表现出反对“削减预算”(通常只是削减支出增加的速率)的示威者所表现的是对算术的反对。你不能一直在负数之上加负数来得到正的总和;总数不对。我们需要代表理性、代表财政责任、代表削减国家力量、代表解放和授权人们决定自己的未来而在街头示威。我们需要驳回国家的权力,使其仅限于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不要试图去照顾我们。对于国家的能力,我们需要头脑清晰的决策。我们需要福利国家的终结。

冰岛银行危机:干预主义金融体系之坍塌

Mises Daily: Tuesday, June 09, 2009 by Philipp Bagus and David Howden

周阳 译 熊小二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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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3日,吉尔·哈尔德的辞职标志着其成为当前金融危机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虽然相对于其他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回荡的灾难,冰岛的情况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冰岛不景气之根源可以在很多相同的情形下找到。不幸的是,尽管这些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冰岛的民众,这个国家微小的规模——约32万居民——使得这个目标很容易被错过。然而,冰岛的原住居民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反响,引起了对这场虽不幸但本可避免的事件的起因和解决之道的关注。

遗憾的是,当前对这场危机起因的关注持续地误判了它的真正起因,这导致开出来的“处方”缺乏必要的行动。彼得·冈贝尔(Peter Gumbel)于2008年12月4日在“财富”版写道:前首相戴维·奥德松(Davíð Oddsson)在1991年-2004年其任期内施行的自由市场改革是导致这次萧条的元凶。同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往冰岛调查这次问题性质的首席官员——保罗·汤姆森(Poul Thomsen),最近在一场采访中评论道:冰岛问题之病根是其未受监管的政策环境纵容了银行体系的过度扩张[1]。的确,私有化后的银行在冰岛的作为,导致了在银行部门的资产增加到了1400%的GDP!

分析师和作者们经常忽视银行部门能够如此迅速扩张的原因。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冰岛经济的激励机制是被政府担保所操控的,人为的低利率以及大开的货币水龙头使得流动性被汹涌地注进经济体。此外,冰岛通过“住房融资基金”(HFF)——一个享有对其债务有明确政府担保的国家机构,向房主提供诱人的低利率从而减少给房主的利息费用。有趣的是,虽然该基金的那些只得到隐晦担保的美国同行们——房地美和房利美——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住房融资基金却在这场争论中毫发未损。

危机过后的政策处方呼吁很多的干涉,如果其被施行的话那将严重恶化当今的局势。只有通过获得对过去十年的繁荣的不可持续和其人为的本质的真正理解,我们才可以找到对这场曾经一度吞噬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萧条的解决之道。

期限错配和虚假繁荣

冰岛的经济危机与近期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拥有一个普遍实行期限错配的银行体系。换句话说,冰岛的银行们发行短期负债,并将其投资于长期资产。图1是冰岛三家最大的银行——考普兴(Kaupthing)银行、格里特利尔银行(Glitnir)和冰岛国民银行(Landsbanki)的某个给定期限的资金缺口(即资本少于债务)[2]。

图1 资金缺口:三家最大的银行(单位:百万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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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Kaupthing, Glitnir, Landsbanki: 2008 annual reports

因此,银行系统不得不持续地滚动(更新)他们的短期负债,直到他们的长期资产全部到期。如果事件发生,冰岛银行未能找到新的借款人以继续滚动他们的负债,他们就可能面临流动性危机。更为甚者,这会引发冰岛金融体系的崩溃;最近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确切的情况。

考虑到这些最近发生的事件,第一个跃入脑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冰岛的银行们把从事这样一个冒险的做法放在首位?首先,期限错配涉及一个基本的套利,这将成为一笔非常有利可图的业务。通常情况下,长期利率要高于其相应的短期利率。银行可以通过这些交易从此差别中获利——短期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利差。然而,尽管期限错配变得有利可图,它的风险时非常大的,因为短期债务需要不断的再投资(即必须要有持续的“展期交割”)。

正如在其他国家中,冰岛的银行享有由政府带来的担保,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当他们的赌注在市场上将要成为错误的时候。但是,尽管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这样的担保只是隐蔽的,冰岛中央银行却在光明正大地进行此类担保[3]。冰岛中央银行有效地发挥其“最后的滚轮”,它为市场提供其所需的全新的短期债务。事实上,冰岛的三个主要银行——考普兴银行、格里特利尔银行和冰岛国民银行——与GDP相比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他们可以把自己当成大到不能倒的(too big to fail)。这导致了道德风险问题:如果我们有了危及偿债能力的展期交割问题,都会有人来帮助我们——无论是政府还是中央银行,以免对金融界产生不利的冲击。明确的担保带来的后果是过量的期限错配。

此承诺最明显的后果是,它代表了一个在财政上不健全的做法,并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然而,过高水平的期限错配的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正如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Austrianbusiness-cycle theory)所论述的那样,这将扭曲资本结构进而扭曲实体经济。通过银行信贷扩张,银行创造活期存款(零到期日)以投资于向公众发行的贷款(长期的到期日)。一个类似的到期错配发生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冰岛的银行从批发市场(主要是国际的)上借来(通过短期银行同业贷款及回购协议、资产抵押商业票据等)以投资于长期贷款市场,例如商业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4]。

期限错配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继续可以完成开展的虚高项目。贷款人只存了3个月(即商业票据的期限)或者根本就没有进行存款(即活期存款的期限),而不是30年乃至40年(即抵押贷款或资本项目的期限)。就真正长期储蓄的可用量而言,可用期限错配不仅欺骗了投资者,还欺骗了企业家。因此,通过借短贷长,长期利率被人为地降低了。企业家认为的可获得的长期储蓄比实际上的要多,并据此对那些本应被清算的项目进行错误的投资。一旦真相变得显而易见,他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真实储蓄以维持这些项目。

在冰岛的案例中,做出的错误投资主要集中在炼铝业和建筑业。代表着长期投资项目的铝矿、住宅以及商品房是由短期资金维系的,而不是与其期限相匹配的长期储蓄。

不良投资的另一个后果是,这些资源被卷入金融业并被极大地扩大了。因此,资源从消费品产业被引向了金融业。正如一位教授指出,为了满足对新生的有利可图的金融业的贪得无厌的需求,渔夫们都变成投资家了。

“每个人都在学习Black-Scholes公式(期权定价模型)”,冰岛大学渔业经济学教授拉格纳·阿纳森如是说,他看着学生们从渔业经济学逃往货币经济学。“工程学院和数学学院正提供金融工程的课程。我们有成百上千的人学习金融。”[5]

因此,冰岛成为了金融服务的出口商和商品的进口商。正如图2所示,由于冰岛基本停止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一个巨大的贸易赤字正在形成。

图2:贸易差额(单位:百万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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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Central Bank of Iceland,Statistics (2009)

去年秋天货币崩溃时,冰岛无法顺利获得外汇以支付其十分依赖的进口消费品,这种扭曲的生产结构危及到饿死其人民。

然而,单靠期限错配不足以充分揭示冰岛的情形。由于冰岛的经济规模较小,能提供给有利可图的期限错配的国内资金有限,蓬勃发展的金融业便开始到别处寻找资金。因此,冰岛的银行借来国外的短期资金用于国内外的长期投资。国外的货币政策宽松得更加极端,国内的利率高于外国中央银行的利率,这使得外国资金更具吸引力。这把我们带到了关于冰岛的第二个且更具体的问题:货币错配。

谁向最后贷款人贷款?

在过去的十年里,冰岛的金融体系已经积累了相当部分的外币资金需求。在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底冰岛中央银行里冰岛储蓄银行的账户的变化。最让人吃惊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过去的7年里外债已经增长了2300%。相比之下,国内负债也显著增长了600%——扣除通胀因素后徘徊在零利率附近的低名义利率的结果。与冰岛的海外资产相比,银行资产的演变似乎有所保留,现在只与国内资产的规模相当。但是,回顾七年前的相对位置,我们发现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正常”资产——以本国货币持有的大型资产以期把汇率冲击的风险降到最低。事实上,外国资产膨胀得不亚于其他任何资产,在此期间惊人地增加了10600%!

图3 中央银行里储蓄银行的账户 (单位:百万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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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Central Bank of Iceland,2008 annual report

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以日本日元计价的贷款[6]。日本央行多年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抗衡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些人为压低的借款利率的结果是,只需支付历史低收益率——有时低到了1%的年利率,便可获得日元计价的贷款。因此,这些诱人的收益率导致了数量充足的短期流动性,而这又被投资于现在著名的期限错配。只要流动性仍然很高,冰岛的银行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他们不断地取得新的短期资金。然而,由于去年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同业拆借市场的枯竭,冰岛的银行们发现自己无法应对这些突然的落差。

对外借款渗透进的一个问题领域是国内抵押贷款市场。事实上,过去十年中这种特别复杂的市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急剧不协调,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现在显现了出来。

住房融资基金成立于1999年,以接管原国家房屋发展局的资产和债务,向冰岛国民借出本土的抵押贷款。截止2004年中期,几乎90%的冰岛家庭都持有HFF的贷款,HFF发行的债权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冰岛本土债券市场。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国有控股的抵押贷款援助计划保留给那些被认为最需要的人,冰岛社会——一个以平等对待每一位国民为傲的社会——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谁需要得到援助和谁不需要援助。

三巨头带领下的冰岛新近私有化的银行,发现在低利率之下无法与国家支持的系统相竞争。相反,他们越来越多的被迫降低他们抵押贷款担保品的质量,这导致了对风险的普遍低估。

抵押贷款市场的贷款被央行的两项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第一,全国部分准备金要求体系下的央行(如图4)减少储备政策,在金融市场上引起了一个突然可获取的流动性,这让很多银行需要找到安置其流动性的地方。

图4 所需准备金(%)和冰岛央行的政策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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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Central Bank of Iceland,Statistics (2009)

第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的——都提供了充足数量的流动性以供借款和投资。在冰岛的具体情况中,广义货币急速增长。例如M1,在2002年至2007年间以20-30%的速度增长[7](见图5)。

图5 M1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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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Central Bank of Iceland,Statistics (2009)

此外,在冰岛的借款中大约有一半是以短期浮动利率的形式进行的,这是经过央行认为降低的具有吸引力的低利率。拥有处于历史较低价格的丰富数量的流动性,这种货币扩张的品牌折扣目睹了它的价值以国内冰岛克朗增加了近30%,同时2003年到2007年之间的每一年都见证了超过10%的价格上涨。

一场显著的繁荣已经成形了,大部分实现了外币引人入胜的低利率。然而,当纸牌屋最终轰然倒塌之时,这股依赖于外币的热潮很快就走到了尽头。随着美国的金融服务提供商雷曼兄弟的破产,那些曾经从事期限错配的银行——冰岛模型的本质——发现自己在挤榨出滚动的必要资金来维持流动性。不幸的是,不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那样,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提供了短暂的纾缓,冰岛被迫遭受更可怕的命运。岛上的货币——冰岛克朗——急剧贬值,无论是私人的还是中央的银行家们,都无法筹集必要的现金来继续提供资金来维持他们的负债。

在问为什么冰岛中央银行在缓解当前危机如此之低效之前,需要重要指出的是,停止必要的翻滚所造成的流动性的干涸和随之而来对金融资产价值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像许多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是由单纯的事件引起的。相反,它恰恰是由期限错配行为产生的不良资产所导致的——无论是到期日还是通货——都是第一位的。当商品价格和住房价格开始下降,消费品的价格一路飙升;显而易见的是,很多的冰岛银行系统的资产将失去价值,冰岛的生产结构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这引发了结束其继续翻转的对克朗的运营。

结论

最终,一度曾被视为“大到不能倒”的银行体系很快就被视作一只“大到无法挽救”的白象。银行体系的负债已经从国内资产被转变为国外资产了,这在经济实体中孕育了有害的分配不当。此外,银行业利润的相对增加造成了许多冰岛资源的转变,从实体经济——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海上活动,到更加现代化的银行和金融世界。这些失衡将需要时间来进行自我修复,正如实体经济必须要恢复到一个有利于消费者的愿望和偏好的且可持续的结构。事实上,正如一位渔民出身的经济学家最近评论的那样,“我认为相对于教一个经济学家捕鱼而言,教一个渔夫如何搞经济更加容易。”(路易斯,2009)。这一重要过程的中端将造成不必要的威胁和冰岛人民长期的水深火热。

许多分析家对最近的动荡完全放松了警惕——冰岛一例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罗伯特·柴德泽(Robert Tchaidze)、安东尼·阿内特(Anthony Annett)、李连王(Li Lian Ong)——几乎在两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外币借款已愈演愈烈…而对银行而言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间接信用风险的信号。”虽然他们是相当正确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变成了现实,并且比原来认为的来的更加直接。经济学家们现在才对货币错配的真正风险醒悟过来;但是,更大的问题——期限错配却仍然不减。

现实生产结构中的期限错配——那些给冰岛居民提供生计的商业活动,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被期限错配严重地搅乱了。虽然在此紧要关头批评银行家们对一连串灾难之起因的风险程序的傲慢和无知是十分的容易,但是灾祸之根源还藏在一个更加隐蔽的位置。银行家们,至少在过去,一直都对此过程中的风险了然于胸。事实上,银行业的“金科玉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超过150年之前——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的期限应当与银行借到的贷款的期限相匹配(霍伯纳,1854)。

政府干预是问题之根源,因为他们破换了银行家们面临的激励机制,且抑制了他们遵守这个明智做法的倾向。冰岛中央银行的明确担保改变了银行家们的风险偏好,并导致危险的任务被小心翼翼地认为是可持续的。央行持续注入的流动性确保了短期贷款的不停翻滚不会构成重大的问题。最终,在过去的十年中所有的央行齐心协力,把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这将廉价的信贷可致更加繁荣这一观念根植进了世人的脑海中。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件最终证明了这个观点的荒诞。

不幸的是,大多数对冰岛的政策建议并未涉及这次萧条的本质原因。威廉.布伊特和安妮·赛伯特(2008)已经完成了对迄今为止的冰岛危机的分析。他们只处理了一些表象,他们认为在市场需要的时候冰岛央行应当给予信贷支持。因此,他们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冰岛应当着力于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以期把其作为一个可靠的最后贷款人。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如果这些不幸的人听取他们的处方的话,这一繁荣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有良方那也只能是暂时的缓解。当给定冰岛人和国外民众的偏好时,不当的资产分配以其不能确定的方式扰乱了经济的生产性结构。微小的冰岛央行制造的道德风险已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壮观的爆破;难道我们可以相信欧洲央行担保的道德风险就能减少其恶性?

相反,我们发现解决之道不是把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是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12年指出的那样:恪守银行界的“金科玉律”方是治本之策。

这条金科玉律是:对作为信用谈判者的银行活动而言,应当在信用交易和借记卡交易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银行放出的信贷必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与其吸收的信贷相匹配。更确切的说,“银行义务的到期日不得早于其权利可以被兑现的日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破产的危险。(货币和信用理论)

银行资产和负债期限不相匹配的做法的阿克琉斯之踵已经一览无遗。我们希冀可以允许一些不会恶化现状而是推动其的呼声存在,并进一步蓬勃发展。

[1] See Andersen (2008) for the full IMF interview.

[2] These three largest banks dominated the Icelandic financial landscape, with assets which ballooned to 1100% of Icelandic GDP in 2007 (Buiter and Sibert 2008:4) and comprised nearly 80% of total Icelandic banking assets.

[3] See CBI (2001) for the press release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promises a new era of price stability through an inflation targeting framework, and the formal provision of lender of last resort functions.

[4] There exist, however,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redit expansion and other types of maturity mismatching in that credit expansion always increases the money supply. Furthermore, an initially created unbacked demand deposit may lead to a far greater expansion of demand deposits if the rest of the banking system follows suit. Other types of maturity mismatching do not increase the money supply. Another difference lies in the ethical status of the practices. Credit expansion can be regarded as fraudulent in nature, while borrowing short and lending long (i.e., maturity mismatching) is merely risky. On this point see Bagus and Howden (2009).

[5] As quoted in Lewis (2009).

[6] As Buiter and Sibert (2008: 16) report, approximately 80% of foreign currency loans made to households were denominated in the two currencies with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s — Swiss Francs and Japanese yen.

[7] Additionally, even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HFF provided liquidity to an already saturated system. In 2005 alone, the Fund funneled its own excess liquidity to commercial banks by extending loans of approximately 80 billion krónur.

欧元的道德危害

Mises Daily: Monday, March 28, 2011 by Jesus Huerta de Soto

虐尔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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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推荐菲利普·巴格斯先生的著作,我感到非常荣幸。他是我的同僚[1],也是我最杰出,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本书的问世十分及时:它展示了建立在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t)之上的欧洲货币系统,是如何造成了欧元区的灾难的。

当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欧洲银行系统信贷扩张之直接结果。在本世纪的头几年,欧元区边缘的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进行了尤其严重的信贷扩张。信贷扩张和通胀预期与风险溢价(risk premium)的下落大幅压低了利率。通货膨胀预期的回落,可归因于市场对新成立的欧洲央行(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范本)的信任。边缘国家的风险溢价也遭到低估,因为市场还预期欧洲经济强国将会在紧急情况下救市。种种因素合力,造就了一场虚假的繁荣。虚假繁荣吹起了资产价格泡沫,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即是一例。欧洲央行将大部分新发行的货币注入了欧洲的边缘国家,为过度消费和不良投资提供了资金。这种过度投资和消费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与此同时,信贷扩张也为福利制度的维持和扩张提供了资金,为这种难以为继的制度续命。

任何依靠信贷扩张而非真实储蓄支撑的虚假繁荣,最终都会被一系列微观经济效应逆转。2007年,这种经济效应开始在欧洲显露端倪:原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在通胀压力下,央行缓和了其信贷扩张的力度,利率应声上扬。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带动了消费品价格的上升。由于缺乏真实储蓄的支撑,许多投资项目缺乏资金,后继乏力。建筑业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在繁荣时期,房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直接或间接地积压在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楼市泡沫破灭导致的大量坏账使金融业承担了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后达到顶峰,并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全面恐慌。

不幸的是,政府的危机反应,不是让市场力量自然地运作,而是对必要的调整过程进行干预。这种人为的干预,不仅阻止了经济快速彻底的复苏,还制造了在2010年春天席卷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在危机中,政府敞开钱包,试图扶持扩张过度,濒临崩溃的行业。政府通过补贴新车购买来扶持汽车制造业,通过投资公共工程来扶持建筑业,以及手握建筑公司坏账的银行业。政府还通过担保债务,国有化银行,购买金融机构资产与股权等方式直接扶持金融业。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管制,失业率迅速攀升,使得政府在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上的进账大减,在失业救济上的开支则大大增加。银行业、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在繁荣时期为政府提供的大量企业所得税,在危机中也不复存在了。在财政收入缩水、开支增加的情况下,政府的赤字和债务剧增。简而言之,缺乏真实储蓄支撑的虚假繁荣会导致金融危机,而政府的干预主义应对措施则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

西班牙的例子就是典型。该国的汽车制造业、建筑业和银行业在信贷扩张时期过度膨胀,又在危机到来时获得了西班牙政府的慷慨补贴。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致使官方失业率飙升至20%。西班牙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吓坏了市场投资者和西班牙的欧盟成员国伙伴;后者最终迫使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小规模的紧缩政策,以维持其获得贷款的能力。

在迫使赤字政府削减开支这一点上,欧洲的单一货币体现了其“优越性”。没有欧元,西班牙政府很可能会通过货币贬值——也就是印钞——来降低财政赤字,正如她在1993年所做的那样[2]。这种措施将意味着价格结构的剧烈动荡:进口商品的价格将会飙升,导致西班牙人民的财富大幅缩水。不仅如此,货币贬值将允许西班牙政府维持目前的开支水平,从而逃避一切结构性改革。在现实中,由于欧元的存在,不论是西班牙还是其它陷入麻烦的政府,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或者印钞来偿还债务。在来自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德国等会员国的压力下,赤字政府将被迫采取紧缩措施,进行结构性改革。因此,巴格斯在本书末预计的欧元的第二种未来更可能成为现实:欧元区各国将改革《稳定与增长公约》,然后严格执行它。假如这一预言成真,欧元区成员国将不得不维持并强化现有的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满足《公约》的要求。在保守国家(例如德国)的压力下,整个欧元区都将走上削减开支这条应付危机的老路。

与欧元区政府的对策相反,美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萧条应对策略。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政府必须在危机中扩大开支,以弥补“总需求”的下滑。因此,美国采用了赤字财政和极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跳跃式”(jumpstart)启动经济。由此看来,欧元的积极影响之一,也许就是把欧元区推上了紧缩的道路。事实上,我在之前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单一货币是欧洲走出的正确一步:它锁定了欧洲各国货币间的汇率,从而终结了货币民族主义和政府操纵的浮动汇率制度带来的混乱。这在经济危机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在菲利普·巴格斯尚未成为我的同僚,还只是我课堂上的学生时,他便挑战了我对欧元相对积极的看法,并正确指出了货币竞争制度的好处。他所著的这本《欧元的悲剧》,可被视作他对欧元的反对意见的集中阐释。从理论上讲,单一货币的确消除了欧洲的货币民族主义;问题是,统一后的货币又能有多么稳定呢?巴格斯从两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也构成了本书的两个主要成就与贡献:其一,巴格斯对欧元的成因作出了历史性分析;其二,他对欧洲货币体系的运作机制进行了理论性分析。两种分析,角度不同,结论则殊途同归。

巴格斯的历史性分析,着重考察欧元和欧洲央行的缘起。他揭示了各国政府、政客和银行家的利益所在,其分析手法,类似于罗斯巴德[3]在《反对美联储》中揭露美联储缘起的方式。实际上,本书甚至可以改名叫《反对欧洲央行》。通过考查欧元创设过程背后的政治利益、政治动力学和政治环境,我们可以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欧元的建立是如何将欧洲货币制度导向了歧途的。欧元设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彻底甩开货币竞争制度以及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稳健货币政策带来的种种限制。欧元注定会成为泛欧洲的通胀性法定货币。另一方面,巴格斯的理论性分析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欧元体系的通胀目的与欧元区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揭露了欧元系统的自我毁灭倾向:欧元系统促成了欧元区各国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并鼓励各国政府利用欧洲央行为其赤字提供资金。巴格斯认为,我在分析部分准备金制度[4](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时应用的“公地悲剧”概念同样适用于欧元系统的分析。欧元的悲剧,正是由于欧洲各国政府滥用欧元这块“公地”而导致的。

我很高兴本书能在米塞斯研究院的努力下与公众见面。我认为,大众对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运作的理解,将决定欧洲和乃至世界的未来。本书将对读者理解欧元的历史和欧元区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大有裨益。但愿《欧元的悲剧》能为建设更好的欧洲和世界货币体系贡献一臂之力。

[1]译者注:德索托教授与本书作者同在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任教。

[2]译者注:1993年西班牙曾经历短暂的经济危机。

[3]译者注: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美国经济学家,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者。

[4]译者注:部分准备金制度是相对于全额准备金制度而言的。它是指商业银行留下一部份准备金,把其余的资金全部贷出的制度。

社会保障的危机和改革

J. H. de Soto,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Chapter 9

朱海就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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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公共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许可以分为这样两大方面:一、退休人员、寡居者、孤儿和残疾人的养老金问题,也就是说,在有存续、残废或死亡等情况出现时,需要正常支付的资金;二、医疗救助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些问题,尽管我们对养老金问题特别重视,因为从它担当的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一领域实施改革的艰难性来说,它也许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问题。

因此,在第一部分,我们将从技术和伦理的角度诊断养老金领域的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的结论是:所有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内在的矛盾,我们将介绍一种我们认为最合适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模式。第四,我们将提出社会保障的改革进程,其目的是实现合适的目标,同时也尽可能地缓和任何改革可能引发的紧张态势。接着,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要成功地实施这样的改革,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是最适合的。最后,我们将用一节专门讨论公共健康保险问题。

问题的诊断

公共的社会保障存在危机,对此人们没有异议,这种危机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技术性的危机,这是经济和精算属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伦理方面的危机。

技术问题

首先,技术问题是最容易认识的。具体地说,“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使一个国家的储蓄量大大减少,这是可以观察到的。这是因为,每一财政年度,都要从缴纳者那里强制性地征收的税金和社会保障金(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中支付养老金。这使得储蓄非常困难,不仅是因为税收和社会保障金使得赋税的压力很多情况下大得难以承受,而且还因为居民一般来说会主观地相信(或至少到现在为止都相信),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会支付社会保障金,就像我们一直来所做的那样。[2]由于社会保障对储蓄造成了负面效应,当地经济的演变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要将这种不利影响降至最低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西班牙的储蓄水平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在百分比上是下降的,从1975年的27%下降到1992年的19%。[3]另外,当前的和过去的经济衰退的出现和恶化,储蓄率的下降被认为是主要因素,这种衰退已经很显著,它首要地表现为无数的项目,由于缺少以前储蓄下来的真实的金融资源在合适的利率水平上提供的必要支持而变得无利可图。假如储蓄水平提高的话,那么很多本来要被抛弃或要被重组的投资项目,由于真实储蓄的增长,金融资源变得充裕之后又可以运行了,充足的金融资源使贸易和实业都能获得低利率的金融支持。[4]

其次,也是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有必要澄清,无论是从法律或司法的角度看这一系统是如何运行的,认为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是由雇主支付的是错误的观点。实际上,尽管根据外部的法律要求,这显然不是事实,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保险金归根结底总是由工人他们自己支付的——因为它们构成的是雇主总的劳动成本的一部分。是由雇主直接把它们支付给他的工人,还是支付给国家社保体系,这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经济见解,首先是米塞斯1922年提出的,他当时说:

保险金总是以工资为代价的,无论它是从企业家那里征收的,还是从工人那里征收的。企业家不得不支付的保险,是对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收费,因此它往往会降低劳动工资。[5]

第三,另外从更为技术的-精算的角度看,对在业的一代人来说,社会保障的负担就如滚雪球那样增加。这是人口逐渐老龄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人口逐渐老龄化是我们当前在多数西方国家正看到的现象,它导致退休人口数量相对于在业人口来说持续增加。比如,在西班牙,1993年粗略计算,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退休的或寡居的)对应两个工人,而据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初,假如目前的公共社会保障系统继续实施的话,每个工人将不得不支持一个退休人员。另外,通货膨胀导致正被支付的养老金面临持续增加的重新估值压力。[6]

所有这些解释说明,对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对它的纳税人口来说,养老金开始成为在业人口难以承受的负担,它导致了经济衰退,也使税负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对公共社会保障系统能够支付它们自己承诺的养老金越来越表示怀疑,可以想象,总有一天,在不同程度上,当在业的那代人再也负担不起时,他们将洗手不干,不再为那些已经退休的人士承担“责任”。因此,显然有必要对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动大手术,逐渐建立新的体系,借助于这个新体系,已退休的非工作群体要能够照看他们自己,无需被迫地依赖于在业的年轻人。

第四,关于社会保障问题,也许最重要的经济理论的理据是源于它的强制性的那个理据。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公共社会保障系统是对居民进行普遍性的,也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制度性侵犯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7]不可能把这一强制造成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这种强制大规模地阻碍自由的、自发的人类合作和企业家才能的创造性发展,所有受这一系统影响的相关主体都莫能例外(公司、工人、退休人员、孤寡老人、残疾人士、病人、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医院、医生、储蓄者和投资者等)。[8]这种强制不仅导致劳动力和资本被严重地误配,以及对储蓄的漠视,[9]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阻碍了企业家发现、创造性地生产和传递必要的信息,如要为公共社会保障引起的无数问题寻找到新的、富有想象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些信息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社会失衡将加剧,个体的计划将一直得不到协调。[10]

伦理问题

前面讨论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精算的问题并非单独出现,而是和重要的、严重的伦理-政治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社会保障系统是建立在过时的父爱主义之上的,它是没有依据的(unsupportive),因为它助长了代际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就它的灵活性而论,它对老年人的人格和职业的可能发展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它是建立在“社会正义”和“收入再分配”这些自由主义者不能接受的概念之上的。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首先,公共社会保障系统是建立在父爱主义思想之上的,这种思想认为,人们的本性就是缺乏远见,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强制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当今,这种思想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我们很难理解,一方面,居民被认为足够成熟,能够对选举负责,也能自由地选举他们的统治者,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却被认为不能解决他们自己的退休问题。这意味着,在一个如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民主的环境中,赞成社会保障的父爱主义的理据,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公共事务”是根据选民的愿望组织的,而这些选民在立法者眼中却不能组织他们自己的事务。[11]

因此,国家的作用应该受限制,它至多只能为少数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缺少远见、遭遇不幸等等),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自己必不可少的保障仍无法实现的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救助。但是,看上去愚蠢的是,如现在发生的那样,由于少数人口的退休金不能有及时的保障,而让所有的人都强制性地参与国家系统,使得他们不能按照他们自己认为最有利可图、也是最合适的方式,利用他们资源的一大部分,去谋划他们的老龄生活。因此,社会保障意味着对每个人自由的攻击,这就好比,由于少数人难以获得实物,而建立强迫全部人都吃食堂的制度。另外,如前面提到的,所有的社会保障金归根结底是由工人支付的,因而,可以说,他们收入中的一大部分被剥夺了,他们不能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们个人情境的方式对这部分收入加以利用,去保障他们的退休生活,如我们明白这一点,那么它的不道德性就尤为严重了。[12]

其次,我们必须记住,当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受到国家强制性规则的干预时,不同群体之间冲突和紧张的火苗就被点燃了,这种冲突和紧张就在不同程度上代替了在任何自由社会中都具有代表性的自发的、和平的交换网络。这在社会保障这个例子中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在基于“现收现付”的财政体系,以及处于工作年龄段的年轻人应该强制性地为那些退休人员支付养老金思想的公共的社会保障系统出现之前,退休的问题通过各种自发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并且没有在代际之间制造紧张和冲突。如今,这些代际之间的冲突尤其严重,实际上,要想在社会保障系统问题上作出一个政治决策,使得工作的那代人和已经退休的那代人之间的紧张和摩擦不至于出现,那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一体系不能维系,那些领取退休金的人——越来越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由于该问题而潜在地受到谴责。[13]

这种状况就如同与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各种制度性的限制和工会的作用,市场不再自由,从而引起失业。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紧张态势也随之出现,因为在业人员感到他们的工作受到年轻人和那些不想退休的人的威胁。这样,就会有制定规则,提高人们从业的年龄以及强制性地降低退休年龄的要求,这种压力会持续性地增加,有关的社会群体(年轻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将受严重的伤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是不稳定的制度安排,它会威胁和谐与和平的进程,并由此导致不可能解决的严重的紧张态势和冲突。

第三,人们遵照支配社会保障的规则,按部就班地退休,这种状况特别具有扰乱性。国家社会保障系统一个最有害的方面是它对所有人都一刀切。难以理解,不能允许每一公司、机构或个人,根据他/她自己认为最适合于有关情境、对有关各方伤害最小的方式,自由地设计从工作向退休的转换。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会自发地出现最为多样化的退休体系,使每个公民都能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度过他的退休时光。像逐步退休和为退休者提供兼职工作等制度将会出现,这样,在我们的社会里,在强制性的公共社会保障系统下,老年人退休时所遭受的严重的心理和生理创伤将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哈耶克对此解释得很明白:

很显然,在老年人的救助和医疗救助的拨备(provision)这两个存在国家垄断的重要领域,新的解决方法大量涌现,而它们却并没有被国家利用,另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试验会产生满足当前需求的新方案,这些新方案是任何事先的计划都无法预料的。[14]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批评这一思想,即社会保障至少对“社会正义”的理想是有帮助的,因为它的收入分配使最弱势的人受益。首先,我们应该指出,从经济上讲,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效应恰恰是使最弱势的社会群体受害。这是因为,在自由社会中,是不可能把生产过程和收入分配过程加以区分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是根据预期得到的利润实施的,这意味着不可能在不对生产过程本身有严重影响的情况下,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改变结果。收入再分配政策严重地抑制了一个国家各个生产部门的工作热情,因此,使整个国家变穷,特别是最弱势的阶层。另外,收入再分配政策往往会阻碍最低收入的人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政策没有丝毫的进步性。

如哈耶克已经如此正确地证明了的,“社会正义”的思想是尤其有害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予以批判。首先,社会正义的概念没有意义,与支配自由社会的原则是不兼容的。如我们刚提到的,自由社会产生协调和动态的经济发展,但是却产生不均等的(unequal)、持续变化的收入再分配。任何将这一自由过程的结果均等化的尝试,都只能是一次性的,因为它将破坏这个过程本身和我们应维护的自由社会的基础。另外,“社会正义”的思想意味着国家对它的居民的生活将拥有巨大的权力,这和我们的自由思想是不兼容的。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只有一般性的法律所构成的正义,这种一般性的法律可以抽象地应用于所有人,它也防止人们事先知道他们之间互动的具体结果将是什么。因此,自由主义者维护的唯一公平是我们刚才定义的法律意义上的公平,而绝不是结果的公平,后者和自由从根本上说是不兼容的,并且它是以虚假和错误的“社会正义”思想为基础的。[15]

社会保障的固有矛盾[16]

公共的社会保障系统,自从它建立以来,就已经把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它的很多问题就源于这一矛盾。它试图同时扮演“保险”和“社会救助”或福利的角色,而这两个角色相互间是极难兼容的。

当社会保障根据一套程序,为缴纳养老金较多,缴纳时间较长的人支付更高的福利金(benefits)的时候,它起的作用是“保险”。另外,这些福利金都将支付给受益人,无论他们是否需要。这些特点(福利金取决于缴纳金,以及无论是否有真正的需要都给予支付)对所有的社会保障系统都是一样的,私人的保险机构在这方面也是根据相同的原则。

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也想扮演福利制度的角色。当它把福利金支付给被认为是最需要救助的群体,而不论(或较少地考虑)他们缴纳的金额和缴纳了多长时间的时候,它实施的就是这一功能。另外,根据这一“社会”功能,它的目的是实施收入再分配,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公正的,但是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专门的研究中,我们刚描述的这两个目标常被称之为“个体的平等”(保险)目标和“社会的公平”(福利)目标。

然而,这两个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不兼容的,试图通过同一公共社会保障制度将它们付诸实施的结果意味着,从个体的角度看,社会保障是效率低下的“保险”,而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保障有严重的缺陷,是不公正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因为,不可能同时实现建立在根据缴纳金数额支付福利金,而不论收益者个体是否有需求的原则之上的“私人保险”目标,和将福利金提供给需要的人,而不论他们是否对这个体系有贡献的“社会正义”和“收入分配”的目标。

利用社会保障制度去追求社会正义或社会福利的愿望,明显地影响了“个体的平等”(保险)的原则,因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资金上,“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国家的储蓄和经济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并且制造了使责任不可能得到履践的动因。并且,考虑到非从业人员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总有一天,社会保障将不得不降低它的福利,受益人期望得到的、根据他们过去支付给社保系统的缴纳金计算的养老金将不能收到。另外,个体缴纳给社会保障系统的资金不再获得回报,而在真正的私人保险系统中,他会从他储蓄下来,以保障他自己退休的资源中获得回报。[17]

对社保系统的“缴纳”与从社保系统中的“所得”之间不平等,意味着这种系统不可避免地是建立在强制的思想之上的,并且它对所有的人都有强制性。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指望,诸如社会保障这样的系统,它的运行能够通过人们自发参与的方式实现:那些从该系统中获得的回报大于他们缴纳的金额的人,将留在系统中,相反,那些缴纳金比回报多的人将离开系统,这意味着不可能保持财务平衡。

另外,国家社会保障系统就其本性而言,必须是强制性的,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来说,唯一适合管理它的机构就是政府了。这使得该系统服从于一系列的政治影响,使得它根本不具有稳定性:政治家试图利用这一计划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为此不惜以该系统的参与者和国家的整体经济为代价。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利用蛊惑人心的修改、改革或增加社会保障福利的做法拉选票是常见的做法。应该指出,这一趋势不仅影响了执政党,也影响了反对党。[18]

另外,社会保障不能实现它的社会福利目标,因为福利的支付,并不考虑受益人是否需要它。因此,很多情况下,那些努力养家的低收入的年轻人,他们的收入中一大块要被强行地掠走,用作老年人的养老金用,而这些老年人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收入,或者他们同时有其他的渠道获得收入。[19]

可以得出结论:显然,社会保障的“保险”因素系统性地挫败了社会保障也想实施的社会福利计划,使它变得不起作用,反过来也一样。

除非社会保障想要实现的目标存在内在冲突为人所理解,否则社会保障的问题不可能被理解,也不可能对它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并且,除非以“区分这两个目标,分别用不同的制度去实现它们”这一基本原则为基础,否则对社会保障做任何重大改革都是异想天开。

在起初,[20]社会福利目标可以通过国家预算支持的国家社会福利系统(也就是说,使用“现收现付”的财政体系)去实现,根据收益人的需求,它向他们提供福利,并保证所有有需要的居民都能得到最低限额的养老金。

相反,根据每一居民的愿望和经济能力,以及他/她缴纳的年头和各自缴纳的数额来提供的养老金,即超出最低限的那部分养老金拨备,应该交给以“个体的和集体性的私人养老计划”为基础,因此也是以“私人人寿保险产业的传统原则和技术”为基础的系统。

只有这样,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两个被人们认为非常有必要的目标才会实现,而不会产生矛盾或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对公共社会保障系统做任何的局部改革时,须牢记这一重要思想:前面提到的“矛盾”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因此,改革的正确路线是确定这一矛盾,并逐渐地减少它、克服它。

社会保障的理想模式:自由主义的角度

假如支付给退休者、孤寡残障人士的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于三个不同的方面,那么前面讨论的技术和伦理问题就可以避免:首先,社会救助,这是保底线,由个人提供、国家辅助,但国家的辅助只提供给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连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自保的人;其次,个人或集体性质的私人养老计划应该是养老金的主要来源;第三,我们必须提及每个人在他或她一生中积累的个人储蓄。

私人的养老金计划是私有的系统,主要是以精算的人寿保险技术和合约为基础的,它可以在个体、公司、公司集团和职业协会等等层面上构建,凭借这些技术与合约,为工人的职业生涯建立一个金融基金。一旦工人退休的话,这一基金能承担起工人余生的退休金支出。当工人死亡或残疾(孤寡残障的养老金),这一基金也能支付养老计划所提供的收益。

这一如此容易描述的系统是自发形成的,[21]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它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它可以同时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它有可能使一个国家的储蓄总量显著增加,因此有助于结束危机,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它解决了前面提到的社会保障的技术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这一事实,即通过“现收现付”的金融体系,一代人要为另外一代人负责。

对储蓄的有利影响将会显现,这是因为当前雇主和工人支付给社会保障系统,为退休工人接收,并立刻作为养老金使用的缴纳金,将进入到养老基金,这将极大地增加地方经济可利用的资源。这会刺激投资,使今天由于缺少必要的储蓄而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公司和经济项目有了可能。在中期内,私人的养老计划体系将使以下几个方面有可能实现:(1)为退休养老金提供资金的同时,不会造成紧张或财政问题,对国家的整个储蓄也不会有负面的影响,相反,私人系统会增加储蓄;(2)降低劳动成本,减少国家的失业水平,因为借助于资本主义的精算系统,需要支付给社会保障系统的缴纳金会更少,而能保障获得的养老金与现在持平。这一结果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当前支付给社会保障的缴纳金的收益率达不到市场利率的水平,相反,在私人养老计划体系中,缴纳金的回报,构成了基金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会显著地降低收益的最终总成本。(3)增加了工人的真实工资,这是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结果,而经济成长的原因是充裕的金融基金所积累的大量资本在低利率水平上的生产性投资。[22]

但是,另外,私人养老计划系统将解决当前那些由于一代人支持另一代人而产生的问题,消除当前的社会保障系统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社会紧张和冲突——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

在雇员整个职业生涯中建立的养老金,使得他们在退休时,不必依赖于年轻一代,而依赖于他们自己在他们的活跃期(指在业阶段——译注)建立的基金。这只不过是在公共层面上应用基本的“成本审计原则”(principle of costauditing),据这一原则,成本必须在发生的时候记录,而不是在之后。这就是说,退休金的成本必须计入人们工作时生产的产品(私人养老计划体系),而不能计入到与那些已经退休的人毫无关系的其他人后来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当中(“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系统)。当每一代人都照看他们自己,代际间的冲突就会得到避免,这些问题是由社会保障人为地制造出来,现在没有解决办法。

最后,在设计不同的公式,以确定退休金、年龄和体系等等方面,私人养老金计划会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和各种可替代的手段。私人养老计划这种机制,能够满足每一公司和个人对灵活性的需求,并且从工人的角度看,它也能更为灵活、更为人性地处理退休问题。

市场是怎么解决当前由于社会保障而产生的问题的呢?原则上,对市场如何解决新产品或一般意义上的服务的提供问题进行先验的理论化,一般来说是愚蠢的。[23]然而,我们可以从已经自发形成的人寿保险制度,以及很多国家的私人养老计划产业的经验中受益。根据是否使用人寿保险公司,我们可以区分私人养老计划的两大类金融手段。在第一类金融系统中,养老计划的保险政策或合约包括养老计划的规章,它详细地说明养老计划的收益和不同方面。在第二类系统中,可能被使用的养老基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法人。它由职业经理人管理,金融机构将介入其中,进行相应的投资和资金保管。这些非保险性的养老金计划的创立,往往需要数量足够大的一群人,这样精算技术的稳定性才会更好,而保险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金融手段的主要优势是它兼具技术和管理的特征。在技术方面,我们要记住,私人养老计划现在提出的那个问题,在过去差不多两个世纪中,人寿保险公司已经有了完美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在有需要维持生存或发生死亡等情况时,能保障资本或养老金。人寿保险机构在非常不利的经济和历史环境下,都有非常完美的表现,在那些恶劣的环境在,很多金融机构,如没有政府的金融支持,都支撑不住了。人寿保险公司做到这一切要归功于一整套精算的、金融的和合约的原则,它们历经了过去多代人的使用和检验,并继续以自发的方式演进。[24]从管理的角度看,人寿保险公司熟悉大量的政策,能够对它们进行统一的、计算性的操作,加上他们的精算和金融服务,在管理养老计划方面,就有可能实现重要的规模经济。最后,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广泛的私人养老计划合约,它能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不同的收入合约,存款管理合约等等)

除此之外,我们有可能想象在很多具体的情况下,基金和公司分离,并且不被保险被认为是最适合的。这对大的公司来说尤为如此,在大公司中,单个的基金都可以和最强大的人寿保险公司匹敌。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基金没有和哪家人寿保险公司有合约,但是它有必要象签了约那样运作,也就是说,使用精算和金融稳健性准则(financially conservative criteria)以及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偿付能力标准。

社会保障改革的战略

有必要先考虑一下自由主义的政治战略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合适的改革,而且还为了在任何其他部分地构成自由主义纲领的领域中进行合适的改革。

一些基本的战略原则

对任何自由主义战略而言,最严重的威胁莫过于陷入到日复一日的政治实用主义中去,忘记它应该实现的最终目标,其原因在于,短期内实现这些目标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幻想。这种战略是极其危险的,在过去,它已经对自由主义的观念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实用主义已经有了系统性的含义:为了得到或保持政治权力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及采取的政治决策,和自由主义视角下应实现的最终目标往往不一致。另外,实用主义的讨论完全集中在短期内什么在政治社上是可行的,而最终的目标被贬谪甚至被完全忘记,这样就阻碍了对那样的目标作出必要的详细研究和传播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理念日益丧失其内容,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受到其他纲领和观念的冲击,我们的理念被完全消磨和稀释掉了。

正确的自由主义改革战略必须建立在这一双重属性的原则之上。这一战略首先是要不断地研究和教育公众它在中长期内想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其次,实施与这些目标总是保持一致,并且能接近这些目标的短期政策。只有这一战略,才能使今天看上去难以实现的目标,明天在政治上有可能实现。[25]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社会保障,在下面两个部分中,我们将提出它的一套改革程序,我们在设计这套程序的时候已考虑了前面所述的战略。

社会保障改革的阶段

表 9.1给出了社会保障改革的四个基本阶段。从右到左,这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就是说,从自由的角度看,是越来越“进步”。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存在“俾斯麦式”的经典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表 9.1 改革(或社会保障)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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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不同国家的相对位置

瑞士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最先进的系统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 最不先进的系统

第二个阶段的特征主要是国家社会保障系统的福利金降低,以及私人养老计划的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这也是前者的结果。也可以认为,在第二个阶段,从社会保障系统的资金筹措来看,已经出现了分离,因此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所有居民通过“国家预算”(State Budget)的资助所得到的最低养老金,它和国家社会保障系统保障的养老金是重叠的。一些现在执政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府(西班牙、意大利等等)似乎已经开始颇具试探性地从第一阶段迈向第二阶段。

在第三阶段,尽管在公共的社会拨备体系中,仍然包含强制性的因素,这点没有变,但是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和第二阶段时一样,国家和国家预算的资金起到最低养老金的保障作用。然而,在第二个层次,尽管是强制性的,但是却是由私人的养老计划管理的,公共的社会保障系统只起辅助的作用(如现在的英国)或根本没有公共的社会保障(如瑞士)。

第四阶段对应于我们应该向它趋近的最后目标,如我们已经解释的,它基于最大可能地减少国家的作用,即建立只是给证明确有所需的人最低限度的支持的福利体系。[26]其余部分的养老金拨备将是私人性的,即通过个人和集体性的私人养老计划去实施。

根据上面的方案,很明显自由主义视角的社会保障改革必须有如下的特征:

1、它必须在我们给出的表格中往右前进。也就是说,它必须走向第四个阶段。

2、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出反方向的,或部分反方向的政治决策(以与最终的目标相一致为标准)

3、在短期,社会保障改革的模式要拿出比当前很多政府计划的模式更大的勇气。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确立社会保障改革的短期战略,使我们能够直接从第一阶段跳到第三阶段。我们现在确立这种改革的基本特征。

社会保障改革短期的自由主义政治方案的基本路线

我们提出的改革先是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三阶段,之后,一旦改革稳固,研究必要的第二个环节(从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转变)[27]

社会保障改革应该遵循下面这些粗略的思路:

1、私人养老计划应该得到许可和支持,乐见它们的发展,让所有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雇员加入这一计划。这样,当前退休和工作的群体就会成为一个行将消失的群体,如此,当前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就会得到防止。

2、首先,必须确立由国家预算支付的最低限度的养老金(可以大致固定在最低工资的50%)。第二个层次现在仍然是强制性的,不超过某个确定的水平(不高于最终工资的50%)。然而,这第二个层次的管理必须交由私人的养老计划实施,只有那些不愿意协议退出(contract out)他们自己基金的公司,才向国家社会保障系统支付缴纳金,并继续构成其一部分。逻辑上讲,私人的养老计划能够保证养老金高于这第二层次中那个强制性的最低水平。

3、必须允许目前支付给社会保障系统的部分缴纳金,能支付给私人的养老计划。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英国和智利),选择对第二个层面的保障进行私人管理的公司,他们支付给社会保障系统的缴纳金将减少,但是会继续支付数额不断减少的公共缴纳金(public contributions),目的是为当前支出的养老金提供资金支持,直到它们完全消失。

4、社会保障和国家必须继续支付已退休者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的资金来源,是税收和继续支付给社会保障系统的其余缴纳金。

5、有必要允许在业人员完全自由地决定是继续留在原来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是转移到新的、以私人养老计划为基础的系统中。为此,对于那些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但决心加入到新的私人养老计划系统中的雇员来说,有必要做一个凭单认证(recognize a voucher),使凭单的精算价值等于他们已经支付给国家社会保障系统的资金的价值。

6、当前退休的一群人,作为与众不同的一个群体,在一代人之后将消失。这意味着,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转向新的系统的资金成本将逐步下降,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缴纳金将释放出来,用于充实私人的养老计划,降低维持两种制度(新的私人养老体系和与已经退休的退休金领取者相关的旧体系,后者将消失)的公司和工人的总成本,或这两个目标的任何组合。

7、在已给出的方案中,有一项计划是不选择利用私人养老计划来管理它们的雇员的养老金问题的公司,可以继续参加社会保障系统,并向它支付缴纳金。然而,鼓励私人养老计划的创立(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28]等等),直到有朝一日,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由于使用它的公司和个人越来越少(如英国)而最终消失,这种做法看上去是可取的。

8、最后,有必要确定,转向新的私人养老计划体系究竟是在公司层面做出的决策的结果(如在英国,决定建立私人养老计划的公司,必须将养老计划覆盖所有的雇员,无论他们是否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是个体层面的决策的结果(如智利或现在的英格兰,后者在这方面更为先进)。这两种系统都有它们的优势和劣势,需要从技术和政治的角度做细致的分析,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29]

其他战略方面

显然,在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被调动起来,去追求我们已经提的,也是经济与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保障改革之前,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改革。[30]这是一个有必要正确地设计的过程。因此,要进行深刻的社会保障改革,它的具体战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简单明了的计划,说明往哪里去和为什么。如我们已经阐述的,有必要制订一个清晰的方案,说明理想的公共和私人拨备系统应该是什么。这一计划必须建立在精算的、统计的和经济的必要研究之上,但是归根结底,它必须转化成一系列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中下面几条尤其应该强调:

•社会保障的各种问题源于这一事实,即它的目的是同时实现相互矛盾的目标:个体的平等和社会福利。

•当前的社会保障系统并不是实现人们渴求的社会公平目标的最适合的系统;这些目标必须通过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私人慈善体系去追求。

•实现个体平等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利用市场中的私人机构,它们是建立在人寿保险技术、双赢、个体的和集体的私人养老基金基础上的。

•社会福利的辅助系统必须通过国家预算获得资金。

•个体的拨备系统必须由该系统的参与者提供资金(无论在法律上相应的缴纳金是由公司或是工人支付的)。

•改革必须尽快地实施:在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条给出的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必须避免在这些原则上做出任何妥协,以换取政治的或集体谈判的短期利益。

2、那些现在退休的人员,必须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这是进行任何深刻的改革的先决条件。解决已退休人员的后顾之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群人如果不安顿好,国家社会保障系统的任何民主改革都将无功而返。[31]

3、公众必须受教化。必须开展一场运动,向公众解释社会保障系统事实上是如何运行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每年支付的缴纳金,都被用在了那些已经退休了的人员头上,因此,假如社会保障系统不改革,他们未来的养老金将将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年青人的支持行为。

并且,在业人口必须要看到,他们每年从社会保障的支出中得到的收益,和假如相应的缴纳金支付给私人的资本主义系统所得到的收益数量上存在的差异。[32]最后,有必要解释,在经过一段适应期之后,将当前社会保障收益的必要部分转移到私有部门,同时保留当前养老者的既得权利是有可能的。

只有当公众知道事实的真相,什么是关键,以及各种系统的优势和劣势都得到了解释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愿意做出一些牺牲,继续支持那些已经退休的人,而同时把其余的缴纳金交给私人系统。

4、必须逐步建立一个利益联盟(A coalition of interests)。[33]它必须对社会保障改革施加非常广泛的,并且也是极为有力的压力。构成这一联盟的最重要的群体有:工商界,因为作为储蓄大量增加,因而金融资源的供应也相应增加的结果,它首先从改革中受益。这种改革将导致私人养老计划体系的出现,使得商业项目的融资变得容易和便宜。

必须强调,工商界的主要利益来自这里,而非缴纳金的下降所导致的成本的下降。另外,缴纳金的下降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缴纳的金额必须能达到这一水平,既能满足支付当前福利金的需要,也构成相应的私人养老基金。因此,唯一可做的是将当前的缴纳金,或其一部分从公共系统转到私人系统。在这方面,帮助商人和妇女确定他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真正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理解或阐述这一问题的立场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在工商界,人寿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等等对于发展私人养老计划的兴趣最浓。这不只是因为新市场的扩展对他们有利,而且还因为它们就其性质而言就应该是能够对新的挑战做出响应的机构。

最后,支持改革,从改革中明显受益的是大群的年轻工人或距退休年龄还早的工人。毫无疑问,如果社会保障系统不改革,这些人将被迫地承受越来越大的资金压力,这对他们往往是不公正的。

5、最后,有必要削弱反对的声音。要削弱那些反对改革当前的社会保障系统的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正确的路径上采取措施——对社会保障及相关领域进行私有化,向公众解释当前体系的严重恶果,说明我们提出的方案的好处。社会保障在正确的方向上所做的任何改革,无论它有多温和,都能向公众表明,在私有养老计划取得可观发展的国家,它已带来了巨大好处,为社会创造了利益,这种种的好处支持了私有养老计划的维持和扩展,并形成难以阻挡之势。另外,对公众的教育可能会激起他们消除当前的保障体系的社会需求,从而削弱改革的阻力。

无论如何,不中断行动是有必要的,即便是在左翼政党控制议会时也是如此。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即便是社会主义政府都会被迫地采取不流行的改革手段,它们的力量尽管微弱,但却是导向正确的方向的。另外,在遭受反对的时期中,才产生建立抵抗战略的必要,把思想和今后要实施的目标弄清楚。[34]

医疗救助问题

人们通常会说,使强制性的医疗保险的存在具有可取性的主要理由是为了保持较高水平的公共健康,避免传染病的传播和尽量减少居民由于健康问题而成为公众负担的可能性。尽管对这些理据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应该存在强制性医疗保险的事实绝不意味着它应该由垄断的国家提供。相反,在健康医疗保险领域,有强有力的理由反对国家的垄断,并且有压倒性的理由反对普遍的免费医疗救助。

一般说来,支持免费医疗服务的那些理据犯了两个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首先,它们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即对医疗救助的需求可以客观地确定,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能够提供,也应当提供,而不做任何经济上的考虑;其次,他们认为从财政的角度看,这种医疗保障的费用是有可能承担的,因为完善的医疗服务往往意味着受惠的工人的工作效率或生产能力的恢复,因此,人们认为这一系统自己解决资金问题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我们应该强调,计算每一具体情况下所需要的医疗开支是没有客观标准的。[35]随着医疗科学的进展,越来越清楚,不存在支出水平的上限,因为在医疗领域,花费越大就越有利客观上是有可能的。

另外,应该指出,在个体每天所做出的评价当中,为保证健康和生命而需做的任何一件事绝对优先于其他需求,这并非事实。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我们不断地遭遇风险,并且要决定一个确定的拨备(provision)是否有利可图,掂量它究竟是用于应对风险好,还是满足其他的需求好。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也要通盘考虑有益于健康的医疗科学方面的需求和其他需要耗费他时间、精力和资源的事项。

因此,人们必须确定,在每一特定的情况下,花费额外的资源用于健康是不是划算。因此,根本性的问题是,做出“为得到更好的服务做出额外的牺牲”的决定的,是当事人,还是国家和它的官僚。[36]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医疗救助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案和社会保障的经济收益问题的解决方案非常类似。理想的目标是,每个人都从他自己的考虑出发,建立他自己认为最适合的医疗救助系统,比较每一可能的医疗保障的经济成本,根据他个人的情境和评价,在每一情况下做出决策。国家的角色,还是一样,是对那些由于缺少资源,不能保障基本的、最低层次的医疗救助的人提供一定水平的公共医疗救助,这个水平是可以事先确定的。[37]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健康保险公司、健康维护组织(HMOs)和自由运作、并有较高的医疗救助水平的私人医疗,市场能够提供医疗救助。

根据刚才描述的理想的医疗救助计划,我们可以考虑短期内在政治上有可能的、现实的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国家甚至应该继续在医疗体系的某些不同方面,扮演推动者、协调者和控制者的角色,但医疗救助的管理要基本交给私人。国家垄断医疗救助并非效率、灵活性和速度的最好保障。从长期看,在效率、成本和收益的质量方面,国家垄断医疗救助的代价是相当高的。相反,有必要包容非垄断性的私人组织的出现,它们之间的竞争会保证它们的效率,每一系统的效率又是可以和其他系统的效率进行比较的。

垄断的医疗救助系统无疑拥有排他性的福利金供应权(power to supply thebenefits)和对个体健康的决策权,它也意味着这一系统的控制者对个体征收大量的苛捐杂税,就此而论,它总是自由的威胁。显然,在民主的体制中,不可能把个体的健康事务都托付给国家的铁血监管,从而把个体的选择能力撇在一边,破坏民主系统自身的基础。另外,这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国家在健康领域的垄断并不能更有效地实现药物、技术和科研的快速发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凭借私人的企业家创造性才能达到这些目的。

简而言之,自由主义的政策必须反对医疗的社会化,支持市场中相互竞争的私人机构对所谓的基本医疗救助的管理。

《动态效率理论》一书将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