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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一)

John Meadowcroft, “Prostitution”, Prohibitions.(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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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卖淫指为了报酬而提供性服务。[2]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卖淫,这种做法却已经在世界各大洲以及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存在了几千年,并因此被人称作“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卖淫者及其客户可以是男性或女性,但大众和学者的注意力大多都集中在男客户对女性卖淫者的雇用之上。这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在大多数商业性关系里都是女性向男性卖淫,但是,显然也会存在男同和女同的同性卖淫,以及男性向女性卖淫的情况。( Diana, 1985; Perkins和Bennett, 1985; Ringdal,2004)。因此,埃里克森(1980:349)曾评论,“卖淫并不构成两性之间的对立,其一大特征是有相当一部分卖淫者都是男性,且有一小部分客户是女性。”尽管它很流行,卖淫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是非法的,并且,在它名义上合法的地方,发生卖淫所需的许多活动也是非法的。

本章将主张,禁止卖淫和政府为打压性服务市场所进行的其他尝试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构成了糟糕的公共政策。首先,这种干预侵犯了个人与自己所选的伙伴自由发生性关系的基本权利;国家禁止成年男女自由选择自己的性伙伴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其次,他们把成本强加给卖淫者、他们的客户和整个社会,而这个成本的合理性并不是好处所带来的。

序言之后,本章将罗列出已经在当代社会发展出来的不同卖淫市场,以及三种管辖卖淫的标准法律制度。然后,本章将陈述促进卖淫禁令的主要论点(它们都是‘伤害原则’的变体),并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拒绝这些论点。接下来,本章将提出一种管理卖淫的最佳法律制度。

卖淫:市场与法律制度

要判断是否应该禁止卖淫,首先必须要了解卖淫涉及什么,和存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不同卖淫市场。

卖淫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产业。其规模的数据肯定是估计的,但莫法特(2005:193)的保守估计认为,全球的卖淫收入是每年200亿美元。就英国来说,格拉斯哥市议会2003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在该市,每年在女性对男性卖淫上的花费是600万英镑。[3]

卖淫市场

卖淫指的是在一系列不同背景下发生的范围广泛的活动。戴安娜(1985: 3)曾写道:“卖淫阶层及其组织相当多样,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复杂得多。分类也在彼此的基础上互相重叠。”然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基本的卖淫市场。[4]

站街卖淫是最明显的卖淫形式,这里的卖淫者在公共街道上公开招揽顾客,并在公共场所提供服务。在北美和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有一个发生站街卖淫的“红灯区”。虽然这些地方往往远离居民区,卖淫仍然有可能对公众构成造成骚扰,因为交易会在大街上公然发生,不参与卖淫的人也可能受到邀请,并且,参与秘密活动的流动人口有可能导致犯罪(或对犯罪的恐惧)增加。在站街卖淫中,卖淫者(及其客户)很容易受到抢劫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攻击。事实上,据计算在美国主动站街的女性卖淫者的谋杀率是十万分之459,这意味着站街卖淫者被谋杀的几率是年龄和种族相近的其他女性的18倍(Potterat等,2004)。站街卖淫可能会涉及第三方,他们通常为卖淫者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卖淫对手所描绘的恐怖故事总是会让卖淫者忧心忡忡,他们中不乏极为脆弱和受伤的人;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站街卖淫者可能都吸食硬毒品,他们赚的钱几乎只够维持其毒品供应。虽然站街卖淫是形式最明显的卖淫,它却只代表整个卖淫市场的一小部分;据估计,站街卖淫者仅占女性卖淫者的20%和男性卖淫者的5%,随着互联网和廉价手机的出现,促进了其他卖淫市场的增长,比例还可能进一步下降。(Cameron,1999)。

第二种卖淫市场是妓院,有时它们也被委婉地称之为“桑拿房”或“按摩院”。在这里,一些卖淫者在专门用于该目的的场所里工作,往往是倒班或轮班制。妓院通常会雇用一个接待员,或者说“女仆”。大妓院可能还会采用保安和/或监控设备。在发达国家,许多妓院现在在互联网上做广告,列出提供服务和收取费用的细节。尽管一家生意兴隆的妓院可能会打扰到邻居,它却不会像站街卖淫那样创造出公共危害。在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德国、荷兰和美国的内华达州,为了确保使用避孕套和税务合规,妓院是合法并受到政府监管的。(Diana, 1985; Fleiss和Labi, 2003; Perkins 和Bennett, 1985; Ringdal,2004)。

第三种卖淫市场是陪护或“应召女”服务。陪护是独立的卖淫者,他们在自己家、客人家或者酒店房间里满足客户,尽管许多陪护把客户筛选和推广外包给了陪护中介。陪护服务所造成的公共危害是最小的;一个人的邻居、朋友甚至是伴侣都可能会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从事陪护的工作。在许多发达国家,陪护(以及在更小程度上的妓院卖淫者)市场已经高度发达,由顾客们创建出来以便分享对不同陪护和中介“评级”信息的网站显示了这一点。(Diana, 1985;Fleiss和Labi, 2003;Perkins和Bennett, 1985;Ringdal, 2004)。[5]

莫法特和彼得斯(2004)已经表明,在英国,在妓院工作和作为陪护工作的女性卖淫者,通常赚取的工资是体力劳动者工资的三倍和非体力劳动者工资的两倍。他俩计算出,伦敦妓院里的工作者或者陪护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英镑每年[6],且这份收入通常不用交税,也不需要赚取一份这样的薪水通常会要求的正规学历或者工作经验。

管辖卖淫的法律制度

卖淫往往由三种法律制度中的一种来管辖。首先,在一些地方卖淫和随之而来的一切活动都合法,包括“拉皮条”——第三方管理卖淫。卖淫在一些国家(包括奥地利、新加坡和瑞士)的法律现状是这样。

第二种制度最常见,在澳大利亚、德国、荷兰、匈牙利、英国和美国的内华达州,卖淫和绝大部分促进卖淫的行动是被允许的,但一些(尽管并不总是全部)第三方行动是非法的。这样的制度想要尽量减少卖淫的盛行,并保护卖淫者不受掠夺性的“皮条客”或“老鸨”的剥削。

在第三种制度里,卖淫和与卖淫有关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这是在整个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以及瑞典的法律情况。在一些国家,比如伊朗和索马里,卖淫会被判处死刑。瑞典在1999年通过《禁止销售性服务法案》引入的法律制度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规定购买卖淫者的服务有罪,所以是客户而非卖淫者在犯罪。

即使在名义上合法,也可能存在一些阻碍卖淫成为正常职业的法律障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卖淫者雇用第三方来提供安保和其他服务是非法的。此外,还存在着强大的民意团体,它们为了禁止卖淫而从事政治游说。在瑞典成功取缔卖淫的运动之后,挪威也正在进行一场类似的运动,并且据报道,2007年9月英国政府的部长们也考虑推进类似的提案。[7]本章现在将考虑推动卖淫禁令的主要论据。

[1] 我想感谢阿德里安·布劳(Adrian Blau)和一位匿名审稿人对本章较早版本的评论。遵循常用警告。

[2] 然而,可能会出现定义困难,因为在一些婚姻和其他涉及“购买亲密”的关系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约定。(Edlund和Korn,2002;Zelizer,2005)。Edlund和Korn(2002)尝试过通过从购买者观点出发把卖淫定义为“购买非繁殖性的性服务”来克服这个问题。这一定义并未彻底解决困难,但它或许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一个可行的卖淫定义了。

[3] BBC News website, ‘menspend £6.6m on sex in Glasgow’, http://news.bbc.co.uk/1/hi/scotland/glasgow_and_west/5007898.stm.

[4] 在美国,存在着集中在卡车站提供性服务的第四种卖淫市场(例子请参见Diana, 1985)。

[5] 一系列学术文章(比如Moffatt和Peters,2004)指出,在英国,陪护点评网站已经成为了解卖淫的重要信息源。

[6] Satz(1995)引用了一个(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的比较数据,纽约陪护的年收入是3万-10万美元。据说,为前“好莱坞老鸨”Heidi Fleiss工作的陪护,每晚能通过为她的专有客户提供性服务,获得这个数的四到五倍。

[7] ‘Men who buy sexcould face prosecution’, Guardian, 10September 2007, p. 1.

罗斯巴德教授与利息理论(一)

Roger W. Garrison, “Professor Rothbard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in The Pure Time-Preference Theory of Interest, Jeffrey M. Herbener, ed. (Auburn: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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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理论透视

我们越来越依据个体经济学家所选的专业领域(比如规制,或金融理论,或货币理论)来对他们进行分类。经济学家则因为一些专门的洞见或者假说而为人所知,这些洞见或者假说把他们的分析与别人的区别开来——寻租行为、有效市场假说,或者所谓的理性预期。他们的知名度和专业地位直接与经济学家对方法的专注程度,以及他们愿意把分析推演到何种程度成正比。

掌握这些专门的洞见对经济学研究者来说并不困难——除非它们的阐述者固执己见,暴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含意,导致对真理的根本内涵的质疑。困难在于理解所有这些分散的洞见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经济见解。比如,理性预期和政治商业周期就难以调和。研究者们很快便发现,讨巧的解决之道是选定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专注于一个想法,而把其他的留给别人。尽管提高专业化程度的代价,是牺牲对经济学更广泛考虑的理解和鉴识。

罗斯巴德教授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更有价值、但要求更高的选择——一种连贯而全面地研究人、经济与国家的方法。他的经济学论文为看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综合见解,这个见解无视专家们为自己所在的子学科人为划定的界限。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著作进一步提高了综合的水平。他把自由的经济学和自由的伦理学结合在一起,共同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孕育于自由之中的国家的历史。虽然经济学、伦理学和历史学在学术界是不同的学科,但罗斯巴德教授认为它们是在一个单一学科之中的不同透视。通过把自己的想法重新包装为自由意志主义研究,他提供了一个连贯而全面的世界观。

因此,要充分理解罗斯巴德教授的成就,就需要我们认识到其贡献的广度。然而,为了细致考虑奥地利学派利息理论和罗斯巴德教授对它的处理,我多少有些心有不甘地缩小了关注的焦点。这就好比我们试图通过关注一块特定的石头,去欣赏一个技艺精湛的石匠的杰作。但至少,我们已经挑选了一块有趣并能说明问题的石头:告诉我你的利息理论,我能猜出你其余的经济学是哪一派。利息只是利润的另一种说法?那你是李嘉图主义者。收区利息就是剥削劳工?那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利率完全取决于资本增长率?那你是奈特主义者。利息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你是凯恩斯主义者。

罗斯巴德教授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我们开始区分罗斯巴德主义者和费雪主义者,争议就出现了。是像欧文·费雪说的那样,由市场参与者的时间偏好和资本的生产力各自共同决定利率?还是时间偏好(对未来的系统性折现)独自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利息的报酬。

罗斯巴德教授采纳了后一种观点,这应当归功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借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措辞,我们可以说,利息时时处处都是一种时间偏好现象,正如通货膨胀时时处处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罗斯巴德捍卫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并把该理论用作自己经济学论文的基石,这启发了本文的其余部分。

要素的生产力

那些从罗斯巴德教授那里学到自己的利息理论的人,已经学会了对在分配股份或者要素归属的文献中使用(大量使用)“生产力”一词持怀疑态度。我们以某种组合的形式运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来生产产品。认为要素具有“生产力”的观点,和我们对“要素是什么以及它们能做什么”的理解密不可分。但是,在此意义之上使用这个术语,并没有特别暗示独立要素的价值或者利息现象。

在使用的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单位额外的某种生产要素的量,会使产量增加。每种要素都在边际上具有生产力。这种以价值的形式衡量的边际生产力,对要素的价格(一亩地、一小时劳动或一单位资本品的服务的价格)有着重要的含意。通过定价机制,产品的价值,以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一致的方式,被归属回单个要素。然而,归属的过程和与利率相关的一些问题之间,并没有简单或直接的关系。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用更大的篇幅来讨论要素价格和利率之间的关系。

一种生产要素能够让产出的价值超过生产要素加在一起的价值吗?如果这种要素存在,它就会具有一种非比寻常的生产力。这种要素会产生剩余价值。如果对所谓剩余价值来源的探究仅限于考虑单个生产要素的本质,可能的答案将为数不多。然而,一份对持不同立场者的调查颇能说明问题。我们无需深挖经济思想史,也能发现四种观点,它们合在一起,便可穷尽各种可能性。

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认为,只有土地能产生剩余。土壤内在的生产力使得一定量的玉米——作为种子和劳动者的食物——增产为更多的玉米。土地的自然繁殖力概念是重农主义思想的根源。

卡尔·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离开劳动,我们无法生产出任何东西。因此,这一要素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来源。从其他要素那里得到的收入,代表的不是这些要素的生产力,而是对劳动的剥削。

弗兰克·奈特认为,只有一种生产要素,而它应该是资本。他没有从要素产生剩余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产生流量的存量角度出发进行论证。资本由各种有着存量维度(土地、机器、人力资本)的投入构成;相应的流量是年产出扣除维护成本。净产出是资本生产力的结果。净产出除以资本存量就是利率。

约瑟夫·熊彼特追随里昂·瓦尔拉斯,否认存在任何需要解释的剩余。在长期一般均衡下,归属到几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额必然完全耗尽经济体产出的价值。熊彼特坚持认为,从长期来看,利率必须是零;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正利率,则被理解为一个非均衡的现象。

我们可以在这里稍作停顿,做一个期中考试:哪些生产要素真正具有生产力?(a)土地;(b)劳动;(c)资本;(d)以上都不是。魁奈、马克思、奈特和熊彼特会分别选择(a)、(b)、(c)和(d)项。罗斯巴德教授会拒绝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充分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时间模式,以及时间偏好对其相对值的影响,在此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进而是这种生产力的来源问题——都将不复存在。

类比、时间偏好与驴桥定理

在多数情况下,被当作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分析建构都是窃取论点(question-begging) 的类比。硬饼干不易腐败;羊会繁殖;仙人掌会生长。这些事物的增长率(硬饼干是零)在维度上和利率类似。利率是基于对产出减投入的价值和投入的价值的比较。人们容易认为隐含的价值增长类似于羊或仙人掌的物理增长率。但是这个类比成立吗?如果不成立,那么一个全羊群经济的经济学或者一株仙人掌的经济学将会导致一场利率和增长率的无望混淆。

我们可以澄清这种有助于掩盖时间偏好现象的类比。据门格尔定律(Menger’s Law),目的的价值可以被归属回使这些目的成为可能的手段。但如果目的(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出)存在于未来,其现在价值将在市场参与者的意识中进行折现。市场中对产品的一般偏好,是喜欢较早的产出胜过较迟的产出,这和(或者说应该和)喜欢较多的产出胜过较少的产品是同一种情况。市场参与者会对未来进行折现。一个特定个体会在何种程度上进行折现取决于他自己的时间偏好,而这又取决于他的具体情况。

在市场中,我们按照相应的(未来)目的折现后的价值,对现在存在的手段在进行估值。因为这个折现,现在存在的生产要素的总价值,要低于这些要素可能产生的未来产出的价值。宣称在使用投入和出现产出之间存在着价值“增长”具有误导性。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这一价值差异,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剩余”。

(正)时间偏好(希望更早达到目标而不是更迟达到的普遍偏好)的存在,对被称为利息的市场现象的出现来说,既是充分的也是必要的。如果市场参与者的特征是普遍不关心自己的目的何时实现,不关心产出在时间上的远近,那么手段、投入的价值就会反映它们对产品生产贡献的完整、未折现的价值。价值差异、利息回报将不复存在。如果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进行折现,那么现在投入的价值,将系统性地小于未来产出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差异就是利息。

这些命题对所有生产过程都成立。投入可能在某些文字、生物学意义上增长为产出,或者投入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先进或技术落后的生产过程的形式转换成产出。事实上,通过对措辞的适当修改,建立(正)时间偏好是生产经济中出现利息的充要条件这一命题,也可以被应用到纯交换经济中去:承诺在未来交付的财货会在折现后交换现在可用的财货。

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利息现象的坚实理解,还为无论哪种变量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一个驴桥定理,或者说决定性考验。一种特定投入,或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具有生产力,甚至特别具有生产力。然而,这种生产力和利息现象之间,不存在简单关系。罗斯巴德教授孜孜不倦地提出关键问题:为什么该要素生产的能力没有完全在其市场价格中体现出来呢?

当然,答案是折现是时间偏好存在的直接暗示。帮助生产的生产要素的产出存在于未来。那么,要素本身的市场价值会做相应折现。某特定要素具有很高生产力的论点,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其价格很高,但它没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更高。也就是说,生产力没有,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价格未能用尽未经折现的产品生产的贡献。

[1] Reprinted by Man, Economy, and Liberty, Walter Block and Llewellyn H. Rockwell, ed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88). The references that Professor Garrison appended to the original article are contained in the bibliography at the end of the book.

[2]译者注:驴桥定理(Pons asinorum)是欧几里得几何中的一个定理,它是《几何原本》中出现的较困难命题,是数学能力的一个门槛,也称之为“笨蛋的难关”引申为对能力或了解程度的关键测试,可以将了解和不了解的人区分开来。

[3] 译者注:窃取论点(question-begging)又名乞求论点、乞题,是指在论证时把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的命题预设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不当预设的非形式谬误。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三):米塞斯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反响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李杨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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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信用理论》并未获得它应有的礼遇。施穆勒主义历史学派主导的德国经济学界不出所料对这本书关注甚少。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也对米塞斯的天才创新充耳不闻。在那时,米塞斯多年来一直是欧根·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著名的讨论班的忠实成员。在《货币与信用》出版之后,庞巴维克讨论班花了整整两学期来讨论米塞斯的著作。他们一致彻底拒绝了米塞斯的贡献。庞巴维克承认米塞斯的逻辑及其一步步进行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他并没有否认,货币供应的变化不是简单地等比例增加全部物价。与此相反,货币对价格体系而言不可能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任何变化都必然会改变相对价格和收入。庞巴维克承认这些观点,但他随后背叛了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精髓,声称这一切都可以当做“摩擦”而愉快地忽略掉。正如米塞斯所说,

据他【庞】所说,旧学说“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并对针对“纯经济行为”的分析继续保持其完整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阻力和摩擦,造成结果偏离理论上得出的结果。我试图说服庞巴维克,借用力学的比喻是不可行的,却徒劳无功。[13]

庞巴维克和追随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未能理解,他们拒绝了米塞斯和实证主义方法截然相反的“行动学”(也就是说他的如下认识:为了避免给理论带来无法根除的错误和谎言,演绎理论的每一步都必须正确),并摒弃了他把货币纳入一般理论的整合(施穆勒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也同样不屑),米塞斯毫无怨言地走上了开创一个全新的“新奥地利”经济思想学派的孤独道路。

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显然是一个主要的创新经济学家,当然配得上一个维也纳大学的学术职位。诚然,作为《货币与信用》的结果,米塞斯在1913年被任命了一个维也纳大学教授 的职位。但它只是一个不付薪水,只享有称号的私人讲师(privatdozent)职位。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米塞斯虽然在大学里授课并主持非常成功的每周讨论班,他却从来没有得到一个付薪的大学教职,因此不得不继续担任商会的全职经济学家,并担任国家的主要经济顾问。他仍然没有闲暇去毫无阻隔地追求自己在经济理论上才华横溢的创造性工作。

和许多人一样,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中断。头三年,米塞斯作为炮兵军官奋战在前线。最后一年,他在战争部的经济司任职。在那里,他写了些外贸方面的期刊论文,继续反对通胀,并为少数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自由出版了《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1919)。

战争结束后,教职的问题彻底显露出来。维也纳大学提供了三个付薪的经济学教席;战前,这三个位置分别由庞巴维克、他的小舅子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尤金·冯·菲里波维奇所占据。庞巴维克在开战后没多久就悲惨地去世。菲里波维奇战前就退休了,而维塞尔紧随其后,战后没多久也退休了。第一个空缺被米塞斯过去的老师,卡尔·格伦贝格补上,但格伦贝格在20年代初就辞职去了法兰克福大学主持工作。所以维也纳大学的三个空缺,普遍猜测米塞斯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确实,依照任何学术标准,米塞斯得到教职都是实至名归的事。

格伦贝格的教席给了另一个历史学派:费迪南德·德根菲-琼博格(Ferdinand Degenfeld-Schönburg)伯爵,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弗里茨·马赫卢普),他在这个职位上唯一够格的地方是他的贵族头衔和他那“在战争中毁容的伤”。[14]接替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另外两个教席——都是为理论家准备的——又情况如何呢?尽管米塞斯的创新未被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接受,他显然仍是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优秀传承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而他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开创性期刊论文是有史以来对社会主义发起的最重要的理论批判。不仅如此:它同样被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努力了近二十年,试图反驳米塞斯的挑战性批评,但始终未能成功。

但是米塞斯从未选上过任何一个付薪的学术职位。连续四次,他在选择中被直接跳过。他竞争的两个理论研究的职位分别给了(a)在德国受教育的奥地利有机论社会学家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他很少因经济学而被人所熟知,倒是不久之后成了奥地利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以及(b)维塞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尽管他也对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做出了贡献,却不能和米塞斯同日而语。此外,迈耶强烈反对米塞斯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结论。在欧洲战火点燃前,维也纳大学的全体教授开始用动物园的规矩做事,斯潘和迈耶暗中互相针对对方,他们也针对作为私人讲师位于学术图腾柱底层的米塞斯。迈耶在学生面前公开羞辱斯潘,并且,如果他俩一起进入房间的话,迈耶常常会当着斯潘的面摔门。而斯潘呢,在一个日渐反犹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反犹。他在秘密教职工会议上谴责对犹太学者的任命,也抨击迈耶对这种任命的支持。另一方面,迈耶设法轻易适应了奥地利1938年的纳粹上台假设;并带领着教职工大张旗鼓地投身纳粹事业。实际上,迈耶告知纳粹斯潘不够亲纳粹,结果斯潘被纳粹逮捕和折磨。[15]

在这种臭气熏天的气氛中,也难怪米塞斯会报告说斯潘和迈耶歧视他的学生,他们只得在不注册的情况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并且“也让那些想和我一起写论文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处境艰难;那些想获得大学授课资格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不让人知道自己曾做过我的学生。”注册了米塞斯的讨论班而没有注册他竞争对手之一的讨论班的学生,被经济学系的图书馆拒之门外;但米塞斯自豪地指出,他自己在商会的图书馆比经济学系的图书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至少这种限制没有给他的学生造成麻烦。[16]

在采访过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之后,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指出米塞斯未能入围教授席位的提名,是因为有三股力量在反对他:(1)他在政策上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很快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靶子,无论这些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右派的社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2)他是个犹太人,身处一个日益反犹的国家;(3)他个人拒绝妥协,在原则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米塞斯的学生F.A.哈耶克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总结说:“虽然米塞斯的成就之大可以让人忽视这三条缺点的中的两条,但还是没法让人完全无视全部三条缺点。”

但我相信,这种可耻的对待还存在另一个克雷娃没有提到的重要原因,而虽然看起来可能并不明显,米塞斯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所暗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不把学术舞台视为一个有待征服的政治战场,这和他们飞黄腾达的敌人(比如施穆勒和卢约·布连塔诺,甚至是维塞尔)截然不同。因此,不像他们的对手,他们拒绝提拔自己的门徒或追随者,或是阻止对他们的敌人的任命。事实上,庞巴维克甚至更进一步督促对自己和奥地利学派的死敌的任命。这种奇怪的自我克制形式有助于破坏对米塞斯的或任何类似的学术任命。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显然坚持着天真的观点:真理无需帮助也总是会胜出,而没有意识到,在学术或者任何其他舞台上,真理都很难靠这种方式取胜。真理必须被促进、组织并向错误争取。即便我们能保持信心,认为真理不靠战略或战术上的帮助也会在长期胜出,不幸的是,在难以忍受的长期里,我们都死了,这也当然包括米塞斯。然而,门格尔采纳了毁灭性的战略观点:“一个科学观点的最终胜利只能靠一种确定的方法:通过让每一个相反的命题自由而彻底地表达自己。”[19]

不提教职,二十年代米塞斯的观点、声望和作品,在奥地利和欧洲的其它国家名声鹊起。不过由于《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他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学家小本杰明·M. 安德森是第一个称赞米塞斯作品的英语作家,这在他1917年的《货币价值》(The Value of Money)中有所提及。米塞斯影响英美学界的机会,直到三十年代早期才到来。当时,年轻的凯恩斯正担任英国经济学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要不是他带着轻视口吻、完全不着调的书评,《货币和信用理论》原本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凯恩斯写到,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最大程度地使人豁然开朗”【不清楚什么意思】。凯恩斯还写到作者“博览群书”,但又在结尾处表示失望,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没有“建设性”和“原创性”。这个评论实在令人挠头:不管论者以为《货币与信用理论》是好是坏,这本书都极具建设性和系统性,其中新颖的观点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事实而非价值评价。这么看来,凯恩斯的反应着实令人费解。不过15年后,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写到,“对于德语著作,我只能清楚地理解我之前就已知道的观点—外语的难度使得新观点与我之间隔了一层纱。”谜团就此解开。凯恩斯智识人格的所有特点,都在这件事里得到了体现:令人咂舌的傲慢,厚颜无耻地评论自己一知半解的外文书,然后宣称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观点。

1819年的大恐慌(三)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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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的严重萎缩加上对流动性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物价迅猛下降。 虽然仅可获得批发商品的详细价格信息 ,但有证据表明其他领域的价格水平也同样下滑了,比如房地产市值及租金。对美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主食出口价格下降的尤为剧烈。出口主食的价格指数从1818年8月的169点下降到11月的158点,再下降到1819年6月的77点。类似的价格趋势也出现于棉花价格和史密斯和科尔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Smith and Cole index of domestic commodity prices)。 物价下跌的证据也可以从运费及奴隶的价格走势中发现。[54]

欧洲对农产品的进口需求下降,加剧了美国出口物价的下跌。这是因为1817年后欧洲农作物产出非常丰富,英国也在同时期经历了经济危机和商业萧条。美国的出口总额也同样急剧下降。出口总额从1818年的9300万美金下降到1819级1820年的7000万美金的水平。转口贸易并未收缩,主要是国内产品出口承受了这次冲击,从7400万美金下降到了5100万美金的水平。其中,农产品出口下滑占据了2000万美金的降幅,棉花出口下降了1000万美金,小麦及面粉出口下降了700万美金。这些下滑纯粹是由价格下跌引起的,实际出口量在这段时期内仍然稳步增长。[55]

进口总值比出口总值下滑更多,反映了美国人收入的下降。进口总额从1818年的1.22亿美元下降到了1819年的8700万美元及1820年的7450万美元,因此实际上结束了铸币流失趋势。从英国进口的总额从1818年的4200万美元下降到了1820年的1400万美元。其中,英国进口的棉花及羊毛总额分别从1818年时超过1400万美金的水平下降到了约500万美金。[56]

在1821年,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几乎相同,出口总额为5460万美元,进口总额则为5450万美元。不管是从繁荣与萧条周期时期的水准来看还是从美国自1815年以来的进出口水平来看,这两个数值都处于绝对低点。[57]进口价格也随着国外经济的收缩而下行。但是,进口价格仅是小幅下跌。与国内货币收入下降的水平相比,这个下跌的影响对于进口总额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费城进口价格指数(The index of import prices at Philadelphia)从1818年11月的126点下降到1819年7月的112点。[58]

信贷紧缩也造成公共土地销售大减,从1818年的1360万美元下降到1820年的170万美元,再下降到1820年的130万美元,[59]除了对于现金头寸迅速升温的普遍渴求外,它也导致了高昂的利率以及对于可贷资金稀缺的大量抱怨。

所有社区群体都遭受了经济窘迫的困扰。[60]巨幅的价格下跌大大加重了固定面额债务的负担,并为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提供了动力。[61]农民的困境来自于农产品及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并且被他们在经济繁荣时期签订的大量私人和银行债务加重了。如同第二银行的西部分行一般,在南部及西部新设立的且过度扩张的银行借给了这些农民用来进行长期改进(long-term improvements)的资金。用未付股本(期票)为担保来借贷的银行股东们发现,他们现在必须履行他们所欠的债务。在繁荣时期购买了公共土地的投机者和其他人面临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商人在其产品的价格及需求受挫的同时,也面临着债务重担。英国及其他国内债权人放给他们的款项常常被无情的破产清算流程所注销。奈尔斯(Niles)认为不少于1000万美金的来自欧洲的商业贷款被萧条时期的破产清算给注销了。边境地区(Frontier Areas)的货币交换媒介的稀缺及价格的低廉程度导致了农民和当地居民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手段时,有可观的回报空间。多个地区回到了物物交换,或是用谷物和威士忌此类商品作为交换媒介的时代。 [62]

上诉到破产法庭,适用法律手段追讨债务成为了普遍做法。1820年4月,俄亥俄州州长伊森艾伦布朗(Ethan Allen Brown)的秘书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e)在一份提交给州长的备忘里对债务人在西部地区的困境作出了清晰表述:

有一件似乎是普遍承认的事情是,我们大部分从事商业的公民都处于破产状态——那些拥有最多的私产和不动产财富的人……发现几乎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必需品——每一个阶层的公民在拖欠债务,即使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债务也要拖欠。[63]

厂家们也受困于物价的普遍下跌,信贷紧缩以及对他们在战后陷入的萧条常态火上浇油的大恐慌。然而,沃尔瑟姆的先进工厂却能承受大萧条的冲击,继续盈利经营,甚至还在萧条时期扩张了规模。[64]

在此期间,工资率变动的证据较少。在马萨诸塞州,农业工人的工资在繁荣和紧缩中大幅波动,在1811年为每天60美分,1818年则为每天1.5美元,到了1819该数值又降至53美分。在另一方面,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率在此期间持稳在大约每天1美元。[65]在19世纪上半叶,宾夕法尼亚州的樵夫砍一扎柴的报酬平均在33美分,而从1821年到1822年他们的平均工资仅为每扎柴10美分。在1818年早期每天可赚到75美分的收费公路非技术工人在1819年每天只能挣到12美分。[66]

大萧条时期的一个显著症状是对未来事件影响深远的全新问题的到来,这个问题就是城市里的大规模失业。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农村为主的国家,作为制造和贸易中心的城市却正在迅速增长,这次萧条见证了工人,技工,机械师,或其他熟练技工的失业问题。这些工匠往往是独立的商人而不是雇员,但他们的痛苦也同样强烈。因为他们集中在城市生活,缺乏如农民般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或自给自足的生产来灵活应变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困境被激化了。在1819年秋天,费城所有的60家工厂里的30家(主要是手工业)所雇用的工人仅为2100人。而在1815年,这三十家工厂的雇用人数为9700人。在此期间,总利润也相应的从300万美金下降到1819年的70万美金。棉花,羊毛及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下滑非常剧烈。[67]萧条时期,失业也席卷了贫民行列。[68]

到1821年时,萧条时期开始结束,美国经济也走上了一条缓慢的复苏之路。债务清偿的痛苦的过程结束了,同样痛苦的货币紧缩过程也已经平息。[69]幸存银行的票据面值回归,得以再次成功地扩大了信贷。第二银行被免除了迫在眉睫的失败,最终走向了财务稳健。受到了强化后的中央管制的分支机构们,又可以兑付彼此所持的票据了。西班牙银元对美国银行票据的溢价从1819年6月的4%下降到2%,并最终在1820年4月实现平价。但在某些州,如肯塔基州或田纳西州,在其后数年都没有出现票据面值及兑付能力的回归和重建。[70]英国及欧洲大陆的企业也度过了经济萧条的低迷,美国出口再次量价齐升。在1819年后停滞不前的总体物价开始缓慢上升。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主食出口指数从1819年6月的77点下跌至1821年4月的64点的最低点,然后从该点位缓慢上行。棉花价格以及费城的国内商品指数,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也在同一月份筑底成功,并在其后以极慢的速度回升。然而,进口价格维持了轻微下滑或者是持稳的水平。[71]信贷重又可以获得了,新发行的证券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再次回升。[72]

1819年的经济萧条和在其之前的经济繁荣能否看作是一次现代经济周期(modern business cycle)?韦斯利·C. 米切尔( Wesley C. Mitchell)在其著作《经济周期……症状及其起因》(Business Cycles . . . 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中表示:

直到大部分居民都以货币形式来开支和取得收入、商品生产有广阔的市场、信用工具得到应用以及企业以相对较少的雇主和许多员工所组成之前,经济体内的波动都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经济周期的特征。[73]

一方面,大泡沫、1818-1819年的经济危机以及持续到1821年的经济萧条这三者,都具备了很多与米切尔所阐释的现代经济周期所相似的特征。在这个时期,虽然银行业务并未发展完善,银行业的扩张以及银行纸币的不健全性却都达到了其他信贷扩张时期的程度。在这一时期也能看到许多后世的金融恐慌的典型特征:首先是银行票据扩张;然后是紧跟而至的国内及国外的银行铸币储备的流失;最终,银行票据的紧缩将引发金融危机,银行挤兑以及破产。银行贷款的收缩和银行挤兑的必然结果是恐慌时期对于现金头寸的争夺以及利率的飙升。各地区多样化的银行活动及银行票据难以看成是现代经济周期的特点,但是,由于第二银行的存在而造成的银行票据的扩张及紧缩是几近统一的。在现代经济周期中,整个收缩和扩张的周期是相当短暂的,总时长约在五六年之间,而危机本身只是一个极短的过程。此外,现代经济周期各阶段的顺序为繁荣,危机,萧条,复苏。[74]

1819大恐慌具备的其他现代特征是:在繁荣时期投资项目和信贷的扩张,城镇失业问题的出现和物价的显着膨胀和收缩。

在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中存在许多与将1819大恐慌阐释为米切尔式的现代经济周期,或者是现代经济危机相违背的落后特征。虽然商业有所成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里,农业仍然是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经济活动。据估计,在1820年有7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75]虽然没有统计,但从当时的评论看来,城市建设在繁荣中有所增加而在危机中有所下降。然而,农业生产的总数量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并不算太敏感。并且,农业生产在此期间组成了生产活动中的绝大部分。 [76] 因此,棉花,水稻,小麦物质生产和面粉的生产数量在萧条时期中继续上升。[77]当然,农业人口就业不是一个明显的周期性现象。[78]此外,许多农户都自给自足,只进行其所在地的易货交易,或仅是偶尔才使用货币交换网络。考虑到家庭自给自足以及易货贸易的流行性,当时的经济状态很难被称为是现代的,或者说它也被现代经济周期所制约。

此外,当时存在的制造业及商业企业主要是小型的。现代经济周期的特征在大规模的商业及制造业领域中是最明显的。但在当时的状况则完全相反,小商店,小银行和小工厂组成了当时的企业界。雇主及众多劳工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分。如我们曾指出的,大多数的工人都是工匠,在非常小型的公司里工作或是独立经商,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显著差异。对铁匠,鞋匠,裁缝,打印机和木匠来说均是如此。水手与在马路和运河工作的普工则更多的被归类为为员工。

制造业扮演的角色是当时与现在的经济状态最为重要的差别。它不仅是小规模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约三分之二)依赖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 , [79]但新出现的工厂与其他经济成分的状态却是不同的。由于制成品在战后的进口潮,工厂在经济体内其他产业繁荣的时期却陷入了萧条,并且在恐慌期间更加处境维艰。在萧条期间中发生的经济危机,正如1819年在制造业中发生的危机,更像是米切尔所描述的前周期性危机(Pre-cyclical Crisis)。[80]此外,除了在纺织品制造领域,在其他领域没有一丁点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迹象。制造其他主要部门,如锅、珍珠、铁、肥皂、威士忌、蜡烛、皮革、木材制品、面粉、纸都是家庭作坊和小规模社区制造业的产品(small-scale neighborhood manufactures)。大型面粉厂是一个例外,它们在1815年至1816年迅速扩张以供应蓬勃发展的欧洲市场。占主导地位的面粉厂仍然是当地的使用河流为动力的小磨坊。[81]

1819年的大恐慌(二)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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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货币局势被普遍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在不再履行需赎回铸币的义务之情形下,银行们持续的扩张他们的票据和信贷发行。在不同银行不同地区,它们的票据以不同幅度持续波动和贬值。[23]仅在1815年,银行的数目便从208家上升到了246家,总共流通在外的银行票据也约从4600万美金上升到了6800万美金。[24]大众对于全国通用的统一货币的愿望愈发强烈。财政部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因为其在西部销售公有土地换取到已贬值的银行票据,但必须以兑换成远低于西部贬值幅度的东部货币的形式,在东部花费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明显的是,如果没有一次巨幅的的信贷收缩和通货紧缩,这些膨胀后的银行将无法立即恢复它们的铸币可赎回能力。作为尝试性的解决方案,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得到了国会的授权。它必须用铸币赎回其所发行的票据,并被期望可以提供一种稳健的统一货币。第二银行从1817年1月开始运行,诸州立银行却在2月20号才同意恢复铸币支付。在新的条文下,第二银行的贴现额度至少为600万美金,其中纽约市200万美金,费城200万美金,巴尔的摩150万美金,弗吉尼亚州50万美金。[25]诸银行还获得了在紧急情况下可得到救助的承诺。实际上,第二银行并不排斥它自己发动的信贷膨胀。第二银行总部,西部分行和南方分行迅速的超额发行了它们的承诺票据(promises)。在非常宽松的规定下,它严格以盈利机构的形式来运营。如同许多州立银行般,第二银行接受以借条的形式而非以铸币储备(IOUs instead of specie)的方式,来分期支付其第二笔及之后的股本。最终,这类股权贷款的总额达到1000万美元,尤以身处要职的费城及巴尔迪莫分行的职员及总管的占比为重。[26]银行的分支机构受到的控制可以忽略不计,南部和西部分支行大量的扩张了它们的信贷及票据发行。事实上,巴尔的摩分行的职员直接挪用了公款。由1818年开始,第二银行发行贷款已经超过4100万美元。其发行在外的票据达到了1000万美元,活期存款则达到了1300万美元。与250万的铸币储备相比,票据的总发行量为2300万美元。[27]

因此,由于第二银行成为了放纵货币扩张而非限制货币扩张的势力,经济在1818年继续繁荣。第二银行的扩张立场为财政部所鼓励,它希望银行能接受并使用各州立银行的票据。财政部正是通过这些货币来获取它的收入,尤其是销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入。[28]票据发行的扩张促使进了州立银行遍布全国各地,以复制和继续扩张信贷,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之外。州立银行的数量从1816年的246家增加到了1818年的392家。在1817到1818年间,仅肯塔基州便批准了40家新州立银行的成立。[29]财政部及第二银行把名义上恢复营业的银行发行的票据当做铸币等价物的决定,激励了州立银行的扩张。第二银行由此累积了大量对私有银行的结余和票据,却不对银行提出兑付要求。这些票据中的大部分都是存放于第二银行,但却从不会在州立银行兑现的国债结余。然而,在新英格兰地区私有银行以及第二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坚持着保守的信贷政策。事实上,第二银行在新英格兰的支行们必须不断的兑付西部和南部扩张发行的票据,所以它们被迫收缩了信贷政策。因为根据第二银行的规定,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对其他分支机构发行的纸币负有偿付责任。其结果是,马萨诸塞州银行发行的票据从1815年6月的100万美元面值贬值到1818年6月的85万美元。[30]

一种大致标准化的货币开始在全国流通,大部分银行发行的此类票据以面值流通。[31]但也有例外:在1818年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些银行的票据贬值高达30%,在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某些银行的票据贬值达12%。[32]

房地产,收费公路和农场改进类的投资项目涌现了,这些领域涉及的物价也开始上涨。此外,联邦政府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对外开放出售大片土地,并给予土地购买者宽松的信贷条件,这促进了大规模的公共土地投机。 [33]在1815和1816年每年成交200万到400万美元的公共土地销售收入,在1818年上升到了1360万美元的峰值。[34]

利用银行信贷投机在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和房产,是急剧推涨物业价格的一个普遍现象。[35]此外,投机行为增加了西部地区银行的国债结余,助力第二银行发行的票据从西往东流动。联邦建设支出(Federal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s)也促进了繁荣:1816年到1818年,这些支出从70万美元升至超过1400万美元的水平。[36]从1816年开始,有一个收费公路的建设热潮,特别是在纽约,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37]收费公路由企业建设,每个建设项目都得到了州政府的特许权。在数量上,收费公路施工企业可与新银行的设立数量相媲美。蒸汽船刚刚开始运营,已经高企并仍在攀升的汽船运费也证明了交通运输在经济热潮中所占的分量。[38]造船厂们也同样分享了繁荣景气。[39]

在景气繁荣阶段看到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场内交易所的成立似乎并不意外,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于1817年的3月份开始营业。交易商们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在华尔街路边买卖股票,但现在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租用室内空间的正式组织了。这一时期也标志着投资银行的开始: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家们批发股票并在市场上小批量的出售这些股票,或者作为发行人的代理人兜售股票。在这项新业务中如鱼得水的是在外贸行业实现了资本积累的前贸易商们,比如亚历山大·布朗父子公司(Alexander Brown and Sons),和在其他领域积累了资本的人士,比如阿斯特父子公司( Astor and Son)。[40]

作为货币和信贷扩张的结果,进口量维持了较高的增速,超过了同在增长中的出口量,并又从铸币流出和外国出口商融资处得到了资金。在1815年和1816年的进口潮后,进口总额虽然仍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却在1817年下降了。银行系统在1817年重新使用铸币支付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扩张的相对放缓,刺激了进口量达到峰值后的暂时下行。 然而,进口量再次在1818年大幅增加至1.22亿美元。进口到西部主要贸易枢纽辛辛那提的外国货物,在1817年至1818年间的进口量较1815年至1816年的总数翻了一番。[41]与此相反,大部分由美国以外的供求条件决定的进口商品价格,在这几年几乎是恒定的。

出口方面,在欧洲繁荣和国外歉收的帮助下,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总额继续上涨。从1817至1818年,出口值从8800万美元上升到了9300万美元的峰值。出口商品中,国内产品总额也在当年上升到了7400万美元的顶峰。连转口贸易都以一个比国内产品总出口额更快的速度增长着,在1817年上升到了5700万美元,并在1818年上升到了6300万美元的峰值。在1817年及1818年间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了500万美元及540万美元,而国内产品出口总额则分别上升了350万美元和560万美元。棉花出口也在1818年达到峰值。[42]出口主食的价格在此期间上涨的更为迅速。Cole的查尔斯顿出口价格指数(Cole’s index of export staple prices at Charleston)从1817年的3月的138点上涨到了1818年8月的169点的水平。贝赞森棉花指数(Bezanson’s cotton index)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走势。[43]

这反应在贸易平衡表的结果就是贸易赤字大幅在1817年大幅下降至1160万美元,其后却在1818年增至2850万。[44]战后的巨额赤字被部分夸大了,因为美国的航运业几乎包揽了全美进出口贸易的运输业务,航运业的收益其实可以抵消一部分的贸易赤字,但其收益却并不反应在贸易平衡表中。[45]

然而,烦恼和紧张情绪也随着热潮持续而逐渐升温。银行重新开放铸币支付的承诺日益变得更像空头支票而非实际承诺。那些尝试施压银行兑换铸币的客户换来的命运,是被阻挠及恐吓。[46]费城经济学家、商人以及州议员康迪·拉古伊特(Condy Raguet)写信给李嘉图(Ricardo)说到:

阁下在信中说,您觉得难以理解为何有权要求银行对其发行的票据兑换铸币的人们却要忍耐银行长时间的拖延支付。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居住在对银行的保护措施必须通过议会决议的国家的人来说,无疑是荒谬的。然而,您的疑惑并不难解释。美国的全部人口要么是银行股东,要么承担着银行债务。催促银行进行兑付与第一类人的利益无关,其他人则对施压银行这种行为感到恐惧。这就是全部秘密。一个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债务人的独立的人,如果冒险逼迫银行兑现它们的义务,就会沦为社会公敌。[47]

市场上出现了铸币的兑换溢价便表明了市场对银行的信心流失。仍然维持着铸币偿付责任的银行因票据的折价,变得更难以保持它们金库里的铸币储备水平了。此时人们可以用银行票据赎回铸币,再用铸币在市场上折价买回票据。此时,即使第二银行仍可兑付铸币,铸币相对于其发行的票据还是产生了溢价。这反映了市场对第二银行维持铸币兑付的能力丧失信心。西班牙银元(Spanish silver dollars)作为在美国流通的主要铸币,在1818年3月首次产生了对票据的溢价,并且在6月及11月分别达到了溢价4%及6%。[48]从银行金库流失的铸币增加了,对业已因巨大的进口支付压力而流失的铸币存量雪上加霜。很明显,第二银行已无法再长期维持如此高速的票据扩张及铸币释出。它从国外进口了总价达700万美元的昂贵铸币,却只解了燃眉之急。急需偿还联邦债务造成的压力使铸币流失的问题加剧了。1818年秋和1819年初是为“路易斯安那购地”(Louisiana Purchase)融资的“路易斯安那州债”(Louisiana debt)的偿还日期。这批价值400万美元的债务,大部分从国外筹措,也必须用铸币偿付。偿付这笔债务的责任落在了作为财政部(Treasury)存款的仓库的第二银行身上。

危机四伏,第二银行被迫叫停了其扩张计划,并推出了一系列紧缩措施。自1818年夏始,第二银行通过一系列的通货紧缩举动加速了1819大恐慌(Panic of 1819)的到来。第二银行勒令其分支行必须让州立支行们赎回本行重仓持有的大量账目及票据。各分支行需兑现其他分行所发行票据的规定被废除,从而结束了稳健的东部支行赎回信贷扩张主义的支行所发行票据的义务。该命令从3月起便在波士顿分行实施,并且在8月底推广到了美国银行所有的分支机构中。该货币紧缩的政策在威廉·琼斯行长的迟疑及继任行长兰登·切维斯更为坚定的决心中推进,严厉的限制和收缩了分支行的贷款及票据发行。这样一来,第二银行的活期存款负债,包括票据,私人和公众存款,从1818年秋的2200万美元下降到了1819年1月的1200万美元,并进一步下降到了1820年1月的1000万美元。第二银行在外发行的票据从1818年早期的1000万美元的峰值,下降到了1818年秋的850万美元,而到1819年夏及1820年1月,已经分别下降到了500万美金及360万美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第二银行公共存款(Public Deposit)的下降,该存款主要由公有土地销售收入所积累的银行贷款所组成。公共存款从1818年秋的900万美元下降到1819年1月的不足300万美元。[49]

紧缩的另一个结果是美国银行的铸币储备大幅度上升。在1818到1819年的初期铸币储备为250万美金。由于贷款被召回,且铸币流失逆转并流入到第二银行,在1820年1月其铸币储备达到了340万美元。在1821年春,铸币储备井喷到了800万美元,而当时银行总活期负债也不超过1200万美元。[50]

该紧缩主义政策迫使对第二银行负债的州立银行加快收缩它们的贷款和发行在外的票据。在1816年,流通中的银行票据约为6800万美金,而在1820年1月则仅约有4500万美金的水平。[51]严厉的紧缩政策在1820年延续,带来了全国性的破产潮,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在很多情况下,银行们尝试着在拒绝兑付铸币的情况下继续运营,但是他们发行的票据贬值过多,在发行圈子外再也无法流通。大部分内陆银行发行的票据相互贬值与波动。相反,新英格兰地区里很少有银行倒闭或挤兑的出现。罗得岛州(Rhode Island)外的银行仍具有偿付能力。[52]信贷收缩及违约潮大为动摇了草草搭建的整个私人信贷结构。[53]如同后世出现的大恐慌,金融系统的危机导致了对现金头寸的争抢和以更低廉的折扣出售商品库存的冲动。

1819年的大恐慌(一)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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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恐慌及其起源:
1815-1821年动荡的美国商业

1812年的战争及其余波使得年轻的美国经济急剧失调。在战前,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国家,仅有七百万人口,他们几乎全部投身于生产农作物。大量棉花、小麦和烟草被用来出口国外,余下的农产品则主要用以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消费。以物易物在边境的广大地区盛行。农产品主要在接近河流运输的地带种植,商业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农产品出口。农产品出口所得款项用来从外国进口本国所需的工业产品以及消费品。主要的出口产品为南方的棉花和烟草,以及西部的谷物。[1]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的7%,却是接收和输送外贸进出口的主要交易枢纽。[2]当时,纽约市正在成为美国的巨型对外贸易中心,费城和波士顿紧随其后。
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并非高度发达。至少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银行几乎完全被局限在城市之中。它们的经营方式趋于宽松;而大多数银行需如当时的其他公司一般通过特许权(special legislative charter)来确定它们的地位,这导致了对立法过程施压的投机性侵犯(speculative abuses)。该做法的结果就是在各州之间和各州之内银行业的立法缺乏统一性。[3]直到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问世才影响着美国银行业趋于一统。其时,美国的通货使用的是金银复本位制。但如以法定的十五比一的比例兑换,金价会被低估。故当时主要的流通硬币是银币。美国的银币大多来自外国,西班牙银币犹盛,同时有英国,葡萄牙及法国的银币作为补充。[4]
在战前,美国经济缺乏大规模或甚是中等规模的制造业。“制造业”由常常只有一个人的小作坊构成。这些制造商是工匠和手工艺人,是那些结合了劳动者和企业家身份的人:铁匠、裁缝、帽匠以及皮匠们。大量的制造业在家庭作坊里生产也在家庭中消费,尤其是纺织业。交通运输,也同样的处于原始状态。成本高昂的陆路运输主要使用当地的泥路的同时,大多数的运输仍然采用由来已久的河运及海运方式。
1812年的战争和战后发展迫使美国经济进行了很多迅速而突然的调整。英法大战早已促进了美国航运业及对外贸易的繁荣。作为主要的中立方我们发现我们的出口被交战双方所青睐,并且,美国的航船得到了敌对双方互相抵制而产生的贸易机会。然而,随着禁运法案和互不往来法案(Embargo and the Non-Intercourse Acts)的出现,以及紧随其后的战争,我们的对外贸易被大大地消减了。对外贸易在1807年达到了顶点,进出口总额分别达1.38亿及1.08亿美金。到1814年却下滑到了1300万及700万美金。[5]另一方面,战争状况促使了国内制造业的成长。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棉纺及羊毛纺织品也是这场产业发展中的领导者。这些货物以前由英国提供,但政府现以战争的目的征用它们。国内的制造商们高速扩张来填满政府需求以及那些此刻无法由进口来满足的消费需求,家庭作坊们也扩大了他们对于纺织品的生产。而更具长远意义的是纺织工厂们的发展,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纽约及宾夕法尼亚地区。故虽仅有4家棉纺工厂在1807年成立,在1814年却有43家棉纺工厂开张,在1815年则有15家。[6]富有的商人发现他们的资本无法用于外贸业务,就转而投资在了国内制造业这个新兴的盈利领域。一些工厂使用了公司形式,但迄今为止大体上局限于银行,保险公司及桥梁公司。作为当时领先的制造业集中地,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马里兰州在1812年到1815年之间,平均每年成立65家新工厂,而在战前此数据仅为每年8家。[7]
战争造成了货币系统的变迁,带来了对联邦政府借贷融资的巨大压力。由于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向来较为保守,它们反对战争,仅给联邦政府发放了极少量的贷款。所以,联邦政府被迫转而依赖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的州立银行。这些银行主要是以发放宽松信贷为生的票据发行机构。对于这些银行的股东而言,用他们的持股作为唯一担保来发行期票(Promissory note),并用这些期票来购买银行股票的行为非常普遍,仅有少量铸币存作为资本存进了银行。[8]通常情况下,该银行职员和股东们是其最为青睐的借款人(Borrower)。将纸币印制到低至6美分的面值对于纸币发行扩张贡献甚大。随着美国银行(美国第一银行)受到的限制被解除,加上美国政府面临的融资压力非常沉重,新银行的成立数量和新票据的发行数量迅速倍增。在新英格兰地区之外的银行票据数量的巨大膨胀与该地区银行的保守政策相反,这导致了其他地区的铸币向新英格兰地区的涌入。新英格兰地区银行相对而言的保守主义可以被以下事实说明:在1811到1815年间,流通在外的马萨诸塞州的银行票据从2400万美金缓慢上涨到了2700万美金。与此同时,在其银行金库的铸币储存量从1500万美金激增到了3500万美金。[9]
除了铸币之外,当时没有统一的货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此外,政府从中太西洋,南方以及西部各州的银行借贷融资,却需要在新英格兰地区为进口货物以及该州新兴的纺织制造业产品花费巨款。在1814年的8月,铸币流出以及持续的银行票据扩张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地区铸币支付的暂停。在各银行票据与铸币的兑换比例相去甚远的情况下,政府同意银行可以暂缓支付,银行业得以继续运营。暂停兑付的银行票据相对于新英格兰地区银行的票据和铸币以不同的比率出现贬值。赎回铸币义务的兑换义务的暂缓执行极大的刺激了新银行的成立和银行发行票据的膨胀。美国的银行数量从1811年的88家上升到了1815年的208家,同时,发行在外的银行票据从230万美金上升到了460万美金。[10]中太西洋各州的银行票据的扩张尤为巨大,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中太西洋各州的银行数量在其间从25家上升到了111家,同时在南方和西部各州的银行数量从16家上升到了34家。仅1814年的3月便有41家银行在宾夕法尼亚州成立。[11]
这场战争又与物价的巨幅上升相伴。国内产品价格在货币供应的迅速扩张中上升;进口品的价格则由于对外贸易的受阻而上升的更剧烈。国内商品价格上涨了约20-30%;棉花作为主要出口产品,价格翻番。进口品的价格则上升了70%左右。[12]
于是,建国后第一战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许多糟糕的变化。原先的对外贸易渠道被封锁了,货币系统紊乱,货币扩张以及由进口品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国内制造业在政府需求以及外国供应商受封锁的刺激下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纺织业。和平的出现带来了它独有的一系列问题。在战时短缺结束后,针对外贸的竞争趋于白热化。美国人对于购买外国产品,特别是英国的纺织品非常热切。而英国的出口商也焦急的想抛售掉他们积压的库存。。进口总额从战前一年的530万美元上升到了1815年的1.13亿,并进一步增长到了1816年的1.47亿美元。[13]英国单单是对于美国的出口在1815年就达到了590万美元,在1816年达到了430万美元。[14]进口商品供应的恢复急剧的降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刺激了美国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例如,费城的进口商品价格指数(Imported commodity prices at Philadelphia),在一个月(1815年3月)之内从231点降到了178点。进口商品价格在此之后继续下跌,在1817年,该指数下跌到了125点。[15]
民众进口的能力以及热情被银行持续的通胀和信贷扩张增强了,这些银行现在仍然不受铸币赎回的义务所约束。此外,联邦政府通过允许时长几个月到超过一年的进口关税延期支付的方式来支持进口。英国及其他外国出口商非常乐于给美国进口商提供大规模的短期信贷,这些信贷在美国战后数年的巨额贸易逆差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进一步刺激进口的是一种替代了常规进口渠道的拍卖销售系统的出现,对英国纺织品的进口刺激最为明显。 英国制造商们发现通过代理进行拍卖式的销售能够取得更快的 回报,而较低的售价则被更低的生产成本所弥补。这种拍卖系统开始走红,在纽约特别时兴。1818年,拍卖销售总额为3000万美元。其中纽约市就占了1400万美金,相对于战前500万美元的水平增长迅速。这些销售的一半由欧洲纺织品(European dry goods)组成,而相比之下,美国制造的纺织品销售额仅为100万美元。[16]
进口品的涌入造成了战时成长起来的制造商的麻烦,特别是纺织业。它们突然间就需要面对外来竞争的猛烈冲击。因此这些制造商们未能分享战后的普遍繁荣。Bezanson 编制的费城工业产品价格指数(Bezanson’s index of prices of industrial commodities at Philadelphia)(包括燃料、化学制品、金属、纺织品、糖、肥皂、玻璃灯)在战时从141点上升到了214点,但在1815年的3月,却陡然下跌至177点,并且持续下降到了1817年3月的127点。[17]这次下跌预示着新晋制造商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在战时增加了纺织品生产的家庭作坊可以在进口恢复时轻松的中断他们的生产,但新工厂们却已投入巨额资本。有一些最新式的工厂能非常轻松的对抗外来竞争。比如著名的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棉纺织品生产公司,作为一家美式规模生产的先锋,他们采用了新动力织布机来生产供应低收入消费者群体的平针白色床单。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工厂处境维艰。[18]纺织业的衰退持续了若干年;从1817年到1819年,在前述五个制造业大州里年均成立的新厂仅有9家,而在此前的战争年间,年均新厂成立可达64家。[19]
美国出口业持续的快速扩张,然而却仍远少于其进口额。欧洲对于农产品的渴求被战后美国之外的农作物的匮乏所刺激,美国用于出口的主要作物的价格及价值总额极大的上升了,尤其是棉花和烟草。主要客户如英国和法国引领着欧洲澎湃的需求。尽管如此,美国的出口总额从来没有再达到过战前的峰值。就在美国的中立船队取得了欧洲贸易运输的实质垄断之时,外国商品转口贸易却表现糟糕,从没再超过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与4900万美元的战前巅峰相比,国内出口总额在1815财年达4600万美元,在1816财年达6500万美元。但是在1816年,再出口却仅达700万美金,在1817年则为1700万美金,而在战前该数据的峰值则为6000万美金。[20] 加总而言,对外贸易在1815财年的净差额为6000万美元的逆差,在1816年则为6500万亿美元的逆差。从1815到1816年,农业生产出口占据了国内出口增长的1900万美金中的1400万美金,农业生产出口从1815年的3800万上升到了1816年的5200万美元。棉花构成了农产品出口的一半以上,烟草,小麦以及面粉构成了剩余出口农产品的主要部分。在1815年的总出口额中,棉花占据了1750万美金,烟草则有800万美金,而小麦及面粉加起来合计达到了700万美金。在1816年,棉花出口额上升至2400万美金,烟草出口额则上升到1300万美金。[21]
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和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了。出口商品价值的上升大体上是价格现象,而不是出于实际生产现象。科尔的查尔斯顿出口价格指数(Cole’s index of export prices at Charleston)从1815年3月的93点上升到了1817年3月的138点,在此期间棉花价格的上涨远高于指数涨幅。然而,在这些年间,棉花生产及出口的实际数量的增速非常缓慢。[22]
出口商品价值总额的上涨,货币及信贷的膨胀合力造成了同时发生在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对于公有土地的投机买入以及由繁荣预期(Projected Improvements)所引致的农民负债率上升。农民的繁荣境况带来了城镇的繁华。这些城镇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们为与农业人口进行交易而专门进出口某些货物。

人生的10个成功秘笈

Jesús Huerta de Soto, Curso por Internet de Introducción a la Economía.

熊越 译 毕宏宁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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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成功(幸福)是有道德地追求好的目标,并实现它们。

1. 热情
热情:驱使我们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内在精神能量。
当我们感觉不到刺激的时候,怎么办?满腔热情地行动,做一个满腔热情的人。

2. 持之以恒

3. 总是尽可能好地行动
开始行动比那些表面上的道理更重要。

4. 无所畏惧
当你担心的时候,意味着你在浪费时间。
推荐阅读:
-《如何消除顾虑享受生活》,卡内基。
-《冥想》,马可·奥雷利奥。

5. 学习外语(英语)
学习英语和学习专业一样重要。

6. 关心世界上在发生什么

7. 合理地平衡职业、家庭和文化目标
家庭的一面包括家人和朋友。
文化的一面包括物质和精神(艺术、旅游、历史……)文化。

8.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企业家品质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发现出现的获利机会(获得提供最大主观价值的目的),并采取行动实现它们。

9. 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米塞斯的座右铭: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

10. 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地方,行为都要优秀、认真、符合伦理
如果有恶行,必须意识到错误,尝试弥补损失,并以我们已经看见的建议前行。

韩国的凯恩斯主义实验走向全球

Mises Daily, FEBRUARY 20, 2015 by Ryan McMaken

王泓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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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有一定年纪的人还记得,很多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接管世界。那时,我们买他们的汽车;我们打他们的电子游戏;我们用他们的技术做几乎一切的事情。我们被告知:日本注定统治世界。他们有更好的团队精神;他们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团体而非个人上;他们工作得更努力。1992年,日本高官樱内义雄宣称:美国人太“懒惰”以至于无法与日本工人竞争,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无法阅读”。1992年,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旭日》(Rising Sun)及1993年的电影《适应》(Adaptation)和这些争论一起不断刺激美国人的内心。

而现在,已经没有人认为日本正在接管世界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很可能并非更多依靠团队合作和勤奋工作,而是中央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福利和贸易壁垒。因此,紧随繁荣的泡沫并不出乎意料。

如今,韩国似乎已在很多方面追随日本当年的这个过程。日本的索尼公司早已陷入深度衰退,但韩国品牌三星和LG目前正在国际上备受推崇。现代汽车,虽然被许多人仍视为是低质量的品牌,但在过去十年中仍在大规模扩张经营,2005年,现代汽车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建立了耗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工厂,而在2009年,该公司又在佐治亚州建立了第二家工厂。

韩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

不过,韩国试图支配世界的企图心同日本不一样。虽然日本的流行音乐、电影、电视,从来没有在日本以外获得过太多人气,但韩国的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我们驾驶韩国品牌的私家车、使用韩国品牌的手机,但他们也希望我们听他们的音乐、看他们的电影。

直到2012年,当韩国说唱歌手PSY的单曲《江南Style》的MTV成为YouTube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视频之一后,美国人才注意到韩国流行文化的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了“K-pop”。

此外,浏览最新版本Netflix的人很可能已经注意到,可供选择的韩语片数量有相当幅度的增加,其中包括那些国际上获得成功的韩国电影,如2003年的动作惊悚片《老男孩》和2006年的电影《汉江怪物》。

然而,韩国音乐、电影和电视(包括视频游戏)的兴起并非因为自由市场,而是韩国政府调控、补助和对本国流行文化产业保护等诸多政策的结果。

在新书《韩酷的诞生》(The Birth of Korean Cool)中, 记者Euny Hong描绘了“韩流”计划的起源和和成功:该计划到韩国政府大量支持和调控。并且,“韩流”计划不仅关系到经济实力,更和韩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关:韩国政府将“韩流”作为表达本国软实力的大型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在韩国做不同的事情

身为记者的Hong是美籍韩裔,在《韩酷的诞生》一书中,她以自己十几岁时在韩国生活的切身经验入手开始叙述。她回忆道,韩国学校与社会中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对于团结必要性的认识、对韩语普遍的敬意统治着这个国家,而“个人主义”的行为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病态。Hong以对韩国和韩国社会充满同情的态度,讲述了很多相关奇闻轶事,然而,信奉市场不干预主义的西方人可能会对这些经历表示困惑,甚至于恐慌。Hong告诉我们,所有美国人的性格类型,尤其是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坏小子”,在韩国是不存在的。

这一现实情况来源于该国的流行文化。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韩国流行音乐届的说唱歌手PSY被认为是一个叛逆的“坏小子”,因为他没有在学校获得全优的成绩,并令其父母感到失望。

Hong随后告诉我们,并不出人意料的是,韩国流行文化受到政府的管制、调控和计划,受到政府在道德上的约束,政府也破坏个体艺术家的工作。通过韩国政府的“未来创造部”(The Ministry of Future Creation),当局和“私有”的流行文化企业进行合作,希望在国内外最大限度地提高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

回顾历史,韩国政府早已通过保护主义来鼓励本国流行文化的发展。Hong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在过去几十年中,韩国政府要求本国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的国产电影,她说: “按照政府的规定,本国电影公司每进口一部外国电影,就必须再制作一部国产电影。可以说,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给韩国电影业带来了利益。……韩国政府还建造和运营艺术剧院。”

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也采取许多措施把韩国流行文化推向国际市场,比如,用税收来支持将韩国电视节目配音成他国语言,在外交谈判中,试图希望在外国的电视台播映韩国的电视节目。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

这一切都非常符合韩国追求的政治实践。

正如和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集团和财阀长期以来对日本经济有重大影响,甚至是统治一样,韩国也有类似被称为财阀的公司和集团——他们是韩国版的“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但相比日本,韩国的财阀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些机构一直通过“政府-财阀间合作”项目来执行韩国政府的决策。

Hong指出,政府推动的流行文化在韩国的崛起,必须结合政府和财阀合作的背景才能被理解,在她书的最后几章中,Hong写道,三星、LG等新兴韩国的成功企业,无一例外都建立在政府的援助和税收之上。

Hong写道:“就像许多在我的著作中所讨论过的成功韩企一样,三星在全球舞台崛起的原因可以归功于韩国政府在关键时刻对其的直接干预。”

一旦有人认为三星仅仅是一个公司而已,Hong就会提醒我们,“三星的产值独占韩国GDP的五分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会把三星公司看作国家本身重要的附属品。毫无疑问,韩国所有政府部门都相信“三星好,韩国就好”这句话。

作为记者的Hong认为韩国经济政策只是取得了表象上的成功而已。当然,韩国经济的这种中央计划模式过去一直都高歌猛进。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生活水平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而当时的韩国仅仅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韩国经济表象成功的幕后,则是另一个故事:在凯恩斯式的古典重商主义指导下,韩国政府拥有的(或是受到韩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在政府的决策下,执行政府发展经济的计划。

然而,对于古典经济学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对如果不是韩国政府通过青睐特定企业和中央计划的决策促进经济成功,而是用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的视角来看经济成功的问题,提出疑问:如果韩国人手中的钱没被政府征收交给财阀,并且没被用于政府青睐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话,他们能怎么花?如果小企业和新兴企业在韩国有机会真正同“太大而不能倒”的财阀们进行竞争,会有什么样的创新发生?我们已无从知晓。

引以为戒

而我们明确知晓的则是,一旦一个国家的政府(像韩国这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成功一定会转瞬即逝。未来的三星会是今天的索尼吗?未来的现代集团会是今天的通用汽车吗?就像日本和美国惨痛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哪里有更多的政府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措施,哪里就有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更多山洪海啸。

在一个安逸和闲暇被认为是错误的文化中,在一个学生被要求每天学习18小时的国度里,接下来的情况就会有无限可能:错误投资会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积重如山,政府会抽调越来越多的财富来支持它所看中的企业。但是,正如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美国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停滞和资本的损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美国的工人为了谋生,可以相较以前工作的更努力,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也更多,但是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却没有什么提到。

在此,一度曾被认为是未来统治者的日本是很好的警示,美国同样也是一个警示性案例。当然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更多样,也更富创新性,但是如果继续以纳税人和企业家作为代价,来支援亲政府的金融界和企业,美国经济还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承受?答案可能很快见分晓。

《韩酷的诞生》这本书告诉我们韩国现在依然处于景气阶段,但是类似的剧本我们似乎曾经看过,只不过主人公当时不叫韩国而已。

税收代表强权,不是自愿支持

Juan Ramón Rallo, el Economista, 2015-4-8

——安吉·加比隆多想用“自愿支持”[1]掩盖强制税收的本质

毕宏宁 译 王泓崧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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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西班牙大选风起云涌,极左政党“我们能”(Podemos)势有尾随希腊极左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执掌西班牙政坛的趋势,社会主义政党的候选人纷纷“向左转”,在此情况下胡安·拉蒙·拉耀(Juan Ramón Rallo)教授就政客在大选前呼吁选民支持增税的行动,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反驳。本文原刊载于2015年4月8日出版的西班牙《经济学人报》(el Economista)第4页。

日前,西班牙前教育部长、社会主义竞选人安吉·加比隆多(Ángel Gabilondo)在马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不想提高税赋,而是要呼吁马德里市民自愿支持税收。现在还不清楚加比隆多是想要冻结自治区所有的税金然后向市民提供一个银行账户,呼吁他们自愿向国家财政捐款,还是只是想把“收税”这个邪恶的行为美化成一个廉洁的词汇:“自愿支持”。

如果是第一种,也就是他试图用慷慨仁爱来取代强制税收的话,那这位前教育部长肯定会赢得所有想要维护社会关系自愿原则,反对国家机器、官僚体系强制原则的自由主义者的掌声。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很有可能是站在非政府组织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领导自治政府的立场上来讲这番话的。

对此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位前教育部长想要挂羊头卖狗肉,嘴上呼吁自愿支持,实际执行起来完全相反,也就是试图非自愿的强制掠夺马德里市民的收入和财富,用作自治区政府的一部分。

《西班牙皇家学院词典》(RAE)清楚的定义了“自愿支持”的含义:“有条件的支持他人的一份事业或者一个公司。” 也就是一个人决定短暂的支持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完成他的目标。西班牙皇家学院还定义了“税收”的含义:“由法律规定的货币的义务,其金额用来支持公共开支。” 也就是由公共部门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沉重的、制度性的负担。支持这个字眼让人想到的是值得赞美的道德节操,但是却有人用这个词来覆盖和遮掩税收在道德上的本质缺陷,也就是强制性(国家主权),企图混淆视听之后再去享受通过税收带来的金钱收入(在此情况下,对收入和财富的所谓“公正”征收)。

加比隆多和其他图谋想让纳税人自愿纳税的政客一样,并不是在要求自愿支持,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救济穷人的借口,也就不能劝导我们出于同情其他同乡而去自愿、无私的纳税了。我想说的是,一个好的市民要适当的承担无私帮助他人的道德责任,但并不意味着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来把这个道德责任变成政府税收这种单方面的法律义务。加比隆多想要的不是自愿支持,而是希望市民服从政治权力,对政府强权不闻不问,进而政府就能随心所欲的决定他们的生活了。

诚然,一个人可以被完全、彻底地说服,从而相信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税收,甚至会相信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大的好处是会改善社会福利。最后,还可能为纳税国家主义辩护,要求寻找共同利益。

但是,支持强制税收的人也不能篡改词语的本意:税收不是自愿支持,而是强权。政府能借此单方面的把义务强加在每一个市民身上,这些市民还不敢吭声,乖乖履行。

[1] 译者注:经过和原文作者沟通,“自愿支持”还可以理解为“利他主义”。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二):货币与信用理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李杨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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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其著作《货币》(Money)中向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一项挑战。他正确地指出,尽管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比如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在分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上(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微观经济学”)颇有建树,但他们还未能真正解决地货币问题。边际效用理论还没有被延伸到货币价值上。货币被继续放在“宏观”的大框架下,与效用、价值以及相对价格严格区分开——这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即便是通货学派的李嘉图和美国的欧文·费雪所著的作品,也仅仅是在“价格水平”和“流通速度”这样的加总概念上下苦功,完全忽略对个体行动的微观分析。

要拓展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需要克服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对直接消费品来说,我们可以清楚理解其效用,并进一步明白对商品的需求。消费者发现商品,衡量商品,并通过自己的价值尺度对商品排序。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效用互相作用,形成市场需求。市场的供应由预估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两者间相互影响,决定市场价格。但这个框架在分析货币的效用和需求上捉襟见肘。货币之所以有市场需求,个人之所以会在账户里持有货币,并不是为了存放本身,而只是为了在未来购买其它商品。货币与众不同的本质是它不能被消费,只能作为交换媒介,以便市场中的交换。因此,只有当货币在市场上有着事先存在的购买力、价值或者价格,市场才能产生对它的需求。对于一切消费品和服务,需求在价格之前,需求决定价格。货币的价值尽管由需求决定,却存在于需求之前。事实上,我们对货币的需求,是以货币已有既定的价值和价格为前提的。用需求的因果关系解释货币的价值,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

1906年,博士毕业的米塞斯决定应对赫弗里希的挑战。他的任务是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在货币上,以解决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全心投入到货币问题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上。米塞斯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1908-09年的三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德国的期刊,一篇发表在英国《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上,讨论的是外汇管制和奥匈帝国的金本位制度。在写作期间,米塞斯逐渐树立起一个与当时的主流论调相悖的观点:货币膨胀才是贸易收支逆差的罪魁祸首,银行信贷不应该为了满足所谓的贸易需求而进行“弹性”变化。

米塞斯关于金本位的论文在当时极具争议性。他认为奥匈帝国在原则上可以回归到黄金兑换制度,并指出这是现存制度的必然逻辑结果。米塞斯的观点在通货膨胀、低利率以及低汇率支持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遭到了奥匈帝国银行(奥匈帝国的央行)的强烈反对。银行副主席甚至暗示要给米塞斯一点小恩惠来缓和他的立场。几年以后,米塞斯从财政部部长庞巴维克那里得知央行强烈反对金本位制度的原因:黄金的合法赎买很有可能使央行失去投资外汇的权利。长期以来,央行利用这些投资的利润,积聚起了一大笔隐蔽的非法公关基金,用来向官员、政客和有影响力的记者行贿。银行害怕失去这项公关基金,进而指示它们的受贿对象——经济学杂志的出版人——坚决反对米塞斯的提议。

在这次事件以后,米塞斯决定不再揭露论辩对手的腐败之处,而专心辩驳对方的错误逻辑和论点。这项决定贯穿他在奥地利的职业生涯。米塞斯将反对者视为值得尊敬的人和客观公正的学者,纵然是出于高尚和克制的立场,实际上起到了为腐败开脱的效果。最最起码,米塞斯在公共辩论中给了对手不应得的社会地位。假设公众得知政府干预经常伴随着腐败,那么国家主义者和通货膨胀论者就更容易被拉下神坛,米塞斯一生中与国家主义者史诗式的搏斗也许会更加成功。总之,也许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效果会更好:自由主义者可以既指出国家主义者在经济理论上的缺陷,同时也向大众揭示取消政府特权能带来的实际好处。[7]

1909年,在完成了初步调查以后,米塞斯开始写作他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在1912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名字出版。自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分离后,本书首次将宏观和微观再度统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自此,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性学科,终于可以用个体的行动进行按部就班的逻辑分析,并完美地将货币整合到市场经济和个体行动分析的整体框架当中。

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行动上的。他因而能够揭示货币数量论和欧文·费雪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式”的核心缺陷。货币数量论是当时英美学界的正统,缺点是有其机械僵化的一面:货币量的增长并不像数量论者所想的那样,能在在不影响相对价格的情况下自动将 “物价水平”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恰恰相反,货币量的增长不仅会降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相对收入和价格。这里,米塞斯展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是如何相互交织的。通过关注个体行动和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和选择,米塞斯不仅将货币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结合到一起,还完全改造了原有的货币理论。通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研究个人选择,米塞斯修正了先前理论不切实际的,对总量之间的机械关系的关注。[8]

此外,米塞斯还让李嘉图和19世纪前半叶英国通货学派的独特观点重获新生:尽管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与其它商品一样由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但它也有非常独特的一面。相同条件下,消费品的供给增加,通常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货币与之截然相反。货币只具备一种功能,即在当下或者未来的某一刻,为货币持有者换来资本品或者消费品。货币并不会像消费品一样被吃掉或者用完,也不会像资本品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磨损。货币量的增长只会减少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而不会造福社会。实际上,政府及其掌控的银行系统之所以倾向于增加货币供给,正是因为它们明白新增货币不会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相反,新增货币往往先到政府自身和中央银行手上,再流入银行新贷款客户、政府服务承包商和政府官员手里。米塞斯指出,最早收到增发货币的人,必然牺牲了别人来获益;而处于利益链末端、晚得到新增货币的人,或者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生活,没有收到新增货币的人,必然是货币增发的受害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货币膨胀是一种隐秘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手段,能将财富从大部分人手上转移到政府及其青睐的利益集团。米塞斯因此得出结论:一旦货币作为商品的地位在市场上得以确定,就不再需要人为增加货币供给。这意味着任意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优的”,而政府鼓动的货币增发可能带来危险后果。[9]

在否定费雪关于货币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观点时,米塞斯顺道对效用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纠正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在奥地利学派效用分析上所犯下的错误。他们的错误虽然不至于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那样严重,但有证据表明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被衡量,或者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加在一起便是商品为社会提供的“总体效用”。

在这个问题上,米塞斯的观点受到捷克经济学家弗朗茨·居赫尔的重要启示。居赫尔是庞巴维克研究生讨论班的一名学生,他认为,既然边际效用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那么它便是纯粹的喜好排序,没有任何理由对个人喜好做加减运算或是进行估值,更不用说不能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米塞斯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主题,揭示了所谓边际效用总和的“总体效用”这一概念的荒谬性。在衡量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我们只需要看多加一部分商品带来的效用。假如我们在考虑一箱鸡蛋的边际效用,那么将这箱鸡蛋的效用算成“每个鸡蛋的边际效用”之和,是极不妥当的。在一箱鸡蛋和一个鸡蛋的对比问题上,我们只是在处理两个大小不同的商品而已。关于两种商品的效用之比,我们最多只能说一打鸡蛋的效用比一个鸡蛋的效用高,而无法说出高几倍,高出多少。效用只能排序,不能加减乘除。米塞斯纠正前辈错误的方法,与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方法论一致:永远将焦点放在个体的真实行动上,而不是偏离至机械的加总概念。[10]

假如居赫尔-米塞斯的先见之明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的效用理论中的话,经济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也不用完全弃用边际效用理论,把它当做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基数,以至于拥抱无差异曲线和边际替代率。此外,今天的微观经济学课本也不至于荒谬地讨论“效用”的复数形式这样一个测量和数学操作的虚构存在。

那么,对于著名的奥地利循环问题,米塞斯又有什么看法呢?实际上,米塞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他最重要也是最被忽视的经济学贡献:回归定理。米塞斯发展了门格尔对货币取代物物交换的逻辑-历史解释,并且富有逻辑地证明了货币只可能由这种方式产生。由此,他解决了解释货币效用时遇到的循环论证问题。具体而言,循环问题指的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点第N天,当时的货币价值(购买力)由两个因素决定:第N天的货币发行量和第N天的货币需求。这两者都是基于对第N-1天的货币购买力做出的判断。米塞斯跳出这样的论证方式,准确地理解并抓住了货币价格推演的时间维度。当天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购买力,因此又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需求。但是这样的解释依然是循环论证,每一天的购买力都取决于当天的需求,因此取决于前一天的购买力,以此类推,向过去追溯源头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结束的过程。因此,这样的逻辑仍不足以逃离循环论证。

但米塞斯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奥地利学派在货币问题上的逻辑推导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米塞斯认识到,货币在某个时刻必然只是物物交换体系下的非货币商品。让我们假设在第1天,某种商品开始扮演交换物的角色(也就是“货币”)。在那个时刻之前的第0天,这种商品(假设是黄金)尚不是交换物,只是物物交换体系下的直接商品。货币价值产生的因果链条从第N天开始向前溯源,一直到第1天为止,然后再从第1天向第0天推导。第1天的黄金需求由第0天的黄金购买力决定,而在第0天的黄金需求,只与当天黄金在用于消费时的直接价值有关。自此,我们的逻辑溯源就达到了尽头:第0天的货币价值不用再涉及任何过去的因素(比如前一天的货币价值)。

除了确定了货币价值或购买力的决定因素、解决了奥地利学派的循环论证问题,米塞斯还阐明了货币的特殊性——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需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回归定理还说明,在任何社会,货币能从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并确定其地位的过程,只有在市场中才可能发生。货币不可能产生至社会契约、政府强制或经济学家人为提出的计划。货币只能从市场中“自发”地产生。[11]

理解米塞斯的回归原理,有助于我们认清许多不可行的计划:有的是奥地利学派和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计划凭空创造新货币或通货单位,比如,哈耶克就曾提议使用“达卡金”(ducat);有的是计划将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开。

米塞斯除了将货币理论和一般经济学理论结合到一起,并将其放在个体行动的微观基础之上以外,还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改进了当时的对银行业的分析。他重拾了李嘉图-通货学派的传统,进一步说明废除通胀性部分准备金信贷的合理性。米塞斯区分了银行承担的两大功能:将存款转化成生产信贷(“商品信贷”),以及作为货币仓库的保管现金的作用。两者都合法,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但一旦货币仓库(银行)发行虚假的存储回执(钞票或活期存款),将那些根本不存在于银行保险柜中的资产变为现金(“信用贷款”),这些没有硬通货支撑的信用就会扩大货币的供给并造成通货膨胀。米塞斯因此赞同通货学派的看法,认为银行的债务必须有100%的现金保障。他指出,英国根据通货学派原则制定的1844年《皮尔法案》(Peel’s Act)只要求为市面流通的钞票准备100%的准备金,而没有看到活期存款其实是现金的替代品,因此可以看做货币供给的一部分,所以有违制定者的初衷。在米塞斯成书的年代,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不过,米塞斯不指望政府会推行100%准备金制度,因此他提倡依靠自由银行制度来实现这一理想。《货币与信用理论》指出,协调和推动银行信贷增长的始作俑者是各个国家的央行,因为它们有中央储备,能够救急陷入困境的其它银行,并确保所有银行一同增长信贷。在C.A.菲利普斯(C.A. Phillips)的著名表述的八年前,《货币与信用理论》就已经表明个体银行很难有扩张信贷的空间。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米塞斯在自己的货币和银行理论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开创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将这个理论与一般微观经济学结合到了一起,并在分析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个雏形在1924年的第二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被进一步发展。

首先,米塞斯绝妙地在银行活动中辨认出了两个几乎雷同的过程:(a)银行扩大信用,就必然面对存货紧缩和兑现需求的增加;(b)所有银行在央行的指示下,增加货币供给,提高信用,从而为休谟-李嘉图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提供了足够的生成时间。随着信用和货币供给增长,收入和价格的上升,黄金开始流向国外(例如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从而导致银行和信用崩溃,银根紧缩,价格下降,现金流动的方向重新指向国内。米塞斯不仅发现这两个过程大体一项,而且第一个勾画出了繁荣-萧条周期的原始模型——模型中,繁荣由货币增发所产生并推动,“创造”出的银行信用先是促成增长,进而被迫紧缩。

19世纪20年代,米塞斯在三大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构思了自己商业周期理论;通货学派的繁荣-萧条周期模型、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赛尔对“自然”和银行利率的区分,以及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米塞斯卓越的贡献在于,他把之前毫不相关的分析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说明了如下这套事实:不管是往经济中注入货币,还是将商业贷款的利率降低至市场的时间偏好以下,任何虚高甚至凭空创造出银行信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原理消费者的资本品行业中不良投资过度。当通胀性银行信用繁荣持续越长,资本品上不良投资的规模越大,这些清算这些不良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一旦信用扩张停止或转向,甚至只是大幅减缓,不良投资不可持续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米塞斯笔下的经济衰退并不是一个陌生、无法解释的不正常现象,而是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必要过程。市场经济需要清算那些繁荣时期造就的不良投资,让市场回归正确的消费-投资比例,以便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与干预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不同的是,米塞斯不赞同政府必须抗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内在机制造成的经济衰退。他的观点恰恰相反:政府必须停止干预经济衰退,只有这样,衰退期才能纠正政府制造的通胀性繁荣期所造成的扭曲。

尽管《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的贡献光彩夺目,米塞斯却感到沮丧。他塑造出货币与信贷理论,并首次将其整合进一般经济理论。他同样看见一般理论本身也需要修正,他原本打算和他的新货币理论一道,提出修正后的直接交换和相对价格理论。他还希望对经济学里新潮的数学方法提出彻底批评。但他不得不把自己综合正面理论和批评数理经济学的宏伟计划暂且搁置,因为他正确地意识到,一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正如米塞斯所写,在接下来悲惨的世界大战中,

如果我可以抽出时间安心工作,我会在第一卷从直接交换理论开始写;然后是间接交换理论。但事实上,我只得从间接交换开始写,因为我相信,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我们处在大战前夕,我想在战争爆发前完成自己的著作。[12]

直到20世纪40年代,靠着《经济学》(1940)及其大幅扩展的英文版——他的杰作《人的行动》(1949),米塞斯才得以完成自己对经济理论的宏伟重建,使其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