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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森霍尔茨:相关是一种优点

Peter Boettke, Living Economic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Chap 5.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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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经济学研究致力于学习其他经济学家如何思考,学习他们使用的语言,学习他们创建的模型,以及学习他们提供的证据。你的经济教育极少会致力于研究真实经济和对给定问题的适当政策回应。总之,你研究的是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而非真的去研究经济本身。

作为一位经济学教师,我也常常想起自己在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的教育经历,想起自己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一位经济学教授。我意识到,森霍尔茨博士所用方法背后的力量,在于他所传达的相关——关于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学的相关。我们极少在凯恩斯身上花时间,较少在马克思身上花时间,会花一些时间在弗里德曼身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森霍尔茨博士都把他的精力倾注于运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洞见解释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大萧条、金本位的运作,以及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失效。他颂扬自由贸易的好处,揭穿保护主义的缺点。

在森霍尔茨博士的课堂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一致、最清晰地拥护了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制度。但是,和被困在学院里的其他经济思想学派一样,奥地利学派也容易不相关。大约在1983年,此时我刚开始迈向一位职业经济学家,森霍尔茨博士这样向我描述了当代奥地利学派:柯兹纳是个方法论者,他涉足了其他学者却没有认真地涉足这个世界;拉赫曼写了本关于资本的好书,但别无他物;罗斯巴德满足于做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对公共政策的实际世界不相关;但奥地利学派的森霍尔茨分支却在华盛顿(他会读成“华盛”)不断就公共政策进行战斗。当时(以及到今天),我已经赞同了罗斯巴德的自由主义,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森霍尔茨的描述过于保守并对其置之不理。而且,由于我更偏向于钻研当代奥地利学派的学术研究,所以我不同意他对柯兹纳和拉赫曼的评价,并且,比起他们的政策立场,我更看重这些人的纯学术贡献。但现在,在我职业生涯的中期,我比任何时候——从30年前还是他学生的开始——都更加欣赏森霍尔茨博士对不断参与公共政策领域的要求。我们经济学家应该铭记我们对公共政策辩论的相关。当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相关时,我们所做的经济学更好。当然,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科学和哲学问题以及真理。但是,我们希望真理让位于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更好洞察,并且,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更直接地涉足这个世界。我们必须避免这个恶习: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或其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经济学家而不是经济之上。[1]

森霍尔茨博士自己‪的学术研究就是谋求相关的典范

毫无疑问,正是在教室和报告厅里,森霍尔茨博士取得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最有意义的贡献。作为一位充满活力的演讲者(他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德国口音来突出要点),森霍尔茨多年来在格罗夫城市学院,以及后来作为主席在经济教育基金会(FEE)面对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外行听众进行了演讲。他在公共政策领域写了连绵不绝的评论。其中许多作品,都不能被称之为学术研究,而是在经济新闻中的运用。有的其实更像是道德布道而非经济学——关于私有财产秩序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布道。除了保证几乎每天都参与当代公共政策问题,森霍尔茨还出版了多本意在更持久贡献的书籍。但是,他的学术兴趣的特点是,这些书籍的每一本都致力于公共政策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是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失业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是正在迫近的债务和赤字问题和恢复货币自由的建议。[2]

在这些书的每一本里,森霍尔茨都在试着利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洞见,特别是那些来自他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来揭露政府管理经济体系的政策的失效。米塞斯和威廉·勒普克一样,都是对森霍尔茨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这体现在他对私有财产安全、开放贸易、自由劳动、稳健货币和财政责任的强调之中。米塞斯的功利主义,体现在森霍尔茨提供的反对政府干预的结果主义论点之中,而勒普克的道德主义,则反映在森霍尔茨在自己的著作里很少排除的伦理维度上。在森霍尔茨的所有著作里的基本信息是,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有效率的,也是在道德上正确的。政府对经济自然运行的干预不仅是无效率的,也是一种必须予以抵制的罪恶。通胀政策不仅扭曲了经济计算,也代表着从根本上违背了政府和它的公民之间的信任。工会不只是阻碍了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工会并阻挠契约自由的法律障碍也把冲突引入了市场,否则市场将通过自愿选择趋于利益和谐。债务和赤字不只是通过排挤私人投资耗散了未来的生产力,它们还摧毁了保持政府受控制所需的财政纪律,避开了民主进程所固有的权利意识,并带来社会冲突和种族冲突。

森霍尔茨尽量避免职业经济学家的术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这些论点。他的听众主要是感兴趣的外行,而不是其他的经济学家。不过,他的确让自己的论述大量切中对其他经济学家(尤其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A.C. 庇古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著作的评论。他对经济学界中经济思想演化的引用,总是在揭露错误公共政策背后的流行误解这个更广泛任务的背景下的。森霍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家的角色,需要对一个勇敢的姿态来反对“指向错误方向的公共利益的假定守护者。”[3]

从他的第一本书到他最近的著作,森霍尔茨试图传达给他的读者的基本信息都是一致的。举个例子,考虑一下从他的第一本书《欧洲何以生存?》(How Can Europe Survive? )摘录出的一段话:

如果全世界都是干预主义的,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也就将是不可能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有利于某些生产者损害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这种“有利”和“保护”,通常以影响和调节价格的形式进行,而这又基于对进出口的限制。然而,进出口限制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会引起国际经济冲突。通货膨胀政策与武断的平价管制一起,带来外汇短缺,进而导致对外贸的进一步限制。各种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和保护——对竞争和投资的限制,对生产财货的数量和质量的控制,对采用生产方法的监管,消耗资本并使流动资本外流的税收,以及对各种贸易和职业组织的保护——要么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直接作用,要么依赖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补充作用。无论我们可能如何分析干预主义制度,其固有的国际方面都是劳动分工的解体。经济民族主义的每一个法案,都要求那些和违规国家打交道的国家做出痛苦的调整。归根结底,通过外贸互相依存的所有国家的生产结构,都会因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单一行为而被迫作出调整。只有个人自由的制度和不受阻碍的世界经济,才能提供国际劳动分工的巨大优势,并为各国提供和平的环境。[4]

一次干预何以招致另一次破坏平静的市场秩序的干预,这一主题在森霍尔茨的书籍、文章和讲座中一再重复。他在课上抛出的比喻在20年后仍在我耳边回响;例如,他把现代福利国家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圆,我们所有的人的手都在我们邻居的口袋里。但森霍尔茨不只是会有效运用修辞和比喻来激发幼小的心灵关于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如前面的摘录所示,他的分析有一种持久的相关。他在1955年所写的东西在今天和在当时一样相关。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最引人注目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呼吁实施资本管制。[5]但正如森霍尔茨所指出的,对资本的限制政策消耗了今天的资本并把流动资本驱赶到其他地方。对当代欧盟的形成,他的论点也仍然是相关的(主要是作为警告)。产业特殊利益集团和工会并没有在整个欧洲创造出一种资本自由和劳动自由的环境,而是行使政治权力维持各种限制。但正如森霍尔茨博士在20世纪50年代所指出的,建立贸易自由和人与资本流动的自由是欧洲人可以采用的最重要的政策举措。如果大多数欧洲人在政治倾向上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s),统一是可以接受的,但大多数欧洲人都倾向于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个经济统一的欧洲的承诺将无法兑现。统一假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福利国家需要移民法和对劳动力供给的限制来维持特权劳工团体的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统一假定了各国政府将废除国内企业的外国竞争者进入的所有障碍,以确保这些企业在生产中不断为了成本最小化而有效竞争。而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为了确保实现安全和社会目标,提高了开展业务的成本。这意味着,必须保护国内企业免于国外竞争对手的竞争,否则他们有竞争力的地位将受到威胁。总之,福利国家滋生保护主义。统一假定了稳定的通货,而福利国家导致信贷扩张,以资助社民主义政策。统一需要资本自由迁移,但福利国家需要政府控制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正如森霍尔茨所指出的,“很明显,福利国家与国家间的统一不兼容,这需要欧洲各国做出重大的决定。他们必须在政府福利和国家间的统一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不能兼得。”[6]

‪除了对干预主义和信贷扩张的经济分析,正如我以前说过,森霍尔茨的著作中一致的主题是,不应该遗忘道德的元素。只有在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上的改变,才能导致需要的改变。他认为,“归根结底,重大改革都是道德的改革,对正确行为看法的改变。”[7]

结论

我在格罗夫城市学院接受的经济“布道”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没有一天我会不深情地怀念森霍尔茨博士授课的方式和内容。作为每年几百个学生的基础经济学老师,我慷慨借用了那些回忆,试图传递经济学原理及其对一个自由社会的意蕴。对于把道德元素引入课堂讨论的做法,我并不那么自在,但我从根本上相信森霍尔茨博士是正确的,持久的改革需要道德上的改变。在过去十年的转型经济体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困难之处,突出了一个正常运行的价格体系所需的错综复杂的制度矩阵。即使不依赖于转型经验,政治经济学原则上也会在一定分析程度上需要接受一个道德立场。[8]

森霍尔茨博士成功地结合了自己的经济科学知识和对道德原则的坚定承诺,该原则支配着一个由自由、负责任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在他的著作和演讲明确传达出的正是这个消息。对那些思想开明的学生来说,森霍尔茨的消息是变革性的。在二十世纪的黑暗日子里,社会主义看起来已经抢占了道德高地,仍然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少数人在低于这一知识趋势。他们中有些人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了纯学术上,比如F.A. 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思等诺贝尔奖获得者,把经济学推向了新方向,并为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新的弹药。其中有些人,特别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了名人。其他人如穆瑞·罗斯巴德追求一种兼顾学术和政治活动的混合策略,而伊斯雷尔·柯兹纳则试图创建一场纯学术的奥地利学派运动。但随着奥地利学派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写就,作为一位教师和一位受欢迎的作家,汉斯·森霍尔茨博士的贡献也必须被计算在内。他在米塞斯的大名不再被经济学家们认可的时候,为大量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机会。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森霍尔茨博士都在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乡下文理学院,以一种一致而有力的方式传递出自由和自由企业的原则。

[1] 关于经济学家能在社会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参见Dan Klein, ed., What Do Economists Contribu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以及Dan Klein, A Plea to Economists Who Favour Liberty: Assist the Everyman (Londo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经典陈述参见W.H. Hutt, Economists and the Public (1936; rep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2] 依次参见Hans F. Sennholz, How Can Europe Survive?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1955); Hans F. Sennholz, Age of Inflation (Belmont, MA: Western Islands, 1979); Hans F. Sennholz, The Politics of Unemployment (Spring Mills, PA: Libertarian Press, 1987); Hans F. Sennholz, Debts and Deficits (Spring Mills, PA: Libertarian Press, 1987); and Hans F. Sennholz, Money and Freedom (Spring Mills, PA: Libertarian Press).

[3] Sennholz, Age of Inflation, vii.

[4] Sennholz, How Can Europe, 31.

[5] 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因为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批评近期全球化努力的书并挑战市场导向的政策,他已经变得有些臭名昭著。参见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6] Sennholz, How Can Europe, 318.

[7] Sennholz, Debts, 163.

[8] 参见Peter J. Boettke, Calc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Essays on Socialism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7–28.

他们应该拍的蝙蝠侠电影

Tho Bishop 文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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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侠大战超人》即将上映,电影爱好者们将欣赏到扎克·施奈德执导的这位传奇斗篷战士的新故事。在构思出其超人原创故事《钢铁之躯》续集的方向时,施耐德——上周有报道称他正在忙于新改编的安·兰德《源泉》——经常谈到弗兰克·米勒的《黑暗骑士归来》。虽然《黑暗骑士归来》被广泛誉为这个角色的虚构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本书,我还是想在大银幕上看到另一个蝙蝠侠故事:《柏林蝙蝠侠的故事》。

柏林蝙蝠侠由保罗·蒲伯(Paul Pope)创作,他是一位自由主义漫画作家,还著有广受好评的《蝙蝠侠:100年》。它是一个异世界(Elseworld)的故事,出版于1998年的《蝙蝠侠历代记第11期》。这个故事讲的是年轻的巴鲁克·韦恩(Baruch Wane)——一位富有的社会名流——收到纳粹政委加藤的通风报信:警方刚刚没收了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图书馆和著作。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一样,冯·米塞斯积极宣传反对政府干预,这让他成了在希特勒的黑名单上排位很高的众多犹太知识分子之一。

原来,巴鲁克·韦恩不仅熟悉米塞斯,还是其著作的粉丝。在幼年目睹自己的双亲被一个反犹暴徒谋杀后,他保守了自己是犹太人的秘密。柏林蝙蝠侠穿上他的披风和斗篷,在夜里从天而降,在当地车场找到了政委的人,他们正忙着把米塞斯的著作装进货车车厢,以确保它们永远无法重见天日。韦恩郑重宣告纳粹绝不会“通过恐惧和压迫赢得世界”,并在拖延他们努力的绝望尝试中,设法破坏了火车轨道。

该漫画以韦恩的女助手罗宾的一些回忆结尾。她提到,在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米塞斯得以脱身前往美国,并继续他对自由与和平的宣传。

写到米塞斯,

他们放慢了他的步伐,但他们无法阻止他。他继续着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最终在49年出版,名曰《人的行动》,现在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自由主义的著作之一。冯·米塞斯反独裁的想法一开始是对纳粹的威胁,接着是对苏联的,然后是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所有愈发严重的政府管制的。他反对一切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是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的倡导者,我应该补充,他正是柏林蝙蝠侠。

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部有著名经济学家露脸的蝙蝠侠故事——但蒲伯选择米塞斯是恰当的。正如我之前写的,米塞斯的一生极其英勇,他的个人故事就拥有暑期大片的所有卖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塞斯曾担任奥地利军队炮兵上尉,负责阻挡不断推进的俄罗斯军队。在此之后,米塞斯得到了为政府担任经济顾问的机会,他却不愿尾随其他著名经济学家,不愿顺应政府加强经济控制的欲望。坚守原则的结果是他被送回了致命的前线,铸就了一个奇迹:大战的伤亡人数超过了17万,米塞斯不是其中之一。

在希特勒崛起之前,米塞斯确立了自己作为卓越的社会主义智识对手的地位。被驱逐出欧洲之后,他写就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刚才提到过的《人的行动》。尽管被新政后美国大多数大学排斥,他任然在美国延续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他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自由与和平坚定不移的倡导者。他也被荣·保罗誉为鼓舞他投身政治生涯的人:在其政治生涯中,荣·保罗致力于拥护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的理念。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坚守了自己的个人座右铭: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

这句话我想蝙蝠侠自己也会同意。

自由与联邦主义

Thomas J. DiLorenzo, Organized Crime: The Unvarnished Truth About Government, (Auburn: Miss Institute Press, 2012). Chapter 16

山雏 译 熊越 校

Illustration by Mark Alan Stamaty.

美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被剥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的最重要工具,即联邦主义或州权。州权要么被扔进了忘怀洞[1],要么被诋毁为种族主义者工具,这绝非偶然。杰斐逊的州权传统,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理解托马斯·杰斐逊为什么信奉“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以及“一种有限宪政的政府的确可行”的关键。自由的敌人始终存在,并且无处不在,他们反对政治上的非集权化,支持政治上的垄断。

州权是什么?
州权的理念与托马斯·杰斐逊及其政治继承人的政治哲学最为紧密相关。杰斐逊本人从未提出过“州拥有权利”这个经常被当成稻草人来打的理念。“州”本身当然是没有权利的;只有个人才拥有权利。杰斐逊理念的精髓在于,如果人民是他们自己的政府的主人而非奴仆,那么人民必须拥有控制政府的工具。在杰斐逊主义的传统看来,这个工具便是民众在州层面和地方层面上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这就是人民如何监督、控制、惩罚、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废除政府的手段。

毕竟,是杰斐逊撰写了《独立宣言》,主张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应人民的同意而生,并且,只要政府侵犯了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民有责任去废除这个政府并以另一个政府取而代之。人民将像他们在通过宪法时所做的那样,通过各州组织的政治会议来实现这一点。毕竟,在建国先贤们看来,各州应该被视作独立的国家,就像英国和法国是独立的国家那样。《独立宣言》特别谈到它们是“自由和独立”的,就像其他国家那样,独立到足以征税和发动战争。

这便是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的继承者们,19世纪中期南方民主党人,要举办全州政治会议(以及公投)来决定他们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国父的自愿联盟里。这也是为什么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在考虑退出联盟,并最终决定反对它时,于1814年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举办了政治会议。美国宪法第七条解释到,各州可以根据州级政治会议上来自州内各个社区(而不是各州议会)的代表的投票结果,来决定是否加入联盟,为了遵照《宣言》里的诺言,各州也有权投票脱离政府并成立新政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杰斐逊不仅是美国脱离大英帝国宣言的作者;他以自己的1798年肯塔基州决议案,支持了州废除被认为违宪的法律的理念,他还相信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是整份文件的基石。杰斐逊是一位“严格的宪法解释者”,相信必须不遗余力地迫使中央政府只掌握由各州在第一条第八款中授予它的那些权力。

州权或联邦主义决不意味着州政府的政客就莫名其妙地比联邦政府的政客更道德、更智慧或更清廉。该理念说的总是:(1)人民更容易监督和控制离他们更近的政府;以及(2)一个非集权化的政府体系,包含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州,能为公民提供一条脱险通道,以逃离一个更加集权或垄断的州所施的暴政。假如说,马萨诸塞州变成了一个神权统治的州,那么那些不愿在这种神权统治(或者任何一种神权统治)下生活的公民便可以逃往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或者其他的州。对于杰斐逊主义者而言,州权理念绝不像当代政治科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将各州变成各种政府政策的“实验室”。这会把各州公民当成笼子里的一群实验小白鼠,而这不太可能是杰斐逊本人对自己的看法。

分裂或者是分裂的威胁一直是意在维持美利坚联盟和宪政政府的可能手段。背后的理念在于,如果中央政府明白违宪的法案会导致分裂或否决,他们可能就只会提出符合宪法的法律了。由此,我们有意让否决和这种威胁起到相同的效果。这便是为什么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1866年11月4日,罗伯特·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十七个月之后,对李将军写了如下的话:

我认为,当面对来自主权意志的专制时,州权是唯一可行的制衡手段,并且分裂给了我希望,它并非民主的毁灭,而是民主的救赎。你们国家的制度【指联盟国宪法】未能为旧世界带来本应属于他们的有益和自由的影响,因为这些缺陷和对原则的滥用正是联盟国宪法要明确且明智地弥补的。我相信通过建立真正自由——没有共和国天然存在的危险和混乱——这种制度改革能够庇佑所有的种族。因此我认为,你在为我们的自由、进步和文明而战;我为里士满的失败而悲伤,远胜于我为滑铁卢的胜利而欢欣。

除了把分裂的权利视为人们有效制止暴政政府的“唯一”手段,阿克顿勋爵也提到了这些事情:联盟国宪法删去了美国宪法里的“全民福利条款”[2];规定了总统任期为一次性的六年;禁止了保护性关税和公司福利[3](疏浚港口的资金除外);以及实行一个总体上更为非集权化的政府制度。当然,该体系从未有机会成为现实,因为联盟国遭到了在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军队的入侵,并做了国家在那种情况下总是会做的事——征用资源并强化集权以发动防御战争。

李将军明白阿克顿勋爵所说的话,并且与他观点一致。在1866年12月15日的回信中,李将军写道:

我考虑到保留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是我们的和平与国内外安全的基础,然而,我也相信维护保留给州与人民的权利和权力,不仅对整个体制的调节与平衡必不可少,也是延续自由政府的保障。我认为这是稳定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主要因素,相反,把各州合并进一个巨大的共和国——它必然对外咄咄逼人,对内专横暴虐——将是压倒在它之前的一切的毁灭的确切先兆。

阿克顿和李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有着先见之明:政府权力的集中化是19世纪末世界政治制度的标志,并且是整个20世纪的人道瘟疫,因为它是接受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

[1]译者注:忘怀洞是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中的一种文件销毁工具。根据小说的描述,忘怀洞是个带门的大火炉,把文件扔进去,历史就消失了。它是真理部纪录司的重要工具,可以随意“修正”历史。
[2]译者注: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捐税、关税和其它赋税,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
[3]译者注:政府官员以征税人资金对私人企业的补助,通常是透过预算开支的方式,来补助那些与政治人士联系接近的企业。

 

龌龊的资本主义,高贵的社会主义

JUAN RAMÓN RALLO

王泓崧 译 毕宏宁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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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对精英的奴役。

自由主义是一个解决人类共处问题的政治系统,它界定了最小的法律管制框架,使得不同人的不同计划得以和平共存。构造和谐共处的自由社会要遵循结社自由、私有产权和契约等原则。简单、普适和人人平等的规则不会以专断的方式解决冲突,而是可以在尊重每个个体的情况下解决团体中产生的冲突。

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能够在自由的政治框架下运转的经济系统;它可能是所有的经济系统中最有能力让所有人都富有的一种。因此,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尊重基本自由的经济系统,这些基本的自由能构建人际间的和平共处,能协调人与人之间为了改善各自的现状而进行得大规模的自愿合作。

这样看来,我们能党(Podemos)党首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认定资本主义是一个“本质上十恶不赦的系统”,这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尊重个人自由的系统是邪恶的吗?和平共处是邪恶的吗?个人自由是邪恶的吗?为了共同繁荣而相互合作是邪恶的吗?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除非真的是反社会和不关心他人权利的人,否则很难找到值得让社会责难的东西。

并且,在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允许每个人实施他们认为对自己至关重要的经济计划。此外,来自资本主义的激励引导人们去寻找外部满足,通过满足他人的利益来致富。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通过非中央计划和自治的决定(在此情况下,不同的财产能跨时间交易)形成经济计划所必要的信息,从而使经济计划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可行性。

对比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个人的经济计划都服从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利益(正如专制国家、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会所说的一样),为所有人制定整体计划,而不管你是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你都得服从它。该总体计划的目标并不是满足他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自我满足:工人阶级通过采纳其认为能够满足自身组织优先利益的方案,致力于使组织自身兴旺发达起来(而实际上,所谓的“组织的优先利益”,不过是这些组织中那个掌握集体决策权制定的的人的利益罢了)。最后,中央计划和官僚化的强制性决定,阻碍了集体设计的经济计划的信息反馈,无论这些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换句话说,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正在享受“十恶不赦”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个人自由,他通过和他人合作开始建立公司;该公司有强烈的动机来服务他人;此外,你可以知道公司什么时候做得好(获得利润),什么时候做得不好,什么时候做得不好(遭受损失)。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不仅能开创资本主义式的公司,还能建立合作社、社会团体、工会或非政府组织。

而在“高贵的”社会主义中,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并不具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建公司的权利,而是必须服从其他工人对其财产的集体征收;社会主义的商业性官僚机构并不致力于满足他人的需求,而是搜寻并压榨其内部精英(比如现在美国的情况);此外,这些机构同样缺少外部信息的反馈,而这些信息能帮助机构判断其是否适当地使用了满足人们需求的稀缺经济资源。

我们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意味着自由和有效合作,而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和寄生虫间的内讧。所以,资本主义是“可耻的”,而社会主义是“高尚的”。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天才之处

Mises Daily, SEPTEMBER 29, 2015 Bettina Bien Greaves

王泓崧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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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几十年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一直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主要代言人。作为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和政府干预的批评者,米塞斯主张和平、自愿的合作。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畅谈有关个人自由的理念。然而,他在欧洲长大,那时社会主义之风日益兴盛,人们普遍希望政府去监管获得“剥削”工人的“暴利”资本家。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米塞斯,是如何学到自由市场理念的呢?

米塞斯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匈帝国,并在维也纳长大。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学生时代的米塞斯自然也喜欢娱乐和游戏,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认真的学生。7岁时,米塞斯已经开始阅读报纸并收集报刊的号外消息了。而当米塞斯读到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1871,Principles of Economics)时,他邂逅了主观主义、边际效用的价值理论,这让米塞斯意识到经济学不是历史,而是一门有关理性和逻辑的科学。他后来写道,阅读门格尔的著作使自己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高中时代的青年米塞斯便已把维吉尔(Virgil)的话作为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门格尔的解释,即主观价值指导着个体的行动,使米塞斯认识到,所谓的“善”——他应该“更勇敢地”争取的东西——是指任何能推动个人追寻自己主观价值的自由的事物。而 “恶”则是任何阻止个人追求其主观选择目标的事物——他不应向其低头。因此,对主观价值论的理解使米塞斯成为了个人自由的倡导者。

理解到每个人的行动总是受其主观价值的指引,让米塞斯能够把一切经济现象解释为人们尝试行动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减轻自身的不适之感”。随着无数个体行动、适应并重新适应他眼中给定情况下的最佳,每一个人都希望达成其不同的目标,出现了价格、工资、劳动分工、直接交换、交换媒介、贸易、利率,甚至是市场本身。因此,我们假设为“给定”并成为我们行动基础的经济现象,乃是由无数个体有目的的行动的无意识结果。

我曾问米塞斯,你认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是什么,他回答道:“所有我写的和说的,都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米塞斯所言毫无疑问是真实的。然而,米塞斯的天才之处,就像发明家和企业家一样,在于通过深入发展人们已知的事物,来创造出全新、原创的东西。通过给已有的理论注入新元素,米塞斯在以下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他把经济学发展成一门逻辑演绎的科学,并整合相关知识。其次,他指出,因为没有私营业主间的相互竞争,社会主义社会将无从知晓在何地、何时、以及用何种办法最好地利用财产进行生产。第三,从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关于“自然利率”是由市场中借款人和贷款人交易所形成的理论展开推理,米塞斯解释了商业周期:因为人为强制压低利率,扭曲了“自然利率”,扰乱了贷款市场,并造成商业上广泛的泡沫和萧条。

米塞斯认识到所有个体——无论在何处——总是根据其主观价值而行动,这不仅解释了经济现象,也解释了在非市场力量扰乱和扭曲市场现象时,个体如何进行适应和调整。因此,米塞斯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知识。这便是米塞斯的天才之处!

别再为中国管不了的事情怪它啦

Christopher Lingle, Guatemala City,Guatemala | Opinion | Thu, September 10 2015

黎幸彬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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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人民币贬值及紧随其后的沪深股市动荡后,中国成为了全球经济利益的焦点。在其他股票市场也经历了它们自己的大幅波动后,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纷纷将自己的灾殃归罪到中国头上。

大体而言,中国是它自己正在进行的经济及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它也是全球三大央行所设计的“货币狂潮”的受害者之一。这三大央行是: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及美联储。

唉,中国并非这些国家的货币中央计划者的唯一牺牲品。

所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造成了失调和扭曲,产生了日后可能被命名为“一切市场调整之母”(Mother of AllCorrections)的现象,其他国家将来也可能受困于这种现象。

零利率政策及海量流动性的创造(也就是QE,量化宽松)已经诱使投资者承担了明显加剧的风险,并且累积了大量的高杠杆债务。举个例子,全球总债务已经在2007年的水平上增长了57万亿美金到了现在的199万亿美金,上升幅度超过40%。

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14年的第二季度达到了286%,相对于2007年第四季度的269%上涨明显。此外,从2007年至今,全球政府债务上升了25万亿美金,有10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00%。

我们很难说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是巨量且持续的财政赤字催生了强力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首要效果是催生了资产泡沫。

中央银行家们越来越精通于在吹大泡沫时否认他们正在如此操作。这是因为中央银行家们决定货币政策是否做过了头的首要度量工具,是消费者价格的上涨幅度。只要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仍然波澜不惊,央行便不遗余力地往金融系统里灌注现金及信贷,或许还有无限轮回的财政赤字相伴而行。

他们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之短视,让他们忽略了膨胀货币供应的其他恶果。

新创生的货币及廉价信贷注入到经济体里之后所产生的效果明显的超越了消费者价格的范畴。它能够并且的确影响了资产及大众商品的价格。

所以,新生货币的涌入给了投资者获得人为压低的廉价信贷的通道,他们便可用之来购买帮助形成了泡沫的资产(或者是大宗商品)。

中央银行家们越来越精通于在吹涨泡沫时否认他们正在如此操作

泡沫形成后,早期的投资者也开始卖出获利,他们把他们的利润投入到了另一个的资产类别,或者是另一种开启了一个新的繁荣-萧条周期的大宗商品里。

在各种各样的经济领域(亦即,互联网泡沫及房地产泡沫)及大宗商品(亦即,油价泡沫及黄金泡沫)里,依次形成了不同的泡沫。

现在我们正生存在一个部分是由套利交易(亦即,carrytrade)所扩散的全球债务泡沫中。套利交易吹涨了新兴市场的收益率及经济增长。

所谓的“套利交易”是指对冲基金或者银行以低息借入日元或者美元,并将其转换成可以提供更高资产收益率的其它国家货币的做法。(例如,印尼的国债收益率超过8%)

借款利息及其它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巨大点差减少了外汇走势出现不利变动将导致净损失的可能性。

看似即将发生的是反向的美元“套利交易”,这正使流动性从新兴市场流出,并压低了其货币兑换美金的汇率。自2014年6月份开始,美元贸易加权指数的升幅超过了17%,相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而言升值更多。

但是不要搞错了,一次无法避免的市场崩溃将会被归罪于替罪羊的身上,但是,它们都只是病症而不是病因。

当金融资产的泡沫破灭的时候,人们将会怪罪缩水的企业利润、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下跌的油价、地缘政治危机、希腊,等等。

在超低利率环境下使货币供应膨胀已经使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并且鼓励了更多的冒险行为。这些货币阴谋未能策划出经济复苏,却反而使金融系统变得更加脆弱了。

这些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持续的越久,金融市场就会变得越脆弱。而金融市场变得越脆弱,接踵而来的市场调整就会越恶劣。

就在美国的中央银行家们玩味是否要自2006年以来第一次提高基准利率时,欧洲央行宣布了其新一轮以量化宽松为形式的流动性释放。

对他们而言,欧洲的中央银行家们似乎认为推迟可能会被美元回流所导致的市场清算,是他们的应尽职责。

现代货币政策存在许多奇观,欧洲央行将在其处保有存款准备金的成员银行的利率压至负数区间,便是奇观之一。

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将鼓励成员银行尝试通过将活期存款利率压低至0以下或者是对银行账户加收费用的方式,来覆盖持有存款准备金的成本。

难以想象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会是总需求的增加,而这或许正是支撑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理由。首先,它会抑制依赖于储蓄利息收益的家庭收入。其次,新的或已扩张的企业会发现借贷的成本升高了。

与此同时,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资本要求也阻碍了企业借贷,因为商业贷款的风险权重也从100%上升到了150%,而这要求银行预留出更多的资本及流动性缓冲。

现在货币政策的中央计划者们正被他们自己造就的一系列金融泡沫所绑架。美联储真的它不可能将利率永久的压制在低位。但是它想从它的愚行中以有序的方式“退出”。

不管是从货币事务亦或是从整体经济而言,历史和理论都提供了质疑中央计划能否成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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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里的计划性退出将几近必然的无法有序。事实上,当市场力量开始生效时,最有可能发生的将会是丑陋、无序的大溃败。

在对货币扩张的过程将永无止境的信心广泛丧失的时候,一次大踩踏将有可能发生。在信贷扩张过程减缓或者停滞的时候,股票炒手及债券持有人将发现他们正处于一场疯狂的崩盘之中,他们将在同一时间挤向同样的出口。

《人,经济与国家》学习指南:第一章 人的行动的基本原理

Murphy, Robert P. Study Guide to Man, Economy, and State. Auburn: Ludvig von Mises Institute , 2006.

蒋建军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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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摘要

行动学(praxeology)是对人的行动(human action)的科学研究,这里的行动是指有目的的行为(purposeful behavior)。当一个人使用手段(means)去实现他主观认为有价值的目的时,他就是在行动。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或者说是故意的;人为了某个原因而行动。因此,并非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行动学意义上的行动:纯粹的反射和无意识的肢体动作(例如,接触了催泪瓦斯就咳嗽)都不算行动。行动学始于一个不可否认的公理(axiom):人是存在的、行动的;然后逻辑演绎出这一事实的含意。这些演绎出来的命题是先验的(a priori),无需象物理学家检验提出的自然“法则”那样去检验它们。只要一个行动学的表达是正确得出的,它就必然和起初的公理包含一样多的真理。

一切行动都涉及交换或选择:行动者试图通过选择,来达到比另一种选择的情况下更满意的状态。行动的好处是心理收入,其成本就是行动者的次佳选择的价值。每个行动者可以把各种可能的目的按照其价值在价值表上排序。这个排序是按序数排的,只能显示哪一个目的是最佳的、次佳的,等等。一个目的比另一个目的好8%的说法没有意义,因为幸福是没有基数单位的。

只有当一个人对不同目的有了价值判断,并且也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手段去实现它时,他才会去行动。(比起下雨,一个人或许更喜欢阳光,但要是他认为自己无力改变天气的话,仅有这一偏好不足以使他付诸行动)。

只有个人可以行动,因为只有个人会评值(valuation)并做出选择。因此,“人民选出了总统”或者“德国攻击了法国”的说法只是在打比方。当然,个人可能会因为政见或因为将军的特定命令而做出某种行动,但是总是个人在行动。

一切行动都在时间中发生。对任何一个行动,我们都可以将时间定义成: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三个时间段。所有行动都是面向未来的,旨在创造对行动者来说更令人满意的未来。每个个人都拥有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也就是说他们宁愿较早而不是较晚得到特定满足。

个人在边际上做决定。一个人不是在“钻石”和“水”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一定量的钻石和一定量的水之间做选择。

一切行动都涉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如果未来是完全已知和确定了的,就不存在行动的余地了)。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涉及通过预测未来情况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因此蕴含在每个行动之中。

本章提纲

1. 行动的概念
研究人的特殊之处在于行动,即有目的的行为。(一块正在下坠的石头并不是在“行动”,因为它并没有“想要”靠近地面。)但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必须赋予他的研究对象(即行动着的人)以主观目的。行动是必然存在的;如果一种生物不能有意识地行动,它就不是人类。
行动学是对行动的科学研究。它始于这一明显事实:因为人类存在,所以行动存在。(如果某物并非在有目的地行动,而是观察者可以把动机归因于某物,那么它们就不能被归类成人类。)行动学包括了从行动公理中逻辑演绎出的所有命题。经济学是行动学发展最完善的分支。(注:有些经济命题需要行动公理之外的补充假设)

2. 行动概念的首要推论
只有个人才能行动。当人们说:“这帮人去了公园,”或者“德国攻打了法国,”这只是一种简略的说法。他们的意思是一些特定的个人做出了这些行动。这只是一个方法论上的事情;并不(像许多批评家错误地断言的那样)是指经济学家否认社会集体的存在,也不是指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总是在“原子式地”行动。当然,一个人在身处一伙暴民之中时可能会有不同的行动。尽管如此,这种“暴民行为”仍然是指组成这伙“暴民”的每个个人行为的总和。化学家认为所有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否认分子的存在。

只有当一个人希望达到某个特定状态,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其实现时,他才会去行动。例如,一个人可能会在一个阴天想看到阳光,但仅有这一愿望不会导致任何行动,因为这个人不知道如何改变天气。

人使用手段去(试图)达到其目的。当一个人为了一个目的而使用某种特定手段,他就不能同时使用它去实现某些其他的可能目的了;因此我们说手段是稀缺的。相反,如果某些物品或条件应有尽有,使得人不需要对其处置做出选择,那么它就不再是手段,而是环境的一般条件。(例如,空气无疑是行动所必需的,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把空气当成实现目的的手段。)

一切行动都在时间中发生。对任何一个给定行动,我们都可以将其分成: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三个时间段。时间是稀缺的。未来自身是不确定的,因此,行动着的人必须预测未来的环境和各种可能行动的结果,以此来发挥企业家精神。

行动着的人必须把各种可能的目的按照其喜好程度排序。因为手段是稀缺的,行动着的人必须首先将手段用于排序最高的目的上;换言之,行动着的人必须节省(economize)手段。尽管人总是将其手段用于其排序最高的目的,但出于不确定性,他可能犯错。

3. 进一步的推论:手段
用以满足需求的手段叫做财货。那些直接满足需求的财货叫做消费者财货或者一阶财货。那些间接满足需求的商品叫做生产者财货或者生产要素或者高阶财货(这些术语是可以互换的,这取决于上下文)。如果一个火腿三明治是消费者财货,那么面包、家庭主妇(做三明治)的劳动和未切片的火腿都是一阶生产者财货。而生产这些财货的财货(比如店员销售面包的劳动)则是二阶生产者财货,依此类推。

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土地这一技术术语在这里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土地,而是指一切自然资源,例如铜矿。)除了这些要素之外,我们还有资本财货,它们本身是人类(用劳动、土地,或许还有其他资本财货)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请注意,一切资本财货追根溯源都来自于这两种原始要素:土地和劳动。

4. 更进一步的推论:时间
从行动开始到目的实现所消耗的时间叫做生产期。生产期包括工作时间和成熟时间。需要指出的是,生产期不包括制造过程所需资本财货所消耗的时间。尽管经济学家必须区分原始要素和生产出来的要素,行动着的人却是不关心过去的;他将劳动、土地和现有(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资本财货的供给作为制定其计划的前提。

所有人都更喜欢较早而非较晚实现一个给定的目的。这是时间偏好的普遍事实。对这一法则的明显反例都是对商品本质的混淆所产生的。例如,如果一个在冬天的人喜欢“未来的冰”超过“现在的冰”,这并不证明时间偏好法则是错误的,因为夏天的冰和冬天的冰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财货。

5. 更多的推论
A.目的与价值
所有的行动目的都是为了用一个不那么满意的境况换取一个更为满意的境况。我们可以说,个人按照幸福、效用、满足、知足等来对行动的结果进行排序。不管用什么名字,这些术语都只是形式上的,并不意味着享乐主义或者粗糙的边沁功利主义。

价值的排序总是序数而非基数的。幸福或效用是没有单位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个人更喜欢A胜于B;但我们不能说他喜欢A“三倍于B”。

B.边际效用法则
每一单位财货的价值都是被单独地评估的。人们不是在“枪”与“黄油”两类之间选择,而是在一单位大炮和一单位黄油之间选择。财货的总供给或库存是指对行动者来说同样有用的或者说可以替换的财货的数量。

随着一个行动者获得越来越多的财货,他会把它们用于满足越来越不迫切的目的(也就是说,其价值表上排序更低的目的)。因此一种财货的边际效用随着其供给量的增加而减少,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法则。

6. 生产要素:回报律
生产者财货的单位也是在边际上进行评估的。赋予给一单位生产者财货的价值等于因失去这一单位生产者财货而减少的消费者财货的价值(这是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

生产某特定消费者财货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叫做补足生产要素(complementary factors of production)。回报律是指当补足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话,对可变要素而言总是存在着一个最优量。

7. 生产要素:可转变性与评值
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即它们能生产的消费者财货的种类)程度是不同的。劳动完全是非专用的,因为它可以用于任何消费者财货的生产。要素的专用性程度越低,在条件或计划改变时它的可转变性就越高。

8. 生产要素:劳动Vs闲暇
在整本书中,我们都假设人类认为劳动是辛苦的,换言之,个人把闲暇视为消费者财货。

9. 资本的形成
资本财货只能通过储蓄(即在现在消费得比其手段允许的量少)的行动产生。我们可以想象鲁宾逊·克鲁索在孤岛上只能徒手摘莓果吃。如果鲁宾逊不是将他的部分劳动力用于直接消费(比如摘莓果),而是投资于创造资本财货(比如一根棍子),那么他就可以增加其未来的莓果消费。这是一种“迂回”(roundabout)的摘莓果方法;通常这种方法比更短期、更直接的方法物质生产力更大。只要增加的产出胜于延长的等待时间(出于时间偏好这是一种缺点),行动者就会选择更长期、更“迂回”的方法。

重要贡献

 米塞斯的行动学构想是奥地利学派独有的特定。其他(考虑过自己的方法论的)思想学派信奉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或者制度主义,而只有奥地利学派强调经济法则先验、演绎的本质。

 生产结构的概念也是奥地利学派独有的特点。通过将财货分成一阶、二阶、三阶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来不会忽视生产需要时间这一事实。对财货分阶的做法始于门格尔,庞巴维克则充分论述了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主流经济学家如J.B. 克拉克(J.B.Clark)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贬低了生产时间在现代经济中的角色。他们认为,如果生产过程完全“同步”,使得最高阶的投入和最低阶的产出相一致,那么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就不会出现明显的时间滞后。(当然,这只在静态之中才正确。)

 尽管在早期经济学论著中经常使用“鲁宾逊·克鲁索”的场景,但是这种方法被批评为“不现实”。奥地利学派坚持强调研究与世隔绝之人的重要性,以此来发现有助于研究社会中的人的先验真理。

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哲学立场是有惟妙的区别的。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说人行动是为了解除“不适之感”。而罗斯巴德则只说了人行动是为了达到一个让人更为满意的状态(即罗斯巴德的立场没有那么“悲观”)。

技术问题

1. 我们必须区分边际产品和边际产品的价值。罗斯巴德正确地写道:“一个单位的生产要素被赋予的价值就等于它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或者是它的边际生产力”(第127页)。在正式经济学中,你可能会经常看到,例如,劳动的边际产品被定义为生产函数对劳动的导数,也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多雇一单位的劳动而增加的物质产品。但是这种定义是一种物质上的定义,而非基于价值的定义。劳动的价值是赋予这一物质产出增量的价值。

2. 严格来说,将资本财货定义为“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是不准确的。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里,把财货划分为资本财货和原始财货的目的是,在均匀轮转经济里,只有原始要素才能获得净租金。资本财货只能获得毛利润;其租金支付完全和(为了利息)建造它们所用的要素的支付相符。因此,对资本财货更好的定义是可再用于生产的生产要素,以区别于不可再用于生产的原始要素。(参见罗斯巴德为弗兰克·A. 费特(Frank A. Fetter)的《资本、利息与租金》(Capital, Interest, and Rent)一书所写的序言。)

3. 尽管罗斯巴德关于火腿三明治的讨论(第105-106页)对理解生产阶段的概念很有帮助,但财货的分类最终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计划。就一种特定财货应该位于什么阶数(一阶,二阶,三阶,等),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这一分类决定于相关个人所设想的手段-目的框架。

思考题

1. 如果一个婴儿一出生就啼哭,这是行动学意义上的行动吗?如果几个月后,这个婴儿知道啼哭可以得到妈妈的痛爱呢?(第99-100页)

2. 十九世纪的医生用水蛭来帮助病人,这是人的行动吗?(第104页)

3. 假设有一个人坐在大城市的人行道旁弹吉他,而他的唯一目的是享受宜人的音乐。他的吉他应该如何分类?如果路人给他小费,于是他把吉他当成赚钱的手段呢?(第105-106页)

4. 假设在6月4日,一个男孩可以选择在当天看烟火秀,也可以选择在正好一个月后 看。而他选择了未来的烟火秀,其选择是否违背了时间偏好法则?(第111页)

5. 假设有人说:“在汉堡包和牛排之间,我更喜欢牛排;在汉堡包和热狗之间,我更喜欢汉堡包。但是我喜欢牛排甚于汉堡包的程度绝对高于我喜欢汉堡包甚于热狗的程度。”你认为罗斯巴德会对这种说法有何评论?(第114页)

6. 一个化学家称量了两瓶水,第一瓶含8.002盎司的水,第二瓶重含8.001盎司的水。他的结论是这两瓶水绝对是两种不同的物体。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两瓶水?(第118页)

7. 资本提高生产力的两种方法是什么?(第139页)

8. 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定义是什么?(第139和143页)

9. 如果资本财货可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为什么人们不去创造尽量多的资本财货?(第139-140页)

10. 假设一个农夫通常省下10%的粮食作为种子。他的儿子说:“这太傻了!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粮食卖掉,赚钱越多越好。)这一政策会导致什么?(第145页)

[1]编者注:罗斯巴德的这一立场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改变的,在一次修改中罗斯巴德认识到,米塞斯的说法“有悖于人的自然状况,即进行生产活动时正是人最快乐的状态”。参见穆雷·N. 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董子云、李松、杨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21页。
[2]译者注: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美国人的习惯是在这一天放烟花。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四):20世纪20年代的米塞斯:政府的经济顾问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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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战争服役中回来,米塞斯就在1918年恢复了自己在大学里的无偿教学工作,以及经济学讨论班。米塞斯写道,他只能在商会继续工作,因为付薪的大学教职是对他关闭的。尽管实际上“我【并不】渴望在政府部门的职位”,尽管他已有教学工作并在闲暇时间致力于创造性学术工作,米塞斯还是全情投入、能量满满并快速处理,作为经济学官员完成了许多任务。[21]战后,除了在商会的职位,米塞斯还被聘为战后临时政府处理战前债务办公室的领导。年轻的F. A. 哈耶克虽然参加过米塞斯在大学的课,首次结识米塞斯时却是作为他在债务办公室的下属。哈耶克写道,“在那里我才基本上认识他,他极为高效执行,就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那种人,因为他在两个小时里就完成了一天的日常工作,桌子上总是干干净净,有时间谈任何事。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据我所知受过最好的教育并且最为学术渊博的人……”[22]

许多年后,米塞斯及其特有的魅力和文雅的智慧,让我联系起他被奥地利政府任命为其与匈牙利布尔什维库恩·贝拉(Bela Kun)政府战后短期贸易谈判代表时的故事。库恩政府的代表是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左翼经济史学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米塞斯眼里闪烁着光芒,告诉我,“波兰尼和我都知道,库恩政府将在短期内垮台,所以,我们都设法拖延‘谈判’,这样波兰尼就可以在维也纳继续舒服地呆着。我们在维也纳有许多令人愉快的散步,直到库恩政府走向其必然的归宿。”[23]

匈牙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和混乱后果中暂时走向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在一片失败的混乱中,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激发和诱惑,追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例子。德国的一些部分走向了布尔什维克一段时间,而德国也仅仅是因为转向了曾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右派,才得以幸免于难。在缩减后的新生小国奥地利,情况也是同样的危险,它仍然备受协约国1918-19年悲惨的冬天里食品封锁的煎熬。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主导着政府,而才华横溢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尔是他们的领袖。奥地利的命运大大取决于奥托·鲍尔。

鲍尔是一个富有的波西米亚北部制造商的儿子,他的高中老师使他转而追随了马克思主义,并毫不气馁、热情满满地将其一生致力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他决心永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做(将来还会继续做)的那样,为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背叛该事业。鲍尔参加了庞巴维克伟大的讨论班,决定运用他即将学到的知识,就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著名破坏,写作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反驳。在讨论班的过程中,鲍尔和米塞斯成了亲密的朋友。鲍尔最终放弃了尝试,实际上向米塞斯承认了劳动价值论确实站不住脚。

现在,鲍尔计划把奥地利带入布尔什维克阵营,米塞斯作为政府的经济顾问——并且首先是一位祖国的公民和自由的拥护者——与鲍尔及其同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妻子海伦·贡普洛维茨(Helene Gumplowicz)促膝长谈了一夜又一夜。米塞斯指出,奥地利的食品已经严重匮乏,一个维也纳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不可避免地被协约国切断其食品供应,在随后的饥荒中,这样的政权维持不了几周。最后,米塞斯勉强说服了鲍尔接受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并做了他们曾经发誓永远不会做的事情:向右转,并背叛布尔什维克事业。

从那时起,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鲍尔唾骂为叛徒,鲍尔则把怒火转向了他们认为应该为行动负责的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鲍尔试图撤除米塞斯在大学的职务,并且,从那时起,他们再没有和对方说过话。有趣的是,米塞斯认为是他自己一手阻止了布尔什维克掌权;无论是保守党派、天主教会,还是商人或经理团体都没有帮助他的反对工作。米塞斯痛苦地回忆道:

每个人都如此坚信布尔什维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保证自己在新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天主教会及其追随者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已经准备好迎接布尔什维主义——这些大主教和主教在二十年后以同样的热情欢迎了纳粹主义。银行董事和大实业家们则希望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下的“经理”身份,过上优越的生活。[24]

如果说米塞斯在阻止奥地利的布尔什维主义上大获成功的话,他作为政府经济顾问的第二个伟大的任务——打击战后的银行信贷通胀,就仅仅是部分成功了。有了他在货币和银行上的伟大洞察力和专业知识,米塞斯在反对历史潮流并阻止现代通货膨胀和廉价货币风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这充分助长了这种迫切要求——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装备。

反对廉价货币和通货膨胀,并要求平衡预算和停止一切银行券增发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个任务中得到了他的朋友威廉·罗森伯格(Wilhelm Rosenberg)的帮助,他是卡尔·门格尔以前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财务专家。因为米塞斯和罗森伯格,奥地利没有走向在1923年肆虐德国的灾难性恶性通货膨胀。然而,米塞斯和罗森伯格仅仅是成功减缓和推迟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没有消灭它。由于他们的英勇努力,奥地利克朗在1922年稳定在14400纸克朗兑换1金克朗,虽然贬值严重,但尚未失控。然而,米塞斯写道,他们的“胜利来得太晚了。”通胀的破坏性后果延续,资本被通货膨胀和福利国家计划消耗,而银行终于在1931年崩溃——米塞斯的努力把它推迟十年。

为了继续自己不可动摇的反通胀战役,米塞斯和罗森伯格开始寻求政治盟友,并设法确保基督教社会党,特别是其领袖伊格纳兹·塞佩尔(Ignaz Seipel)神父的勉强支持。在塞佩尔在1922年同意稳定克朗之前,米塞斯和罗森伯格警告他,对通货膨胀的每次阻碍,结果都是“稳定衰退”(stabilization recession),而他必须准备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发生时,接受公众的抱怨。不幸的是,基督教社会党把它的金融事务交到了戈特弗里德·孔瓦尔德(Gottfried Kunwald)律师手上,他是一个喜欢舞弊的政客,会掩护亲近的政客和商人得到有特权的政府合同。虽然孔瓦尔德私底下认为米塞斯是对的,并且在稳定后延续通胀政策已经开始导致灾难,他却坚持米塞斯作为政府经济学家需要对现实情况保持沉默,以免银行的情况吓到公众或国外市场。而且,特别是这样孔瓦尔德就不会失去他在采购许可和政府合同上对其客户的影响力。米塞斯的确处于一个压抑的局面之中。在1926年,米塞斯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四年后,为了调查奥地利的经济困难,米塞斯成为了富有名望的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米塞斯为研究所准备了一份给委员会的报告,显然,银行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奥地利正在灾难性地消耗资本。银行当然反对委员会或研究所发布该报告,从而危及自己本已摇摇欲坠的地位。在他对科学真理的热爱和努力尽可能长久地巩固现有体系的任务之间,米塞斯左右为难;所以,作为妥协,他同意委员会和研究所都不发布该报告,而这份会造成损害的报告将以研究所总监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个人的名义出现。

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也难怪威廉·罗森伯格会在绝望的形势中被逼死;米塞斯却在勇敢地战斗,而奥地利银行在1931年终于不可避免地灭亡时,他几乎是得到了一种解脱。[25]

米塞斯的话完全适用于他反对通胀的战斗,也适用于它们本来表达的他反对纳粹最终占领奥地利的漫长而失败的斗争:

十六年来,我在商会艰苦奋战,赢得的却只是推迟了灾难的降临。其实我始终明白自己已无力回天,但我还是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我并不后悔自己尝试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别无选择。我奋力作战,只因我必须如此。[26]

米塞斯经常因顽固和不妥协而被人指责。在其回忆录的一个感人段落里,米塞斯回顾了他担任政府顾问的生涯,却自责于相反的错误——妥协太多:

有时,人们责备我在陈述自己观点时过于直率和顽固,他们对我说,如果我更愿意妥协的话,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我只在如实呈现自己看到的情况时,才会充满力量。今天,当我回顾自己在商会的工作,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愿意妥协,而不是我的顽固。只要我可以挽救其他更重要的事,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我总是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有时我甚至会做一些智识上的妥协,签署一些并不代表自己立场的报告。这是保证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报告获得商会代表大会接受或者民众批准的唯一可行方式。[27]

为米塞斯利息理论而辩

Roger W. Garrison, “In Defense of the Misesian Theory of Interest” in The Pure Time-Preference Theory of Interest, Jeffrey M. Herbener, ed. (Auburn: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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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最近出版的文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新趋势》(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1]收录了在1976年9月在英格兰温莎城堡举办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在每篇论文之后,都有两篇正式的批评。一开始的出版计划也包括了这些批评,但随后,编辑决定只出版论文。

我当时批评了劳伦斯·S. 摩斯(Laurence S. Moss)教授直接反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利息理论的论文,本文略微扩展了这篇批评。摩斯讨论了在战俘营中纯交换经济的经济学来作为一种抽象手段,这种经济按时间分配消费品。在实质上和形式上,他的论文都属于彻底的新古典主义,而非奥地利学派,因此,对米塞斯在自己的行动学分析框架范围发展内的利息理论并不公正。本文指出了这种不公在何处。

下面的批评一开始主要是给那些读过摩斯文章的人看的。然而,即使只看本文,这篇批评也可以让读者感觉到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那些在摩斯的论文中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差异。

可喜的是,当今一些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对“新趋势”产生了兴趣。但摩斯一文明确地指出了事实,如果他们希望追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新趋势,他们最好采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作为自己的起点。

摩斯对米塞斯的批评
在其论文《在一个纯交换经济中利息的出现:点评一个归因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The Emergence of Interest in a Pure Exchange Economy: Notes on a Theorem Attributed to Ludwig von Mises)中,摩斯考虑了米塞斯利息理论的两个方面。他考虑的论点是:(1)“米塞斯的时间偏好保证了在纯交换经济中会出现正利率”,以及(2)这个正利率“完全来自正在评值的头脑的互相作用,因此是一种主观现象”[2]。摩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了会出现正市场利率的环境的纯交换经济模型”,以此作为评价这两个论点的一种手段。最后,他得出两个结论:(1)出现正利率并不是由时间偏好单独“保证”的,而是部分取决于一些特定条件的存在,以及(2)因为这些条件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所以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能说是一种纯主观理论。[3]

假如这两个结论都对,那么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和新古典主义利息理论就只在细枝末节上有稍许不同。摩斯的文章乍一看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唯一的区别是,米塞斯对时间偏好一词的含义有些困惑。接下来我将证明,这种印象是透过新古典主义的眼镜来看米塞斯理论的结果,取下这副眼镜就能看出,摩斯的两个结论就算不是完全错误,也是极具误导性。

时间偏好:新古典主义与米塞斯主义
摩斯一开始便告诉我们,“米塞斯为时间偏好一词赋予了特殊含义,因而对于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存在着诸多误解。”[4]他论证了实际上米塞斯和新古典主义者(费雪、贝克尔)在用这个词表示不同的东西,但他未能识别出差异的最终来源和根本性质便止步于此。相反,摩斯把误解归结于“语意上的考虑”,并声称,在时间偏好的概念上,“米塞斯和经济学界的其他人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5]但这个差异完全像行动学——米塞斯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与新古典相关的“纯选择逻辑”之间的差异那么重要。事实上,时间偏好的概念可以用来说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路径的本质。

新古典主义者以个人所偏好的消费时间模式来定义这个概念。比起其他任何可能的分配方式,有人最喜欢按时间均匀分布的消费,他们的特征是时间偏好是中性的或者为零。而那些喜欢在现在或近期消费相对更多的人,和那些在较远的未来消费相对更多的人,他们的特征是时间偏好分别为正或为负。为了使这些特征“在操作上有意义”,该消费模式会以一些同质消费品的单位来体现。(例如,在摩斯的讨论中,中性时间偏好意思是“喜欢在每个时间段得到相同数量的苹果”的战俘。[6])使用单一的同质消费品,使得可替换的消费品模式能够以客观、可衡量的形式得以表达。并且,一个人从不同消费模式中所得到的效用,可以用在各个时期里消费苹果数量的“函数”来表示。有了这个公式,便可通过解一个标准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问题,来确定任意个人最偏好的模式。个体的效用(摩斯的等式1)受其预算约束(摩斯的等式3)最大化的影响。而其结果则是摩斯的等式2。于是,苹果消费的分配可以被用于测试,也就是说,可以把它和苹果消费均匀分配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此决定个体的时间偏好是正的、负的还是中性的。在新古典主义者的眼里,这个过程的唯一问题,便是测试可能是模糊的。除非偏好的分布都随时间单调非递增或单调非递减(用新古典主义的术语来说),测试可能会失败。这个问题类似于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困扰着新古典主义资本理论,声名狼藉的“再转辙(re-switching)”争论 。

米塞斯对时间偏好理论的处理,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摩斯指出,“根据米塞斯,正是在计划期间的消费行为揭示了(正)时间偏好,”而“因为任何【消费模式】都是米塞斯所说的‘时间偏好’的证据,他对这个词的使用必定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所用的标准术语存在一定差异。”[7]但摩斯把这种差异错误地归结于语义方面的考量。米塞斯的理论,不是用消费品或消费模式来阐述的,而是用行动来阐述的。也就是说,他的时间偏好理论是一个行动学的理论。对米塞斯来说,消费的行动是时间偏好的证据,因为行动本身便是时间偏好的证据。通过立即行动,个体显示出对立即行动而非推迟行动的偏好,而因为所有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消费,个体显示出喜欢近期消费胜过在更遥远的未来消费的偏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寻求通过行动来消除不适之感的人,都是在表达一种偏好,他们喜欢较早而不是较晚的满足。” [8]

米塞斯用行动来阐述的时间偏好理论,可以被应用于财货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米塞斯的财货概念包含了非物质财货(即服务),[9]可以说,所有行动都是为了获取财货。个体所采取的任何特定行动都会(在行动个体的意识中)与特定财货联系起来。那么,通过他的行动,他显示出了在较早时间点,而非在较晚时间点获取这些财货的偏好。不管行动是否包括收集财货、为财货与另一个体讨价还价,或是生产财货,这一点都成立。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新古典主义与米塞斯的构想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上的差别。我们同样应该明白,摩斯的暗示(即米塞斯实际上在用时间偏好一词表示“时间分配”[10])只会掩盖这种差异,并加剧而不是消除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混乱。新古典主义者才会关心时间分配,关心统一模式下不同消费时间模式的比较。这在米塞斯的行动学阐述中没有立锥之地。首先,离开一个单一财货世界的环境,统一消费模式的概念并没有明确清楚的含义。[11]其次,在个体的行动及其关于何者构成一个统一消费模式的概念之间,并不存在逻辑联系或必然联系。米塞斯的理论源自人会行动这一事实,并独立于他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特定消费模式。

跨期交换与内部筹措
摩斯用一个战俘营里的经济学来表达自己的论点,并在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之下,考虑跨期交换的本质。“内部筹措”的意义将很快一目了然,他在考虑的第一种情况中允许了“内部筹措(internal financing)”[12]——其意义将很快一目了然,但在第二种情况中排除了内部筹措。本节将讨论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

摩斯的苹果与费雪的硬饼干
为了从不同消费品的异质性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疑难杂症和模棱两可中抽象出来,摩斯设想了一个战俘营,在这个战俘营里苹果是唯一的消费品。每个战俘在一段特定时期里都会收到固定数量的苹果。所有战俘事前都清楚这种发放苹果的时间模式。摩斯假定,在其讨论中存储成本为零,[13]即苹果不会腐烂,也不存在被盗或意外损坏的可能性。[14]一开始,摩斯假设每个战俘都有选择权,只需要提出要求,就可以把较远的消费期里承诺的苹果转移到较近的时期。[15](这是“内部筹措”。)但结合摩斯的假设一起考虑的话,显然一开始就接收全部苹果库存的方案会大受欢迎,或者说比其他发放方案好。因此,这种预设发放计划,并允许内部筹措的多期战俘营场景,就被简化为一个个体只拥有固定数量不会坏的消费品的场景。这种场景和欧文·费雪在其臭名昭著的“硬饼干”案例中所设想的场景是相同的。[16]费雪假象了一群水手,他们的船在一个荒岛上坏了,身上除了十万磅“硬饼干”之外一无所有。(硬饼干是一种非常硬的饼干,仅能饱腹,用面粉和水制成,无盐。)费雪告诉我们,“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在这种【情况】下,以硬饼干计的利率必然为零。”[17]同样,摩斯的讨论表明,在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下,以苹果计的利率也必然为零。[18]

摩斯的苹果在逻辑上等同于费雪的硬饼干。对这两种场景的推理都可以用新古典主义正统来理解。新古典理论着重关注物质财货自身,以及(技术上确定的)一单位今天的财货到一单位明天的财货的转化率。虽然只需要时间的流逝就能把今天的一块硬饼干(或者一个苹果)变为明天的一块硬饼干(或者一个苹果),其他(生产力更高)跨期转换却是不可能的。因此,利率是零。这个结论看起来几乎是和沉船水手或战俘的存在无关的。

从米塞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场景都没什么意义。米塞斯的理论并不关注财货本身,而是关注个体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摆脱摩斯的场景——与“行动”无关,只周期性发放苹果并允许内部筹措——非常重要。)诚然,在任何一种情景中,个人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根本不存在太多行动。而这种情况下,行动学家根本说不出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话。但是,这里存在的极少行动确实显示出了米塞斯意义上的时间偏好。比起地上的一块硬饼干,我们更喜欢手上的;而比起手上的,我们又更喜欢嘴里的。我们显示出来的这些偏好,意味着在地上、手上和嘴里的硬饼干之间存在价值差异。但这种价值差异并不会引发一个跨期市场。也就是说,在费雪和摩斯的场景中,不存在跨期交换的空间:不存在市场价格。沉船水手所从事的正是米塞斯所说的“自给交换(autistic exchange)”。为了消费硬饼干,他们放弃了闲暇。指出这一切看似无关紧要,但这种无关紧要应该归结于场景本身而非米塞斯的理论。如果真实的人类世界中存在这种海滩水手的困境,米塞斯毫无疑问不会大费周章去写他的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相反,他会把自己的92年花在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大吃硬饼干上。在市场经济中,人的行动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对经济理论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参与者形形色色的行动都在显示自己的时间偏好,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的行动目标之间的价值差异,而这些价值差异在跨期市场中被表达为正利率。

费雪的无花果
在摩斯的整个讨论里,苹果不会变质的假设一直未被放宽。如果允许变质的话,他大概会不得不得出可能存在负利率这一结论。因此,我们应当在此评论一下负利率可归结于唯一消费品变质这个概念。费雪认为负利率是可能的,并阐明他修改了自己沉船水手场景的可能性,用会烂的无花果替换了不会坏的硬饼干。[19]费雪再次把重点放在了无花果本身上,并以(技术上确定的)今天的无花果和明天的无花果之间的转换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假设无花果以每年50%这一固定并已预先知晓的速率变质。在说明了这一假定的物质变质速率之后,费雪跳到了这一结论:以无花果计的利率必然是负50%。[20]这是他的结论,尽管事实上(费雪自己也承认)并不存在跨期(或人际)的无花果市场。他的负利率实际上独立于沉船水手的计划和行动。通过运用费雪对其他技术上确定的速率的推理,可以说明脱离跨期市场和市场参与者之行动的利率这一概念的荒诞之处。假设荒岛上根本就没有无花果,而小岛本身正以每年20%的速率被冲到海里。以岛计的利率会是负20%吗?或者,假设因为营养不良,水手自己的体重正以每年30%的速率减轻。以水手计的利率会是负30%吗?如果是现实物质特性,而非“头脑评值的相互作用”在决定利率,就只能给这些问题肯定的回答了。当然,这里需要承认的全部,便是所有速率均不是利率。

用会烂的无花果替换不会坏的硬饼干,行动学家的分析不会受到影响。水手仍然注定只能过勉强糊口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他们的时间偏好现在会变得高一点,因为会腐烂的食物供应将导致他们的世界更早终结。[21]但在这里依然没有跨期市场,并因此不存在市场利率。

存储、盗窃与意外损坏
即使在一个单一财货的世界里,允许变质也并不意味着负利率。放宽摩斯的其他假定也不意味着负利率。虽然简化假定存储、防盗和防止意外损坏都不需要成本都完全可以接受,但必须避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必须用这些假设来排除负利率的可能性。但新古典主义对利息理论的阐述,给人留下的正是这种印象。一位现代作者写道:“【一个单一商品世界中的】利率可以为……负,”但是“贷款人不会支付比存储该【商品】的成本更高的利息给借款人。”[22]虽然为存储所支付的费用确实可能会大于隐含的利息支付,但按照个体的计划和行动时来理解这笔支付时,它在概念上是有别于利息支付的。也就是说,不应该把存储费用当做利率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分析。同样,也应该这样分析由防盗或防意外损坏的欲望所驱使的跨期交易。从个体“贷款人”自己的角度来看,此类交易是在购买防盗或防意外损坏的服务。在概念上必须区分这些预防性服务的费用和利息支付。不过,除非分析的关注点在个体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和行动上,而不是在物质财货本身上,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保持这些重要的概念区分。在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中,这种区分是明显的;而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它含糊得无可救药。

不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
在直接总结新古典主义方式,即允许内部筹措的战俘营里会盛行零利率之后,摩斯转而分析更有意义的情况。战俘们不再有选择权去通过简单要求,把计划在未来某日期发放的苹果安排到现在发放。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战俘想消费比他现在拥有的更多的苹果,他不能用内部筹措来解决自己的消费赤字,而必须依靠和自己同伴的跨期交换。当然,如果他想要消费比他现在拥有的更少的苹果,他可以(无成本地)把自己剩余的苹果传递下去。在这种不允许内部筹措的新情况下,“可以无成本地把现在财货转移到未来,但不能把未来财货转移到现在。”用摩斯的比喻来说,“时间是一条单行道。”[23]摩斯观察到,正是这种“在时间市场上的不对称”,使得跨期交换和正利率出现可能性。

我对摩斯在这一点上的推理没有异议。事实上,在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家们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强有力的支持。例如,拉赫曼教授在1956年指出,“【利率不能为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财货存量可以按时间向后传递,却不能向前传递。”[24]摩斯似乎站得住脚。但他在这里的目的却并非为了表明利率必须为正,相反,它是为了表明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是一种纯主观的理论。摩斯正是在试图证明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的来源是混淆了价值理论的主观性和形而上学的主观性。显然,摩斯在说“利息的出现……部分取决于某些客观条件的存在”[25]时,所指的是他对时间的本质的观察。然而,这种“客观性”完全处于价值理论的范畴之外,并且恰巧是形而上学的主题。摩斯通过使用战俘营的场景——一开始允许内部筹措后来又不允许——在这里处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有些令人费解。我们通常不会把战俘营里的配给政策视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但在摩斯讨论的背景下就是这样。雷德福对战俘营经济学的经典说明里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而该说明正是摩斯场景的基础。雷德福告诉我们,发放补给品的红十字会“可以被视为教科书中的‘自然’,而交易的商品(食品、衣物和香烟)可以被看成恩赐——土地或甘露”。 [26]

虽然摩斯在最后一段中写道,“在一个现在逐渐展开成未来,而不是恰恰相反的世界”,[27]但他显然是在争论形而上学的话题。摩斯认识到这是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他总结道“米塞斯展现一个纯主观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的尝试,至少要承认经验或大致的技术假设,即财货在时间上的转移实际上是一条单行道。” [28]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米塞斯绝不会把时间本质的这一(或其他任何)方面,看成摩斯文中建议意义上的假设。他相反会承认它是一种重要的形而上学关系,并会一直高兴地“承认”,不只是自己的利息理论,更普遍地说,自己的价值理论的前提就是形而上学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是在承认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是纯主观理论,原因很简单,价值理论里的主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或是要求形而上学里的主观主义。

摩斯对米塞斯的批评立足于米塞斯价值理论的特定方面,和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关系,看起来言之有理。然而,我们概括这种批评后,谬误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主观价值论以存在为前提。
存在是客观的。
主观价值论到此为止。

这就是摩斯所言的本质,再次强调,该错误混淆了价值理论和形而上学。米塞斯的纯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和承认(一个客观)存在并不矛盾。米塞斯不是一个唯我论者;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主观价值理论家。

结语
我尝试了从一个米塞斯主义者的视角来批评摩斯的文章。如果他能够更充分地展示米塞斯的立场,即即使在一个纯交换经济中,也会出现正利率,将它和米塞斯的一般理论框架联系起来,并在这个框架的背景下评估米塞斯的观点,我会给予他更高的评价。但恰恰相反,摩斯用新古典主义来表达米塞斯的立场,阐明新古典主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的条件,然后再批评米塞斯不承认这些条件。因为使用了这种路径,摩斯的文章丝毫无益于我们理解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在纯交换经济中的运用。然而,它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会普遍对米塞斯的利息理论感到困惑。

[1] Louis M. Spadaro, ed., 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8).
[2] Laurence S. Moss, “The Emergence of Interest in a Pure Exchange Economy: Notes on a Theorem Attributed to Ludwig von Mises,” in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7.
[3] Ibid., pp. 163-64.
[4] Moss, “Emergence of Interest,” p. 158.
[5] Ibid., p. 162.
[6] Moss, “Emergence of Interest,” p. 161.
[7] Ibid.
[8] Ludwig von Mises, “A Critique of Böhm-Bawerk’s Reasoning in Support of his Time Preference Theory,” in Percy L. Greaves, Jr., Mises Made Easier (New York: Free Market Books, 1974), p. 156. Also, for similar statements see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rev.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66), pp. 483-90.
[9] Mises, Human Action, p. 94.
[10]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1.
[11] On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notion of a uniform pattern of consumption see Israel M. Kirzner, An Essay on Capital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66), pp. 68-71. Also F.A. 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p. 159.
[12]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8.
[13] Ibid., p. 159.
[14]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5.
[15] Ibid., p. 159.
[16] Irving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s Determined by Impatience to Spend Income and Opportunity to Invest It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p. 186-91.
[17] Ibid., p. 186. Emphasis in original.
[18]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2.
[19] Fisher, Theory of Interest, pp. 191-92.
[20] Ibid., p. 191.
[21] See Murray N.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A Treatise on Economic Principles, 2 vols. (Los Angeles: Nash, 1971), pp. 380-81.
[22] George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Price,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p. 278.
[23]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24] Ludwig M. Lachmann,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56), p. 78.
[25]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8. Emphasis added.
[26] R.A. Radford,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 P.O.W. Camp,” Economica, n.s., 12 (November, 1945): 192-93.
[27]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28]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卖淫(二)

John Meadowcroft, “Prostitution”, Prohibitions.(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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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禁令:支持与反对

推动卖淫禁令的主要论据,都是“伤害原则”的种种变体。在简介里我们提到过这个集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59 [1985])最有名地阐述了伤害原则,这个原则指出,只有用于防止伤害他人时,对个人自由的法律限制才是正当的。在所有文明社会里,这个原则都是刑法的重要基础(尽管其权威性可能来自不同地方),并且在法律的适当范围内进行辩论,往往会涉及到对一个行为是否会危害到其他人的判断(Feinberg,1984)。因此,卖淫禁令的倡导者试图证明它会造成伤害。

我们可以识别出这种说法的两种主要变体。首先,卖淫会伤害妓女,通常是因为我们认为卖淫必然会涉及到对女性卖淫者的剥削。其次,有人认为,存在卖淫这事对社会构成了伤害,或者所强加了外部性给不直接从事卖淫的其他人。

对卖淫者的伤害
或许最长盛不衰的反卖淫观点就是,卖淫必然会伤害那些出售性服务的人。这种说法的核心是,没有人会自己选择卖淫之路,因此,卖淫必然会涉及剥削和胁迫,至少是出于绝望。这种说法最常用于女性卖淫者,据说她们在所谓的当代父权社会里被剥夺权利和边缘化。

女性卖淫必然涉及对女性的剥削这种观点,对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她们认为女性卖淫者是被剥夺了替代职业选择的女性,这主要是贫困导致的;“卖淫是一种基于缺少活路的选择……女性都需要些什么来避免卖淫呢?她们需要一份生活工资。具体而言,她们的需求清单包括住房、就业培训和包括药物滥用治疗的医疗保险。”(Farley,2005:2;另见Pateman,1988:第7章)。

对卖淫的这种描写,不仅适用于站街卖淫者,或者被卖去卖淫的女性,据说还适用于以卖淫为生的所有女性:“其他人就事件发生在广场酒店还是更粗鄙的地方所做出的区分,并非要紧的区分……环境并不能削弱或者改变卖淫的本质”(Dworkin, 1997: 140−41)。

卖淫天然会剥削妇女这种看法,常常弥漫着主张剥削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里与生俱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女性卖淫是一种更原始的剥削形式,被认为在资本主义中极为普遍。因此,罗博特姆认为(1972:65):“正如卖淫者为了金钱提供出爱情的替代品,工人为了糊口奉上了自己的劳动和人生。”。

佩特曼(1988)认为,卖淫是“家长制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他也说了在卖淫里对女性的剥削和在资本主义中对男性劳动力的剥削有质的区别;男性只是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给自己的雇主,身体和自我之间的整体关系则意味着,当一名妇女开始卖淫,“她因此实实在在地卖掉了她自己”(同上:207)。

因此,卖淫的物理侵入性据说便意味着,它是一种不同于其他“脏活”的“脏活”,它并不只是各种资本主义剥削中的一种:“血汗工厂是恶毒的,但它们并不会年复一年地每天侵入你身体的任何一个孔穴。”(Farley,2005:4)。然后,卖淫的关键特征据说是,它侵犯了妇女对自己的身体的自我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卖淫被认为构成了伤害。

这种认为卖淫必然涉及对妇女的剥削,所以全部女性卖淫者都是受害者的观点,在塑造公众对卖淫的看法和形成公共政策上一直影响力巨大。从瑞典在1999年的禁令立法上就能看出这一点,该立法认为“卖淫……是男性对女性和儿童施加暴力的一个方面”,因而它被“正式承认为一种剥削妇女和儿童的形式”(Ministry of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Communications, 2004: 1)。

然而,经验证据并不支持卖淫反对者所推动的说法:只有出于绝望或胁迫,别无选择的女性(和男性)才会从事性工作。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妓女来自社会经济谱系的各个位置。例如,对女性陪护的研究发现,她们中一些人是大学毕业生,在谋取其他职位的同时,也挣着这相对丰厚和快速的钱。这些女性确实有其他的就业机会,并不是因为只有这一种脱贫选择才开始卖淫(Diana, 1985;Perkins和Bennett, 1985;Satz, 1995)。事实上,一份美国最全面的卖淫研究发现,女性卖淫者的三分之一来自高收入人群(Diana, 1985:45)。

此外,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卖淫者被剥夺权利并缺乏选择,因而必须听命于客户的任何要求,经验证据却与他们所说的截然相反(例如:Dworkin,1997:140;Farley,2005:3):就他们会做什么或是不会做什么,以及特殊服务应该付多少钱,卖淫者经常与客户进行拖沓的讨价还价(Diana,1985;Pheterson,1996)。因此,佩特森(1996:39)描述道,“在实践中,性活动(比如收费)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妓女提出一份报价,或者客人提出一种要求;她是必须同意最终条款的那个人。”事实上,很多性工作者都获得了高收入,这构成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们并非无能为力,因为必须有强大的议价能力,才能争取到如此丰厚的报酬。

那么,卖淫便是当产生的收益大于引起的成本时,人们愿意从事的许多种活动中的一种。在任何社会里,只要人们不是靠上天的恩赐养活而是必须努力维持生计,他们都必然要从事涉及到个人成本——假设他们喜欢休闲多于工作——的活动。韦特海默(1995:215)曾形容道,“几乎所有的就业合同里都有消极成分,实际上,在几乎所有毋庸置疑会有益的交易里都有”,但是,“我们并不说工人被就业伤害……我们假设,工人从就业那里得到的好处大于成本。”

因此,通过表明一个人迫于自己的经济情况,会做出他们原本不会做(或者涉及个人成本)的行动,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受到剥削或胁迫,或者其行动是出于绝望。相反,这表明其他更理想的替代选项需要他人的配合,比如,有人愿意在他们享受闲暇的同时用工作来养活他们,而这样的配合已经被合理地拒绝了。埃里克森(1980: 346)曾指出,“要说出来卖显然有其经济原因……完全可以接受,只要我们也准备对‘律师业’说同样的话”。如果卖淫者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开始卖淫,这不过是让卖淫和任何其他职业一样,无论是法律、医学还是擦窗。

此外,如果单个男性和女性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伴侣,那么,如果他们希望如此的话,这种权利必然包括为了金钱回报而选择从事性行为。因此,法利(2005:1)的声明“女性有不当卖淫者的权利”在逻辑上必然暗示着,女性(和男性)有当卖淫者的权利。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随之就必须有一个外部机构有权决定女性(和男性)可以和谁发生性行为,这种立场似乎与自我所有权、个人自由或权利赋予的任何概念都不相容。

女人不能选择从事商业性关系,而男人则可以在不被剥削或胁迫的情况下做出这种选择,这种观点似乎在表明,离开了政府的保护,女性没有能力参与性领域。女人不是二等公民这一点,肯定意味着得接受她们能够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即使这意味着从事卖淫活动。

事实上,佩特森(1996: 37 −8)认为,自动把从事卖淫的女性归于受害者一类的做法,是“传统女性社会化”的产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阻碍女性谈性和收钱”,并因此是“对女性规范化施加性依赖和财务依赖”的一部分。对佩特森来说,只有认为女性能够在和男性一样的基础上选择从事卖淫,她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性别平等。因此,延续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并非卖淫,而是这一信念:女性不能自由选择出售性服务,所以女性卖淫者必然是受害者。