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5年01月

王敬敬:资本家与企业家

(本文根据王敬敬2015年1月19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西学经典品读班微信群的演讲整理。)

熊越:天则西学经典班的各位学友晚上好。很荣幸能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讲座。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王敬敬,她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美国密苏里大学在读博士生,师从米塞斯研究院执行总监Peter Klein教授,同时她也曾是米塞斯研究院的Summer Fellow。研究方向是组织和企业家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合译有《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这本书刚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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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敬在国际奥派圈是小有名气的,我在西班牙的同学和学长们几乎都知道她。不光是因为米塞斯研究院经常拿她做广告模特,这是米塞斯研究院去年底的筹款信,用的就是敬敬听课的照片,还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者,这是敬敬在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上的文章:http://mises.org/profile/jingjing-wang。

大家都看到了,今天的讲座题目是《资本家与企业家》。这是Peter Klein教授一本书的名字。敬敬今天的讲座会有这本书中的内容,但不主要报告这本书,主要还是报告她自己所学的东西。下面我们有请敬敬。

王敬敬:熊越已经介绍的够齐全了,比我了解的王敬敬都详细。

各位企业家和老师大家好,我是王敬敬,现在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博士四年级的学生,我的研究方向是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 Theory,尤其是Entrepreneurship这个词,之所以我没有说成汉语,主要就是因为它在国内翻译成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和创业等等。然后,在这个今天的讲座中,我主要想讲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我的自我介绍基本上就这几句话,由于熊越在刚开始的时候希望我能做一个更全面的自我介绍,所以,我也临时准备了一下,介绍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我本科是在中国农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读书,然后在读书的过程中,比较巧合地接触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

之所以说比较巧合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管理学的过程中,自己慢慢的对专业课的学习失去了兴趣,于是我就到周边的北大经济CCER现在叫国家发展研究院去蹭课听课。然后我在CCER听课的时候听到了周其仁老师讲的中国经济专题,还有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周其仁老师的课上了解了哈耶克的研究,然后对更多的米塞斯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去看的书。

我硕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的,具体的专业方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当时也是因为上周其仁老师的课,我开始对这个研究方向感兴趣,也算是实现了从管理学到经济学专业上的一个转型。尤其是当我介绍自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误认为我是冯兴元老师的学生,这一点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其实,我真正的去深入的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书,主要是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时候开始看的。当时我上了制度经济学原著选读这门课,这门课我一连上了三年,其中这门课上包括了哈耶克和米塞斯的书,当然也包括了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关于诺斯、科斯等人的书,也包括马克思的一些经典著作。

随着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了解和深入,我在申请读博的过程中,申请的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新制度经济学或者是奥地利学派友好的学校。我当时在申请密苏里大学的时候,主要就是冲着我的导师Peter Klein去的,因为一方面他个人的研究方向,结合了管理学、新制度经济学还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跟我个人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上的背景非常吻合,然后他所研究的方向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方向。我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Peter Klein作为我的导师。

当然Peter Klein作为导师,更好地帮助了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学习,然后一方面Peter Klein像米塞斯一样,在密苏里大学有自己的小型读书小组,我们每隔一周在他们家的大house里读一些经典的书,或者是经典的论文,讨论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不同学者对具体问题的详细讨论。

在密苏里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我也非常荣幸和有机会申请到了米塞斯研究所关于Mises University,Rothbard Graduate Seminar,Mises Summer Fellow等各种各样不同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机会,同时也参加了AERC (Austrian Economics Research Conference)的年会,从而我对这个领域有了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吧!

同时,熊越已经介绍得非常详细了,他唯一忽略的一点就是说,除了在米塞斯研究所的各种经历,我现在乔治·梅森大学也作为亚当·斯密研究员,大家知道乔治·梅森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校。

做了这么多的自我介绍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书归正传,回到我们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讨论的这个问题上。

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交流我自己关于企业家研究的一些收获和体会,但是呢,在各位企业家面前讲这个问题我觉的有些班门弄斧,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鼓起勇气来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由Peter Klein编写、谷兴志老师翻译的《资本家与企业家》一书,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综合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和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计算和企业家理论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去理解企业的存在、企业的边界和企业内部治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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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本书还涉及到了奥地利学派内部各个不同的学者对于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还有奥地利学派内部的各位学者们对企业家研究各种不同讨论还有争论,由于这本书涉及的内容非常非常广泛,远远超越了我在一个小时之内能把它讲清楚的能力。如果大家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非常愿意在私下里解答和各位讨论。

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主要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下我对企业家和企业理论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体会和总结。第一个方面是企业家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定义涉及到我们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企业家的功能和作用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方面,想简单介绍一下管理学和经济学对于企业家和企业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差异和不同。

第三个方面,主要想分析一下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于企业家研究的特点和差异,尤其是关注熊彼特、科兹纳、奈特、Peter Klein本人还有米塞斯等人在企业家研究上观点的异同。

在这个问题讨论的同时,也会结合去讨论企业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试图去分析为什么有的学者把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功能合二为一,有的学者把二者之间的功能分开,关于哪个学者或哪个研究学派的理论最有说服力,还由在座的各位来定夺。

最后,我想简单讨论一下企业家要不要听企业家理论研究学者的讲座。这一点来说对于我,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但是对于各位企业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详细的讨论一下上面提到的不同的几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定义。

微信群里的各位,除了几位老师外都把自己称之为企业家,之所以这么称呼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合伙人之一。

但是企业家这个概念,还有这个词本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学者对于企业家怎么定义,企业家是一个人还是一种功能,都存在着特别特别多的争议。所以,对企业家这个词概念的界定,还有企业家到底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和才能,就有着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

首先,企业家这个概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企业家这个词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它自己的含义特别特别的简单。这个词最早起源于中世纪时期,它主要就指的是一个人能够积极的把事情干好就可以了。

到了十六世纪左右,这个词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主要指一些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或者财富为代价,从事暴力活动的各种人,包括战争,篡权等活动的参与人。

到了十七世纪以后,企业家主要指的是承担风险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承担风险的人都叫做企业家。同时企业家这个词,与产品的制造者和商人也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企业家更多指的是一个相对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群体,他们承担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通常为皇帝或者是准公共部门建造房屋,或者是为军队提供补给,这时候企业家往往指的是一个人与政府部门签订了一个合同,并为其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这里的企业家往往是一个合同的签订者,他们的收益是确定的,提供某项服务,无论是皇帝或者是相关部门给他们一个确定的收益,但是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成本和利润损失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和概念下,有些参加教堂建设的牧师或者建筑师都是企业家。在现代企业理论中,有一学派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企业是各种合约的组合,企业家只是各种合约参与者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从这个角度有着比较深厚的思想渊源的。

随着大型工程建设中,越来越多的需要体现一个参与者技术和管理上的才能,所以对于一个人的领导能力,技术水平等的研究得到了更多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是,领导力和专业水平逐渐的成为了企业家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

直到坎蒂隆开始,他才慢慢的把企业家看做是承担风险的人,这种风险指的是从事任何一种事业,或者是参与各种各样的组织,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包括公共建设也包括农业和建筑等各个方面。

真正把企业家理论发扬光大的是熊彼特,对于他个人而言,企业家指的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个体,而更多的指的是一项功能。当一个人能够创新的时候,他就是企业家,当他不再具有创新能力的时候,尽管他仍然是企业的创始人,他就和普通的管理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不再是企业家。所以,对于熊彼特来讲,他更多是通过创新的功能来界定企业家的。

而把企业家看做一种功能的,还包括奈特、科兹纳和舒尔茨等人。接下来,我们会更多的讨论到奈特和科兹纳,关于奈特,他认为企业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不确定环境下的一个决策,而利润是对企业家功能的报偿。

对于奈特而言,他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区别。风险是管理者通过经验就能解决的,或是通过保险就能规避掉的;而不确定性却意味着对于未来发生什么,发生的概率都是未知的。企业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创立企业、调整企业的结构和边界等方式,来应对经济活动中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相比而言,科兹纳更强调企业家alertness的功能,这个词被朱海就老师等人翻译成了警觉,而科兹纳《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书,也被刘业进老师翻译成了中文(感谢Tyler后来更正),也欢迎大家去购买这本书。

对于科兹纳来讲,他强调企业家警觉的功能,主要是强调企业家通过发现经济体中别的企业家未曾发现的利润机会,如果一个投机者一样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从而使得整个经济体如何能够从非均衡走向均衡,而对于科兹纳来说,他并不是特别的关注企业家和企业之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另外,Entrepreneurship这个词还被翻译成自我经营,就是说除了翻译成企业家才能、创业以外,它还被翻译成自我经营。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什么因素影响一个人是自我经营还是被别人雇佣,与企业本身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把关于企业家的定义,还有Entrepreneurship本身,关于企业家才能方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总结,下面我简单的提一下关于资本家这个词的概念。

资本家这个词的涵义的界定和演变,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研究,我主要采纳的关于资本家的定义,是资本家能够提前支付给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所有人的工资,从而资本家才能换取关于资本品和最终产品的所有权和收益权,而资本家同时也需要在承担未来收益的一个不确定性。

在讲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于企业家研究的差异之前,我想先穿插讲一点,关于管理学和经济学对于企业家和企业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的一个差异。

我初步并没有打算将管理学和经济学对企业和企业家研究的差异进行讲解和讨论,但是我看到这个群里有人提到了西蒙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所以我想特别简单的提一下二者之间的区别。

无论是管理学还是经济学,其实对企业家才能的研究都是近十多年来的事情,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管理学中其实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强调企业家这个角色,而更多强调的是,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管理学主要强调在组织中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真实的个体,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与经济学中所假设的经济人在决策上的差异和不同。管理学的研究更加关注分析个体,而并非关注企业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近几年来开始,企业家的角色在管理学中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也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去关注,影响企业家决策的个体特征和外界的一些因素,而企业与企业家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现象。

在经济学中由于均衡的分析框架,企业家其实很难出现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即使是企业家的角色出现了,更多的也往往是去分析企业家行为的结果,比如说市场均衡,还有创新等等。这样,企业家的才能或者功能本身出现的,往往是为了去解释其它的经济现象,因而企业家本身和企业之间的关联,也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重视。

而我接下来主要讲的,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讨论,经济学是如何去分析企业家的,我主要是从功能的视角去讨论企业家,而不涉及企业家作为一个职业,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一个人成为企业家,也不涉及去讲企业家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创立了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有哪些不同?

下面我们就回到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之间关系的主要内容上,经济学中对于企业家研究的主要的不同学派,我主要想讲三个,一个是熊彼特,一个是科兹纳,还有一个是奈特-米塞斯-Peter Klein等人。

就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熊彼特主要是通过创新的角度,来去定义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他把创新定义为各种新的组合,包括新产品的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发现新的市场,或者是发现新要素的来源,或者是不同的组合等等,从而通过这种创新活动,使一个经济体能够突破原来的均衡。而熊彼特也往往是通过企业家的决策和行为来解释经济的变迁过程。从而,熊彼特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破坏性创兴来总结企业家的这种创新活动。

在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活动与均衡之间的关系,企业家所从事的活动是使得一个经济体去实现均衡,还是突破均衡。在这一点上,熊彼特与大多数关于企业家才能/企业家功能的研究者都有着重要的不同。

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去解释经济变迁,由于熊彼特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信念的持有者学者,所以他相信企业家的功能是使一个经济体从均衡走向非均衡。而其他大多数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研究的学者,往往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是使一个经济体逐步走向均衡。

在企业家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上,熊彼特也做了比较仔细的一个区分,熊彼特是把企业家和资本家严格分开的。

对于熊彼特而言,虽然企业家可以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所有者,但是他更可能的是一个独立的合同签订者。就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是熊彼特定义下的企业家,他的主要的行为是创新——实施各种新的组合。一旦他不能够创新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企业家。对于熊彼特而言,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同时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才能也是独具特色的,他认为,企业家才能本身与具体的环境无关,同时企业的特征也不会影响其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比较有意思的是,去关注为什么熊彼特的企业家不需要资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罗斯巴德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析。熊彼特的企业家不需要资本主要是因为,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熊彼特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者,因为他相信经济体最本质的一点,就是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而发生这样的改变主要是需要,通过要么是经济体中个体偏好的改变,技术的改变,或是资源的积累的改变。对于熊彼特来讲,他选择的突破点是技术上的改变,他通过技术上的创新来解释企业家的才能。而这个过程中,由于他选择的基础是均衡,所以在这个均衡的环境下,就没有多余的资本供熊彼特的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但是,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资本来源到底是哪里呢,如果不能来自于一个内部均衡经济体钟,那就只好来自于外界的冲击。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具体讨论这部分。

这个就是熊彼特通过创新来界定企业家功能的一个基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介绍关于科兹纳对于企业家警觉功能的一个分析。科兹纳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同时,科兹纳对于警觉方向解释企业家的功能,在管理学中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科兹纳本人企业家和市场过程的书,还有他关于企业家功能的解释,也成为了管理学对于企业家分析的理论基础。

对于科兹纳来讲,他认为一个企业家最根本的功能,或者是才能,就是发现别的企业家没有发现的利润机会。科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能够警觉的发现别的企业家所关注不到的利润机会。比如说他能够关注到一个产品在别的地方可能卖的价钱更高,他认为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处于一个不均衡的状态,发现了这样的机会,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这样的行为使得经济体不断的走向均衡。所以,科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活动主要是在非均衡的状态下来进行的,而科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功能,也往往是更多的强调于警觉,他不强调于创新。

科兹纳与熊彼特非常相近的一点,就是科兹纳的企业家其实也不需要拥有资本,其实科兹纳更想强调的就是企业家警觉的功能,它去发现别的企业家没有发现的利润机会,而他之所以不拥有资本,不强调企业家的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其实与他关注的问题有关。他主要是关注企业家通过识别别人未发现的机会,从而怎么使经济体走向均衡。而并不关注企业家在发现机会以后具体做了什么。所以,科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和企业之间也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它与其他分支的经济学分析,比如说分析创新,还有企业理论的关系都是比较微弱的,所以科兹纳概念下的企业家,在经济学上没有大量的应用研究,但是在管理学中却是被广泛的引用。

对于科兹纳的企业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为什么科兹纳的企业家不需要资本,现有的理论中,并没有得到更好的解答。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其实就是,科兹纳对于均衡的解释给出了与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他更多的强调于只要市场上存在于没有被别的企业家发现的机会,这样的市场就处于一个非均衡的状态。在这一点,其实是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关于均衡的界定是不一致的。关于是不是存在于别人没有发现的机会,其实更多地关注了现在已经发生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不确定性分析,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科兹纳的经济学分析中没有真正的不确定性,他的企业家的行为也并非发生发生在一个真正的非均衡的经济体中,而是在一个均衡的状况下。所以,他的企业家可能就不再需要资本。

关于科兹纳对于企业家的研究,很多学者都认为,其中也包括阿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认为科兹纳是奥地利学派中唯一一个对于企业家理论有着原创性贡献的学者。但是还有第三个分支的研究,主要是沿着奈特和米塞斯的研究,由Klein (和Foss)所推动的。

关于奈特、米塞斯和Klein等人所关注的企业家的功能,他们把这个功能称之为judgment角度的一个企业家才能的认识,关于judgment本身,它的意思主要讲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企业家所做出来的决策,而judgment本身所面对的环境,就是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未知的,当然这些不同的情况的概率也是不知道的。

既然企业家需要通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做出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其实更多的主要就是创立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或者调整组织的结构和边界等,从而通过企业这种形式来承担不确定性,所以对于奈特、米塞斯还有Klein等人,其实企业家功能或者是企业家才能与企业理论本身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所强调的judgment,其实与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是否大胆,与企业家是否警觉,和企业家才能都是所不同的。他们所关注的企业家才能其实不仅包括在对未来环境不确定性判断后创立新的企业,也包括经营现在已有的企业,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企业家活动是在均衡条件下,还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本身并不是强调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概念。

所以,对他们来说,由于企业家对未来判断后需要有决策,这就一定涉及到了资本,对于他们来说,企业家和资本家其实是一体的,这也就是Klein所编写的那本书的题目,叫做《资本家与企业家》。企业家尤其是对于米塞斯理解市场环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根据现在的各种要素的价格来做出生产计划,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未来消费产品的不确定性。

从这一点上,这个方向对企业家的研究与科兹纳对于企业家的研究本质上是不同的,尤其是对Klein来说,他对科兹纳的研究有着比较多的批评,他认为其实机会本身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单位。因为是不是一个机会是由未来的结果所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Klein是沿着米塞斯对于企业家的研究去进行的,更多的关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市场。同时,Joe Salerno在这个方向上也做出了一篇文献上的总结,他比较有意思的说是,机会这个词到底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一个企业家所想象的?Klein更倾向于认为,其实机会更多的是企业家对于未来的环境的判断以后,所做出来的自己的一个想象。到底是不是机会,企业家看到的现在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未来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基本上从熊彼特、科兹纳还有Klein等人,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三个不同的学派对于企业家才能的认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澄清。

最后一点是想讨论一下,各位企业家要不要听像我这样的研究企业家理论的学者对于这个方向的研究体会和认识。

尤其是,对于熊彼特,企业家才能引起的是技术的变革和经济的增长;对于科兹纳来说,它更多的是想解释市场出清。这些方向的企业家才能和企业理论的研究,对于哪些人可能成为企业家,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或者是警觉能力,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指导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这两个方向关于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对企业家实践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即使是Klein本人的研究,也是更多的关注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一个决策行为。企业家们对于过去的分析其实都是相似或一致的,但是每个企业家对未来的判断和决策也是不同的。如何去培养这种能力,其实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者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综合上来说,现有的企业家理论,对于如何去指导企业实践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唯一可能有所帮助的就是说,在管理学中涉及到的如何组织和管理资源,一个企业如何获得新资源,机会是如何识别、评价并进一步去深入挖掘等方面,或许还有些作用。所以,各位企业家在听我讲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时候,需要特别特别的慎重,而企业家更多需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尽量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对于企业实践的建议和指导保持足够的警惕。

如果一个学者真正的能够判断未来的不确定性,并认为自己能获利的话,更多的可能就去从事企业的经营活动,而不进行企业家理论的研究了。所以对各位企业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更多的要先相信自己对市场判断的一个直觉,对于各位学者对于的建议要保持十分十分地警惕。这样的建议对我来说,可能我就忽略掉了自己对于实践研究的一个作用和意义,但是对于各位企业家来说是一个比较诚恳的建议。

最后,如果大家继续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购买由Peter Klein编写,谷兴志老师翻译的《资本家与企业家》一书,这本书即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购买由李杨、我、还有董子云翻译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这本书已经在亚马逊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天猫店有售。《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这本书也涵盖了很多关于企业家的讨论,我今天所分享的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

现在欢迎各位老师点评。

熊越:感谢敬敬。敬敬今天给我们讲了企业家的不同定义,管理学和经济学中企业家的差异,比较了熊彼特、科兹纳和米塞斯、奈特、Peter Klein意义上的Entrepreneurship,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企业家要不要听企业家才能研究者的讲座?

我帮敬敬更正一点,她刚才说科兹纳那本书是刘业进老师翻译的,不是朱海就老师。

王敬敬: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我看到的应该是朱海就老师关于那本书写的书评。

熊越:还要帮敬敬补充一点,就是敬敬讲到了五个人,熊彼特、科兹纳、米塞斯、奈特和Peter Klein本人,同时她说只有三个流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Peter Klein认为奈特和米塞斯关于企业家的观点非常接近,而自己也是遵循的这一派别,所以是三个流派。

下面请朱海就老师点评。

朱海就:好的,非常感谢敬敬的报告,我导师和她导师是朋友。报告非常精彩,对企业家的介绍,我觉得是非常全面了。

我首先说一下我理解的企业家跟资本家,资本家某种意义上他肯定也是企业家,因为他要决定如何投资资本,他肯定需要一个判断,所以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个重合的关系。

有没有那种纯粹的企业家,就是说没有资本的企业家,就是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家,好像Foss他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一般现实当中,企业家一般都是有资本的人,很少有没有资本的企业家,他要用他这个资本去赌一把。

敬敬在这个报告里面也讲到了一个,为什么在以前研究的时候,企业家都不需要资本这个问题,都没有涉及到资本的问题,那么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以前的熊彼特也好,科兹纳也好,他们主要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研究的,关注的是市场是均衡还是非均衡,而不是从这个制度啊,组织啊这方面来考虑的。

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组织这个意义上的市场,而不是均衡、非均衡那个意义上的市场,他们关注的点不一样,米塞斯也好,后面的Peter Klein也好,他们其实是把企业家跟制度、组织问题连在一起了,而且也是把市场理解成了一个制度、组织的概念,熊彼特和科兹纳,特别是熊彼特,把市场理解为一个均衡、非均衡的概念,这个就跟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接近一点。

管理学主要侧重于对企业家个体行为的研究,对真实的企业家的研究,那么就跟经济学差别就更加大一点。

还有一个拉赫曼,我想补充一点,拉赫曼特别强调对机会的想象。我非常同意敬敬的说法,科兹纳他是没有真正的不确定性的,他假设机会已经存在在那里,只要去警觉到它,发现到它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机会是要企业家去判断的,这样才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有判断的话,就必然存在一个决策,当然也会有风险。

那么企业家的利润就是来自于是不是判断准确,如果判断准确那么他就有利润,如果判断错误他就没有利润。所以利润并不是来自于风险的承担,风险是一种成本的概念,是一种客观的成本,不是利润的来源。判断才是利润的来源。

所以企业家才能它是没有机会成本的,它不是一个成本概念,所以它是没有价格的,不是生产要素。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怎么给企业家定价?企业家是没法在市场上购买的,企业家才能没法在市场购买,因为它本身是配制其他生产要素的,所以企业家才能的价值只能通过他的企业,他所做的事业去衡量他的价值。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米塞斯讲的企业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意志力,这一点容易被很多人忽视。我们已经讲到判断、发现、警觉、创新,但是没有注意到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米塞斯就讲的,企业家离不开意志力,就willingness,非常关键。

根据米塞斯的说法,广义的企业家,每个人都是企业家,有主观目的,同时有意志力去实现它的就是企业家。这样的人,不管他做什么,都是有企业家才能。如果缺少这其中一个,我觉得都不能构成企业家。所以它跟做什么没有关系。

我是特别赞同把企业家理解成一种判断、决策意义上的企业家,我觉得这是非常延续或者说应用米塞斯那种人的行动的理论,好像Peter Klein他们合作了一本书,牛津大学,判断视角的企业家什么的,书名我忘了,这本书好像很重要,争取有机会把它翻译出来吧。我先补充到这里,下面把话筒交给兴元。

熊越:这本书是Organizing Entrepreneuri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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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就:对。

王敬敬:也曾经翻译过一点,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熊越:这本书是朱老师的导师和王敬敬的导师合著的,接下来你们可以合译。

朱海就:好啊。

王敬敬:相对于《资本家与企业家》那本书来说,我更喜欢这本书,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

朱海就:作为均衡功能的企业家不需要资本。

毛寿龙:企业家的研究是经验的,和理论的。企业家的实践是个人的,主观的,包含灵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往往说说不清楚道不明的。所以,研究者所把握的企业家,总是其中的一点点,甚至没有。

冯兴元:谢谢两位。你们能听见没有,现在我开始讲了啊!感谢敬敬,感谢海就的发言,两位都讲得很好,都是研究企业家的。我和业进都翻译了科兹纳的书,我翻译的是《市场过程的含义》,业进翻译的是《竞争与企业家》。

那么,以前我也讲过这个企业家,实际上Klein他是把所有这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熊彼特这个半个奥派学者,他们的企业家理论都进行了综合。
比如说,Klein在书里边指出来,他说,企业理论中最有趣的问题是企业职能和资本家的交叉。事实上,正如米塞斯所说,市场经济背后的驱动力是特定类型的企业家,即所谓的“资本家-企业家”,他们甘愿用自己的货币资本去冒险,预测未来、承受不确定性、赚取收益。而且我们将会讨论到,企业家几乎都是资本家,资本家也总会是企业家。

敬敬对企业家、资本家,尤其是企业家的定义做了很多的界定,从各方面的,从各个学者的角度,实际上经典的区分,刚才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就是熊彼特他是从一个低水平的循环流转,转向一个高水平的循环流转,这两者都是所谓的均衡状态,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走向高水平的均衡状态。从低水平走向高水平的循环流转,他是通过企业家来完成的,就是创新。

敬敬她归纳的很清楚,就是说,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就是,如果你没有创新能力了,你就不是企业家,那么熊彼特就是很明确他是集中在创新这一个功能上来定义企业家。但是创新本来是作为新的要素组合来替代旧的组合,或者叫做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它应该是很动态的,是吧?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里边有创新,有创新以后它还涉及到模仿。

那么熊彼特强调的是创新,但是他为了分析方便,或者由于他这个分析的局限性,他是讲的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

哈耶克在1937年以后,实现了他的所谓的认识论的转向。那么他就更强调知识的使用在社会中的作用,知识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知识在价格机制、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知识在竞争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在市场过程中的作用。

哈耶克他本身没有强调企业家才能或者企业家这个概念,Klein在网上的一篇短评里也提到过,哈耶克他虽然不专门强调企业家才能或者企业家这个词,但是在《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里边你可以看到,他无时无刻的都在关注市场经济发展,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比如说,他强调,让竞争在竞争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来起主导作用。

他又强调竞争作为一个发现程序,发现各种知识、制度,发现各种机会。很多知识就是在竞争当中才创造的、发现的和利用的。竞争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尽管哈耶克并不直接强调企业家精神跟企业家,他强调的是财富的创造,在竞争的过程中,财富的创造有极大的可能。哈耶克在1937年转向知识论以后,他是不强调最大化这个范式的。

在37年以后,哈耶克渐渐抛弃了均衡范式,慢慢就不再强调最大化范式,让竞争过程发挥作用,让竞争作为发现程序,要让竞争规约计划,要为自由计划,使得这个财富创造能够得到极大的创造,如果引用张五常先生的话就是,避免租值耗散。那么,当中能够创造的这个财富跟这个这个利润的价值啊!由于市场受到管制,竞争受到管制,那么这个你能创造的这些好处,就租值啊就会耗散掉。

这些租值本身是企业家可以获得的。所以哈耶克又强调,这是就说,在竞争过程当中,市场过程能够利用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个体所拥有,涉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所谓分散知识,或者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

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机制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它也是跟利用这个分散知识,跟局部知识有关系的,价格机制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那么哈耶克的知识论和发现论、竞争理论实际上是科兹纳做了一些继承。

讲科兹纳之前,我还要讲一下哈耶克他对企业家这个过程是怎么做出贡献的,比如说,在《自由宪章》里讲税制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单一税率,就是比例税率制度本身,个人所得税的话啊,富人就多交税,穷人就少交税。

由于这个党派竞争,就强调比如说要高累进税,高收入阶层他会合理的或者合法的避税,甚至逃税,那么实际上你征不到多少的,对最高的边际税率,比如说百分之五十以上,只要十万美元以上你就是要百分之六十,里根总统那时候有段时间甚至是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了。

一块钱里面要征八十五美分的税收这个状态下的话,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起了非常大的抑制作用,哈耶克最后做了一个妥协就是说,如果是低累进税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绝对不能有高累进税。怎么发挥自由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他是很关注的。

哈耶克实际上对企业家也是有一些说法的,比如说在《自由宪章》里边雇用这个章节他专门就讲到了,劳动者跟企业家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们承担的风险不一样。劳动者他对某一些类别的自由选择权是不重视的,但是对企业家来说,那些类型的自由选择权可能是最最关键的。所以哈耶克他并不是不强调企业家精神,但是你要直接从里面要找到企业家的字眼,然后去解读哈耶克,那是不容易的。

科兹纳,刚才敬敬和海就都讲到了,我曾经为科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这本书写过一个序言,归纳了科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的理论。

科兹纳他强调企业家的发现,至于发现,当然就跟哈耶克的知识论挂钩了。首先对这个利润机会包括风险的警觉,警觉到以后,就发现了这个机会,就要要冒风险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可能的利润。

科兹纳也强调,企业家过程一定也会有犯错,但是它这个试错的过程。

科兹纳更强调的是均衡化,就是市场过程趋向于均衡,但是永远走不到均衡。由于这个环境发生变化,形势发生变化,那么你实现不了均衡,新的变化出现又会出现新的可均衡化的过程。

科兹纳更强调的是,创新已经完成以后,利用这些已有的创新去找到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企业家的发现就是抢市场份额的过程。哈耶克他并不的单方面关注创新或者是创新之后抢市场份额,他是全方位的。

总体上说,我现在对Klein这本书非常感兴趣,如果他五月份来的话,我们在北京跟他一起开会,另外我们现在哈耶克学会要出一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纲已经有了。我们准备请敬敬啊,请业进啊,海军啊,秋风老师等等一起各写一个章节,包括熊越,来完成这样一个小工程。谢谢大家。讲完啦。

熊越:感谢冯老师的发言,非常精彩。下面有请刘业进老师评议。

刘业进:因为时差原因,我在这边起得比较晚,刚好有机会听到王敬敬、海就还有兴元的发言。我觉得王敬敬讲的从概念上来梳理,然后把各个人关于企业家才能以及其资本家梳理得非常清楚。

我最近这几天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我最近在集中看埃德蒙·伯克的书,所以等一下我还会稍微有涉及的,关于比如说企业家这个阶层的保护的问题。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翻译过科兹纳的这本书,科兹纳他对企业家才能的定义呢,特别强调发现利润机会,这个发现利润机会呢,从分析上来讲我们可以进行划分,就是已经有一个错误在哪里了,一个资源配置的错误,我们去把它纠错,一个已有的机会在那里,这是纠错,通过纠正资源配置中的错误,来捕捉到利润机会。

再一个就是说,对未来的机会,比如说在那个柯达胶卷店的这种相机和现在的数码相机。在没有数码相机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蠢蠢欲动,去设想一种数码相机这样的东西。

科兹纳他这两种都说到了,当然他一九七三年的书呢,特别强调了对现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错误的纠正,通过纠正资源配置错误,来捕捉到利润机会,这样的行动就是企业家行动。其实后来他又吸收了奥地利学派其他人的观点,到八二年的文章,他就强调了包括想象,大胆的跨越,对未来利润机会的捕捉。

谈到捕捉,好像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其实现实生活中企业家的行动,可能是包括探索,试探性的行为,以及发现利润机会这样消极意义上的行为。只是我们从分析上的这个分开呢,来进行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发现和积极意义上的探索。生活中哪一个企业家,不是在进行这两种交错的去发现呢?

我们可以从经验上去判断到底是不是一个企业家行为,那我去看你实现利润机会了没有,只有最后成功地捕捉到利润机会,实现利润的时候,你的行为才可以叫做企业家的行为。一些失败的企业家行为,没有捕捉到机会,但是其他企业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那个均衡和非均衡,其实,熊彼特眼中的一个经济学的图景,对资源配置的图景,和科兹纳是一个相反的。熊彼特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循环流转的经济,就是利润为零的,一个重复性的经济,企业家的功能就是去打破这个循环流转的经济,改变均衡状态,也许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是一个均衡经济,均衡态,熊彼特的企业家呢,就是有百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打破一般均衡的状态。

科兹纳他是说,经济在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不均衡的,而企业家行动的功能就是去纠正资源配置中的错误,去捕捉或利用利润机会,使得经济走向均衡,所以他的图景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经济都是不均衡的,通过企业家的这个行动呢,去使它趋向均衡,但也许经济中趋向均衡的时刻是非常短暂的,也许在全部时间中百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到。就他们两个假设的不同的图景,就得出了这样的描述,一个说是打破循环流转的经济,是创造性的破坏,它的功能是打破均衡,而另一个呢,是说企业家通过经济中资源配置错误的纠正,使它趋向均衡,这两种不同的表述。

真实经济中的图景,我觉得是有一部分的产品,比如说最常见的粮食啊有些东西,是全局均衡的,它的价格没有多大的波动,相对价格比重没有多大变动。但是有些行业里面,是属于快速变动之中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通讯产品,这些领域里面创新是非常快的啊,很少看到一般均衡的状态。

所以说,如果把企业家才能与企业联系起来,是比较容易创造出理论发现的。刚才兴元说的,还海就也说到了,企业家才能不是一个普通的生产要素,我们的传统经济学,就是把企业家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处理,这是错误的。

它不是一个可以定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把几种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够产生一个企业,不是这样子的。企业家才能的特征非常特别,它无法定价,正是因为它无法定价,所以企业才出现的,企业就是实现了一个曲折的办法,来对企业家才能本身进行定价。所以杨小凯就说,企业是什么,企业就是对企业家才能进行间接定价的一个装置,因为普通市场无法对企业家进行定价。

一个经济体中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我跟你说最宝贵的就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这个队伍,当然企业家和资本家经常在现实中是合二为一的,或者他们共同地生活在一个企业中,或者本身就是合二为一,这个比例是一个连续图。

企业家是这个经济体中最可宝贵的东西,你不用它的话它就消失,你如果打压它的话,它就仿佛不存在了,你只有去激励它、保护它的时候,它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这个世界中最可宝贵的就是这些从事协调、从事发现、创造、从事协调的人形成这么一个经济秩序,这个企业家阶层的这个队伍呢,是最宝贵的财富。一个社会如果去保护企业家才能,然后创造一种环境使得企业家有他实现发现利润机会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个经济体就会充满活力,财富就可能被创造出来。凡是世界上当今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那些最强大的国家,都是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完善保护的国家。

企业家这个阶层呢,其实往往是这个社会中比较有地位,比较富有的阶层,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拥有特权,他们拥有享受,他们拥有一般人看起值得倾慕的地方,这也是应该的,这是他们应该享有的荣誉。然后在真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会看到一些雇用者和被雇用者,服从和指挥这样一些经济中的现象,这是一种大自然的秩序,用伯克的说法,这属于大自然的秩序,我们服从它是应该的。

好了,我就讲这么多。推荐大家看看科兹纳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熊越:谢谢刘业进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

朱海就:我补充一点,就是熊彼特、科兹纳对均衡的理解,和哈耶克对均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熊彼特、科兹纳的均衡是市场的出清,哈耶克说的均衡是计划的兼容,企业家的功能就是使计划得到兼容,就是创新当中的协调。

还有一点就是门格尔也讲了一点,就是资本是企业家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资本的话,企业家就没法进行活动,如果一个国家资本很少,那么企业家的活动就会受到限制,只有资本多的话,资本家活动的范围和空间才会更大一点。

刘业进:海就的补充非常好。市场出清,是正统理论的均衡定义。协调,是哈耶克对均衡的全新定义,哈耶克最得意的创见。

朱海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和企业家是可以分开的,有的人提供资本,就是储蓄者、储户,他们提供资本,企业家就是专门利用资本的人。米塞斯还区分了一个发明家,发明家跟企业家又不一样,发明家是纯技术创新的,企业家就是资本的利用、配置、创造的,还有一个储蓄者,米塞斯认为一个经济体里面有资本,有企业家,有发明家,那么经济才会增长。

王敬敬: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然后根据各位老师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有一个简短的回应。第一个是熊彼特的企业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因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不是资本家,但是企业家创新确实是需要资本,那这样来说,这个资本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对于熊彼特而言,资本来源主要来源于国家增发货币,而随着货币的增发,将会引起下一个商业周期的到来和发生。随着泡沫的破灭,这进一步也回到了熊彼特心中的下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大致上企业家和资本家在熊彼特框架上的一个界定。

第二点是朱老师提到的关于拉赫曼和科兹纳之间的关系。我记得罗斯巴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为什么科兹纳给出的关于企业家功能的一个界定只界定了警觉,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窄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其实这个是对拉赫曼的过激的一个回应。因为拉赫曼更多的强调,市场处于一个非均衡的状态,具体是均衡还是非均衡很难知道。所以为了使得市场走向均衡,科兹纳把均衡本身给了一个比较窄的定义,而把企业家的功能也界定的很窄,从而使得企业家足够有能力使得经济体逐步的趋向于均衡。

同时各位老师也都提到了哈耶克和科兹纳关于企业家研究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兹纳本身来讲,他一直强调他自己对企业家的研究是遵循着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研究框架所展开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他其实是偏离了米塞斯,更多的是沿着哈耶克对于竞争还有市场过程理解的框架去展开的。虽然哈耶克对企业家本身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关于市场过程的讨论给了科兹纳很多的启发。

同时我在这里也特别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Klein跟科兹纳对企业家研究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Klein不断地强调,其实利润机会本身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单位,比较好的分析单位其实是企业家的行动,为什么利润机会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单位呢。因为科兹纳关注的是市场能否出清,所以他不需要企业家具有资本,他所需要的就是说企业家能够识别一个资源错配的机会也好,还有其他企业家没有关注到的、可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机会也好,但是这个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科兹纳的企业家面临的最大的损失就是它识别不到机会。这样来说,科兹纳的企业家其实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损失,他所损失的就是错失机会,而没有像真正的企业家所面临的具有资本的减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个人也一直认为由于科兹纳对于均衡概念给出了与哈耶克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界定,所以它的不确定性,更多的关注于是现有的未发现的机会,而对未来的机会,我没有看到科兹纳有相关的研究,所以它的不确定性的界定是比较窄的,企业家对于资源错配机会的关注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不完善的一个框架。

各位老师都提到了企业家才能和企业之间的联系,这一个角度其实也更多的是Klein强调的,就是他在企业家研究中所做出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也好,它在研究企业家功能和企业家才能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把企业家和企业联系起来,而奈特他本人通过对利润本质的研究,真正把企业家这个在管理学中得到广泛讨论的微观个体,是他较早将其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来的。这也是Klein所说的为什么他的研究最先其实遵循的是奈特的框架,同时引入了米塞斯等人从资本的角度去理解企业家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我提到的是三个不同的学派理解的企业家功能,熊越也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概括和解释,但是对于企业家功能的还有其他不同的学派,我所介绍的这三个主要是与奥地利学派最紧密相关的三个学派。

好了我那个基本简短的回应到此结束,然后大家请继续自由发言。

冯兴元:我再补充几句,第一个,熊彼特曾经讲过企业家应该在社会金字塔中的最尖端,在最顶端。他还讲了一句话,在国有部门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第三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强调资本的异质性,然后强调比如说在市场过程当中,只有企业家能够把这些资源有效地用于一个目地,资本只有一定的目的排列才是资本,把要素转换成产品的过程组合在一起的这些才是资本,否则就不是资本。

从这一个角度去看企业家的话,那也是他有能力根据他捕获的机会,把他所能够掌握的资源有效地组合在一起的市场主体,如果很多资源都不能组合到一起的,就不是个企业家。应该可以这么去理解。

迂回生产过程中,能够根据生产目的纳入生产的才是资本。

吴未:好精彩的讲座 敬敬老师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
1、请讲一讲你理解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的关系好吗?
2、你觉得代购算不算企业家?
3、如何理解管理学文献当中近年经常提到的intraprenuership?
4、资本家(Capitalists)和企业家(Entrepreneurs)的研究中有没有涉及投资人(investors)和放债人(lenders)?
谢谢!

刘业进:代购是典型Kirzner式企业家行动。

朱海就:新制度无企业家。

王敬敬:谢谢吴未的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的一个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Peter Klein的导师威廉姆森,主要是在于解释组织,还有企业的本质和企业的边界,企业内部的治理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理论框架,所以这个对于解释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之间关系来说,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而我记得罗斯巴德等人其实也引用了一些关于科斯对企业理论的一些贡献,近几年来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的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研究,其实走向了一个比较好的融合。

刘业进:新制度经济学至少到威廉姆森那里还不见企业家踪影。

王敬敬:关于第二个问题,代购算不算企业?其实代购更多意义上,算Entrepreneurship中的一种,但是这个Entrepreneurship更像我刚刚开始提到的,叫做自我经营,自我经营更多地解释这些人是通过自我去经营一个业务,还是他愿意成为工资获取者,雇佣大军中的一员,这个代购本身其实跟企业理论之间的关系比较弱,但是他也是企业家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方向,而且这个其实也符合Peter Klein对Entrepreneurship研究的一个分析。

Peter Klein就Entrepreneurship给出了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关于Entrepreneurship做为一个职业,更多的就像你所说到的代购这种自我经营的一个方式,第二个角度他是从结构的角度,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新企业的创立还有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向关于Entrepreneurship的研究,才是关于企业家功能的一个研究,在于企业家功能来说,其实跟代购之间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我个人来说,我不太了解管理学中关于intrapreneurship的文献,所以我没法给出任何回答。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企业家、资本家的研究中有没有涉及到投资者和放贷者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企业治理中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方向,它更多的是讲的是投资者还有借贷者之间的一个比例,可能会影响一个企业家去如何评估企业的一个价值。对于企业家理论本身,其实这方面的研究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在公司治理的角度,主要是从资本来源的角度,对这个方向的研究相对更加成熟。

刘业进:对现实的任何一点点改变导致利润捕捉到,就是企业家行动。Kirzner后来一般化的企业家行动。

冯兴元:感觉克莱因的东西需要多嚼,很好。

王敬敬: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确是看不到企业家的存在,我觉得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我们讲,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叫做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制度安排;另外一个是制度环境),它更多强调微观的组织,在微观组织的领域,其实它更多的讲的是组织的边界,组织的内部的结构其实涉及的相对的较少。当涉及到组织内部结构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由企业家和角色能够体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朱海就:第一个问题,区别在于方法。

刘业进:放贷人也要识别风险,对自己的行为也无法买保险。

冯兴元:放贷人和投资人,在企业家理论里没多大差别吧,都是为了吸收回报。

吴未:谢谢敬敬和各位老师对我问题的解答,非常有收获。也感谢熊老师的主持。

王敬敬:在刚开始的时候,杨老师也问了关于米塞斯研究所的各种学术活动参加起来是不是比较容易,和申请过程的难易程度什么的。然后我也想在这里,做一个关于我对米塞斯研究所的一个个人的理解。

大家都知道米塞斯研究所是奥地利学派研究的大本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它更多的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教育机构,通过思想去影响下一代。这里边所有的学者,其实更多想强调的一点(或许很多国内学者所忽视的一点)就是说,希望首先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经济学家(当然是研究所中的经济学家们),作为好的经济学家本身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定位。在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的同时,他们更多的去强调,想强调的是使用的方法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个方法。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强调一下。

同时,最近的一个活动就是在三月份即将举行的奥地利经济学的年会,然后在这个月的月底是投稿截止日期。如果大家谁在美国的话,即使你不投稿也可以去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其他的活动,接下来就有Rothbard Graduate Seminar,还有Mises University,这两个活动申请起来很简单,大家在网站上完成个人信息的填写,然后和自己对这个学派的理解。尤其是这两个活动给所有参与者都是提供奖学金的,大家只需要负责自己的往返路费。

同时,另外一个奥地利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主要是关注哈耶克研究的学校或机构就是乔治·梅森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每年也提供不同研究领域的奖学金,提供长达一年或者短至几天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站去申请,比如说亚当·斯密研究员,还有他们其他各种不同的奖学金。这两个机构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有各自不同的侧重,但是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更多的去了解每个研究机构的特色,还有各取所长吧。

接下来就是关于米塞斯暑期研究员的申请,这个研究员的申请其实主要就是提交自己一篇比较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在米塞斯研究所进行长达两到三个月的学术研究。在这两到三个月的过程中,可以接触到米塞斯研究所大部分的老师,包括Salerno,Thornton,Klein还有David Gordon,他们能够对你的研究进行实时的指导,不预约直接敲门,可以问相关的文献,还有让他们评价你自己的一个研究的成果。然后在暑期研究员结束之前,要对自己两个月之内的研究成果做一个汇报。最好是能完成至少是一篇工作论文的撰写,这个过程不仅是学习奥地利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同时也是认识和了解全球各地不同奥地利经济学研究者。尤其是对青年研究者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学术合作的团队吧!

由于时间关系,我的补充也就到此了,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加我微信,或者是给我发邮件联系,谢谢大家。

熊越: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吧。感谢敬敬,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评议!最后插播一条广告,敬敬翻译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已经上架了,Peter Klein的《资本家与企业家》也刚刚出版了!
IMG_2423_副本

王敬敬:多谢熊越的主持!

不应该有一项法律

John Stossel, “There Ought Not To Be A Law” in Why Liberty,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3)

熊越 译

why liberty
当人们看到问题,往往会寻求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通过一项法律[1]。这并不总是奏效,因为强制很少让事情往好的方向转变,而这正是“法律”的本质——只是在实施强制。约翰·斯托塞尔以一个消费记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调查新闻生涯,他曾为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工作,以前是电视节目20/20的联合主持人,现在在福克斯商业新闻(Fox Business News)主持斯托塞尔秀。在自由学生(Students ForLiberty)[2]成员参与的国际自由学生大会上,他拍摄了两期斯托塞尔秀。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部分原因是我看到政治左右两方所提供的选择都是错误的:政府控制经济,或是政府控制我们的个人生活。

双方都认为自己热爱自由。左派认为政府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右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让美国人更加善良。如果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政府推动自己的议程,我认为我们最好走开。

让双方争论像吸毒和贫困这样的事,但不让任何人被征服强迫,除非他盗窃或攻击了某人。除了资助一个高度有限的政府所需的少量资金,不让任何人强行拿走别人的钱。当出现疑问,别计较——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它留给市场和其他自愿机构。

但大多数人并不是这么想的。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一个满是问题的世界,而这些问题能通过法律解决。他们认为,使得我们无法解决自己问题的,只是政客的懒惰、愚蠢、或冷漠。但政府是强制——和无效率的。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政府不设法解决生活中大部分问题的话,一切会更好。

人们往往认为,“政府可以!”每当出现问题,他们说,“应该有一项法律!”

即使中央计划的可怕结果造成苏联解体,也没有使世界震惊到放弃大政府。欧洲开始谈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而美国的政客梦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以及“管理资本主义”——政客们常常在此替代看不见的手。

乔治·W. 布什竞选总统时,承诺了一个“精简”的政府,但他决定创造每年500亿美元的处方药补贴,并建立一个叫做“不落下一个孩子”(No Child Left Behind)的官僚机构。在布什任期下,共和党让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增加了一倍(林登·约翰逊以来最大增幅),扩大了禁毒战争,并聘请了9万名新监管者。

布什所增加的监管,并没有平息媒体要求更多的需求。

于是奥巴马来了,他的开支大到足以让我们所有的孩子破产。这助长了茶党和2010年的选举。

茶党给过我希望,但我又被耍了。短短几个月内,新的“财政保守”的共和党投票给了维持农业补贴,发誓“保护”医疗保险,并在罗姆尼未来的副总统候选人众议员保罗·瑞安提出自己的温和赤字计划时退缩了。

不幸的是,部分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美国,无法承认政府已经变得太大。东亚国家却拥抱了市场并蓬勃发展。瑞典和德国也开放了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并看到了自己的经济改善。

但我们还在不断通过新规则。

这里的敌人就是人类的直觉。在市场炫目的恩惠中,很容易把市场的好处当做理所当然。我可以到国外去,把一个塑料片插到墙上,现金就会出来。我可以把同一块塑料片给一个甚至语言不通的陌生人——而他会把车借我一个星期。当我回家,维萨(Visa)或万事达卡(MasterCard)会把账单寄给我——准确到每一分钱。我们把这样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相比之下,你甚至不能指望政府的选票准确。

然而,每当出现问题,人们纷纷转向政府。尽管中央计划者有一长串的失败记录,但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骑在我们头上——把一切归功自己——的政府,会真的糟糕透顶。

二十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H.L. 孟肯(H.L.Mencken)感叹道,“一个政府说到底无非是一群人,而实际上,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下等人。……然而,出于人类总体在智力上的懒惰……这些无足轻重的事被当做一种义务普遍遵守……【并】假设有一种高于普通智慧的智慧。”

我们作为自由的个人——和在一起自由工作的个人的团体——无法做得更好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政府能做到。

如果没有大政府,我们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1]译者注:此处的法律是指人为的立法,并非真正的法律。

[2]译者注:Students For Libertys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全球性自由主义学生组织,本书正是通过SFL发行的。

韦尔塔·德索托教授网络课程第2天

企业家才能。定义。人的行动的要素:目的(end)、价值(value)、手段(means)、效用(utility)、稀缺性(scarcity)。

1/11. 企业家才能/简介

企业家才能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第2-7天)。经济学是研究企业家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过程的科学(第5-7天)。

参考文本:《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著,朱海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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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与人的行动(human action)一致

术语“企业(empresa)”的词源学起源

从一般或广义的意义上说,企业家才能与人的行动实际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行动对目前的状态进行调整,以实现他未来的目标的任何人,都是在发挥企业家才能。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18页

企业来源于拉丁语in prehendo-endi-ensum,探索、看、感知、认识某物、抓住……

In prehendo-endi-ensum是法语“entrepreneur”(企业家)一词的起源,这个词最初是指委任来承担重大行动的经理人,它也是葡萄牙语“impreiteiro”(企业家、建设者、建造者)一词的起源。今天,在法语里企业家entrepreneur意思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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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

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关于制度,请参见第3、7和19天。

社会制度(语言、法律、道德、货币……)都是由大量追求自己个人目标的人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贡献演化而来。

加图(见第22天视频3)把罗马法定义为“高于其他人,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头脑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代的罗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贡献的结果”也就是说,像语言(尤其是英语)一样,是一种社会制度。

英语“企业家”一词:
– 商人(Merchant)= mercader
– 冒险家(Adventurer)= aventurero
– 承担者(Undertaker)= enterrador

目前:英语=法语=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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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西班牙语的“企业”一词

《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
企业:坚定地实施艰巨、困难的行动。

“企业”的初始含意:表示努力实现一个艰巨、重要之行动的徽章。

《堂吉诃德》中的“企业”(empresa)一词:

但是他很少发现自己处在开阔平原上,当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袭来,仅此一个便足以使他抛弃刚起步的事业(empresa)。他想起自己还没有被封为爵士,按照骑士精神的原则,他不能也不应该携带武器反对任何骑士;即使他已经是骑士,作为一名新骑士,他也应该穿戴白色的盔甲,但盾上没有徽章(empresa),这个徽章要他通过自己的技艺去赢得。

《堂吉诃德》,第二章,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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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企业家才能是创造、发现、实现某物

把“企业”视为“行动”的思想,必然、不可抗拒地是与一种进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由不断寻找、发现、创造或实现新的目的和手段所构成的(所有这些,都与上面提到的in prehendo一词的词源学含义相吻合)。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20页

从主观知识的角度来看,创造和发现是同义的。

In prehendo-endi-ensum = 抓住(APREH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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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或行动

从一般或广义的意义上说,企业家才能与人的行动实际上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18页

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或行动。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20页

人的行动不是动物、梦游者的行为,也不是反射性行为。

行动可以省略。

人的行动不能被客观观察(参见第8、9、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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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人的行动概念的两个主要要素:目的和价值

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或行动。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20页

第一个要素,目的:行动者在行动中的意图。

英语是目的(GOAL):目的(fin)、目标(objetivo)。

第二个要素,价值:行动者对一个目的的主观评价。

人类追求那些他们觉得对自己有价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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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人的行动的要素经由内省的知识

在经济学中,我们处理抽象的现实。

经济学家分享其研究对象的本质。

分享他观察的存在之本质的经济学家,对研究的现象有第一手的知识和洞察。

目的:行动者在行动中的意图。

价值:行动者对一个目的强度或大或小的主观评价。我们可以通过内省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

我们可以比较我们评价的心理强度,但不能客观地测量或量化它们。

评值是主观的,意味着它是由其行动背景中的主体决定的,不能从外部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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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人的行动的第三和第四个要素:手段和效用

价值:行动者对一个目的的主观评价。

人类追求那些他们觉得对自己有价值的目的。

目的:行动者在行动中的目标。

第三个要素,手段:行动者主观认为适合完成其目的的一切事物。

第四个要素,效用:行动者对手段的主观评价,这取决于他认为依靠该手段会使他实现的那个目的的价值。

目的的价值—-手段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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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手段和效用:例子

第四个要素,效用:行动者对手段的主观评价,这取决于他认为依靠该手段会使他实现的那个目的的价值。

例子:教授撕碎了一张10欧的钞票。

第三个要素,手段:行动者主观认为适合完成其目的的一切事物。

例子:部落首领的儿子生病了。

例子: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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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人的行动概念的第五个要素:稀缺性

第五个要素,稀缺性:行动者主观认为现有手段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稀缺是因为没有人认为它不足以达到一个目的,虽然我们只有微乎其微的量。例如:日本海滩上的一粒沙。

在行动时,不稀缺的东西不考虑在内,也不是一种手段。

例如:空气。

稀缺商品的范围不是给定的。人类行动来产生什么是我们认为稀缺的东西,什么是需要产权和市场来配置的东西。

不稀缺的商品被称为免费商品或人类福利的给定条件,不在采取行动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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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该不该讲道德

本文刊于《证券市场周刊》2013年第55期

陈宇峰 叶志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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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场关于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学术争论颇为热闹,但至今似乎都未能分出胜负。本质上看,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命题涉及到价值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了价值判断的是实证分析,加入了价值判断则是规范分析。这一区分实然重要,究竟采用何种分析立场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以及更为重要的,还决定着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看,罗斯巴德的《自由的伦理》正为我们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职能定位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在该书中,罗斯巴德首先指陈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重要分野,并强调经济学家的行动空间受制于价值中立准则。但同时,罗斯巴德却又认为经济学家并不应只囿于经济学的限定,继而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融合经济学和伦理学,构成一门以财产和财产权为理论基石的自由主义伦理科学。

罗斯巴德的重要意义,在于清晰地勾勒和描绘了经济学家的理想图景,即如何跳离出经济学的框架来讲道德;但却疏略和远离了经济改革的现实约束,即经济学家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讲道德。

经济学家的理想:在学术研究中寻求价值中立?

罗斯巴德(1926-1995)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早年师从20世纪最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米塞斯,并在其《人的行为》(1949)一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两卷本《人、经济与国家》(1962),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经典之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米塞斯看作是芝加哥学派的奈特,那么罗斯巴德就是将芝加哥学派发扬光大的弗里德曼,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但罗斯巴德也并非是对米塞斯的亦步亦趋,而是在其之上的改进和完善,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与米塞斯唱起了反调。

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歧,便是关于经济学家的自我设限问题。秉承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准则,米塞斯也强调经济学只研究手段因而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甚至应该是一门先验的科学,即由一些简单的先验准则推导而成的逻辑体系。但在坚持价值中立的同时,米塞斯却认为经济学家批评坏的政府干预政策是可行的,正如米塞斯所言,“一个经济学家研究政策a 的结果能否达到它之所以被推荐而预定达到的结果P,他发现a 的结果不是P 而是g;这个结果,甚至从这个政策a 的支持者来看也是不好的。如果这个经济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研究的结果,而说a 是一个坏的政策,他并不是宣布一个价值判断。他仅是说,从那些想达成目的P 的人们的观点来讲,这个政策a 是不适当的。”

从这个意义出发,米塞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原则是与经济学家对政策的批评相互兼容的。例如,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攻击保护贸易政策,是因为贸易保护政策并不能增加财货的总产量;批评最低工资政策的经济学家,也仅是认为这一政策并不能使工人受益反而使其处境更糟。这样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在米塞斯的学术语境下,经济学家是完全可能做到价值中立的,当然也必须要做到价值中立。如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经济学家所寻求的无非是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始终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米塞斯的学说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学术信念。

然而,在罗斯巴德看来,经济学家如果要评价经济政策,就免不了带有价值判断。为此,罗斯巴德批评米塞斯称,你说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增加,你怎么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就不是这个呢?因为只有政策制定者自己才知道他的目的。罗斯巴德举例说价格管制会导致短缺,米塞斯肯定称这个政策是坏的,因为政策制定者的目的是要让消费者能买得起商品,实际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符。罗斯巴德反问,我们怎么知道制定价格管制政策的人不是想造成短缺的状况呢?他们完全可能希望短缺并在这种情况下为自己谋利。在坚持主观价值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看来,罗斯巴德的这一盘问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它颠覆了经济学家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幻想。在经济学家未能清楚了解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意图之前,其任何的建议和批评都显得累赘,当然也与价值中立原则格格不入。

因此,我们在罗斯巴德的论辩语境中所看到的,是经济学家在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上的苍白无力,而且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这样一来,经济学家都必须进行自我设限,比如将政策建议部分永远地从学术论文中挪走。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反复强调了这一“价值中立难题”,经济学家似乎成为了那些不讲道德的“哑巴”,而且与“经邦济世”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无论怎样,罗斯巴德都在价值中立这一历史议题的讨论上前进了一大步,那么经济学家又是否能够冲破价值中立原则的藩篱,并找到讲道德的理论凭据呢?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

自由的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融合?

在坚持认为经济学家难以做到价值中立的罗斯巴德看来,经济学并不允许经济学家讲道德。然而,经济学家真的不该讲道德吗?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就不应该遵循某种道德底线吗?罗斯巴德并不同意这一论断,而且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必须要讲道德,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准则。罗斯巴德认为问题出在经济学上,而正是由于当下的主流经济学并不足以容纳道德和伦理准则,因此需要推倒重建。正如罗斯巴德在书中所强调的,“我从来未曾相信缺乏价值取向的分析或经济学或功利主义(经济学家标准上的社会哲学)的分析可以足够建立自由主义理论。”因此,经济学必须和伦理学相融合才能构建出一门社会政治哲学体系,罗斯巴德称之为“自由的伦理”。基于融合经济学和伦理学之后的自由伦理体系,经济学家才能彻底摆脱价值中立准则的禁锢,并依据自由的伦理准则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罗斯巴德的这一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同时又异常艰难。尽管罗斯巴德很清楚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即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而伦理学则是一门规范科学,但要对两者进行系统性重建和概念融合,形成一门社会政治哲学体系,就必须要找到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共同基础。在《自由的伦理》一书中,罗斯巴德成功地找到了这把打开自由伦理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财产权。罗斯巴德从财产和财产权出发,将自有权(self-ownership)和原始占有(homesteading)作为自由伦理的公理,经由这两个公理引申出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而定义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术语,例如直接和间接交易、市场和市场价,还有侵略、犯罪和欺诈。罗斯巴德认为最基本的伦理就是“不侵犯他人的正当财产”,而随后的一系列理论推导和社会法律问题的展开都是基于上述公理的进一步扩展,由此通过逻辑演绎推导构建出一套自由主义的伦理准则。

罗斯巴德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相融合的尝试,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正因如此导致其理论体系的脆弱性。首先,自由的伦理准则与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并不能完全兼容。由于过于强调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却忽略了现实中多种多样的产权形式以及产权的制度支撑要素,从而逐渐偏离了经济学的效率原则。这样一来,声称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融合的尝试,恐有拣了“芝麻(伦理学)丢了西瓜(经济学)”之嫌,最终自由的伦理体系在走向极端的同时也逐渐偏离了真实世界。其次,自由的伦理体系本质上也只是诸多伦理准则之其一,因而也难以回答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诘问,即如何确定政策制定者持有的是自由的伦理立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由的伦理体系恐怕成了罗斯巴德式的伦理或者自由主义式的伦理,况且在自由主义者内部也并非在伦理观念上不存在分歧。此外,罗斯巴德的自由主义伦理体系并不能回答究竟由谁来判别现实中复杂且多样的伦理准则。

尽管罗斯巴德所构建的自由主义伦理体系仍面临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但这并不能掩盖罗斯巴德在论辩经济学家是否应当讲道德这一议题上的重要贡献。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所精心设计思想实验,带离我们突破了价值中立准则的藩篱。经济学家群体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理应遵守一定的道德底线和伦理准则,试问,难道那些帮助纳粹主义或恐怖主义制定如何杀人政策的经济学家,也应假“价值中立”之名为其辩护?显然不是。当然,罗斯巴德的论辩还为我们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并无妨经济学家都持有一定的道德和伦理立场。只不过罗斯巴德所持有的,是基于财产权的自由主义伦理准则罢了。因而单凭这两点,罗斯巴德的重要贡献也理应赢得我们的尊重。

经济改革的现实:在利益博弈中寻找妥协?

正如本文所一再指出的,罗斯巴德的开创性贡献与其说是构建了一座自由主义的伦理大厦,毋宁说是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一幅经济学家的理想图景。经济学家理应持有一定的道德立场和伦理准则,但在罗斯巴德看那里,道德伦理被贴上了自由意志的标签,而这种自由主义伦理甚至被极端地奉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然而对照经济改革,这幅理想图景不免与现实相去甚远。自由主义的伦理准则是否可以唯一的、绝对地指导经济改革的实践?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自由的伦理》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经济学家的理想可以是基于某种伦理准则演绎而成的理论体系,但经济改革的进程却绝不可能由一种伦理准则所单独主导。因此,经济学家的理想和经济改革的现实绝非一回事。

就中国的经济改革现实而言,关键的问题并非经济学家该不该讲道德,而是应当以怎样的姿态或立场来讲道德。如果“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普遍存在,那么这便意味着道德和伦理应该是一个相对范畴,怎样的利益决定怎样的立场,因而并不存在某种绝对的、超越的伦理标准。罗斯巴德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伦理体系固然有其合理性且为许多人所拥护,但这并不能等同于将自由的伦理视为绝对、唯一的伦理标准体系,并且极端地排除和摒弃其他伦理价值体系。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推导中的逻辑推导有对错之分,但经济学家所持有的伦理价值却并无对错之分。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以何种标准选择一种被广为接受的伦理标准。

回到经济改革的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过程,许多新兴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出现以增量式和边缘式为特征,既得利益者并未成为改革的对象,因此经济改革是一个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过程。在这段没有利益冲突的改革过程中,道德准则是唯一的、绝对的,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都以“做大蛋糕”作为获取利益的共同渠道,维护经济增长成为各利益集团的合法性来源。经济学家作为各利益阶层的代表也自然就改革议程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讲不讲道德都无甚重要。

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所伴生的是利益的逐渐分化和对立,改革上的任何改进都意味着有人获益有人受损,因此利益分配问题成为了时代的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冲突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凸显,关键的问题变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所代表的道德思维冲突。行政机构调整、国企改革、计生政策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无一不牵涉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浅层次的利益冲突是改革对象的就业转置和经济补偿问题,深层次的利益阻抗则来源于改革前所形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当经济改革没有任何“理想图景”可作参考之时,此时又应当按照何种道德伦理实施改革呢?

实际上,以增加社会福利为名的经济改革并不意味着名正言顺,硬性的改革过程借以民主为纲实际上是对少数人的利益盘剥。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得不同的利益诉求及其背后的道德冲突得到表达和缓解,就此而言,罗斯巴德的《自由的伦理》却将答案引向了歧途。经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中寻求妥协的过程,作为改革的主导方所应承担的是创造平衡利益诉求的平台,而不是寻求帕累托最优这样的空中楼阁。而对于经济学家群体而言,利益和立场的分化实属正常,学院、政府、企业,甚至富人、中产、穷人等阶层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的利益代表对象。以《劳动合同法》的争议为例,适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显然不能仅由政府和专家敲定,而应由企业代表、雇员代表、政府部门等相关利益方在一个公开、公正的平台上协商确定,经济学家可以为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出谋划策。只要在一个公平的框架和平台中博弈,各方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必然是经济改革的最优路径。唯有如此,经济学家的理想才能与经济改革的现实实现无缝对接。

(作者程宇峰 任职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作者叶志鹏 为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生、通天译联合创始人)

穆雷•N•罗斯巴德: 经济学、科学与自由

Hans-Hermann Hoppe, “Murray N. Rothbard: Economics, Science, and Liberty” in The Greatest Austrian Economists, ed. Randall G. Holcombe (Auburn: Mises Institute Press, 1999)

董子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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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雷·N·罗斯巴德之所以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中取得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地位,是由三个主要的原因共同促成的。

首先,罗斯巴德是最近一位代表奥地利经济学主流的人物。1如同其他的思想传统一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内部也能区分出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分支,而罗斯巴德是奥地利学派主要的理性主义那支最近的阐释者。这个分支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开始,由尤金·冯·庞巴维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延续。与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也是位坦率的理性主义者和各种社会相对主义变种(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批判者。像他公认的前辈一样,罗斯巴德也为这种观点辩护:经济学法则不仅存在,而且更确切地说,经济学法则是“确切的”(门格尔语)或者说“先验的”(米塞斯语)法则。(经验性的)自然科学的命题必须不断接受新数据的检验,因此永远只能具有假设的有效性;经济学的命题则与之相反,涉及到的是必然的、非假设性的关系,具有先验的有效性。奥地利学派主流认为,所有经济学法则可以通过逻辑演绎,从几个自然与人的基本事实(门格尔语),或者单个公理(米塞斯语)——即“人行动”这个不陷入行为矛盾就无法反驳、因而是无可争议的真实命题——以及少数经验性的(而且是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推导得出。与其前辈们一样,罗斯巴德认为通过研究经验数据检验经济学命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实际上不可能成功。经验可以展示一条经济学定理的有效性,但经验永远不可能驳斥或者证伪它,因为经济学定理最终只依赖于行动公理不可置疑的有效性,以及理性演绎和逻辑推论法则的有效性(和正确运用)。尝试用“经验检验”一条经济学法则其实是一种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是思路混乱的表现。此外,罗斯巴德与他之前的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米塞斯一样,牢固遵循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即只有个人才行动。因此,所有社会现象必须解释为——即逻辑重构为——有意识的个人行为的结果。各种“整体论”或者“有机论”的解释,纯属不科学的伪解释,必须被明确抛弃。与此相仿,社会现象的各种机械论的解释也是不科学的、当被抛弃的。人类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行动。社会机械均衡的理念,唯独在一种情况下有用,即可以让我们领会行动不是什么,以及行动在哪些方面与机械和机器人的运转有根本上的不同和范畴上的区别。

其次,罗斯巴德是奥地利经济学最近也最全面的体系建构者。只有理性主义者才对体系和完整性有持续不断的追求。门格尔和庞巴维克虽然都对奥地利学派的基础有巨大贡献,但两人都未能实现这一终极的思想追求(desideratum)。这一壮举要到米塞斯出版其鸿篇巨著《人的行动》时才得以实现。2“最终在这本书当中”,罗斯巴德如是评价《人的行动》,“经济学再次成为整体,再次成为一个理论大厦。不仅如此——本书涵盖的是一个经济学结构,而且有米塞斯教授本人新近的诸多贡献。”自此之后,只有罗斯巴德有类似的成就,他出版了《人,经济与国家》及其姐妹篇《权力与市场》。3《人,经济与国家》的写作以米塞斯的代表作为典范,其内容甚至比米塞斯更广泛、更全面,因而罗斯巴德赞扬米塞斯和《人的行动》的话也同样可以用在罗斯巴德本人和《人,经济与国家》上。实际上,连米塞斯这样的权威在为《新个人主义评论》写书评时也对罗斯巴德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米塞斯称赞罗斯巴德的论著是

对人的行动的一般科学——行动学——及其在实际当中最为重要、且迄今为止有最好阐述的部分——经济学——的划时代贡献。从今往后,在这些知识分支当中的所有核心研究,都将必须充分考虑到罗斯巴德博士所提出的理论与批判。4

今天,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与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已经是奥地利学派的两大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成就。若是没有读过或者研究过《人的行动》和《人,经济与国家》,他不论是作为奥地利经济学的学者抑或是其批评者,都不可能得到严肃的对待。

第三,罗斯巴德是最近、最系统的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家,因为理性主义正意味着追求体系和完整性,意味着政治活动(political activism)。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人类首先是理性动物。人类的行动,以及人类历史的进程由观念(idea)所决定(而不是自发演化和自然选择之类盲目的演化力量)。观念可以为真为假,但只有真的观念“有效”,带来成功和进步;而错误的观念导致失败和衰落。人类进步是发现真理以及正确观念传播——启蒙——的结果,学者作为正确观念的发现者和错误观念的削除者,不仅在人类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完全控制着人类进步的进程。因为真理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认识到一个观念是真的(或者假的),学者就只会想立即推行(或者削除)它。正因为此,门格尔在追求学术抱负以外,曾做过奥地利王储鲁道夫的私人导师,也是奥地利上议院(Herrenhaus)指定终身议员。同样,米塞斯是维也纳商会享誉全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许多著名人物的顾问,后来在美国又做过国家生产者协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顾问。他也更进一步,如同他是第一位奥地利经济学的体系建构者,他也是第一位给予奥地利学派实践活动系统表述的人,将奥地利经济学与激进-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政治改革联系起来(如其1927年《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所论述的)。罗斯巴德同样担任过许多顾问职务,是若干教育机构的创始人和学术主管,也唯独有罗斯巴德取得了可与米塞斯媲美的成就。他甚至比米塞斯走得更远,在其《自由的伦理》中5,罗斯巴德成功整合了(通过私有财产的概念)价值中立的奥地利经济学和自由至上主义政治哲学(伦理学),使之成为一个宏大而统一的社会理论的两个互补分支,以此开启了一场激进的——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哲学运动。

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罗斯巴德在米塞斯的《人的行动》所设下的标杆以外又有两大重要贡献。首先,罗斯巴德系统性地阐明了边际效用理论,然后又推进了福利经济学的一次新的重构,以及米塞斯体系中完全缺失的一个有关国家的经济学理论。

罗斯巴德以米塞斯早在1912年其《货币与信用原理》6中便提出的严格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解释道边际效用当中的“边际”一词并不指效用的增量(这会暗示其可测量性),而是指财货增量的效用(因此与是否可以测量无关)。效用所附着的财货,及其数目的增加能够用物理语言描述。财货及其增量在空间上延伸,因此可以用单一的数量加法进行测量和计数。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附着在一个物理财货上的效用,及其单一物理增量纯粹是一种强烈程度。它并不在空间中延伸,因此无法通过单一的计数和算术法则来测量和跟踪。基数测量效用的尝试都是无效的。效用作为强烈程度,只能采用序数来讨论;即,将之作为一个一维的个人偏好表上的排列次序(而每个经济现象,尤其是货币计算和“客观的”成本会计,最终都必然可以归结和解释为个人序数排序判断的简单结果)。除了它们在一维个人偏好表上的位置以外,不同财货和不同数量的同种财货之间不存在定量的关系。尤其像是总效用(被想象为边际效用的叠加或者整合)之类的东西是无稽之谈。正确地说,“总”效用是大批量的某种财货的边际效用。罗斯巴德解释道,

那么就是说,存在有两种效用规律,它们都遵循人的行动的不容置疑的条件:其一,给定一种财货的单位的规模,每个单位的(边际)效用随着单位供给量的增加而递减;其二,一个较大单位的(边际)效用大于较小单位的(边际)效用。第一条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第二条我们称为总效用递增规律。这两条规律之间以及所涉及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只是纯粹的排序关系,即序数关系。7

罗斯巴德用图展示了这种关系8:

价值排序

-3个鸡蛋

-2个鸡蛋

-1个鸡蛋

-第二个鸡蛋

-第三个鸡蛋

鸡蛋在这个个人价值表上的排序越高,价值也就越高。根据第二条规律,3个鸡蛋比2个鸡蛋更有价值,2个则比1个更有价值。根据第一条法则,第二个鸡蛋低于第一个鸡蛋在价值表上的排序,第三个又低于第二个。除了前者大于后者外,这些排列项目之间——比如3个鸡蛋的边际效用和第三个鸡蛋的边际效用——并不存在数理关系。

列奥内尔·罗宾斯在维克斯蒂德和米塞斯的影响下,率先将这一理论引入主流经济学,而效用具有序数特征的逻辑推论是,每个人际和内省的效用比较必然是不可能的(不科学的),因此每种涉及到这种比较的社会福利的提议都是武断的。9虽然主流福利经济学一旦完全认识到这个结论便陷入一团混乱当中,罗斯巴德却已根据个人的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和展示效用(demonstrated preference)这对概念,严格按照效用论激进地重构了福利经济学。10

自我所有权的意思很简单:每个人都拥有(控制)自己的物质身体。“人的本质,”罗斯巴德解释道,“是‘精神’与物质的融合。”11每个活的人体都由单独一个独立(自主)的、有意识的心智与意志(自我)所占有和控制。据此,只要身体还活着,我们就称之为人(persona,而不是躯体,corpus)。(即便并没有明确提出,主流福利经济学也接受自我所有权的概念,因为它讨论不同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方法。)这个自我所有权中蕴含了展示偏好的概念。后者仅指“实际的选择揭示或者展示一个人的偏好;即,他在行动中的选择可以推导出他的偏好。”12每个行动都涉及到一个人有意识地利用他的物质身体,因此证明他将这个身体当做财货。此外,他是这样利用而不是那样利用,通过这种选择,他用每个行动,同时展现出他行动时他所认为的这一财货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根据效用的序数特征,行动只揭示偏好次序和排序的存在性事实(existential fact)。它们并不揭示任何有关排序的“差距”或者“距离”,抑或是偏好的“强度”之类的东西。它们也从不展示出“无差别”。事实上,排序的“差距”和“无差别”(即价值相等)都预设了序数效用。

以自我所有权和展示偏好的概念为基础,并且遵循帕累托对有意义的序数福利陈述的可能性问题的限定,罗斯巴德推导出下面这套命题:如果一个人用他的身体(“劳动”)将自己的控制(占有)延伸到其他自然赋予的东西上(无主之“土地”)——即便是想要站着他也必须这么做——那么这个行动展示这些东西对于他而言也同样是财货。所以,在占有它们时他必然取得了效用。与此同时,他的行动没有损害其他任何人,因为占有先前无人所有的资源并不从他人处夺走任何东西。如果其他人认为这些东西有价值的话,他们本也可以占有这些资源。不过,他们明显没有这样做。而实际上,他们未能占有这些东西表明他们不占有它们的偏好。因此,我们不可能说他们因为其他人的占有而丧失什么效用。在原始占有行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任何后来的行动(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出于展示偏好的理由,都同样是帕累托更优的——只要它并不影响他人占有或用占有的手段生产的资源的物理完整性。生产者-消费者因此生活改善,而其他人则控制着与先前相同数量的财货。于是,我们不可能说有人生活变差。最终,每次由此基础开展的财货自愿交易也都是帕累托更优,因为它只有在交易双方预期从中获利的条件下发生,而他人在行动中控制(拥有)的财货供应保持不变。

在这些命题的基础上,罗斯巴德着手阐述一个全新的奥地利学派国家理论。尽管每个原始占有、生产-消费以及交换(自由市场)的行动总是也必然增进社会效用,任何征用行动却(未取得同意单边地夺取原始占有者和生产者-消费者的财货)都不可能有这种效果。显然,所有我们通常认为是犯罪的行动都符合这一点,比如对身体的攻击,侵犯,抢劫,盗窃和欺诈。尽管罪犯掌控了更多数量的财货而改善了境遇,他的受害者控制的财货相应减少,因此处境恶化。所以,没有犯罪行动合乎帕累托的限定、增进社会效用。人们一般也认为犯罪行动是非法的,人有权保护自己、抵御犯罪。同时,关于效用的这条结论同样适用于所有政府代理人的行动:“任何政府行动都不能增进社会效用。”13不过,它们却被认为是合法的,一个人并不被允许抵御这些行动。

罗斯巴德在用福利经济学理由反对政府制度方面的结论,建立在国家一词标准的、毫无争议的定义基础上:

国家是一个拥有以下特征之一或者两者兼具(实际上,通常几乎都是两者兼具)的组织:(1)它通过物质的强制(税收)取得收入;(2)它取得对武装力量的强制性垄断权以及对特定领土范围的最终决定权力。14

就其第一个支柱而言,显然政府代理人从税收行动中获益,否则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同样明白的是,我们不能说税收的主体——被课税财货的原始占有者-生产者——从这种行动中获益,否则他们会自愿支付相同数量的财货,而不需要强制。

类似地,政府代理人显然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实现对最终决定权(司法权)的垄断也增进他们的效用。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就使得税是否合理的问题丧失实际意义,从一开始它的结论就倾向于政府。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每个政府最终决定权的接受者因此处境恶化。一个人的原始占有和生产的行动,展示出他偏好于排他地控制(司法)其占有和生产的财货。除非他将它们抛弃、出售或者自愿出让给其他人(在这个情况下此人展示了他偏好于获取这些财货的排他性控制),否则就不可能说他改变了这一评价。如果一反他的展示偏好(不放弃私人占有和生产的财货),国家取得领土上最终决定权(司法权)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通过征收的行动。如果政府是最终决定者,那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完全控制他自己占有和生产的财货。实际上,国家攫取了所有“它的”国民所占有和生产的财货,使他们沦为租客。政府控制的范围越大,每个私人所有者对自己的占有物和产品,以及它们的价值的控制范围就相应越小。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租客,没人能够拒绝政府使用他私人占有和生产的财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丧失了针对可能的政府干预或者侵犯的物理防卫手段。

于是,罗斯巴德结论道,如果所有政府行动都依赖于征收,而且征收不可能增进社会效用的话,那么福利经济学必须呼吁废除国家。从霍布斯到詹姆士·布坎南的诸多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现代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曾尝试将国家描绘为契约的结果(因而是一个自愿的、增进福利的制度)来避开这一结论。作为这些尝试的回应,罗斯巴德赞同约瑟夫·熊彼特的看法,即“用俱乐部会费或者购买比如说医生服务的类比来解释税收的理论,只能证明社会科学的这个部分是多么地偏离于科学的思维习惯。”15从霍布斯到布坎南,国家主义者一直在试图克服“自愿”国家却拥有强制司法垄断和征税权力这一观念中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的办法是在思想上妥协,提出“隐含的”或者“概念性的”协议、契约或者宪章。罗斯巴德解释称,所有这些典型的啰嗦的尝试,最终只会得出同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隐含的”和“概念性的”契约恰恰与契约相对立,即不是契约。因此,为国家提供福利经济学的辩护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人明确同意永久性地出让对自己人身和财产的司法权,除非他已经出售了或者放弃了自己当前所有财产并随后自杀;同理,活人不可能明确地订立一个契约,许可他人——他的保护者——永远单边地决定受保护者必须为他的保护所支付的贡金,而无需受保护者持续的同意。

罗斯巴德尤其嘲讽了“有限”保护型国家的理念,认为它自相矛盾,而且与推进社会效用不相容。有限政府总有发展成为无限(全权)政府的内在倾向。鉴于政府的运作原理——司法垄断和征税权——任何约束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生命与财产的想法都是幻觉。垄断导致的倾向是正义与保护的价格上升,而正义与保护的质量却下降。以税收为资金来源的保护机构在用语上便有矛盾——征收财产的财产保护者——而且会导致税收增多而保护减少。即便政府将自己的行为完全局限于保护先前存在的财产权,进而就会产生究竟要生产多少安全保障的问题。政府代理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受到自利和劳动的负效用激励,但他们与众不同地拥有征税的权力。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相同的:保护的开支最大化——可以想象,几乎一国所有财富都可被保护的成本所消费掉——并同时实现保护的生产最小化。此外,司法垄断会导致司法和保护的质量恶化。如果人们只能向政府求取正义,正义和保护就会朝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而被滥用,宪法和最高法院也难逃其咎。宪法和最高法院是政府的宪法和法院,他们提出或发现的任何对政府行动的约束,都是由这个制度本身的代理人所决定的。可想而知,政府会改变财产与保护的定义,将司法管辖权扩张到有利于它自身的范围。

相反,根据“单一伦理判断”,即“即便是最严格遵循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一直以来也乐于允许自己……(感到)可以自由地在全体同意的规则下,提议增进社会效用的变动或过程,”16罗斯巴德得出了与在他之前的法国-比利时经济学家居斯塔夫·德·莫里纳利(Gustave de Molinari)一样的无政府主义结论:防卫、保护和司法服务

因此应当由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或公司提供(a)自愿取得收益,而非通过强制,且(b)不像国家那样攫取警察或司法保护的强制性垄断……防卫公司应当与自由市场上其他所有财货和服务的供应者一样自由竞争,而且不强制非侵犯者。防卫服务与其他服务一样,将会是销售性的,且仅是销售性的。17

每个私有财产所有者将可以分享到劳动分工的好处,通过与其他所有者及他们的财产合作,取得比自卫更好的财产保护。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向任何其他人购买、出售或者协议保护和司法服务,且可以在任何时间单边地停止与他人的这种合作,退回到自卫状态或者更改他的保护联系。

罗斯巴德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垄断和竞争理论。罗斯巴德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唤回了让-巴蒂斯特·萨伊及其追随者(莫里纳利即属其中)的法国激进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传统。罗斯巴德有关竞争和垄断的推断性理论简单明了(理论就应该这样)。他定义竞争为帕累托更优行动所描述的法则框架内的活动:原始占有,生产-消费以及自愿交换和缔约。具体到企业家行动,竞争意味着存在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准入”。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利用自己的财产,进入到任何他认为有利可图的生产线。罗斯巴德的结论是,只要实现了这个自由准入的条件,所有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都趋向于最低价格和最小成本。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垄断和垄断性竞争的定义是自由准入缺失,即存在有排他性特权。由于国家的定义是领土内司法和保护的强制性垄断,它因此是垄断的原型。每个人——除了国家的代理人以外——都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财产生产自我防卫和正义,因此也就是不得与国家竞争。其他的一切垄断都要回溯到其终极来源,即这个初始的司法(立法和管制)国家垄断。其他每个垄断都涉及到“国家授予的特权,将某个生产领域保留给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群体。”18在法律上,对于其他现有或潜在生产者而言,进入到这个领域是受到限制的,而且有国家警察强制执行这一限制。罗斯巴德结论道,只要自由准入受限或者缺失,不论是生产正义和安全,还是其他任何财货和服务,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都会比自由准入的状况更高(即过高)。(因此,在罗斯巴德看来,政府反垄断或者反托拉斯政策是自相矛盾的用语。相反,竞争正是要求国家废除其在领土内的司法垄断。)

除此之外,罗斯巴德驳斥其他理论为没有意义、没有操作性或者错误的理论。比如,某人掌控自己的价格(“觅价者”)就定义他为垄断者便是毫无意义的。每个商人对于自己的价格都有完全的掌控(而对于消费者在这个价格上购买多少财货毫无掌控)。因此,根据这个定义,没有人不是垄断者。同样地,定义垄断者为“任意给定财货的唯一出售者”也没有意义,因为从客观的意义上讲,每个财货的每个出售者都总是其独特产品(品牌)的唯一出售者。所以,每个人都是垄断者,对他自己的产品拥有百分之一百的市场份额。不过,这个情况根本不影响每个企业家随时与其他企业家竞争、吸引消费者开支,纵使他们的财货有多么特别或者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从主观的意义上讲,不可能明确地断定某个财货的出售者为垄断者。因为根据这种解释,“给定财货”一词意思是“消费者所定义的财货。”因此,某样东西的出售者是否是其唯一的出售者,还是他的市场份额有多大,其决定都取决于消费者对于这个财货是什么的定义;即,取决于他们如何将特定的物理物件归入各个同质财货的群组。这种归类不仅在一直变动,而且不同的消费者对于同样的物理物件也可能有不同的归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垄断者一词实际上变得既没有用,也没有操作性,任何测量产品市场份额的尝试都必须被认为是无效的。

最后,米塞斯的垄断价格理论站不住脚。米塞斯曾指出

垄断是垄断价格出现的必要前提,但它不是唯一的必要前提。还需要的一个条件是需求曲线呈某种形状。就此而言,仅仅存在垄断并不能说明什么……垄断者出售一件垄断商品的价格并非都是垄断价格。垄断价格只不过是对于垄断者而言,可以超出竞争市场所允许的极限限制总产量,而却比扩张销售更有利的价格。19

罗斯巴德阐明了这个论点的谬误。首先,应当注意到每个限制性行动,根据定义,必然有补充性的扩张方面。垄断者从某条生产线上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并不是简单消失了;它们必然有其他方面的用途:或是生产另一种交换财货B,或是扩张其所有者的休闲消费者财货的生产。因此,即便垄断价格存在,这也并不意味着负的社会福利效用。从垄断者不出售的这一行动来看,我们可以得知他必然相信保留(而不是出售他的财货)会使他生活更好,而没有人因为他的行动而生活变坏(因为其他每个人仍然控制着与之前相同数量的财货)。所以,米塞斯的垄断价格和垄断者所面对的需求曲线形状,并不能在操作上或者概念上与其他任何价格及其他任何出售者所面对的需求曲线相区别。

罗斯巴德论述道,生产先于最终产品的出售,而生产成本必然在消费者展示他们对某人的产品的偏好之前即已发生。由此可见,将垄断价格定义为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或者高于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的成本曲线以及另一方面的需求和收益曲线并不同时存在。唯一与成本曲线同时存在的曲线是企业家预估的未来需求和收益曲线。不过,在决定生产多少财货时,每个生产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总是会将产出调整为最大化他所预期的货币收益的数量。即,在引导他做出产出决策的货币计算中,预期价格和边际收益从来不等于边际成本。除非预期财货的价格超出成本,否则没有人会进行生产;再者,除非预期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否则没有人会扩大自己的产出。因此,每个企业家都在自己的计算中假定,未来他将面对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具有弹性或者无弹性的延伸)。同理,在随后的出售点上——此时生产者已经承担了所有成本,唯一有关的需求就是消费者对于现有已生产产品存货的需求——每个企业家都会假定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也就是说,每个企业家都会将价格定在一个合适的高度,高于这个选定的价格就会碰上弹性需求,因而导致较低的销售收益。

如果实际选择的售价恰好等于原来的预估,又如果市场在这个价格出清,那么企业家的预测就是正确的。而另一方面,实际需求可能与最初的设想不同,各种类型的企业家预测错误就会因此显现。在销售的时点上,企业家可能会发现他错误地“过少”或者“过多”生产了。在前一种情形中,实际需求(价格和收益)高于预期,而如果先前进一步扩大生产的话,利润还可以更大。企业家一开始估计超过某个产出点外的需求为无弹性(这样的话产出增大会导致总收益减少),而现在的情况显示出来是在这个点外需求有弹性。在第二种情形中,实际需求(价格和收益)低于预期。如果企业家少生产一些,本可以避免损失。企业家预估某个产出点外的需求有弹性,所以可以出售更大的产量赚取更高的总收益;而现在的情况显示这一需求的无弹性。

但不管怎么说,每个企业家,不论他原来的预测是否正确,他都必须继续做出新的产出决定。假设他们认为过去的经验(当前的需求)可以预示他们未来的经验(需求),那么有三种可能的决定存在。此前预测正确的企业家会生产与之前相同数量的财货。生产“过少”的企业家现在会生产更大数量的财货,而生产“过多”的企业家会开始限制当前销售和未来生产。罗斯巴德问道,企业家后来的这种对先前生产过度的反应,与米塞斯所说的“垄断价格”的情况该怎样区分开来呢?他的回答是两者事实上无法区分。

从这种减产中得到的更高的价格就一定是“垄断价格”吗?为什么它不会是一个从低于竞争性的(subcompetitive)价格向竞争性价格的移动呢?在真实世界,需求曲线不是简单地“给定”给生产者的,而是必须被预估和发现的。如果生产者在某一时期生产得太多,为了赚得更多收入而在接下来的时期生产得更少,关于该行动没有什么可以额外解释的了……因此,我们不能用“限制生产”来检验是垄断性还是竞争性价格。当然,从低于竞争性转向竞争性价格也涉及到对该商品生产的“限制”,并伴随被释放的要素引起的其他领域生产的扩张。不存在任何一种办法来辨识这种“限制”和所谓的“垄断价格”情况下的必然的扩张……但是,如果一个概念不可能基于现实,那么它就是空洞和虚幻的,而且也是没有意义的概念。在自由市场上没有办法将“垄断性价格”和“竞争性价格”或“低于竞争性的价格”区分开来,也无法确定从一种向另一种转变时的任何变化。无法为作出这样的区分找到任何标准。因此,当与竞争性价格区分时,垄断性价格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唯一能谈论的只是自由市场价格。20

在这些主要的创见以外,罗斯巴德还贡献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洞察。这里仅需举两个例子。其一,罗斯巴德使用米塞斯著名的论点——社会主义下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成本会计)——甚至比米塞斯还更具一般性地证明了自由市场上出现独大卡特尔(one big cartel)的不可能性。21

自由市场为企业规模设置了明确的限度,也即市场中的可计算性的限度。为了计算每一个分支的利润和损失,对于各种要素和中间产品的每一个,一家企业内部的运行都必须能够参考外部市场。当任何这些外部市场消失时,由于全都被吸纳到了一家企业的范围之内,可计算性就会消失,企业也不再有办法理性地配置要素于特定领域。这些限度越是遭到侵犯,非理性的范围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且也更加难以避免损失。独大卡特尔将根本无法理性地配置生产资料,因此也无法避免严重的亏损。因此,它绝不可能真正地被建立起来,而且如果尝试建立,也会很快分崩离析。22

第二个例子同样也是受米塞斯的启发,来自货币理论领域。米塞斯(他又是受到门格尔著作的激发)已经证明,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最初必然是某种商品货币(如黄金)。罗斯巴德提出了一个政府摧毁或者转移货币的理论(也许可以用“渐进原理”来命名),补充了米塞斯的货币起源理论——即他著名的“回归原理”(regression principle)。他用最为简要的方式在《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23一书中阐明了,政府为了取得——其最终目的——伪造货币的完全自主权所采取的行动在行动学上的必然后果。由于政府必然从市场供应的商品货币(如黄金)开始着手,它首先会垄断铸币;然后,它会垄断货币替代品的发行(货币凭证,见票即付的银行券);随后,它会参与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发行超过实际货币量的货币替代品;到最后,由于银行危机(挤兑)是部分准备金银行业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会延期偿付其纸券,切断纸券(凭证)与货币(黄金)的联系,征收所有私人拥有的货币,并发行一种纯粹的法定货币。

不过,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远远不能概括罗斯巴德的成就。甚至将这些创建整合到一个庞大、全面而且统一的奥地利经济学体系之中也远远不能概括。虽然罗斯巴德是职业经济学家,但是他的著作却也包括了政治哲学(伦理学)与历史学。

不同于否认理性伦理学之可能性、信奉功利主义的米塞斯,罗斯巴德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伦理体系来补充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从而使支持自由市场的理论天衣无缝。罗斯巴德吸取了自然权利理论,尤其是约翰洛克的著作,以及美国本土莱桑德·斯普纳(Lysander Spooner)和本杰明·塔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传统,阐发了一个以自我所有权和原始占有无主自然资源的原理为基础的伦理体系。他证明,任何其他的提议,或是不满足伦理体系人人适用的要求,或是不具有可行性,因为遵循它直接意味着死亡,而它要求有存活的支持者,这样就导致了行为矛盾。前者的例子是所有意味着授予A对B以及B所原始占有的资源的所有权,而不同样赋予B针对A的相同权利的提议。后者的例子是所有鼓吹全世界(或者共同体内)所有人共同所有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提议,因为这样的话,没有征得其他每个人的同意,就无法用任何东西做任何事情。而如果一个人不是自己身体的完全(私人)所有者,他又怎能同意某件事呢?罗斯巴德在他第二部代表作《自由的伦理》中推演的整个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法律体系——从契约法到惩罚理论——都来自最初这几条公理;而在《为了新的自由》(For A New Liberty)24中,他运用这个伦理体系,诊断了当前这个时代,以及实现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所必需的政治改革的提议与经济学分析。

此外,虽然罗斯巴德主要是一位理论家,但他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所包含的丰富的经验信息,鲜有经验主义或者历史主义学者所能媲美。事实上,罗斯巴德认识到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伦理学)是纯粹的先验理论,理论推理在逻辑上先于和约束任何历史探究,这使他的经验研究优于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修正派”(revisionist)历史学家。在经济史领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美国大萧条》25一书。该书用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1929年证券市场崩盘及随后的经济萧条。在政治史领域,他著有4卷本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史《在自由中孕育》(Conceived in Liberty)26, 而且在思想史领域,他还有在去世后出版的巨著(虽然没有完成),两卷本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史《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思想》和《古典经济学》。27在各部著作和无数的论文中,罗斯巴德为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关键时刻都做了整体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分析:从1819年恐慌,杰克逊时期,南方独立战争,进步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威尔逊主义,胡佛,罗斯福和二战,直到里根经济学和克林顿主义。罗斯巴德对于历史的细节独具慧眼,不断挑战常规陈见和史学正统,将历史过程是善与恶不断斗争的图景呈献给读者: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自由的力量与盘剥民众、中饱私囊、用谎言和欺骗掩盖罪行的权力精英之间的斗争。

虽然有这些惊人的学术成就,但如果按照常规的标准,罗斯巴德的生涯和米塞斯十分相似,很难算的上是成功。20世纪是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年代,学校和大学又由政府出资、管控;因此,最为显赫的任命往往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干预主义者所得,而“不妥协的”、“教条式的”或者“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往往被挤出学界,或是被排挤到边缘。罗斯巴德对此一目了然,所以对于他的学术命运,也从未抱怨或者展露出痛苦。他的影响并不依赖于体制力量,而完全依赖于他的理念和逻辑力量所迸发出来的能量。

穆雷·罗斯巴德作为移民家庭的独子在纽约出生、成长。他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来自波兰;他的母亲来自俄罗斯。罗斯巴德凭借奖学金读了私立学校,然后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经济学。1956年,他在经济史学家约瑟夫·多夫曼(Joseph Dorfman)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从1949年开始的10多年里,罗斯巴德也参加了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私人研讨班。在为多个基金会工作数年(尤其是威廉·沃尔克基金会)后,罗斯巴德从1966年到1986年都在一所工科学校——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执教。1986年开始到他去世的这段时间,他是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S·J·霍尔杰出经济学教授。作为布鲁克林理工大学仅有的两位经济学教授之一,罗斯巴德是社会科学学部的一员,但这个学部在这所大学里的地位不高。在拉斯维加斯、设于内华达大学商业学院的经济学系并不开设博士项目。因此,罗斯巴德在整个学术生涯当中,都不能说哪一位博士是他自己的学生。

罗斯巴德存在于学术界的边缘,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思想上影响或者吸引学生与门徒。凭借自己泉涌般的著述,以及他以H·L·门肯为典范的无可匹敌的清晰写作,罗斯巴德成了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首屈一指的活动家。这场运动在三十年间从屈指可数的支持者,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大众运动(包括建立起了一个政党——自由至上主义党——但还远远不止,一直延伸到在美国国会和许多州立法机关建立起了一个宽广、复杂的团体和组织网络)。自然而然,在这场运动之中,罗斯巴德和他的理论立场并非一直没有受到挑战或者反驳。在他的生涯中,充满着他与公共团体的结盟、联合、决裂和再结盟。不过,罗斯巴德与波顿·S·布鲁默特(Burton S. Blumert)的自由至上主义研究中心,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合作,创立和主编了这两个机构的学术旗舰《自由至上主义研究学报》(1977)以及《奥地利经济学评论》(1987)。28这让他在去世后还无疑是整个自由至上主义运动中最为重要、最受尊敬的思想权威。而时至今日,他的理性主义-公理演绎的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不仅是自由至上主义内部界定每个人和每件事物的思想标准,而且日益在美国政治当中得到启用。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

Murray N. Rothbard, “Ludwig von Mises: The Dean of the Austrian School” in The Greatest Austrian Economists, ed. Randall G. Holcombe (Auburn: Mises Institute Press, 1999)

李杨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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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经济理论家,少年时的他感兴趣的却是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和管理史。米塞斯上高中的时候,经济历史学派倡导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正在德语国家大行其道。米塞斯对此十分反感。在早期对历史的钻研中,米塞斯沮丧地发现许多历史研究不过只是重述政府的官方文件;年轻的米塞斯对历史研究中的国家中心倾向深恶痛绝。他想记录的是真正的经济史。对此,米塞斯他的自传中写道:

对历史知识的强烈兴趣,让我迅速觉察到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不足。它并没有在解决科学问题,而是沉迷于赞美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并为独裁政权开脱。德国的大学属于官方机构,教员都是公务员。教授们清楚自己工作的公共服务性质,也愿意把自己看作普鲁士国王的仆人。

米塞斯在二十世纪之交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他的专业导师,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格林贝格(Karl Griinberg)是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一员,倡导国家主义,对劳工史、农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格林贝格同时也是德国经济历史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追随者。克纳普认为货币纯粹是政府设计的产物;他的相关作品是这一观点的经典著作。科纳普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经济史中心与许多自己的学生从事研究。研究主题通常是农民是如何在不同的德意志诸侯国里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格林贝格教授希望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类似的中心,所以他安排自己的学生去调查在奥地利不同省份农奴制的废除情况。年轻的米塞斯被分配去调研自己的家乡加里西亚。米塞斯为这一研究所写的著作在1902年出版。后来再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感叹道,由于采用了科纳普·格林贝格的研究方法,“这本书最多记录了政府的政策措施,而不能算真正的经济史。”他的第二本历史著作有关于奥地利儿童劳工法律。米塞斯认为第二本书“好不了多少”。

尽管他对经济历史学派倡导的国家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心存芥蒂,那时的米塞斯还未开始发掘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学的最初几年,米塞斯虽然很快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仍然是个偏左派,赞同国家干预。他加入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教育社团,投身到实际中的经济改革中。三年级的时候,米塞斯在尤金·冯·菲里波维(Eugene von Philippovich)教授的指导下调查了当地住房情况,并在随后一个学期中做了些刑法方面的研究,调查有关家佣的法律变化。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学习当中,米塞斯开始意识到法律改革有时是适得其反的,而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1903年圣诞假期前后,米塞斯阅读了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第一次开始接触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他开始理解与自己先前观点完全相反的经济学理论和自由主义。再加上他亲身观察到的干涉主义的无能,米塞斯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

米塞斯接下来推出了两本经济史的著作,并在190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的他遇到了行将困扰自己一生的问题:学术界拒绝给予他一个全职付薪的工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米塞斯长期被迫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实用研究,他依然凭其多产和才思,在知天命之年在经济理论和哲学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就。总的来说,中年以前的米塞斯只能在业余时间钻研经济学理论,撰写他那些伟大且极富影响力的书籍和论文。要是他能像其他学者一样享受休假,而在工作时间全力钻研理论,他的成就无疑会更伟大,而世界也会大大地收益。米塞斯自己也说他在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的研究计划,往往受制于空闲时间的缺乏。他伤感地说:“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做这些研究。自从完成学业以后,我就找不到时间徜徉在文献和图书馆中做学术。”

米塞斯的博士是在维也纳大学的法学院取得的,所以在1906年后的几年里,他在各种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和刑事法庭担任职员,并成为了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除此以外,为了以后的教职做准备,米塞斯开始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高年级讲课,教授经济学、宪法以及管理。他的这份兼职一直做到1912年。那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本重要著作。

从1909年到他二十年后离开奥地利这段时间,米塞尔的全职工作是在维也纳商会担任经济分析师。在奥地利,商会类似于“经济议会”,由政府设立,代表由商人选举产生,由国家财政出资赞助。商会向政府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其权力的中心是代表大会,由各级地方和省份的商会代表组成,并配有相应的委员会。向商会和代表大会建言的专家,会被召集到各级商会的秘书处。二十世纪之交,在维也纳商会(奥地利最重要的商会)秘书处工作的经济分析员,都是奥地利政府重要的经济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米塞斯在商会半官方的位置上小有成就,成为当时政府主要的经济顾问,为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赢得了不少胜利。

货币与信用理论

1903年,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他关于货币的著作里向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一项挑战。他指出,尽管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比如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他们的信徒们,在分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上(也即“微观经济学”)颇有建树,但他们还未能真正解决地货币问题。边际效用理论还没有被延伸到货币价值上。货币被继续放在“宏观”的大框架下,与效用、价值以及相对价格严格区分开——这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即便是货币学派的李嘉图和美国的费雪所著的作品,也仅仅是在“价格水平”和“流通速度”这样的集合概念上下苦功,完全忽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

要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进行拓展,需要克服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中的循环论证”。循环论证的问题如下:我们可以很直白地理解对消费品的需求的来源。消费者发现商品,衡量商品,并通过自己的价值尺度对商品排序。商品对于不用消费者的效用互相作用,形成市场需求。市场的供应由预估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两者间相互影响,决定市场价格。但这个框架在分析货币的效用和需求上捉襟见肘。货币之所以有市场需求,个人之所以会在账户里持有货币,并不是为了存放本身,而是为了购买其它产品。货币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不能被消费,只能作为交换媒介,疏导市场交易。因此,只有当货币有着事先存在的购买力、价值或者价格,市场才能产生对它的需求。对于消费品和服务来说,需求在价格之前,需求决定价格。货币的价值尽管由需求决定,却存在于需求之前。事实上,我们对货币的需求,是以货币已有既定的价值为前提的。用需求的因果关系解释货币的价值,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

1906年,博士毕业的米塞斯决定应对赫弗里希的挑战。他的任务是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在货币上,以解决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的循环论证问题。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全心投入到货币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米塞斯最初的研究成果是三篇在1908-09年间被刊载的学术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德国的期刊,一篇发表在英国《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上,讨论的是外汇管制和奥匈帝国的金本位制度。在写作期间,米塞斯逐渐树立起一个与当时的主流论调相悖的观点:货币膨胀是贸易收支逆差的罪魁祸首,银行信贷不应该为了满足所谓的贸易需求而进行“弹性”变化。

米塞斯关于金本位的论文在当时极具争议性。他认为奥匈帝国在原则上可以回归到黄金兑换制度,并指出这是现存制度的必然逻辑结果。米塞斯的观点在货币膨胀、低利率以及低汇率支持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遭到了奥匈帝国银行(奥匈帝国的央行)的强烈反对。帝国银行的副主席甚至暗示要给米塞斯一点小恩惠来缓和他的立场。几年以后,米塞斯从财政部部长庞巴维克那里得知央行愤怒反对金本位制度的原因:黄金的合法赎买很有可能使央行失去投资外汇的权利。央行利用这些投资的利润,积聚起了一大笔隐蔽的非法公关基金,用来向官员、政客和有影响力的记者行贿。银行害怕失去这项公关基金,进而指示它们的受贿对象——经济学杂志的出版人——坚决反对米塞斯的提议。

在这次事件以后,米塞斯决定不再揭露论辩对手的腐败之处,而专心辩驳对方的错误逻辑和论点。这项决定贯穿他在奥地利的职业生涯。米塞斯将反对者视为客观公正的学者,虽然是出于高尚和克制的立场,实际上起到了为腐败开脱的效果。最最起码,米塞斯在公共辩论中给了对手不应得的社会地位。假设公众得知政府干预经常伴随着腐败,那么国家主义者和通货膨胀论者就更容易被拉下神坛,米塞斯一生中与国家主义者史诗式的搏斗也许会更加成功。也许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效果会更好:自由主义者可以既指出国家主义者在经济理论上的缺陷,也向大众揭示取消政府特权能带来的实际好处。

1909年,在完成了初步调查以后,米塞斯开始写作他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在1912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iesdes Geldes and der Umlaufsmittel)的名字出版。自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分离后,本书第一次将宏观和微观再次统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自此,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性学科,终于可以人类个体行为进行按部就班的逻辑分析,并完美地将货币整合到市场经济和个人行为分析的整体框架当中。

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行为上的。他因而能够揭示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式”的缺陷。货币数量论是当时英美学界的主流,缺点是有其机械僵化的一面:货币量的增长并不像数量论者所想的那样,能在在不影响相对价格的情况下自动将 “物价水平”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恰恰相反,货币量的增长不仅会降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相对收入和价格。这里,米塞斯展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是如何相互交织的。通过关注个体行为和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和选择,米塞斯不仅将货币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结合到一起,还完全改造了原有的货币理论。通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研究个人选择,米塞斯修正了先前理论不切实际的,对总量之间的机械关系的关注。

此外,米塞斯还让李嘉图和英国19世纪前半叶的货币学派的独特观点重获新生:尽管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与其它商品一样由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但它也有非常独特的一面。其它商品的供给增加,通常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货币与之截然相反。货币只具备一种功能,即在当下或者未来的某一刻,为货币持有者换来资本或者消费品。货币并不会像消费品一样被吃掉或者用完,也不会像资本品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磨损。货币量的增长只是减少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而无法造福社会之名。实际上,政府及其掌控的银行系统倾向于增加增加货币供给之所以热爱通胀,就是它们明白多出的货币不会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增发的货币往往先到政府自身和中央银行手上,再流入银行新贷款客户、政府服务承包商和政府官员手里。米塞斯指出,最早收到增发货币的人,必然牺牲了别人来获益的;而处于利益链下端、晚得到增发货币的人,或者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生活,没现金收入的人,必然是货币增发的受害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货币膨胀是一种隐秘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手段,能将大部分人的财富转移到政府和支持的利益集团。米塞斯因此得出结论:一旦货币作为商品的地位在市场上得以确定,就不需要人为增加货币供给。这意味着任意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优的”,而政府鼓动的货币增发可能带来危险后果。

在否定费雪关于货币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观点时,米塞斯顺道对效用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还纠正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等老一辈奥地利学人犯下的错误,即认为效用是可以数字化的。他们的错误虽然不至于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那样严重,但有证据表明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被衡量的,或者认为商品为社会提供的“总体效用”与商品的“边际效用”息息相关。在这个问题上,米塞斯的观点受到捷克经济学家弗朗茨·居赫尔(Franz Čuhel)的重要启示。居赫尔是庞巴维克研究生讨论班的一名学生,他认为,既然边际效用完全取决于个人,那么它便是纯粹的喜好排序,没有任何理由对个人喜好做加减运算或是进行估值,更不能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米塞斯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主题,揭示了所谓边际效用总和的“总体效用”这一概念的荒谬性。在衡量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我们只需要看多加一部分商品带来的效用。假如我们在考虑一箱鸡蛋的边际效用,那么将这箱鸡蛋的效用算成“每个鸡蛋的边际效用”之和,是极不妥当的。在一箱鸡蛋和一个鸡蛋的对比问题上,我们只是在处理两个大小不同的商品而已。关于两种商品的效用之比,我们最多只能说一打鸡蛋的效用比一个鸡蛋的效用高,而无法说出高几倍,高出多少。效用只能排序,不能加减乘除。米塞斯纠正前辈错误的方法,与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作风一致:永远将焦点放在个人的真实行为上,而不是偏离至机械性的集合概念。

假如居赫尔-米塞斯的先见之明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的效用理论中的话,经济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也不用完全弃用边际效用理论,把它当做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基数,以至于拥抱无差异曲线和边际替代率。此外,今天的微观经济学课本也不会充满关于“效用”的荒谬讨论,更不会对一个虚构的个体进行测量和数学操作。

那么,对于这个奥地利学派理论中的循环论证问题,米塞斯又有什么看法呢?实际上,米塞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他最重要也是最被忽视的经济学贡献: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米塞斯发展了门格尔对货币取代物物交换的历史解释,并且富有逻辑地证明了货币只可能由这种方式产生。由此,他解决了解释货币效用时遇到的循环论证问题。循环论证问题指的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点N,当时的货币价值【购买力】由两个因素决定:N时的货币发行量和N时的货币需求。这两者都是基于N-1时刻中存在的货币购买力做出的判断。米塞斯跳出这样的论证方式,准确地理解并抓住了货币价格推演的时间问题。当天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购买力和需求,前一天又取决于大前天,如此寻常反复。但是这样的解释依然是循环论证,向过去追溯源头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结束的过程。因此,这样的逻辑仍不足以逃离循环论证。

米塞斯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奥地利学派在货币问题上的逻辑推导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米塞斯认识到,货币在某个时刻必然只是物物交换时的商品。让我们假设在时刻1,某种商品开始扮演交换物的角色(也就是“货币”)。在那个时刻之前,这种商品尚不是交换物。货币价值产生的因果链条从第N天开始向前溯源,一直到第1天为止,然后再从第1天向第0天推导。第1天的黄金需求由第0天的黄金购买力决定,而在第0天的黄金需求,只与当天黄金在用于消费时的直接价值有关。自此,我们的逻辑溯源就达到了尽头:第0天的货币价值不用再涉及任何过去的因素(比如前一天的货币价值)。

除了确定了货币价值或购买力的决定因素、解决了奥地利学派的循环论证问题,米塞斯还阐明了货币的特殊性——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需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回归定理还说明,在任何社会,货币能从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并确定其地位的过程,只有在市场中才可能发生。货币不可能是由社会约定产生,经由政府强行推广经济学家提出的计划。货币只能从市场中“自发”地产生。

理解米塞斯的回归原理,有助于我们认清许多不可行的货币计划,例如奥地利学派学者和半奥地利学派学者提出的新货币或新货币本位制度。比如,哈耶克就曾提议“达卡金”的使用,计划将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开。

米塞斯除了将货币理论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到一起,为之打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以外,还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改进了当时的对银行业的分析。他重拾了李嘉图货币学派的传统,进一步说明废除日益扩张的部分准备金信贷的合理性。米塞斯区分了银行的两大功能:将存款转化成生产信贷(“商品信贷”),以及作为货币仓库的保管现金的作用。两者都合法,且不会造成通胀。但一旦货币仓库(银行)发行虚假的存储回执(钞票或活期存款),将那些根本不存在于银行保险柜中的资产变为现金(“信用贷款”),这些没有硬通货支撑的信用就会扩大货币的供给并造成通货膨胀。米塞斯因此赞同货币学派的看法,认为银行的债务必须有100%的现金保障。他指出,英国根据货币学派原则制定的1844年《皮尔法案》(Peel’s Act)只为市面流通的钞票准备了100%的准备金,因此违背了制定者的初衷。他们没有看到活期存款其实是现金的替代品,可以看做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在米塞斯成书的年代,大部分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不过,米塞斯不指望政府会推行完全准备金制度,因此他提倡依靠自由银行制度来实现这一理想。《货币与信用理论》指出,协调和推动银行信贷增长的始作俑者是各个国家的央行,因为它们有央行准备金,能够救急陷入困境的其它银行,并确保所有银行一同增长信贷。《货币与信用理论》认为个体银行很难有扩张信贷的空间,因而不会在自由银行制度下进行通胀。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米塞斯在自己的货币和银行业理论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开创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将这个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结合到了一起,并在分析个人行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颗种子在1924年出版的第二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继续生根发芽。

首先,米塞斯绝妙地在银行活动中辨认出了两个几乎雷同的过程:(a)银行扩大信用,就必然面对存货紧缩和兑现需求的增加(b)所有银行在央行的指示下,增加货币供给,提高信用,从而为休谟-李嘉图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提供了足够的生成时间。随着信用和货币供给增长,收入和价格的上升,黄金开始流向国外(例如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从而导致银行和信用的崩溃,银根紧缩,价格下降,现金流动的方向重新指向国内。米塞斯不仅发现这两个过程大体一项,而且第一个勾画出了繁荣-萧条周期的原始模型——模型中,繁荣由货币增发所产生并推动,“创造”出的银行信用先是促成增长,进而被迫紧缩。

19世纪20年代,米塞斯在三大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构思了自己商业周期理论;货币学派的繁荣-萧条周期、瑞士奥地利学派学者克努特·威克塞尔对“自然”和银行利率的辨析以及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论。米塞斯卓越的贡献在于,他把之前毫不相关的分析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说明了如下这套事实:不管是往经济中注入货币,还是将商业贷款的利率降低至市场的时间偏好以下,任何虚高甚至凭空创造出银行信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市场中不良投资过剩,超过消费者的需求。当银行信用持续增长,不良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不良资产再次流动的需求也逐渐增大。一旦信用增长停止或转向,甚至只是大幅度地减速,不良投资不可持续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米塞斯笔下的经济衰退并不是一个陌生、无法解释的不正常现象,而是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必要过程。市场经济需要把那些繁荣时期造就的不良投资拆解并重构,让市场回归正确的消费-投资比例,以便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与干预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不同的是,米塞斯不赞同政府必须与经济衰退抗争,并把经济衰退当做是自由资本主义内在机制造成的。他的观点恰恰相反:政府必须停止对经济衰退的干涉,只有这样,衰退期才能纠正政府制造的通胀所造成的扭曲。

和许多人一样,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中断。头三年,米塞斯作为炮兵军官奋战在前线。最后一年,他在战争部的经济司任职。在那里,他写了些外贸方面的期刊论文,继续反对通胀,并为少数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自由出版了《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1919)。

教职的问题在战争结束后得到了正视。维也纳大学提供了三个付薪的经济学教授席位;战前,这三个位置分别由庞巴维克、他的小舅子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欧根·冯·菲利波维奇所占据。庞巴维克在开战后没多久就悲惨地去世。菲利波维奇战前就退休了,而维塞尔紧随其后,战后没多久也退休了。第一个空缺被米塞斯过去的老师,卡尔·格林贝格(Carl Grünberg)补上,但格林贝格在20年代初就辞职去了法兰克福大学主持工作。所以维也纳大学的三个空缺,普遍猜测米塞斯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确实,依照任何学术标准,米塞斯得到教职都是实至名归的事。

但是米塞斯从未选上过任何一个付薪的学术职位。连续四次,他在选择中被直接跳过。他竞争的两个理论研究的职位分别给了(a)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在德国受教育的奥地利有机论社会学家,很少因经济学而被人所熟知,倒是不久之后成了奥地利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b)汉斯·迈耶(Hans Mayer),由维塞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尽管对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做出了贡献,但不能和米塞斯同日而语。

在采访过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以后,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指出米塞斯未能入围教授席位的提名,是因为有三股力量在反对他:(1)他在政策上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很快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靶子,无论这些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右派的社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2)他是个犹太人,身处一个日益反犹的国家;(3)他个人拒绝妥协,在原则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米塞斯的学生F.A.哈耶克和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总结说:“虽然米塞斯的成就之大可以让人忽视这三条缺点的中的两条,但还是没法让人完全无视全部三条缺点。”

不提教职,二十年代米塞斯的观点、声望和作品,在奥地利和欧洲的其它国家名声鹊起。不过由于《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他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学家小本杰明·M. 安德森是第一个称赞米塞斯作品的英语作家,这在他1917年的《货币价值》(The Value of Money)中有所提及。米塞斯影响英美学界的机会,直到三十年代早期才到来。年轻的凯 恩斯当时担任英国经济学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要不是他带着轻视口吻、完全不着调的书评,《货币和信用理论》原本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凯恩斯写到,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最大程度地使人豁然开朗”【不清楚什么意思】。凯恩斯还写到作者“博览群书”,但又在结尾处表示失望,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没有“建设性”和“原创性”。这个评论实在令人挠头:不管论者以为《货币与信用理论》是好是坏,这本书都极具建设性和系统性,其中新颖的观点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事实而非价值评价。这么看来,凯恩斯的反应着实令人费解。不过15年后,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写到,“对于德语著作,我只能清楚地理解我之前就已知道的观点—外语的难度使得新观点与我之间隔了一层纱。”谜团就此解开。凯恩斯智识人格的所有特点,都在这件事里得到了体现:令人咂舌的傲慢,厚颜无耻地评论自己一知半解的外文书,然后宣称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的米塞斯:

学者和开创者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一战之后日益增长的社团主义情绪,逐渐将社会主义由乌托邦似的幻想和目标转化为不断扩展的事实。在米塞斯思想的探照灯投射到这一话题之前,学界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局限在道德和政治范畴,强调集体团结的滥用。当批评涉及经济问题时,论者也只是关注公社或集体所有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典型的评论家会用嘲讽的语气说,“社会主义下,谁会自告奋勇去倒垃圾呢?”)。但是米塞斯在其递交给经济协会(Nationalokonomisch Gesellschaft)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对计划经济最具毁灭性的反驳意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对于思考型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米塞斯理论带来的震惊是千真万确的。米塞斯指出,在计划经济中,生产工具没有真实的定价系统可依靠,计划制定者无法准确计算成本、利润和资源的生产力,更无法理性地在现代复杂的经济中分配资源。

米塞斯这一观点重大的影响还在于它运用自身逻辑推翻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让中央计划制定者分配资源,已达到既定的目标。但米塞斯却揭示了,即使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计划制定者的目标是否和大众的意愿相符这一复杂问题,社会主义本身是不允许计划制定者理性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更不用说消费者或大众的利益了。理性的计划和分配资源要求进行经济计算的能力,而这样的计算反过来需要资源价格在自由市场中得到确定,而这个价格又是私有财产所有者间进行交换产生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是国家和集体所有(至少也是国家或集体控制)所有人力以外的资源,生产所需的土地和资金,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无法计算和理性地计划一个现代经济体制的运行。

米塞斯深刻的文章在欧洲社会主义者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尤其是在德语国家。在接下去的二十年间,他们前赴后继地尝试解决米塞斯提出的问题。30年代末,社会主义者自信地宣称他们运用数理经济学解决了米塞斯的问题。问题是,他们所使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理论基是不切实际的。这点在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阿巴·P. 勒纳(Abba P.Lern)的构想中尤其明显。他们设想让中央计划委员会规定各家“社会主义公司”的行为,从而使它们能够在市场上“过家家”,形成市场价格。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更深入地探讨了自己的观点,并发表了自己对计划经济最为完整的批评。之前那篇会议论文直到1935年才被翻译成英文,而这篇《社会主义》更实在1936年才被翻译。哈耶克还在其中添加更详细的说明和其后发展的观点。最后,米塞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人的行动》中给了社会主义致命一击。

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圈中如日中天,官方的课本甚至裁定兰格和勒纳已经解决了米塞斯提出的主要问题。但米塞斯和自由市场还是笑到了最后。即便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在实践中的巨大失败和米塞斯与哈耶克的正确性。

米塞斯的早期研究表明政府干预经常会适得其反;他在货币和商业周期上的探索,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米塞斯调研了多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并认为它们无一例外的低效,且经常产生反作用(这部分文章在1919年以书的形式出版——《干预主义批评》(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实际上,米塞斯还得出了一个定律:一旦政府为解决某个问题而干预经济,结局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甚至制造出另一个或另外许多问题。这些制造出来的问题似乎又都迫切需要政府的进一步干预,问题和干预不断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干预主义下的经济,即“混合经济”是不稳定的。在面临经济问题时,“混合经济”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废除之前的干预,要么继续新的干预。从逻辑上推导,这样的政府要么回到自由放任主义,要么就得推行完全的计划经济。

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社会的“不可能”。计划经济缺少经济计算必不可少的定价机制,更谈不上运行一个现代工业化的经济。如果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不可行的,那么现代工业化体制中唯一合理的经济方针就只剩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了。因此,米塞斯将他奥地利学派前辈对市场经济的松散支持,对其反复锤炼,最后形成一个有逻辑、前后一致、坚定信守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型。为了把这些思路记录下来,米塞斯在1927年出版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us),在其中全面探讨了“古典”自由主义,也即自由放任的思想。

令人惊讶的是,写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道尽米塞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学术界和经济学做出的卓越成就。早年,米塞斯就曾挑战过在德国经济学界占主流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认为不存在经济规律,只存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发生的特殊事件。经济学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于历史的审视。这一观点的政治意味在于,一旦取消了经济规律,政府就铲开了一大绊脚石;政府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也就没有经济规律来指证了。

逻辑实证主义也向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该主义认为经济规律的确认是一个试探性的过程,并认为必须使用经验事实(通常指的是数据)来证实经济规律的预测。根本他们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解读,实证主义者试图铲除经济学中“不科学”的研究方法。

制度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对经济学理论的猛烈抨击,迫使米塞斯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研究人类行为学科的基本认识论。他为早期奥地利学派学者和其他一些新古典主义学者采取的方法论第一次做了哲学上的辩解。米塞斯还说明,只有人类行为学的方法论才具备“科学”的特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日益流行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有着极大的缺陷和不科学性。简而言之,米塞斯认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必须建立在二元论的方法论基础上。对人类的研究,与对石头、分子和原子的研究,必须在方法上有根本的不同。因为人类个体是有意识的,他们吸收价值观,并为了维系价值观和达到目的而做出选择。他指出,解释人类行为的公理是不言自明的,人类行为的公理具有以下两个特点:(a)一旦被指认出来,该公理是否正确,对于个体是显而易见的(b)除了自相否定外,该公理不能被否定,或者说不存在任何否定它的其他公理。既然关于人类行为的公理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任何从人类行为中做出的逻辑推理一定是绝对、不可辩驳的、清楚明了的。既然经济学中的主干部分是绝对地正确,这些公理又是不言而明的,那么实证研究必然要采用这些公理的——任何说要用事实来检验公理的说法,都是荒谬和无意义的。此外,历史事件不像发生在实验室里的自然事件;人类历史缺乏同质性、不可复制,并且没有可控制变量,所以也不可能有所谓对历史事件的检验。一切历史事件都与众不同、不可复制,并且是由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经济史,都不能用来检验理论,但是可以用来说明发展中的理论,并且用理论来解释历史事件。

米塞斯把经济理论视为描述人类行为——一个不可变更的事实——的形式逻辑。这样的理论不关心行为本身的内容以及关于行为价值和动力的心理学解释。经济学理论是行为事实的形式描述。因此,米塞斯晚年把这种方法称为“人类行为学”,是关于人为行为的逻辑。

米塞斯从1928年开始发表他一系列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并在1933年出版了合集《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哲学和方法论作品。

19世纪20年代的米塞斯:

教师和导师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工作深受限制,他在学校的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米塞斯在20年代的时候有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这样突出的追随者上过他的课,他手下却只有一名博士学生——弗里茨·马赫卢普。马赫卢普还因为经济学教授中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而被拒绝授予任教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他没法以私人讲师的身份教书。

米塞斯在他位于商务部办公室里创办了一个私人研讨会,他作为老师和导师的巨大影响都是从这里开始。从1920年到1934年他搬到日内瓦之间,每两周的周五晚上7点到大约10点(根据参与者的情况而定),米塞斯都会举办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他们会到意大利餐厅Anchora Verde享用集体晚餐。之后,大概在半夜左右,研讨会的主要参与者会到Kiinstler,维也纳最受经济学家欢迎的咖啡厅继续聊天,直到凌晨1点甚至更晚才兴尽而归,这其中也包括米塞斯。米塞斯的研讨会不对参与者打分,也不授予任何大学或商务部的官方认证。尽管如此,米塞斯作为老师和导师的非凡品质很快就体现出来。他的私人研讨会成为了全欧洲最卓越的研讨会和论坛,参与者可以尽情讨论、研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话题。受到参与米塞斯研讨会的邀请函成了很光荣的事。不久,研讨会成了一个非官方但又非常关键的博士后研究中心。在参会者名单上的人,不管是在英国、美国还是在奥地利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后来又以“米塞斯圈”而闻名。

大多数的维也纳人,包括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都抱着极度乐观的心态,觉得纳粹主义不可能在奥地利发生。但在30年代早期,米塞斯就预见到了这项灾难,催促他的朋友趁早移民。

比起其他同事,米塞斯对日益逼近纳粹威胁更加警觉。也因为此,他在1934年接受了一份在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工作,方向是国际经济关系。因为一开始与日内瓦大学的合同只有一年,米塞斯还在商务部兼职,拿之前三分之一的薪水。米塞斯的合同每年都有续签,一直到他1940年离开日内瓦。尽管他为离开自己深爱的维也纳十分伤心,但在日内瓦的六年他过得非常开心。他在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付薪的学术职位上做得十分出色。不仅研究院宾客满堂,米塞斯身边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

米塞斯每周只需上周六早晨的一堂大课,而且不再需要履行商务部的政治和行政义务。他终于可以享受他的业余时间,着手准备完成他最伟大的杰作。在这本书中,他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结合到一起,分析了市场以及政府在市场中的干预,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倚赖于他在20年代之30年代早期开创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这本书最后于1940年以《国民经济学》的名字在日内瓦发表。

二战开战以后,米塞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二战带走了学校里许多非瑞士国籍的学生。另一方面,战争意味着像米塞斯这样的难民将愈发不被瑞士欢迎。当纳粹德国在1940年春天攻占法国后,米塞斯在妻子的鼓动下决定离开这个被轴心国包围的瑞士,作为暴政的受害者,前往心中的“麦加”美国避难。

米塞斯夫妇俩在1940年8月抵达纽约,由于缺乏就业的可能性,他们只能依靠多年积蓄维持生活,不断变换住所,入住不同的酒店和临时公寓。这是米塞斯人生中的低谷。安顿下来没多久,米塞斯就开始撰写自己的传记。这本带着绝望,但又散发着知识分子心灵的炽热的书,于当年11月完成,但到了他死后才被翻译并以《札记和回忆》(Notes and Recollections,1978)的名字出版。这本忧伤的书的一大主题是绝望和消极。这是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包括米塞斯的朋友和导师都感同身受的。他们看到国家主义的日趋强势,并亲眼目睹了二十世纪的毁灭性战争。门格尔、庞巴维克、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奥匈帝国的鲁道夫大公、米塞斯的朋友兼同事威廉·卢森堡(WilhelmRosenberg)都在精神上倍受打击,有些甚至被当时的政治热潮推向了死亡。米塞斯终其一生都试图克服在战斗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尽管这样的抗争可能终结没有希望。在解释为何身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会向一战时的绝望低头时,米塞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

长此以往,我陷进了这样毫无希望的悲观中。同样的感受,也给欧洲最聪明的人们施加了厚重的压力。悲观击垮了卡尔·门格尔,也给马克思·韦伯的人生罩上了一层阴影。这是性格使然,得看个人如何在得知一个无法逃脱的大灾难后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高中,我选择将维吉尔(Virgil)的诗作为人生信条:不要向邪恶低头,而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 ito)。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候,我回想起这则格言。一次次,面临理性思考找不到出路的处境。但总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让我绝处逢生。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失去勇气。我会尽到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为了传达心中的真理,我永远不会感到疲劳。

米塞斯面对人生中遇到的所有逆境,都以如此巨大的勇气来面对:对抗通胀、抵制纳粹、二战中的背井离乡。每一次,不管环境如何险恶,米塞斯都能持续抗争,继续自己对经济学以及人类行为学科的贡献。

到美后,米塞斯的生活有了起色。约翰·范·西克勒和洛克菲勒基金与米塞斯是旧交情,给他带来了一笔微薄的年金。这笔经费通过国家经济研究所发放,从1941年1月开始,一直续期到1944年。用这笔经费,米塞斯出版了两本重要的作品,都在1944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是《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是米塞斯第一本用英语写成的作品。在那个年代,对纳粹主义的解释,主要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国难民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诺依曼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纳粹:他认为纳粹是德国大财团临终前迫切想要摧毁崛起的工人阶级的最后挣扎。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但在当时《全能政府》却是第一本向其发出的挑战的著作。《全能政府》指出,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本质都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米塞斯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官僚主义》(Bureaucracy)是一部令人称赞的经典读物。从来没有人能像米塞斯那样清晰地勾画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非盈利机构的官僚体制和政府官僚制度的本质不同。

那个年代主要的出版商几乎都热衷于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读物,只有耶鲁大学出版社反其道而行之,出版了米塞斯的第一本英文作品。米塞斯在美国的第一位新朋友是著名的经济记者亨利·黑兹利特。他思维清晰,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特聘的专栏作家和经济学家。是他说服了耶鲁出版米塞斯的作品。

米塞斯的朋友,威廉·沃尔克基金的哈罗德·鲁诺(Harold Luhnow),则踏上了为米塞斯寻找合适教职的长征路。一份付薪的教职对于米塞斯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沃尔克基金准备为米塞斯支付全额薪水。即使是在有资助的情况下,寻找教职的任务还是很艰巨。最后,纽约大学商学院同意接收米塞斯,给他一份永久的“访问教授”的工作,米塞斯得以再次主持他所热爱的研讨会并教授经济学理论。从1949年开始,米塞斯每周二晚上给他的讨论小组上课,一直到他八十七岁的时候退休。在这二十年间,他一直活跃在讲坛上,生气勃勃,堪称美国大学里最老的活跃教授。

早在1942年,米塞斯就对他《国民经济学》的惨淡命运感到失望。但他并没有气馁,反而开始这本书英文版的写作。新书并不只是简单的翻译《国家经济》,而是经过了修订,润色和扩充,算得上是一本新书。这是米塞斯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受到了尤金·戴维森(Eugene Davidson)的关照,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49年出版。书名定为《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

令米塞斯开心的是,他的首期研讨会正好是《人的行动》一书的出版日,即1949年9月14日。《人的行动》是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本世纪人类智慧最好的产物之一。在他所开创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论的基础上,米塞斯融合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基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围绕这么一个难以逃避并且至关重要的公理展开论述:人在这世界上活动的意义,在于寻找一种方式来完成他们最有价值的目标。米塞斯将经济学理论的大厦建造在最基本的个体行为的逻辑上。他为被分割为许多相互隔绝、碰撞的小领域的经济学提供了安居之所。《人的行动》是自一战以前的陶西格和菲特以来,第一部将经济学理论进行整合的著作。除了提供了完善的、集大成者的经济学理论以外,《人的行动》批评了奥派在方法论上的对手,譬如历史学派、实证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等。他还更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批评。

除此之外,米塞斯还对前辈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庞巴维克在他头一卷《资本与利息》舍弃了利息生产力论,但之后却又把这个假命题带回了经济学领域,而米塞斯在经济学领域引进了美籍奥地利人法兰克·菲特解释利息时用的时间偏好理论,纠正了庞巴维克的理论漏洞。

耶鲁大学对《人的行动》的畅销程度和质量深感惊讶,主动要求做米塞斯二十年内作品的出版商。1951年,全新加长版的《社会主义》出版;1953年,耶鲁出版加长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然而,在《人的行动》出版以后,米塞斯并没有在坐在桂冠上休息。他接下来写的关于“盈亏问题”的论文,也许是关于企业家的作用和市场盈亏体制最重要的讨论。 1957年,耶鲁出版了米塞斯最后一本著作,内涵深刻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在这本哲学杰作里,米塞斯解释了人类行为和经济学理论与人类历史间的关系,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批评。《理论与历史》成了米塞斯除《人的行动》以外最钟意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负责米塞斯作品出版的尤金·戴维斯离职去了保守派季刊《现代》(Modern Age)担任创始人兼编辑,耶鲁大学出版社不再是米塞斯作品的安身之处。在其运作的最后几年,沃尔克基金会的出版项目负责发行了米塞斯剩余的作品,包括1962年出版的《自由与繁荣国度》和《经济学中的认识论问题》。除此以外,在沃尔克基金会存在的最后一年里,基金还发行了米塞斯最后作品《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经济学方法论和对逻辑实证论的批评》。

二战之后的美国岁月,米塞斯在观察他之前的学生、朋友和追随者的行为和影响中,了解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一方面,他非常荣幸能成为朝圣山学社(成立于1947年)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家由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和学者组成的国际社团。他非常欣慰地看到他的朋友,路易吉·伊诺第成为了意大利的总理,雅克·吕埃夫成为了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勒普克和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成为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重要顾问。50年代,他们在各自国家向着自由市场和硬通货方向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米塞斯对朝圣山学社的领导并没有持续多久。愈发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和对于经济政策暧昧不明的观点,使他对学社的美梦破灭。尽管米塞斯和哈耶克至死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米塞斯也从来说过他这位老朋友和门徒的坏话,但是他显然对哈耶克在二战之后的改变感到不满。他觉得哈耶克逐渐脱离了米塞斯主义人类行为学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向着逻辑经验主义和新实证主义靠拢。例如,在60年代,当米塞斯听说哈耶克在纽约大学“内部和外部秩序”(Nomos and Taxis)课上含蓄但清楚地否定了哈耶克自己在《科学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中所用到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论时,感到十分“震惊”。总体来看,米塞斯虽然欣赏哈耶克60年代所写的关于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作品的,特别是《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他坚定地批评了哈耶克认为福利国家与“自由相容”的这一观点。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米塞斯的健康不断恶化。1973年10月10日,本世纪的思想界巨匠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去世,享年92岁。

从1974年起,奥地利经济学开始复兴,对米塞斯及其思想的关注程度也与日俱增。尽管米塞斯的思想在他生命最后四十年受尽了嘲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米塞斯的贡献,至少是今日混乱的经济学界中难得的一缕清风。

探索“看不见的力量”

兰德尔・G. 霍尔库姆编,《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序

朱海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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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下简称“奥派经济学”)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传统,在本书记叙的这十五伟大的奥派经济学家中,最早的一位是马里亚纳,他生活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他是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从马里亚纳到罗斯巴德,这十五位大师为什么会在这本书中“聚会”,不是因为后来者有意地要建立某个经济学派(如奥地利学派),而是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了主观价值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市场过程学说等基本的思想。

奥派经济学被冠之以“奥地利”之名,被认为起源于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但是其思想却并不是发源于奥地利,而是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因此奥派经济学被看作是“大陆传统”,如德索托教授在本书中提到的,早于门格尔的马里亚纳、杜尔哥、巴斯夏、萨伊和坎蒂隆实际上都不是奥地利人,门格尔和后来的奥派学者们实际上是“复苏”了这一大陆传统。

尽管门格尔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奥派经济学的创立者,但是他却毫无疑问地可以称为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者。在门格尔之前,从斯密一直到穆勒的几百年间,英国古典经济学占据着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这一学说把市场中行动的个体排除在外,分析的是没有行动人参与的商品类别,如面包、钢铁、钻石和水等等的价值,简而言之是“商品的价值”,而非行动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某一商品价值的评价。由于没有行动人的思想,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理论问题上陷入了“客观价值论”的误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都信奉“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商品没有花多少生产时间但价值却很高的现象,还有比如“水和钻石的悖论”等问题,它的缺陷是很显然的,但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劳动价值论实际上与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宣言的“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且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主张”和“学说”的不一致性,很大程度上要为人类在二十世纪遭受的重大苦难负责。

门格尔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萨伊、杜尔哥、坎蒂隆等人的基础上,从人的需求出发,借助边际效用规律,对他们早先提出的主观价值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较为完整地建立了主观价值论及相关的价格理论,证明了“价格正好是人们有目的地满足欲望的因果过程的客观反映”(萨勒诺),[1]在门格尔之前,没人对主观价值理论和价格的形成做出如此系统地论述。由于是主观价值论对客观价值论的替代,十九世纪末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共同发起的“边际革命”也被称为“主观主义”革命,但尽管他们都是边际革命的发起者,门格尔与后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如德索托教授所说,杰文斯、瓦尔拉斯提出边际效用规律只是对数学均衡模型(对杰文斯是局部均衡,而对瓦尔拉斯是一般均衡)的补充,在这个模型中,人的行为过程是被有意识地忽略的,有没有边际效用规律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相反,对门格尔来说,边际效用规律在本体论上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门格尔自己“作为动态过程的人类行为”之思想的必然结果。[2]因此,门格尔真正独特的贡献精确地说,是把行动的个体引入了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提出了主观主义价值学说。

从门格尔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颠覆以及对个体行动的引入来说,门格尔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者”,但门格尔同时也是一位“综合者”,不仅是因为他综合了他前辈的奥派思想,尤其是主观主义思想,还因为他还综合了由苏格兰思想家曼德维尔、弗格森和斯密等人首先提出,后来被哈耶克发扬光大的“自发秩序”思想,从其巨量的藏书中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对苏格兰传统有了解,可见,门格尔在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也接续了古典经济学。因此,门格尔的综合是广泛的、跨越性的,后来的奥派经济学家大多只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门格尔业已提出的思想。

门格尔的两个学生,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分别在价值理论和资本(利息)理论上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维塞尔从主观价值理论的角度对“成本”和“价值”关系进行了探讨,把成本设想为间接效用,即机会成本,并且创造性地指出“对产品的价值起着决定作用的需求和特定的产品并无什么关联,而是通过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要素建立起关联的”。[3]奥派后来的分歧,尤其是在方法论上的分歧,在作为第二代奥派经济学家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身上就体现出分野来了,他们几乎可以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维塞尔追求理论的现实性,“让理论符合现实”,相反,庞巴维克更多地追求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维塞尔的学生哈耶克和庞巴维克的学生米塞斯之间在思想风格上所体现的差异,似乎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分别受到了他们导师的影响。

庞巴维克尽管开创了资本理论,也提出了生产结构理论,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未以学者的身份思考或者研究过货币”,[4]导致他未能提出商业周期理论。他的学生,现代奥派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也是第三代奥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弥补了庞巴维克的这一不足,他把货币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价值、价格理论结合到一起,改造了原来的货币理论,开创性地建立了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自李嘉图之后,他1912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第一次将宏观和微观再次统一起来,使经济学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并且也是第一次使经济学能够以个体的行为为基础,运用逻辑一步一步地展开分析。但货币理论还只是他创立的“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初步应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可以视为第二个具体应用,但是直到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动》一书中,我们才看到他对自己先前在分析具体的货币、信用和社会主义等问题时已经使用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进行系统性地的阐述。“人类行为学”的特征是在最基本的个体行为逻辑上构造经济学理论大厦,它已被视为奥派经济学最独特、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尽管这一方法在门格尔的著作中已初露端倪,但是真正把它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是米塞斯。

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是把“理性”作为分析起点的,相比之下,第四代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是把“无知”或“理性不及”作为分析的起点的。他对“无知”的重视和强调主要体现在他1937年发表《经济学与知识》之后的研究生涯中,在此之前,他不能说是一个“无知主义者”。基于对人类社会知识的分散性、隐含性、情境性和主观性等的认识,哈耶克认为借助于市场本身的价格机制才能实现知识的有效协调,任何全盘的计划经济都是“致命的自负”,必将“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从这一角度对计划经济所作的批判不同于米塞斯从他的人类行为学角度对计划经济所作的批判,米塞斯认为假如没有私有产权,没有货币和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自由,那么做出理性计划所需要的信息根本就不会出现,也不会得到传递,这也意味着不能进行“经济计算”,其结果是不能实现个体行动的协调。尽管存在着这种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被视作是根本性的,因为他们都是基于对个体行动的“主观性”的认识。因此,我们同意唐·拉沃伊的看法,即哈耶克的理论和米塞斯的理论不存在矛盾,哈耶克只是进一步地阐释了中央计划经济面临的挑战。[5]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会“自发地”对人的知识或人的行动计划进行协调,这比任何的中央计划都更有效。哈耶克称具有自发性的市场为“自发秩序”,这是对市场特征的绝好概括,也是对市场的绝好理解。哈耶克进一步考察了维持自发秩序,使之具有扩展性的条件,这样他自然就进入到法律和立法等政治哲学的领域。实际上,哈耶克在政治哲学领域对“制度”和“规则”所做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发展。“看不见的手”与“自发秩序”的含义相近,而且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都阐述了“看不见的手”得以运转的制度条件,这些论述为哈耶克后来的研究打下了铺垫。哈耶克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探讨,也让人看到奥派经济学也有接近斯密的一面,尽管在门格尔的思想中可以觅到这一踪迹,但很大程度上这方面的思想被后来的奥派经济学家忽视了。

对奥派经济学缺乏了解的人往往会认为奥派经济学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言下之意是奥派经济学没有什么理论。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奥派经济学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涵盖了方法论、经济理论、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它既有理论,也有政策,是真正的跨学科,其完整性和跨度其他学派难以匹敌。具体地说,奥派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厦至少由以下七个方面构成:

1、由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过程思想和“人类行为学”构成的方法论,这是奥派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奥派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远不止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它还包括“理论”与“历史”方法的区分、复杂现象与简单现象的区分,以及对历史主义方法、实证主义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的滥用等的批判等。

2、由交换理论、价格理论、机会成本概念以及垄断与竞争理论构成的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个体需求和边际思想为基础的。

3、由货币与银行理论,资本、利息与时间理论和生产结构理论构成的商业周期理论。

4、由企业家才能概念、主观主义方法和知识问题构成的市场过程理论。

5、由法律、自由伦理、演化思想和自发秩序思想构成的政治哲学。

6、由产权理论、经济计算思想和企业家才能概念构成的经济制度理论。

7、由福利国家批判、宪政和无政府资本主义思想构成的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

在奥派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是理解社会,探求人类社会那些“看不见的力量”的手段,经济学家对社会规律的探索就相当于自然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尽管,其他社会科学也有他们探寻人类世界的“工具”,但相对来说,“经济学”这一“工具”更为犀利,这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等人为什么从学历史学转到学经济学的原因。

正因为奥派经济学家清楚他们研究的是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从真正的人出发来研究社会,他们的经济概念也都与人的行动相关,这应该是个“正确的常识”。有些经济学派在奥派经济学家看来是背离了这一常识,如勒普克在批评凯恩斯时就说凯恩斯和他的支持者最为危险的观念之一就是“把经济体系看作是数理-机械化的宇宙的一部分,经济活动是可计量的种种总量(如消费和投资)的产物,而不是个人行动的结果”,[6]凯恩斯及其支持者把“人的行动”从理论中抽离了之后,不可避免地就会将经济政策变成工程设计,从而抹杀精神价值,而代之以宏观经济总量。但是,正如奥派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林格尔(Christopher Lingle)在和笔者交流时所说的,人不是生活在总供给或总需求中,这些概念是虚构的幻象。构成分析社会现象之基础的,是那些和人的行动相关的概念,而非宏观经济变量,并且,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价值、货币、资本和产权等等,都包含了人的行动之内涵(这是这些概念的发明者的初衷),在现代的经济学中,这些内涵很大程度上被抛弃,这些概念也退化成了一个个的数学符号,其理论价值已大打折扣。

奥派经济学家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如主观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市场过程等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他们在很多其他方面并不一致,如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人之间就有一定的分歧,罗斯巴德批评了米塞斯和哈耶克,但他自己也受其他奥派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但是这种分歧并非坏事,有分歧和张力,一个学派才有生命力和成长的可能性。

在前面提到的奥派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七个构成中,后面三个方面,即政治哲学、经济制度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以前面四个为基础的,简而言之,奥派经济学的社会制度理论和经济理论是一个整体,由于其经济理论部分非常坚实,如具有现实的假设和严密的逻辑,这就为奥派倡导自由主义制度,批判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提供了切实的支撑。相比其他的政治或社会学说,奥派有更为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不能不说是奥派的一个优势。

奥派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因为他们的经济理论告诉他们干预于事无补。奥派经济学家认识到,干预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他们把经济设想为一架可以随意调节的机器,可以根据干预主义者自己的需要,来达到某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实际经济由人的活动构成,人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机器上的齿轮,可以由他人任意调节,人的想法决定人的行动,无数人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是“无意识的”,不能事先预测和控制,经济学作为研究“有意识的行动产生的无意识的结果”的科学,考察影响影响经济与社会的“看不见的力量”,以及支撑经济正常运行的制度、法则及其特征,干预主义忽视了这些重要的方面,当他们人为地调节经济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损害了无形的力量和上述那些制度和法则,这样,对经济将产生他们意想不到的危害,其危害的严重程度往往要超出他们当初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

经济学是关于“看不见的力量”的学问,这一思想其实源远流长,在斯密众所周知的“看不见的手”思想和巴斯夏的名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都有体现,相比较而言,奥派经济学在这方面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奥派经济学家认识到,对人类社会来说,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因素,如人头脑中的知识和观念等等。维塞尔对“看不见的力量”作了较为精确的阐述,他说“这是每个个体都要服从的力量,它们并不遵从个人的意志,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并非人们欲求的甚或任何人可以预见的事件。”[7]在奥派经济学看来,我们不可能计算“看不见的力量”,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和想法,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发挥作用的形式,所以只能进行哈耶克说的“模式预测”。正因为人们之间互动的形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难以根据某一既有的理论精确地确定,所以,哈耶克说,社会科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经验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社会科学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问题”。比如,对于什么才是“好”的制度(规则)这个问题,具体的经验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答案,但是奥派经济学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却提供了制度优劣的基本判断,可以分别来看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米塞斯认为好的制度应是能促进人类合作的制度,哈耶克认为好的制度应有助于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才能,罗斯巴德认为好的制度应符合自然法则,显然,三者角度不同,但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发挥人的才能是实现更好合作的前提,而发挥人的才能也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奥派经济学把“看不见的力量”和“制度”联系了起来,认为要使“看不见的力量”造福人类,人类的制度就应该满足一定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的,能够通过经济学理论检验的制度才可能是好的制度,这也正是经济理论的魅力所在。根据经济理论,预测和判断某一制度或政策将会出现的结果也是奥派经济学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

奥派经济理论事实上不断地被事实所验证,早在上世纪初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就预言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半个多世纪后,这个预言被验证,在今天,作为几年前“四万亿”刺激政策遗留的恶果,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的严重过剩、债务危机的加重以及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萎靡等,也验证了奥派经济学商业周期理论的正确性,同时这届政府决心放弃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也是一定程度上认可奥派经济学的标志。但是,这样的“好”理论,在经济学界这却处于边缘的位置。

奥派经济学边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是政府垄断的,政府喜欢的当然是支持干预,为它的干预出谋划策的学说,而不是相反的学说,这样,在政府垄断教育和科研的情况下,关于“政府怎么干预才会更好”的主流经济学说自然就比关于“政府不应该干预”的奥派学说更容易“发展壮大”。当前,经济学论文重形式而忽视思想的扭曲状况,本身就是政府干预导致(经济学教育和科研)失败的例子,是背离经济学理论的科研体制的必然产物。如拉赫曼所说,“这是经济学的黑暗年代”,无疑,奥派经济学可以看作是这个“黑暗年代”中的一缕曙光。

奥派经济学的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本身,还在于那些研究和传播奥派经济学思想的大师的人格。他们是知行合一的一群人,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信念”是高度一致的,这非常难能可贵,比如米塞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不愿意为了获得教授职位或其他好处而做出妥协,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有信念已属不易,把信念坚定地付诸行动更属不易,对此,米塞斯本人曾说“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失去勇气。我会尽到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为了传达心中的真理,我永远不会感到疲劳”,[8]而黑兹利特在70多岁的时候,也无法忍受片刻的休息,或在佛罗里达州的阳光下打瞌睡度过余生,因为他认为“还有什么事情比人类未来的自由更为重要?比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更为重要”。[9]在华人奥派经济学家中,也有这样的人物,如第一次把米塞斯的《人的行动》翻译成中文的夏道平先生,也是不顾个人安危,多年来不辞辛劳地译介奥派经济学的著作,传播自由主义的理念。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以及很多其他的奥派经济学家都不是把经济学当作是谋取稻梁与功名的敲门砖,而是捍卫文明的工具。

在上世纪,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采用了不能通过经济学检验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走了弯路,甚至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在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全盘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但是各种干预主义仍然在迷惑着人们,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们仍然要像他们的先辈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和黑兹利特等等人一样,拿起经济学的武器,去戳穿各种干预主义的幻象,比如中央银行制度和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

奥派经济学是自由市场的护花使者,因为在奥派经济学家相信,自由市场不仅是有效率的,也是正义的,效率和正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自由市场带来的不仅是一个繁荣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道德的社会。因此,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经济问题”不是宏观经济指标,如增长或就业,而是经济制度是否正当。对于生活在干预时代的人们来说,我们需要的不应是额外的干预,而是纠正不正当制度的道德勇气。

这些奥派前辈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它们仍然熠熠生辉,焕发光彩,在不断地启发着我们的思考。这本书值得任何一位对经济学,对自由主义思想感兴趣的读者拥有,翻开这本书的任何一页,你都会感受到那些经济思想的震撼性力量,这些思想是奥派经济学大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产,是经济学的真正精髓,人类智慧的瑰宝。

2014年3月16日于杭州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

[1]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第六章

[2]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p47。

[3] F.A.Hayek. 1992,The Fortunes of Liberalism: Essays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Ideal of Freedom,Liberty Fund,Inc, p129.

[4]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第八章

[5]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第12章

[6]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第14章

[7] F.A.Hayek. 1992,The Fortunes of Liberalism: Essays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Ideal of Freedom,Liberty Fund,Inc, p136.

[8]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第10章

[9]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第11章

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如何增进经济增长

Mises Daily: JANUARY 2, 2015 by Joseph T. Salerno

辛茂鑫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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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的图表展示了政府支出和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关性。[1]根据这些相关性,文章作者马修·克莱因评论到:“因为减缩支出(和增加税收),致使过去四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陷入瘫痪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他接着认为,到从2010年中期到2011年中期,美国政府的支出减缩也降低了0.76%的经济增长率。克莱因推测,增长率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现今1.2%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起在没有这些“紧缩”行动之时可能达到的数值更低。他同时也指出,自从2012年以来,几乎所有由于政府支出紧缩而造成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抑制效应,都是军费支出缩减的后果。尽管有一些减缩是有益的,但克莱因却认为:“有些减缩无异于自残之伤。”对联邦政府而言,减缩的确可能意味着自残之伤,但即便如此,它确实使私有经济受益良多。

如今看来,缩减实际政府支出的确导致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这已经正式计算过了。但是与克莱因先生预测相反的是,政府支出的减缩并没有减慢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生产增长,反而很可能是使之加速了。而且,作为政府支出减缩的直接后果,私营部门的生产商或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作得以提升。这一切从表面上看起来相互矛盾,是因为用来计算经济实际产量的传统方式。让我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解释一下。

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问题

让我们假设一个简单的海岛经济体,它的私营部门每年生产1000个苹果。再假设海岛政府每年向私营生产商征税200个苹果以维持军需,因为它为了消除“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而入侵了一个邻近的海岛。根据深深根植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标准国民收入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被算为1200个苹果:那1000个(税前)苹果不是被生产者们用于目前的消费,就是用于投资以种植新的苹果树来提供未来的消费,或者是和多出的200个苹果一起交付于税收来扩充海岛军队,而军队则正忙于制造所谓的国防“公众利益”。换句话说,海岛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包含了私营部门志愿生产的1000个苹果和国防带来的“苹果价值”,而“苹果价值”是由其所消耗的生产来估量的,也就是使用在侵占邻岛的那200个强制性税收苹果。

现在让我们假设,来年侵占已经结束,而据称窝藏恐怖主义者的海岛也已经实现了和平。我们的海岛政府决定缩减军队并减少100个苹果的税收。其他条件不变,而实际国内生产从1200个苹果降至1100个苹果,因为相对于私营部门生产的1000个苹果,国防现在的贡献只值当100个苹果的政府服务。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苹果是自愿生产出来的,因此显而易见的,比起用于生产苹果的资源(精力和时间),苹果本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形成剧烈对比的是,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比起用于制造军队服务的消耗,私营生产商或消费者会认为由政府补给的军队服务更有价值,更甚者,他们根本就不对其进行任何价值估量。原因是政府军用支出的资金来源于对私营部门的资源强制性的抽取,而其成员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他们对此没有估量其价值的意愿。

没有办法计算由税收融资的福利设施的实际价值

同样的计算方式也适用于任何强制融资的项目,比如政府承建的海岛医院。在缺少自愿生产和交换的情况下,并没有有意义的方法来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政府的投资和服务对于私人消费者或许有一定价值,但并没有任何客观科学的方式来测量这些价值是什么。确实,假设政府至少浪费了所消耗资源的50%,那对消费者来说政府生产的净收益将为零。

使用“私人生产总值”代替

所以,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奥地利学派原则下的国民收入核算会在计算经济总产量时排除政府支出。因此,在我们的海岛里,经济实际产量,或者奥地利学派遵循穆瑞·罗斯巴德所说的“私人生产总值”(Gross Private Product,GPP)[3],也就只等于私营部门生产的1000个苹果,而排除了政府支出用以供应军队服务(或医院)的200个苹果。[4]但是这1000个苹果的私人生产总值实际上夸大了留给私营部门使用的资源量,因为有200个苹果从潜在的、有用的私有消耗被强制转移为投资以资助政府活动,而从资源的原始生产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只能被看做是浪费。由此看来,付于税收的200个苹果可以看作是对被私人生产总值所衡量的私有经济的“掠夺”。[5]

除去剥削,我们就能得出罗斯巴德所说的“私人剩余总值”,(private product remaining in private hands,PPR)。私人剩余产品等于私人生产总值减去总剥削(例如:政府支出)。[6]在我们假设的海岛经济中,可得出私人剩余总值为800个苹果(=1000个苹果-200个苹果)。因此政府支出不应被加入私人产量之中,反而应该从中减去,从而去认识参与生产经济活动的私人的生活水平。[7]

减少税收和支出会增加福利

基于以上分析,当海岛政府减少100个苹果的军用支出时,假设其他不变,这的确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200个苹果降至1100个苹果。然而,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来看,有价值的商品的实际产量持续保持在私人生产总值上,为1000个苹果,而生产商的经济福利大幅提升,这是因为对于他们产量的掠夺减少了100个苹果而使得私人剩余总值从800个苹果升至900个苹果!但这并不是全部。100个苹果这样比例的税收减免将会贡献于对种植新苹果树的投资,这样从长期来看就会增加资本贮备和加速经济增长。

即使是从短期来看,因为“供应方效应”,私人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是相当乐观的。比如减免不重要的税率将会增加休闲的机会成本和刺激生产商增加工作时长。随着退伍军人的涌入,私有劳动力也会进一步扩张。由此,私人生产总值有可能从1000个苹果增长到1075个苹果(而相应地,私人剩余总值也会从800个苹果上升至975个苹果)。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所减少的100个苹果将会被私有产品中增加的75个苹果所弥补一部分,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将会比之前的计算记录一个更小的下降数值,从1200个苹果变为1175个苹果。尽管毫无意义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有所下降,相反地,这个结果将会使私有经济受益,因为苹果产量,苹果生产商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还有生产苹果的能力全部都会得以提高。

从奥地利学派的立场来看,能使经济立马恢复健康和实现可持续长期增长的方法就是在各个方面和各个地方都极大地削减税收和支出。是的,这是紧缩——但仅仅是对于政府而言。猛烈地削减对于私有经济的政治掠夺将会为私人消费者带来一个在现在和未来都将受益的繁荣。而且这些利益实质上都是免费的,因为从私营生产商的角度来看,由政府预算消耗的资源几乎都是纯粹的浪费。

大大削减美国政府浮肿的财政预算,比如说25%,解决的不只是虚假的财政赤字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能急剧逆转中产阶级减少的趋势,并且有力、永久地刺激长期贫弱的美国经济增长率。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财政赤字的大小本身,而是因为总体联邦预算而导致的对私人生产总值的掠夺。[8]因此,美国高达4万亿的政府预算和5千亿的财政赤字代表着更为巨大的剥削,而这比起由1万亿财政赤字所部分融资的3万亿预算对私有经济有着更严重的伤害。

1. A report on the article that includes some of the charts may also be found on an ungated website here.
2. For simplicity, we ignore capital depreciation in this in this simple island economy, assuming that the apple trees once planted live forever never needing to be maintained or replaced. Thus GDP = NDP.
3. Once again, absent depreciation, GPP = NPP.
4. The Austrian approach to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was pioneered by Murray Rothbard, pp. 339–48 and Rothbard, pp. 1292–95.
5. I am using the term “depredation” to mean the forcible taking of the property of another, whether legal or not, and for whatever purpose. There is precedent for this usage in older law codes. In French law, “depredation” denoted “the pillage that is made of the goods of a decedent.” Old Scottish law defined “depredation” as “the (capital) offence of stealing cattle by armed force” (Lesley Brown, ed.,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4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39).
6. Actually, depredation is calculated as government spending or tax revenues, whichever is greater (Rothbard, p. 340). But since the US government has rarely run a surplus since World War 2 we can ignore this complication.
7.Robert Batemarco uses Rothbard’s approach to calculate GPP, PPR and PPR/Employment (nongovernment) for the years 1947–83 to track the movement of private living standards during these years.
8. To calculate total depredation on the private economy, of course, state and municipal spending must be accounted for.

风险、不确定性和经济组织

Mises Daily: Thursday, October 22, 2009 by Peter G. Klein

禅心云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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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在最近的一篇论文《数值概率的局限:弗兰克·H·奈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频率解释》中,探索了米塞斯的概率方法,以及该方法对经济预测的意义【1】。

霍普认为,米塞斯和奈特一道认同他的弟弟——理查德·冯·米塞斯的“频率解释”【2】,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罗纳德·费雪(Ronald Fisher)、耶日·奈曼(Jerzy Neyman)和埃贡·皮尔逊(Egon Pearso)。起先这也许令人诧异,因为频率解释常与“主观主义的”概率方法相对照,后者由德福内梯(de Finetti)所推动,在经济学家当中,又与凯恩斯关系密切【3】。

完全彻底地恪守方法论的主观主义,当然是奥地利学派的特点。然而,正如霍普指出,米塞斯认识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概率,一种适用于自然现象,另一种适用于人的行动。正如米塞斯在经济学中信奉“人的行动学”,在自然科学当中又认可试验的方法;他认为与经济决策相关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概率,同时,他也接受他的弟弟对其他类型概率的频率解释。

本文的讨论从揭示米塞斯的概率方法对经济组织的意义展开,具体关涉企业家凭借成立和解散企业、指导企业运作、组织企业创造及捕捉价值,从而指引经济过程的作用。在简要回顾霍普对奈特和米塞斯的解释之后,我对近年来有关奈特/米塞斯的企业家及企业研究方法的文献作了概括,以对未来研究的一些建议作为结语。

奈特、米塞斯及米塞斯论概率

大多数经济学者熟悉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风险是指虽然一个事件的结果未知,但决策者知道可能结果的范围,知道每种结果的概率,这样,任何一个拥有相同信息和相同确信(beliefs)的人会作出相同的预测。

相比之下,不确定性的特征是,不知道可能结果的范围,更不必说相关概率为何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不能遵循形式决策法则,而必须依赖于一种对情况的直觉理解——奈特称之为“判断力(judgment)”——去预测什么可能发生。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指“容许被量度的一个数量”,而非不能被量化的“真正的”不确定性【4】。在奈特的体系当中,企业家的基本功能就是运用判断力,尤其是在购入生产要素的背景之下。

类似的,米塞斯对“类的概率”和“个案概率”进行了区分。“类的概率”所描述的情形乃一个事件可归类为已知属性的同质类中的一分子。特定社区的一所特定房屋是否会在今年焚毁,没有人可以预测,但以往有多少类似位置的类似房屋被焚毁,保险公司则一清二楚,由此就能估算一所特定房屋在一个特定时期焚毁的可能性。

个案概率应用的情形乃每一个事件均为独一无二,以致不能定义一般的类的概率【5】。霍普认为,以上是由米塞斯建立在他的弟弟对“频率论”——一个具体事件的概率是在一系列尝试当中相关频率极限值的思想——的辩护之上。按此理解,概率只能在重复尝试具有可行性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在每个事件能被有意义地与同类中其他事件相比较的情形下——方能被定义。

而且,由于这个原因,概率只能在事后被定义,只能从经验中获得,而不能先验地存在。因此,在频率论的意义上,米塞斯定义个案概率或不确定性乃一种并不存在概率的情况【6】。

霍普概括了奈特及米塞斯的观点,有力证明了它们是理查德·冯·米塞斯立场的变型【7】。霍普还比米塞斯更进一步,在米塞斯有目的的行为的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人的行动不能作为一个同质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特定集合,(假定)穷尽集合的个别成员及它们的不同特性,则任何数值概率表达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假使作出也是武断的)【8】。”

当然,正如霍普指出,我们能够在技术意义上定义这些类——我写下的本章是“经济学家撰写书本章节”这个类的一分子——但是定义这个类,并不足以将类的概率适用于一个事件。在这个类中,必然存在随机性,或者是理查德·冯·米塞斯所称的“全无羁束(complete lawlessness)”【9】。并且对人的行动而言,类的概率仍然不可能:

“与这种随机性条件相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想必包括奈特)认为将概率理论适用于人的行动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从形式逻辑上说,诚然对每个单独的行动而言,相应的集合是可以被定义的。然而从本体论上说,人的行动(无论是个体的或一群人的)不能组成 “真正”的集合,而必须被设想为一个特殊事件。为什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或许会回答,一个人除了知道一个已知类中的全部成员,而对于任何个别事件一无所知的假设,在人的行动的情况下为谬误;或者,如理查德·冯·米塞斯所表达的,我们知道在人的行动的情况下有一种“选择法则”,它的应用会导致与前述特性的相对频率(可能性)有关的根本改变(因此排除了对概率演算的运用)。”【10】

霍普简单触及而未对概率的主观方法深入讨论。在该方法中,先验的概率只被当成一种确信,而不是某种反复尝试及观测的客观过程的结果。霍普引用了理查德·冯·米塞斯的评论,主观论者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没有意识到:“假如我们对一件事一无所知,对它的概率只能三缄其口。”【11】

米塞斯补充道:“主观论者的特殊方法有赖于这个事实,他们将‘我假设这些情况同等可能’,等价于‘这些情况同等可能’,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概率仅仅是一个主观概念。”【12】

然而,主观概率在当前宏观理论中已经成为核心,尤其是随着贝叶斯决策法的兴起。在不确定性状况下行动的代理人,被假设对不同事件的概率有先验的确信,而无论其正确与否。这些事前的确信是外生的,它们可能对一群代理人是普遍的,或对一位代理人是特殊的,它们可能与客观概率相符或者不相符(在频率论意义上)。

贝叶斯分析法的重点在于代理人根据新的信息更新这些事前确信的这个过程,而这些更新被假定依据一个形式法则发生(即贝叶斯法则)。因此,在这类问题中,事后的概率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即使它是对一个纯主观的事前确信的修正。

郎格卢瓦(Langlois)【14】认为,主观主义(奥地利的价值理论意义上)与主观概率理论紧密联系,概率应被解释为对信息结构的确信,而非对客观事件的确信。

“谈论‘知道’一个概率或一个概率分布是无意义的。一个概率估值反映了一个人关于一个事件的信息状态;从本体论上说,与他的价值能被主观决定没有什么分别。”【15】

根据郎格卢瓦的观点,将个案概率从类的概率中区分出来的,乃是关于这个事件的决策者的信息特征。客观概率(在频率论意义上)只是主观概率的特殊情形,即决策者按照事件的类构造了这个问题。

在郎格卢瓦的解释中,企业家才能可以被描述成对决策问题的形式化。使用决策论的语言,一棵决策树,一系列结果,以及每种结果的概率,代表着一个非企业家(沿用科兹纳称之为罗宾森式最大化者)只要运用逆向归纳法就可以解决问题。【16】

可以说,企业家注意到其他代理人所未能发现的可能选项或结果,从而重新绘制了决策树。根据郎格卢瓦的观点,关键的区别不在于决策树是否填充着客观的或主观的概率,而在于决策树本身是外生的(奈特的风险)还是内生的(奈特的不确定性)。

霍普支持理查德·冯·米塞斯,反对主观主义的立场(显然他认为概率的频率方法与主观价值论之间没有矛盾)。重定义概率为“依据一信息集合是主观的”或“依据另一信息集合是主观的”,究竟有何收获是不得而知的。

下一节将讨论,奈特和米塞斯都认为,经济学中的概率理论发挥着特别的作用,也就是,让学者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下价格是可以预测的,使得利润和亏损转瞬即逝,另一种情形下价格只能由企业家运用某种理解(Verstehen)形式来预期。理解的主观参数化或许可能,但却毫无益处。

不确定性和企业家

奈特和米塞斯两人对个人决策本身都没有着重关注,重点都在于市场体系中决策的作用。“作为经济学家”,霍普评论到,奈特和米塞斯“邂逅概率的主题,以及关于企业家利润和亏损根源的问题”。【17】实际上,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当中花费一章的篇幅,详细讨论了知识、推理和学习,他的主旨并非分析判断力的本体论,而是解释市场的实际运作。

具体而言,他形成自己对概率的解释,旨在将商业收入分解成两个成分:利息和利润。利息是对放弃当前消费的褒赏,由与借贷双方相关的时间偏好所决定,即使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也会存在利息。与之相比,利润是对比别人更准确地预期到不确定未来的褒赏(例如,以低于产品最终售价的市价购买生产要素),且只有在一个“真正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才存在利润。在这样一个已知生产须花费时间的世界当中,企业家的赢利或者亏损建立在要素支付价格及产品接受价格的差额之上。

相仿的,米塞斯让不确定性处于他的利润及亏损理论的核心,成为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著名批判的基石。米塞斯以奥地利先辈开创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为起点。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中,劳动力赚取薪酬,资本家赚取利息,特定要素拥有者赚取租金。一家企业实现的收入扣除这些要素的支付,其盈余(或不足)构成了利润(或亏损)。因此,利润及亏损是对企业家才能的回报。在一个排除不确定性的假定均衡(米塞斯称为“稳态循环经济”)当中,资本家仍旧会赚取作为借款回报的利息,但不会有利润或亏损。

在米塞斯对市场的理解当中,企业家在当前生产要素价格与预期未来消费品价格的基础上,制定他们的生产计划。米塞斯所说的“经济计算”,正是将这些预期的未来收入与当前的支出——都以共同货币单位表示——相比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要素市场,致使要素价格缺失,使得经济计算——并因此也使得理性的经济计划——不可能。

米塞斯的观点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指派个人成为工人、经理、技术员、发明家,等等,但显然不可能有企业家,因为货币利润和亏损不存在。企业家才能,而非劳力、经理、或者技术专家,才是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正如米塞斯所说,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可能被允许“乔妆市场”,做出资本投资决策,就好像他们正以一种经济的方式,跨越诸活动分配稀缺的资本,但企业家不需要“乔妆投机和投资”。【18】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经济缺少企业家才能,就不可能将资源分配到最有价值的用途。

为什么一个中央计划当局不能模拟企业家的运作?米塞斯认为关键在于,企业家评值不是一个运用已知概率计算预期值的机械过程,而是一种不能用决策论予以形式建模的理解。在米塞斯笔下,企业家“是一个投机者,一个渴望利用他关于未来市场结构的见解,以从事有盈利前景的商业操作的人。”【19】企业家依赖于他“对不确定未来情况预先的特别领悟”,一种“藐视任何法则及体系化”的领悟。

这个企业家功能的概念难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最优化框架相协调。在这个框架中,决策要么是“理性的”,意味着它能被形式决策法则所代表,要么就纯粹是任意的。T·W·舒尔茨(T. W. Schult)提出这样的问题:

“把企业家仅仅看作只能拾取风落(windfalls),并承担不可预期损失的经济代理人是远远不够的。假如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被过分吹嘘的自由企业体系,仅仅是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分配作为意外到来的风落及损失。假如企业家才能有某种经济价值,就必须执行一种被稀缺性所约束的有效功能,这意味着对他们的服务要有供给和需求。”【20】

理解这段文字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舒尔茨支持弗里德曼(Friedman)和萨维奇(Savage),反对奈特的不确定性。【21】假如所有不确定性能按照(也许是主观的)概率予以参数化,那么缺少这些概率的决策一定是任意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决策必定是模式化的,必定要有边际收入产出,必定要由供给和需求决定。

然而,对于奈特来说,缺少形式决策法则或模式的决策(如判断力)并非是任意的,而是不能被简单模式化的。决策没有供给曲线,因为它是与资源所有者紧密相关的剩余因素或支配因素。正如前述,是一种领悟(understanding)或理解(Verstehen),它藐视形式化的解释,但却是稀罕和珍贵的。简而言之,没有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奈特的企业家判断力的思想也就毫无意义。

判断力不光是凭运气。【22】的确,有人可以想象一种企业家系统偏差的模型,正如布森尼兹(Busenitz)和巴尼(Barney)【23】——个人成为所有者及企业家,是因为他们过高估计了他们预期未来价格的能力——企业家本身的供给足够大,就至少能有一些人正确地猜中并且获得利润。在这样一种经济中,企业家、企业、利润及损失都会存在。并且利润(不确定性下)也会和利息不同。

然而,正如米塞斯所强调的,假以时日,某些人会比其他人更擅长预期未来的市场状况,这些人倾向于获得更多的资源,而那些预测技术差的人倾向于退出市场。【24】实际上,对于米塞斯来说,企业家的选择机制才是资本主义“市场过程”的关键。在这一机制当中,不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对与最终消费者需求相关的要素系统性地出价过高——从市场中被淘汰。【25】

企业家判断力和企业

尼古拉·福斯(Nicolai Foss)和我在一系列论文当中,运用奈特、米塞斯的企业家概念以求解释经济组织的重要方面。【26】我们从奈特的观点出发:企业家才能代表着不能按照它的边际生产力进行评值,相应的不能被支付薪酬的判断力。【27】换言之,企业家依赖的判断力不存在市场,因此对判断力的运用需要做判断者去开创一家企业。

当然,作出判断的决策者可以雇佣顾问、预测师、技术人员,等等。然而,做以上这些事时,他们正在运用他们自己的企业家判断力。【28】判断力从而意味着资产所有权,因为作出判断的决策是关于雇佣资源的最终决策。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安排或组织他所有的资本品。正如拉赫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无从预料的世界中,因此资本组合……将会不断变化,会被打散及重组。在这种活动中,我们发现了企业家的真正功能。”【29】

这种企业研究方法将奈特的判断力概念与奥地利资本异质性的观念结合起来。两位福斯与两位克莱因(Kirsten Foss,Nicolai J.Foss,Peter G. Klein and Sandra K. Klein)通过纳入巴泽尔资本品因特性而异的思想,使资本异质性可操作化。【30】特性乃企业家所察觉的资产的特征、用途或可能用途。

资产就它们所拥有的不同的、水平相异的价值特性而言是异质的。特性也会随时间流逝而变化,尤其对于特定资产而言。考虑到奈特的不确定性或米塞斯的个案概率,特性不是客观地存在于,而是主观地存在于,那些将资产运用到不同生产流程的谋求利润的企业家的心中。因此,特性在生产决策中显现,并且只有在事后——利润和亏损具体化之后才能实现。

寻求创造或发现新的资本特性的企业家需要拥有相关资产的所有权,既有投机的原因,也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原因。企业家才能远远不局限于雇佣“给定”特性资本资产的优化组合,获取相关的资产并且雇佣它们为市场而生产。以上的论证为这样的企业家才能留出了余地。

企业家才能或许还对资本资产进行试验,力图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特性,要么通过收购或合并另一企业尝试新组合,要么对已被企业家支配的资产尝试新组合。以如此方式试验资产的企业家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他对未来价格及市场状况预期的能力,也依赖于内部及外部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家对相关资产的支配,他所希望从试验活动中攫取的预期回报之多少,等等。

并且,后面的这些因素是现代企业理论中的经济组织的关键决定因素,意味着经济组织理论与资本异质性及企业家才能的奥地利理论之间卓有成效的互补性。

两位福斯和两位克莱因证明了,这种方法如何为企业的出现、边界及内部组织提供新的见解。【31】企业不仅仅因为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而且还是运用企业家判断力的手段,并且作为对企业家而言低成本的机制,用于试验不同的异质性资本品组合。可将企业边界的变化相仿地理解作企业家试验过程的结果,并将内部组织解释为这样的手段:企业家委托给下属特殊的决策权,以代表该企业家运用一种 “衍生的”判断力形式。【32】

结论

在奈特和米塞斯的意义上,不确定性因此对于理解盈亏体系,对于理解将生产资源分配到最高价值用途的市场过程,以及对于理解商业企业本身的经济本质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当前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反对个案概率及类的概率之间的区别,也倾向于反对企业家本身。

假如没有“真正的”不确定性,利润就是垄断权力或随机谬误的结果。假如任何一家企业都能为其他企业所能为,假如所有企业总是处在它们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假如企业总能做出最优的投入选择,那么企业家就只能无所事事。

幸运的是,现代的企业家文献开始意识到,需要更深刻地处理不确定性(包括其他认知问题——见阿尔瓦雷斯(Alvarez)及巴尼的讨论)。【33】资源异质性的概念对基于资源及知识的企业观、对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及对于企业的实物期权分析法都是普遍适用的。霍普的论文绝非老调重弹,而是重新审视了米塞斯和奈特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提供了对企业家、企业及市场过程的新洞见。

注解

【1】汉斯·赫尔曼·霍普《弗兰克·H·奈特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及频率解释》(Quarterly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 10, no. 1 (2007): pp. 1–20)。

【2】理查德·冯·米塞斯《概率、统计学及真理》 (New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7 [1939])。

【3】布鲁诺·德福内梯《预见: 逻辑规则与主观来源》,H.E. Kyburg and H. E. Smokler主编的《主观概率研究》 (New York: Wiley,1964 [193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论概率》 (London: Macmillan,1921)。

【4】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及利润》(New York: August M. Kelley,1921),第 26页。

【5】欧德里斯科尔(O’Driscoll)和里佐(Rizzo)采纳“典型事件” 和“独特事件” 的术语来理解这个区别。见杰拉尔德· P·欧德里斯科尔·耶利米和马里奥·J·里佐《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5)。

【6】因此使用术语“个案概率”是有误导性的;米塞斯实际意思是指“个案非概率”,或者可以说“无须概率的个别判断力”。令人困惑的是,米塞斯在别处也曾说过:“只是对于数学处理有成见,因而产生了‘概率就是频率’这个偏见。” (米塞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专家版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1[1949]), p. 107)。 范·登豪维(Van den Hauwe)争辩说,与霍普相比,米塞斯的立场在某些方面接近于凯恩斯。参见路德维希·范·登豪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论概率》,MPRA Paper No. 6965 (2007);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凯恩斯《概率论》。

【7】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也许还包括沙克尔(Shakle)“自毁灭的、非连贯的”决策概念. 参见G·L·S·沙克尔《人类事务中的决策、命令及时间》(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1)。

【8】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第10页。

【9】理查德 冯米塞斯《概率、统计学及真理》p. 24。

【10】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第11页。

【11】理查德·冯·米塞斯 《概率、统计学及真理》第75页。

【12】同上,第76页。

【13】贝叶斯更新还可以被应用于客观事前概率,在决定新的事后概率的反复尝试不可能的情况下,假定能给决策者指引。“蒙提·霍尔悖论(Monty Hall paradox)”就是典型。

【14】理查德·N·郎格卢瓦《主观概率与主观经济学》,C. V. Starr Center for Applied EconomicsResearch, Report #82-09,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 New York University(1982).

【15】郎格卢瓦《主观概率与主观经济学》,第8页。

【16】伊兹雷尔·M·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才能》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73)。

【17】霍普《数值概率的局限》第4页,也可参见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和阿尔伯特·迪皮耶罗(AlbertoDi Pierro)《认识、选择与企业家才能》(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46,no. 3 (1980): pp. 693–701)。

【18】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第705页。

【19】同上,第585页。

【20】T·W·舒尔茨《企业家才能中的投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no. 4 (1948): 279–304)。

【21】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列侬·萨维奇《关于风险选择的效用分析》(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4 (1948): 279–304)。

【22】柯兹纳的警觉与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运气形成对比,《对企业家才能的忽视》,见Joshua Ronen主编的《企业家才能》(Lexington:Lexington Press,1983),第271–80页。

【23】罗威尔·W·布森尼兹与杰·B·巴尼《大组织中企业家与经理的区别:战略决策中的偏见及直观推断》(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 12,no. 1 (1997): pp. 9–30)。

【2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利润及亏损》,见于米塞斯《规划自由》 (South-Holland,Ill.:Libertarian Press, 1952),第108–50页。

【25】彼得· G·克莱因《奥地利学派的世俗经济学》(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11, nos. 3–4 (2008): pp.165–87)。

【26】尼古拉·J·福斯与彼得·G·克莱因《企业家才能与企业经济学理论: 交易中获得什么》,见Rashjree Agarwal, Sharon A. lvarez和Olaf Sorenson主编的《企业家才能研究手册:学术视角》(Dordrecht:Springer,2005);柯尔斯顿·福斯,尼古拉·J·福斯与彼得·G·克莱因《初始及衍生的判断力:一个经济组织的企业家理论》(Organization Studies,vol. 28,no. 12(2007):pp. 1893–1912); 柯尔斯顿·福斯,尼古拉·J·福斯,彼得·G·克莱因与桑德拉·K·Klein《企业家对异质资本的组织》(Journal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4, no. 7 (2007):pp. 1165–86);彼得 G.克莱因《机会发现、企业家行为与经济组织》(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vol. 2, no. 3 (2008): pp. 175–90)。

【27】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第311页。

【28】用福斯等人在《最初及衍生的判断力》中的术语来说,企业家所有者实行“最初的”判断力,雇佣职员并授予特别的决策权,使其作为所有者代理人实行“衍生的”判断力。这意味着上层的企业经理,他们日复一日的决策驱动企业的资源组织,只是充当“代理企业家”,除非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自己是持有股份的部分所有者。

【29】路德维希·M·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Kansas City: Sheed,Andrews and McMeel, 1956),第16页。拉赫曼并不要求企业家拥有他重组的资产;参见福斯等在《企业家对异质资本的组织》中更深入的主张,所有权作为剩余支配权,是企业家功能的必要组成部分。

【30】福斯等《企业家对异质资本的组织》;约拉姆·巴泽尔《财产权的经济分析》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31】同上。

【32】同上。

【33】沙龙·阿尔瓦雷斯与杰·B·巴尼《发现与创造:企业家行为的替代理论》(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vol. 1, nos.1–2 (2007), pp. 11–26)。

托马斯•皮凯蒂论不平等与资本

Mises Daily: Saturday, April 26, 2014 by Hunter Lewis and Peter G. Klein

李燕杰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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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轰动性的新书

亨特·刘易斯

托马斯·皮凯蒂,一位来自法国学术界的42岁经济学家,写了一本火热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该书的美国版已经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它正领跑畅销书排行榜——这是还是“哈佛出品”的第一次。最近一条评论把皮凯蒂描述成“揭露了资本主义致命缺陷的人”。

那么这个缺陷是什么呢?据推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对于其他所有人,富人会稳定地变得更富;不公平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已是板上钉钉,不可避免。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皮凯蒂提供了一些可疑并且未经证实的金融逻辑,还有他称之为“一幅壮阔图表”的历史数据。这张图表实际上展示了什么?

美国收入排名前10%的人群掌握的收入总量,在1910年占美国总收入的40%,这一比例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前进一步上涨到了差不多50%,之后下降,到1995年回到大约40%,之后又再上升到50%,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又下降了一点。

让我们来想想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这段时间,前10%收入人群的相对收入并没有不可阻挡地一直上升。相反它两次达到峰值:正好在1929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之前。换句话说,不平等在经济大泡沫时期上升,并在泡沫破裂后下降。

那么这些泡沫时期的成因和特征是什么?它们主是由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创造了太多新钱和债务造成的。其特征是裙带资本主义的爆发,因为一些富人在华尔街或者通过与华盛顿政府的联系攫取了所有的新钱。

通过研究一战结束到大萧条这段时期,以及过去的20年,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关裙带资本主义的种种事迹,但我们对资本主义知之甚少。裙带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面。它是市场的堕落,而不是自由价格和自由市场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白宫喜欢皮凯蒂。他支持他们关于政府是不公平问题解决之道的说法,而在现实里,政府才是不公平不断增长的首要原因。

白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样喜爱皮凯蒂的提议,不只为了高收入税,还有丰厚的财产税。尤其是IMF,一直在鼓吹将财产税作为一种在全世界恢复政府财政同时缩小经济不公平的方法。

期望越来越多地听到财产税。期望听到财产税会是“一次性”事件并且不会再重复,但仍会通过减少经济不公平来真正帮助经济增长。

这全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一个社会储蓄、并且将储蓄明智地用于投资,才会出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并不是投资的数量,而是质量。政府既没有能力储蓄,也没能力投资,更别提明智地投资了。

而且,任何人都不应该想象一个财产税计划会是一项“一次性”活动。从不曾有一种税是一次性事件。一旦建立,它不仅会一直存在,还会经年累月地稳定增加。

皮凯蒂还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投资者们为了缴纳财产税不得不清算自己的股票、债券、房产或其他资产时会发生什么?市场如何吸收所有的卖单?谁来当买家?市场和资产价值都在卖出压力下崩溃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帮助?

1936年,一本晦涩、难以阅读的学术书出现了,这本书看起来是在告诉政治家们他们恰好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这就是凯恩斯的《通论》。2014年,皮凯蒂的书提供了同样的用途,并且服务了同样短视、毁灭性的政策。

如果奥巴马的白宫,IMF和皮凯蒂这样的人能够不干预经济,它能恢复生机。实际上,他们在不断发明新办法破坏它。

皮凯蒂与资本

彼得·G. 克莱因

皮凯蒂将“资本”理解为一个同质的资金池,而不是一个异质的资本资产存量。这不只是个术语问题,就像那些通晓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资本理论的辩论的人们熟知的那样。皮凯蒂的方法重点关注资本数量,以及更重要的是,资本回报率。但这些概念在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视角中毫无意义。奥地利学派强调复经济中资本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质量。没法衡量资本的数量,这样一个数字也没有意义。异质资本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一位企业家主观生产计划中的位置。生产充满不确定性。企业家们基于利润预期获取、配置、组合并再组合资本品,但根本也没有“投资资本回报率”这么一回事。

利润是数量而不是比率。从现代生产理论的视角看,把资本视为一个资金池,只需存在就能自动产生一个回报率的陈旧概念,是难以理喻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一篇对皮凯蒂新书热情洋溢的评论中宣称:“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关于财富的关键是它能自我复制并且通常挣得一个正的净回报。”但是,从微观经济学、企业家精神、不确定性、创新、策略等等方面来看,这是胡扯。

皮凯蒂的工作让人感兴趣的大部分地方都涉及他对资本长期回报率的估计,以及这一估计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比较。我从第三方听说,皮凯蒂的计算(早期工作与Emmanuel Saez共同完成)是周密而细致的,我也没有理由怀疑该书的实证部分。但它对我来说像是无意义的计算练习——我不知道这些根本建构是用意何在。

当然,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解释,以及这些数据对社会流动性、公平性等来说都意味着什么,还涉及许多其他问题。例如,纵向流动可能比皮凯蒂的仰慕者们所承认的多得多——很少有人一辈子都呆在收入分布中的同一位置。并且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资本家,他们有一些财富通过退休基金投资于股票。所以股票市场表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租、利息回报这些与金融财富在个体间的分布之间的联系(如果存在的话)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